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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的村庄叫高楼,全庄却没有一座高楼。没有高楼却叫高楼,我问遍庄上的老人,是美好希望,还是曾经有过高楼,现在没有了?他们含糊其辞,说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就是这个名儿,没啥原因。对我的疑问,嫌得有些不满,觉得我这样问纯属吃饱撑得。庄名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我,至今仍萦绕心头。
老家位于淮河以北四十公里,属丘陵地区,地势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贫瘠的黄泥巴地,一下雨道路就泥泞不堪,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都不咋地儿。我附近的庄子,姓李的多的庄子就叫李庄,姓尹的多的就叫尹庄,而我的庄子里姓王的多,姓张的也不少,还有姓潘、姓赵的,但我庄却不叫王庄或张庄,而是叫高楼。叫高楼却没有一座楼,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末,才有一个烧窑的暴发户,建起了一座只有两层的小楼,不算是高楼。
高楼庄不大也不小,大约有三、四户,百十号人,家家户户都靠“修地球”吃饭活命,种地便是头等大事要事。虽说土地贫瘠,但什么都可以种,小麦,水稻,大豆,高粱,芝麻,红薯,等等,都能从地里长出来,送进乡亲的肚子。冬瓜和南瓜最高产,坡地是它们最适宜生长地方,枝蔓任意延伸,体量肆意膨大,成了那个年代的主食之一。因为吃得太多,我二十多岁走出农村后,到五十岁之前,我几乎没有碰过它们,吃得太多,伤住了。
种地需要水,抢水就成了常事。每逢耕种时节,早上四五点,男人就到田里看引的水够不够,墒足不足,如果自己的水路被别家截走,便会去理论,就会引起争吵和矛盾,甚至打架,打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田间地头界定不清,经常为了争田埂地边儿的一点点土地,寸土不让,相互谩骂,大打出手。户与户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矛盾,大都由此而来。庄西头有户张姓的杀猪人家,家里有六个男孩,在村里是一霸,谁惹住了他就打谁,看谁不顺眼就欺负谁,宛如一个黑恶小集团。教我数学的初中老师,当时大概是民办老师,是张屠户的本家兄弟,不知因为啥惹着了他,便指使他的几个儿子把我的老师毒打了一顿。我在现场,看几个人打一个人,打得我老师痛哭流涕,血流满面,惨不忍睹,现在想来心痛比身疼更厉害。后来,上面让我们这些学生作证,问了很多细节,但最终好像张屠户只出医疗费就了事了。
一个村庄,如同一个小社会,人情世故,亲疏远离,关系复杂,盘根错节。
因为亲眼目睹,我对张屠户一家都没有好感,觉得他们就是恶人,至今我也懒得理他们,偶尔见面,我从不搭理他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少年的记忆,深刻,清晰,无法忘记。
农活中,最重的数夏收。夏收的时候,太阳毒辣,要忍住毒晒和高温在地里割卖,一天下来,人晒得黝黑,有的甚至脱层皮,长期地弯腰,腰都直不起来,还要把麦子担到晒场,百十斤的麦挑子,要负重走好几里地,那滋味,那份劳累,没有亲历多的,永远无法真正感知和理解。我上初中,也就十二三岁,就开始挑水、挑卖捆子,肩膀开始磨破皮,疼得直哭,反复几次,就有了茧子,除了累,便不再疼了。庄上我们那一代人,高个子不多,大概与经常挑东西有关,压得不长。经常性的高负荷体力劳作,全庄几乎没有胖人,谁稍微胖一些,就被称作“福相”,有福人,如果是小孩子,就是“官相”,将来要当官的。我们那时候拼命考学,想逃离农村,主要是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邻庄有一个人为了考学,高三上了六年,加上高一高二,上了八年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最终还是没有考上,被人戏称为“八戒(届)”
最轻的数放牛。把牛赶上山届,任其吃草,只要不偷吃山下的庄稼,放牛的就可以呆在树荫里,太阳晒得不狠,也不用割卖挑担子。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耕牛,草都吃得很短很浅,牛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啃草,经常会飞奔到地里偷吃庄稼,吃多了,不但引来谩骂,回去后还会受到父母的责打。现在牛少了,到处是茂盛的草,每每看到这些牛最爱吃的草,我就想,如果我有头牛,该多好啊。那时的牛,都不如现在的牛吃得好。放牛最痛苦的是下雨天,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又没有雨靴,有雨靴也不好走,粘土粘在鞋子上,每走一步都很费力,只好打赤脚,一走一滑,泥巴里还有树刺、石头,经常扎进脚板,割得流血,挑刺的时候,越挑刺越往里走,非常疼。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瘦,父母偏他,农忙的时候让我干农活,农闲的时候让他放牛,没有农活时又让我放牛。现在想来,依然有些许委屈。
庄子的最西头,住着一位瞎老头,五保户。我和母亲给他送过饭,到他屋里去过几次,很黑,很脏,但瞎老头的精神很好,每次都笑眯眯的,说东道西,喜欢聊天。我放牛的时候,听年长的说瞎子不是一般人,会武功,还是轻功,说有一次和瞎子睡觉,半夜里看到瞎子从房梁上抽出两把宝剑,“嗖”地一下飞上了房梁,说得很玄乎,听得我支愣着耳朵,眼睛眨都不敢眨。说来也怪,瞎子死后,他的坟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草。年纪大的人说,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的人死后就是这样的。还有的说,没后的人死后坟会遭雷劈,所以寸草不生。不管哪种说法,瞎子老头的坟上不长草,确实是事实。很多现象,没法解释,也解释不清。到底什么原因,也许只有大自然知道,也就是“天”是唯一掌握其秘密的人。
那时池塘很多,大都在村外,村内也有,经常是满塘水,可以洗衣、洗菜、淘米,夏天还可以洗澡。小孩子赤条条跳进塘里,嬉戏打闹,是孩子们的乐园,说是洗澡,其实是聚在一起戏水玩耍。我们好像都是无师自通,跳进塘里就会游泳,狗刨,扎猛子,憋气,没人不会的。那时的暑假,我们好像天天去池塘、水渠洗澡,都是三五成群的,但鲜闻有淹死人的,如今却是每年暑假都听说有孩子溺水身亡,让人痛心不已。
庄子的东西面有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松林茂密,青草满坡,是放牛的固定场所。山下有溪水,水里有鱼有虾有螃蟹,我们经常去抓。约上几个人,拿上脸盆、铁锹,找一截水段,上下拦起来,把水舀干,叫“逮干鱼”。吃鱼,尤其是吃小鱼小虾,需要油,家里没油,做出来的鱼干巴巴的,不好吃,所以大人不太支持我们逮鱼,逮鱼成了我们孩子们的玩意之一。我本家有个侄子叫福蛋,会钓黄鳝,背着一个竹篓,拿一截常常的铁丝,头上串上蚯蚓,春秋季节整天到稻田埂、山溪钓黄鳝,一天能钓好七八斤,每斤四五块,当时猪肉每斤一块多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引起村里很多人的羡慕。很多人学他去钓黄鳝,但收获都没福蛋好。前几年,福蛋五十不到遇车祸意外身亡,庄子里有人说,黄鳝这东西是有灵气的,福蛋年轻时钓得太多了,才如此。
至于庄上的文化生活,偶尔会来几个玩杂技的,简单的魔术,我们称“绕眼花”,胸口碎大石,硬气功,顶缸什么的,然后挨家挨户收粮要报酬;冬天会来说书的,说《三国演义》之类的,在村中央的空地上摆上桌子,点上马灯,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听说书的老者说书,有时连说三夜,有的说一夜就走了,隔天由队长组织收粮抵报酬。有的人家吝啬,说自己家里的人没人看没人听,不愿意出粮,或者出很少的粮,就引起口角,吵得庄人皆知。再则,就是跑外庄看露天电影或大戏,有时会跑十来里地,但都不觉得累。
庄上长得好的漂亮姑娘,都嫁给了城镇郊区的菜农,有的为了进城不当农民,嫁给了身体有残缺的拐弯亲戚,借靠婚姻“进城享福”去了。每次他们回村,父母都骄傲得不得了,四处炫耀带了什么好东西,城里的生活是如何的富裕,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繁华,给我的印象就是:只要走出高楼庄,就一定会享福。谁知道不到三十年,河东河西就调换了位置,嫁给城里的庄上的姑娘,要么是男方下岗失业生活没有了着落,要么是男方成了暴发户出轨导致家庭破裂,日子过得大都不幸福。
因为贫瘠,因为没有文化的愚昧,很多农村女子委身于城市,渴望过上富足的生活,却搭上自己美丽的青春和一辈子的福祉。
我是庄上第一个大学生,虽然只是大专,录取通知书到了之后,村委会还专门在我家门口大塘里演了一场露天电影。庄上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肯定和羡慕,大抵是觉得我今后不再干农活,不再放牛,不再整天吃南瓜冬瓜和红薯了吧。
回头看,光阴荏苒,逝者如斯,万分感叹;往后看,岁月漫漫,前途难料,无法判断。如今的高楼,人烟稀少,支离破碎,除了几个“没养出有出息的儿女”的老人外,大都随儿女进城,或搬到街上居住,只剩下不到十户人家,也就十来个人还在庄上生活。看来,高楼庄以前没有高楼,今后永远不会再有,再将来,也许名字也会消失。每次回去祭祖,去一次,心里就伤感一次,总觉得自己的老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又应该是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自己也没有标准,难以莫名其状。
本家有个老哥,七十多岁了,儿子有出息在省里工作,随儿子在省城生活多年,有次我和他吃饭,给我说了高楼以往许多的人事,足见他对老庄的记忆之深。其中两句话我记得很深——“亲戚走三代,本家千万年”;“高楼再不好也是我的根,我死后肯定是要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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