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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一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班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正文：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二
摘要：大学软实力是大学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软实力建设是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昭示：我国大学提高自身软实力要弘扬大学精神、注重制度建设、打造大学品牌、发挥教育家校长作用。
关键词：哈佛大学；软实力；启示。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又最久负盛名的大学之一，370多年来，它在学术领域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辉煌，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30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的各行各业领袖，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美国国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大学正在着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形成了以提升大学软实力来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新思路。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楷模，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生源、图书馆等硬实力，还具有无形且强大的软实力，“诚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因而，解析哈佛大学软实力，对我国大学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大学软实力是从国家软实力演化而来，是大学价值理念、内在品质和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李培根、王恭南认为，“大学软实力是能表现出学校能量，但无明确指标和数据的所有因素的集合，其构成因素有：内在精神、内部管理、外部（软）资源、领导素养。”下文即从以上四个维度探析哈佛大学的软实力。
1、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崇真求是、追求卓越是哈佛大学的精神追求，也是哈佛大学能够生存、竞争、开拓进取并持续辉煌的力量源泉。哈佛大学在其3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三易校名、历经28任校长，经历着美国历史进程的风云变幻却始终坚守着建校初期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写着“真理”的校徽和“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校训在哈佛大学沿用至今。同样始于1650年的哈佛学院特许状也在哈佛大学校长手中传承，“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教育年轻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须的东西。”追求真理就成了历任哈佛校长最执着的追求，如在1933～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指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高等教育的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同时也注重追求卓越。突出表现在招生和聘请师资方面：一是哈佛大学推行精英教育，招生标准极其严格，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不仅注重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更注重综合素质，尤其是学术潜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二是“哈佛大学数百年的辉煌，不仅是因为生源的优秀，还在于它有着一支其他任何大学都无法匹敌的教师队伍，即被人们称誉的庞大的‘明星教授群’”。哈佛大学秉承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才使得它成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世界一流大学。
2、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内部管理体现着大学的软实力，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的.校长遴选制度、“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都别具特色。
（1）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是依据哈佛大学1650年制定、后在1780年经马萨诸塞州宪确定的《哈佛校章》进行的。“以第27任校长遴选的程序为例：学校首先成立新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9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和理事会、监委会委员。然后向在校生、毕业生以及社会各界名人发出30万封信函，请他们推荐新校长人选。期间遴选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哈佛本科生、各类学科研究生代表参加的讨论会，主持了4次不同学院和学科教职工参加的意见收集会，会晤了200多名哈佛教职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历时一年后，在1月3日哈佛理事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投票推荐萨默斯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
（2）“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哈佛大学实行“双院制”的管理模式，哈佛大学在建校之初并没有因袭英国的管理模式，而是设立由校内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和校外人士组成的校监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在“双院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隶属成员的聘任实行的是委托－代理制度，在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上，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董事会下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人事、学生等各项事务，向董事会负责。校长下属成员主要由校长考察提名，院系级管理者与校长是委托—代理关系，实施任命制度或者部分选举制度，院长要首先对校长负责，教授的选聘是业务委托—代理关系，教师要对院系和校长负责。”
（3）哈佛大学师资管理制度。大学的发展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劳威尔校长认为“大学是大师云集之地，如果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最优秀的大学”。但是教师创造知识的潜力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一定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哈佛大学实行以下四种制度：一是社会契约式的聘任制度，也称终身教职制。对校内教师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即已聘教师在8年内没有晋升，必须离开。对校外名师、知名学者的聘任，采用“明星制”。二是评估式的评估制度。由学生和评估委员会共同对教师进行评估，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到评估结果。三是采用社会实践制度。教师必须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深入了解社会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四是优质的服务和薪金。哈佛大学教师实行“秘书制”，由秘书负责打字、复印等事务性工作，教师专心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还为教师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如医疗、福利，给教师高额的薪金，平均每位教授约15万美元。
3、外部（软）资源。
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程序非常严格，对校长自身素质也有明确要求：既是学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又要具有优秀的管理才能。“哈佛最大的财富在于它成功的挑选了历届的校长，在它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哈佛总能设法挑选到一位义无反顾地带领哈佛继续创新，走向辉煌的领袖。”他们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坚定不移的改革精神，使哈佛大学一步步走向辉煌。18，蒂克纳参照德国大学模式，对哈佛大学进行改革：倡导选修制，打破传统的“固定课程”模式，以系为单位重组学院，倡导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实行住校研究生计划。蒂克纳的改革，使哈佛大学迈出了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第一步。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给予了蒂克纳以高度的评价：“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限起始于182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艾略特在担任校长期间，改革教学方法，严格评价制度；确立大学的科研职能；重视本科生教育，建立选修制度，改革课程体系；创办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艾略特的改革与创新使哈佛大学从区域性大学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研究型大学，为哈佛大学日后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任哈佛大学校长虽然任期不一，但他们始终坚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紧密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改革创新。正是这些校长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改革精神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1、弘扬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其成员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工作态度和行为取向的核心文化，是一所大学整体风貌的内在表现，具有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精神的大学才能成为学人的精神家园，成为造福国家人民的基地和引导社会精神文明的灯塔。”自开始，我国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招生规模迅速扩张，高校人数也急剧膨胀，但是我国大学长期形成的重硬件、扩规模、谋升格，轻文化建设、内涵发展的格局并未根除，致使我国大学竞争力不足。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一流的大学就要坚持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不为局部的、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忽略大学精神。这值得我国大学学习与借鉴，破除规模扩张的老思路，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弘扬大学精神。
2、重视大学制度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是独立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它是决定或影响组织效率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度也是大学组织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就势必遏制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大学竞争力的提升，还是我国大学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证明制度的价值。”哈佛大学内部机构良好的运行，依靠的是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如严格的校长遴选制度、院校管理的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等。制度是一种隐性的软资源，但能与大学内部显性的硬资源产生互动，共同发挥作用。因而我国大学在现阶段要建立和完善大学制度，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打造大学品牌，吸引外部（软）资源。
大学品牌是大学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和办学实践所积累的荣誉，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整体性评价。大学品牌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大学的看法，影响着大学在招生、就业和院校竞争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管理者深悟其中之道，他们通过媒介宣传哈佛的办学理念、建立同政府及企业良性的互动关系、加强和校友的联系，为哈佛大学吸引优秀师资和生源、获取政府和校友的捐助提供了潜在的动力。目前，大学实行品牌战略和品牌经营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的共识，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各国高校间的竞争，我国高校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注重大学自身的品牌建设势在必行。
4、发挥教育家校长的引领作用。
大学校长是大学独立发展的“舵手”，杰出校长往往成为大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作为大学首脑的校长，肩负着大学组织与改革的重任，他们的办学理念、领导组织能力往往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引领、掌控作用，如蔡元培之与北京大学、朱九思之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样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也是哈佛大学校长的改革创新史，如艾略特推行“选修课程”改革、劳威尔实行“集中与分配制度”改革、科南特倡导的“通识教育”、博克实施的”核心课程”改革。正是这些校长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大学并准确定位，又立足现实稳步改革，才造就了哈佛大学的持续辉煌。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时代浪潮，大学的发展同样需要教育家校长来引领。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四
100多年前，日本人福原有信从中国典籍《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一语中择“资生”二字作为其创办的药店的名字，从这一源自《易经》的店名出发，福原有信家族打造出世界级的美容化妆品集团——资生堂。
肯德基、必胜客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推出第一个中式快餐品牌“东方既白”其名典出苏轼散文《前赤壁赋》结语：“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创下“东坡肉”这道名菜的大文豪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影响中国人的“胃口”。置身“东方既白”店内一边进餐一遍还可以欣赏墙上影印版苏轼手书《前赤壁赋》不失为赏心乐事。
19世纪诞生的资生堂也罢，4年前面世的东方既白也好，都从纷繁的中国典籍中找到最具张力的元素，做那品牌的磁铁石。
两大品牌虽为外邦所创，但始创者能如此神妙地利用这些元素，可见其文化鉴赏力与不凡的眼光，对中国典籍的把握确有过人之处。
正是这样的品牌，让我等平日里念着全球化这本经的中国人，在日常消费的间隙也能一瞥中国典籍之美。
借中国文化的题材来写品牌的文章，虽非中国人所为，为憾事，亦为幸事。
如今，高露洁牙膏开始尽情玩起草本概念，宝洁公司的飘柔对于汉方也是信手拈来，《本草纲目》这样的老古董似乎成了大众读本;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已，这些“他者”对于中国文化业当然有一番更新奇的看法。
《左传》有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的是楚国人才虽多但都跑到晋国去了，为晋所用。今日中国文化的处境有时也不过大抵如此，我们整天说自家瑰宝多，但实际经营中却老想着法用些洋文化来镀金以提升品牌的价值感，殊不知老外天天想着要濡染中国文化的流风遗韵以抬升自己的品位。
当“中国风”越来越烈，文化与品牌相互为用的命题，似乎越来越能触动我们的思维。
这其中有文化的觉醒，有传统复兴的萌动，更有市场竞争中的战略考量。
国人曾经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与商业发展毫不相干的本土文化，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武器。
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不可怕，中国也构不成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没有输出文化、输出意识形态。”
这就是铁娘子给予我们的启示：中国品牌要真正对竞争对手形成战略威慑效应，也必须能够输出文化;因为人家输出夏奈尔香水、哈雷摩托的时候，同时也在输出具有母国文化基因的意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品牌存在的另一种价值——无论中西，品牌已经成为文化传递最为重要的桥梁，且这种文化桥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进将日益凸显。
这一判断，基于对另外一种正逐渐弱化的趋势的认知。
7月，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国宝级的大学问家于同一日相继驾鹤西去。
两位文化巨擘作古，传统知识精英正成为比大熊猫还稀缺的珍惜动物。有人感慨中国已进入大师凋零的时代，开始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
此非杞人之忧。过去，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知识精英，岳麓书院便是典型;“衣钵”一词，正能反映传统文化人际传承的特性。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五
（一）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构成及特点。
所谓的软实力其是相对于军事、科技、资源、经济等硬实力而言的，其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精神文明建设、国际影响力等文化因素。河北省大力倡导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强省的建设。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环境特点：实现了体育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育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体育、体育活动与文化的融合。
（二）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环境功能。
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其也是衡量一个省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主要是通过对体育基础水平、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体育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以及体育文化发展的条件保障这样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价考核的。
（三）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大环境现状。
河北省在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就其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大环境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就比如在地域体育文化发展中不平衡、政府没有明确的定位、体育文化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机制制约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体育文化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而正是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
（四）体育文化软实力培养的原则。
加快发展体育文化产业，这是体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河北省也在不断地晚上体育文化发展战略体系。积极宣传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将体育文化渗透到社区组织中，从而牢固构筑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根基。
（五）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意义及目标。
就河北省而言，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助于提高其在全国的竞争力，这也是加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河北省也在不断地扩大其体育文化的影响力，并通过体育制度决策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力扩大群众的参与度，通过对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来更为清晰的认识体育价值、体育情感、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等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
二、凝造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环境的路径。
河北省文化软实力其注重人们基本文化权益的更好保障，为了使得社会文化生活更为多彩，体育文化宣传要以身体锻炼活动为媒介，并秉承促进身体健康、全面发展为目标，来培养全民健身意识的一种社会文化文化教育过程，这也对河北省的体育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挖掘和提炼体育文化精华，构筑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由于体育项目是多种多样的，而体育文化也具有广泛性，要想使得体育文化真正的渗透到人们的心中，就需要对体育文化的精华进行挖掘和提炼，并选取一个或多个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运动或是优势项目来进行文化的宣传，就比如一提到沧州，我们就会想到这是武术的发源地，而保定也因为每年都会举办空竹节而闻名，邯郸有国际太极拳大会等，这些都是立足于城市文化与体育文化融合，并发展区域特色，创新体育文化品牌，从而更好的构建和完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二）充分发挥体育政策制度导向作用，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方向。
体育政策制度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倡导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就需要不断地完善体育政策，深化体育制度改革。体育的发展与体育政策的制定息息相关，而体育文化的贯彻落实就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从而实现政策贯彻与执行两者的统一。
（三）加大经济投入，提升体育文化教育科研水平。
体育文化软实力环境的凝造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这也决定了体育文化软实力发挥的空间。加大对社区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不断地提高多渠道筹集资金的能力，这也能够有效的激发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在营造投资的软环境中，还需要对体育健身休闲娱乐市场的重点开发，不断提高消费需求，采用创新型的体育市场营销手段，这也能够不断推进河北省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文化教育科研，这位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后续支撑。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利用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体育科研的进步，将体育文化深入到科学研究当中，这也是立足于发展优势产业，学校、企业和政府也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加大对体育文化科研项目的培养。
三、结束语。
提升河北省体育文化软实力，有利于体育强省的不断推进。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体育也希望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符合时代发展的步伐。营造体育文化软实力环境，并树立城市体育品牌，不仅会增强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更会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六
【论文摘要】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七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八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2000年中，中国与佛教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近2000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九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一个承载着无数文明的古国；中国，一个充溢着希望的国度。五千年来，茶叶的清香在空中散发出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粉墙黛瓦在水乡中维持着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毛笔在宣纸上静静地转动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历史。夏日的荷塘月色，冬日的雪映长堤，随着七弦古琴的乐律，在中国的万里疆土上，永久地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是八岁，当初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在那短短几年间，我却爱上了这些染着悠悠墨香的水墨画，爱上了笔墨纸砚。而宣纸，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不是多么华美的形象，而是洁如雪，雅若梅，粗看之下，仿佛夹杂着日月的明朗，。它的味道总是微微染上墨香，从不像生硬的浓香。宣纸的气息，是让人心安的淡雅之味，也许，这便是中国文化之真谛吧，不张扬，但清丽。像那些用笔尖晕染，勾勒出重重意境的水墨画一样，像不染凡尘，轻灵洒的脱仙人一般，在墨香中移步于历史的长河。
一截飘扬的水袖，一段铿锵的乐声，几声充满绵意的轻柔唱腔，从戏台上，书本上，甚至电视上，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念想。在各类戏剧中，我尤其爱越剧，那台上女子婉转的唱腔，时而啼血悲诉，时而略带豪情，那长长的袖一扬，动作轻缓舒展，唱腔绵长轻盈，浓妆艳抹，金银挂饰之下是灵动秀气的心灵。越剧的美，还美在它的语言，如：“牡丹谢，芍药白，海棠青，杨柳带愁，桃花含恨”。一字一句无不带着柔美、委婉之意。渐渐地越剧对我而言，那生动的形象不再在那电视上停留，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暗暗地传播着中国经典文化的美韵。
光洁的表面，精美的青色花纹，是我对瓷器的印象，然而，这又是多么浅显的观察，它上面印的是落霞吗？要不怎有此番雍容。它上面印的是水流吗？要不怎有此番似柔似刚的风韵？景德镇瓷器上，精美的莲花给出了回答，它穿过历史的潮流，穿过年代的轮回，突破陈旧的灰土，在温润如玉的青瓶上，飞出了凤凰，绽开了锦花，光润的瓶身，在历史的沉淀中，静静地记录着那些金陵台殿雄伟和霓裳羽衣飞扬的那一瞬间，记录着属于中国的古典之美。
柔软地似水，明艳地似光，绵长光滑的丝绸就像时间似的从我手中流开，针脚熙攘之间，一个个生动又抽象的物体在眼前一闪而过，闪金的线条流畅地在华美的“画卷”上穿梭，不带一丝生硬，灯光摇曳之下，在手间拂过的“咝咝”声浸透着空灵的清音，在空中久久地回响着，穿过了千年的时光，穿过了那遥远的“丝绸之路”，穿过了那阵阵驼铃，一直向未来飞去。
窗外，雨在不住地下，浸着清凉的水珠从黑青的瓦上滑落，随之染上了晕黄的白墙，在青石砖上连成一片，汇聚成一条长长的水流。是的，在日月轮转，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之间，中华在静悄悄地雄壮起来，也在静悄悄地点燃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魂！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十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十一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十二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
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
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
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
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
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
二是思维差异。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
三是内容容易混淆。
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
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
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
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
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
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中医学基础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专业课打基础,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观点和特点。
教师只有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探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流派间中医调经及用药区别【2】。
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和而不同,其相互借鉴、相互争鸣的发展过程亦推动了中医学的的发展。
妇科流派在当代已逐渐成近10支特色不同的派系,在融入中医各家流派学术特色同时,更具有妇科学特有的特点。
笔者现以调经为例,选取影响较大的派别从调经思想及用药特色两方面进行浅析。
1海派。
海派妇科形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和上海地域特征。
该流派融汇各派之所长,贯通中西,包容并蓄,充分体现“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与“止于至善”等特征。
创新性及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
其医家荟萃,名医辈出,自清末明初到建国以来,上海城区中较有名望的妇科流派10余个分支派别。
各派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用药特色不尽相同。
其中位于江湾的蔡氏妇科传承7代,经历200余年,以其用药简练精当,药效迅速而闻名;位于南通的朱氏妇科亦传承4代,因其注重对脏气及冲任的调节,用药灵活多变,疗效确切而名扬。
由于两家均属传承链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分支,故以之为例介绍海派妇科特点。
1.1调经思想。
1.1.1江湾蔡氏。
蔡氏妇科在治疗上强调养血为先、理血为要,主张“妇人血宜多而气宜少”,“血易耗而气宜结”,治疗月经疾病主张“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的“通调”观,认为各种月经病均应以调摄为主,顺气宜宣达,行血宜和化,滋血需通调,益气当柔润。
故治疗闭经不尚攻伐,崩漏不专止涩,用药多以理气养血之品为要,而香附更为常用之药。
早年蔡氏妇科先辈就主张衷中参西,第7代传人蔡小荪教授博采众长,贯通中西,创造性的提出中医周期调治法(调周法),为当代中医调周思想奠定了基础。
调周法的具体思路为:调经应顺应月经周期。
月经期以养血活血为主,予四物汤加减,凡经期与经量、色、质、味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治;经后期是调经、种子的基础阶段,宜育肾通络;经间期肾气充盛,是阴阳转化、阴极生阳的种子时期,治疗以促使阴阳转化为宗旨;经前期肾气实而均衡,气血充盛,以“育肾培元法”,治疗以维持肾气均衡为原则[1]。
1.1.2南通朱氏。
朱氏现已传承4代,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均对朱氏妇科有创造性贡献。
第1代朱南山先生认为妇科论治应注重调节各脏之气机,可归纳为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四大法则,其治疗妇科病均以恢复脏腑功能气机为目的,晚年制定了“妇科十问歌”,奠定了朱氏妇科基础[2]。
第2代朱小南治疗妇科病注重从奇经八脉入手,认为妇科病证虽以冲任督带病变较多,但奇经八脉为一整体,病初则为局部经脉受累,日久则八脉俱病。
故提倡欲提高妇科证治疗疗效,必加强对奇经八脉的论治,并与脏腑气血的论治有机结合起来[3]。
第3代传人朱南孙在前辈基础上,根据多年妇科临床经验,认为治疗妇科疾病的原则是调节动静平衡,将法则概括为“从、合、守、变”四大要旨,意为反治法、兼治法、恒法,灵活变通。
即动之疾制之以静药、静之疾通之以动药、动静不均者,通涩并用,更有动静之疾复用动药,静之疾再用静药以疗之者[4]。
三代传人根据妇科疾病特点,无论在治法还是用药上,均对治疗妇科疾病进行了高度归纳,推动了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2用药特色。
海派用药简练、轻灵,处方用药一般10~12味,皆常用之品。
蔡小荪在秉承家传用药简洁特色基础上,融入晚清孟河流派“醇正和缓”的思想,剂量灵活多变,少则10g,多则60g,以病情轻重缓急为据,为蔡氏妇科用药特色赋予新的内涵。
而朱小南总结出调理冲脉常用药物,以之调经引经[3]。
另外在剂型上,海派善用滋膏调治各种妇科慢性、虚性及疑难病症,收到较好的疗效。
2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着宏富着称于世。
如着名的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及其着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就是新安医学优秀代表。
而妇科是新安医学中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新安医学中起源最早、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1调经特色。
该派治疗妇科病充分体现顾护妇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生理特点。
治疗属血热实证的月经病鲜用苦寒泻火之法,而以“盛其水平其火”之法,认为血热护阴,水盛则火平;认为月经过少、闭经等病是因阴血不足为其本,虚中夹滞为其标,只有三阴脉盈,其气自充,虚滞自除,经血自畅,故以增液行舟为法,富其源流,充其血脉,再行理血调经,临证常以四物汤养血和血为主,再辨证加减[5]。
新安医家常以四物汤为妇科常用基本方剂,确定了四物汤为调经养血之主方的地位,并创制了桃红四物汤。
方中以四物汤中地、芍滋阴补血而富其水源,归、芍补肝行阳而疏其水流,充分体现了新安妇科中处处顾护阴血、养血和血的特色;加桃仁、红花增强活血行滞之力。
2.2用药特色。
常以四物汤作为基本方剂,并随症加减;剂型善用散剂,对痛经、急症、瘀滞证更善用之。
3孟河医学。
孟河医派妇科学文献很少,鲜见专门从事妇科的医生,但该派医家医着的传世均含有妇科学的内容,代表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
其中,丁甘仁为当代孟河医学妇科领域较有影响力者,其《丁甘仁医案》记载调经、崩漏、带下、产后等诸多妇科病种。
该学派治疗妇科病重视肝脾,有别于传统观念“经水出诸肾”、“肾水少则月经少”支持下的补肾调经法。
其治疗经、带、胎、产诸症皆不离肝脾,实则泄、郁则疏、亢则柔、虚则养。
其立法和缓醇正,辨证细腻准确,尤其重视舌诊和脉诊[6]。
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以轻灵见长,尤善运用“轻可去实”之法,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4岭南医学。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特带,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常年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潮湿多雨,四季划分不明显。
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特点造成了其疾病特点、居民体质均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如外邪入侵人体常夹湿邪,居民多阴虚、气虚及痰湿体质等;另外,岭南植物生长茂盛,药材种类繁多,盛产南药。
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岭南医学。
岭南妇科医家流派主要有:粤东蔡氏妇科,其传承13代,代表为蔡仰高、蔡纯臣、蔡妙珊等;南海罗氏妇科,其传承3代,代表罗元恺、罗颂平等。
现以南海罗氏为主介绍岭南妇科调经及用药特色。
4.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
罗元恺推崇张景岳的阴阳学说并深入研究其所着《妇人规》,注重命门水火,善于平衡肾中阴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
根据阴阳相配原则,创制了滋肾育胎丸、促排卵汤、助孕3号方等一系列方药。
罗氏认为经脉不调多在肾经,主张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来治疗。
4.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
罗氏认为,妇科病首重调经,经调而后子嗣。
月经病虽在血分,但气血来源于脏腑,日久必累及脾肾,或脾肾累及月经诸疾,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调经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经、气、血,创造性地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7]。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十三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篇十四
(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急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它传承下去。
(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手中不断发扬壮大，中国人靠中国特色传统技艺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具有美感，使生活充满意境和乐趣，在传统男耕女织的时代里，成为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外国人更加向往中国，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的大学生，更要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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