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我们通过读书，对书中的内容进行思考和概括的一种文章形式。在写读后感时，可以引用书中的片段或例子，以增加文章的可信度和有说服力。以下的读后感范文具有个性化和独特性，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视角。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一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二
放假以来，一直在读《史记》。近日，读到了《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的是我国古代两位国家重臣、名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级别的高官，同时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一个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另一个就是东汉文帝朝的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太子太傅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也有表述为散文学家）贾谊。
关于这两个人，很多年前就接触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屈原的《国殇》《离骚》，贾谊的《过秦论》等，但从来没把这两个人往一起联系过。因为前一个生活在战国末期，后一个生活在汉文帝时代，两人相差一百三四十岁，而且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另一个是散文家，所以感觉很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几天读到《史记》中的这一部分，发现司马迁居然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列传，颇感费解怎么会把他们俩放到一起呢？于是查一查是否有人对此有过论述，可惜没有找到，便凭着个人认识进行一些浅薄的论证，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屈原被司马迁描述成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左徒是楚国的大夫，我理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同时左徒还是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从这段描写看，屈原博闻，而且善于治乱辞令，还负责图议国事号令应对诸侯。可以看出屈原负责国家公安司法外交商议国事发布命令等，在楚国怀王时期他真是学识最渊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重臣。
贾谊被司马迁描述成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博士就是在朝中侍候在皇帝身边、随时准备接受帝王咨询问题的`官员。还有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梁怀王虽然没有立为太子，但从班固在《汉书》记载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可见，汉文帝对这个小儿子是很偏爱的，如不是梁王坠马早亡，历史会怎样书写还真就难说了。贾谊能先做皇帝博士，后入选太傅，可见贾谊不仅是通晓诸子百家的少年才俊，而且也曾经是很受汉文帝的信任和重用的，是皇帝的智囊团中的重量级人物。
屈原为楚国能在七国中称雄争霸，不被强秦所灭，治国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保障民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改革和法制建设。
贾谊在汉文帝朝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实也是致力于变法，改良治国制度。
两人都由被重用到受到排挤、没有同志知音，最终被弄臣陷害失宠而流放，而且都流放到了长沙。屈原流放了十多年后听到颖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写下了有名的《怀沙赋》，然后怀石投江而死，这成了他生命的绝笔。贾谊流放到长沙后，路过屈原投江的地方，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三年后被召回国都，不久因梁怀王坠马而亡，便郁郁而终，这也成为生命的绝唱。
司马迁正是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才对屈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联想到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自己因言获罪、惨遭宫刑生不如死的人生遭遇，感觉和他们二人非常相似，便对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同情，尤其在屈原的描写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司马迁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读《屈原贾生列传》后，在司马迁把屈原与贾谊放一起列传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三
自怀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先民们专设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至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动地，气贯长虹。
每至端午。每每读到《屈原列传》中“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动得潸然泪下。不难想像，作为一个“真正直行，竭忠尽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谤直至被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国之栋梁，眼看祖国山河破碎而自己却无天之力，这该有多痛苦！在极端痛苦之中，用死来求得永恒的解脱，以死来保护自身的清白，以死来报效祖国，这实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动，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叹一句：
屈原之死，悲哉！惜哉！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四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屈原又是一名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中华儿女。
他两次被流放，一次是因为怀王的愚蠢；一次是因为子兰的谗言。最主要的是他革新图强；遭受打击，不背叛祖国。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流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代表。
一个人的行为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的看法。屈原热爱祖国，他不像孙膑、李斯那样跑到别的国家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当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无法施展实现时，慷慨以死明志。
我为屈原之死惋惜悲叹。志向虽不可移，用生命去替换，代价太大，过于沉重。有1%的希望，就要用99%的努力去争取，绝不悲观！绝不等待！决不放弃！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勇于变革的时代，一个提倡人人平等的时代。尽管生活还有许多不如意，但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放弃希望，甚至生命。一次与父母的争吵？一次比赛的胜负？还是看破红尘，甘愿成仙？神仙都难免俗，何况人乎？对待名利地位，重要的是做到心平气和。
人活着，才有希望，才有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拥抱希望！拥抱未来吧！明天一定会更好！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五
早春三月，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闲暇之际读屈子列传。虽斯人已远，但感其遭遇，依然心中郁结难释。仿佛看到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披发老人行走在汨罗江畔，对着滔滔江水，泪水长流。家国仍在，可惜报国无门。
江边的渔夫见到屈原后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渔夫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答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读完两人的对话，深感屈原人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宁可葬于鱼腹，也不能蒙世俗之温蠖。像这样的境界是多少人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但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注定了屈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屈原个人性格造成的吗?我看未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血缘上与楚国国君不可谓不亲;居楚国三闾大夫、左徒高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可以说屈原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比起那些苦于谋求进身之阶的普通士大夫强千百倍。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一直在思索报效朝廷，但苦于无门、还有人长期延滞于卑微下僚的地位，终身饱受劳碌之苦，蹉跎一生。屈原的身世对于他个人是他的幸运，对于楚国来讲也是楚国的幸运。
但命运无常，小人难测。上官大夫妒贤嫉能，在楚王面前诽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之开始疏远屈原。后来秦欲伐齐，齐与楚为同盟，秦派张仪以小惠离间齐楚，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楚王没有得到张仪许诺的六百里土地，一怒之下，怀王大肆兴师伐秦又遭惨败，楚国上下蒙受了奇耻大辱。屈原虽然被放逐，但依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能幡然悔悟，召回自己，但怀王终不悔悟，后多次听上官、郑袖等人的谗言，一次次做出失败的决策。太史公曾论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见欺，可怜又可恨。
自古士大夫饱读诗书，期待有一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致君尧舜，天下大治。他们遵循着一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担负着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的文人承担着道义和对社会的责任，但他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往往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或统治阶级去实现所谓的道和义。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伊尹碰到了知错就改的太甲能中兴殷商;姜子牙遇到礼贤下士的文王，开大周八百年之基业;魏征与太宗同时，才可以共创贞观盛世。所以贤臣治国还赖有贤君，贤君能听采纳忠言，贤臣才能开一个太平世界。
自古壮志难酬是士人的最大悲剧，多少人在这条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白了少年头，以后悲剧收场。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古代政治制度以皇权为核心，一切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皇帝的首肯。一个昏庸的皇帝足以让所有的贤臣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偌大的皇权也是有皇帝一人来行使，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容易被小人左右，也有自己的性格弱点。为什么有的贤臣说的话，皇帝就是听不进去，小人一番鼓噪就言听计从呢?一些品德高尚的人不一定能有让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教，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道理说教然而让人生厌。但一些小人能揣摩上意，一下子就说到了皇帝的心里，自然就会大受重用了。
屈原被疏远与其说是小人的谗言，不如说怀王担心其功高震主。屈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悲剧罢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
我倚着墙，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认真品读着《屈原列传》，穿越历史的长河，再一次认识了屈原这位伟大的人物。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才高气胜，忠而被谤。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屈原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纵然是用以身殉国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心与赤诚，从不言悔；纵然楚国江山已是岌岌可危，还是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竭力挽回一切，亦不言弃。他虽身处污泥浊水之中，但不被世俗所玷污。那样一种高洁，堪与日月争辉。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愿沦于那墙头的草，只随波逐流。而是近乎偏执地抱着那份骨子里褪不去的清高，直至汨罗江边，他宁用生命保全自己乃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也不愿屈服于现实。
也许是天妒英才吧，满腔的爱国情怀、盖世的才情，却无处施展，始终郁郁不得志，这就是屈原，一个乱世背景下的悲剧英雄。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赤胆忠心，一心为国，却遭到奸佞之人的诽谤与楚怀王的质疑。尽管如此，他仍旧是如白莲般，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
是啊！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这就是屈原爱国理想的写照。权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两者皆可抛。屈原的高贵，屈原的爱国，屈原的高洁，震撼人心，永垂青史。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七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爱国情怀，在楚国遭受打击，但是他始终不背叛楚国。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总有一种悲叹，一个真真的跋涉者，一个真真坚持自己理想与情操的人，它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人的意志无不在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走过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
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哀。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我，把每次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的辉煌。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八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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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九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题。（9分，每小题3分）。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子，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李斯列传》中有一段话原文为：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怅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上述表述反映了李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者，能够拥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他能够够清醒的认识到的事物的发展，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能够这么谦虚，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实属不易。我们许多人往往在事业，家庭，爱情等等方面获得一些所谓成功的时候，志得而意满，得意而忘形。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在鲜花和掌声的后面会有一个陷阱，在时刻等待你。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不能盲目乐观。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所谓之高处而不胜寒矣！
李斯为人谨慎，有才华，为秦始皇的统一霸业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贡献，但是在秦始皇死后，他放弃了过去的一心为公，不募私利的为人原则。为一己之私而受赵高之蛊惑，从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看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完人阿！再聪慧睿智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从而也印证了他物极而必衰的道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张仪，是战国时期和苏秦同名的说客，极受秦王宠爱，与苏秦提倡的“合纵”政策不同。张仪提倡的是“连横”政策，即劝说各国与秦国联合，共同对抗其他国家。张仪拥有超出常人的才华与口才，这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今天想讨论的，并不是张仪的才华与成功的原因，而是就张仪的“连横”政策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各国诸侯听取张仪劝谏的原因做出一点分析。
首先，秦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各国诸侯都担忧秦国会对本国的存在产生威胁，这时对于秦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苏秦主张合纵，即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而张仪则恰恰相反，主张各国与秦国结盟而求得自身安全。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张仪是秦国的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秦国有利的，而秦国的野心是要取得天下，所以张仪游说各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秦国取得霸业。秦国取得霸业，其他诸侯自然面临被征服，从而走向灭亡的命运。所以说，张仪的建议是将诸侯引向灭亡的建议。他劝说各诸侯时，总是说：“秦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大王不与秦国结盟，那么秦国将会与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大王，夺取大王的地盘，长此以往，大王的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说，大王现在应该做的是与秦国结盟，来保全自己，同时还能与秦国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其他国家，获得利益，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然而，张仪只提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说。张仪清楚：如果进一步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就会暴露，各个诸侯也会拒绝与秦国合作。而站在诸侯的角度思考：如果与秦国结盟，在短时间内本国不会有祸患，甚至还会得到好处。各国诸侯都怀抱着自私心理，心想反正这个受害者不是我，我还能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总会有一个国家受到侵害。终归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等到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苏秦所提出的合纵政策。唯有与其余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才能真正保全自身，不被秦国吞并。张仪的花言巧语，在各国诸侯面前的信誓旦旦，其实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用计策把别人推进深渊，然后自己溜之大吉。张仪作为秦国的官员，所作所为对于秦国来讲是尽到了臣子的职责，但是对于其余各诸侯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各诸侯都是深谋远虑之人，为何竟这样轻易听取张仪的游说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在作祟。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活着都在为自己利益的着想，国家亦是如此。不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只顾着本国眼前的利益，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秦国结好，只为获得暂时的便宜，殊不知在为自己的算盘感到窃喜时已经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相信，各国诸侯在日后被秦国灭掉之时，既痛恨张仪又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吧！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该责怪的又仅仅是张仪吗？我想，最应该怪罪的，是人性中的弊端吧。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从古开始，人们一直在感叹“人性”这个东西带来的利与弊，多少哲学家甚至专门写书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影响到自己，可是人们多少年来始终在同一个地方犯错误。人性始终像麦田怪圈一样影响着我们，人们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张仪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仰天长叹中也不得不感叹张仪的智慧了。
佩服但不欣赏，尊敬但不赞扬，这就是我对张仪的态度。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今天我读了《史记》当中《李斯列传》这一部分，我对李斯的人生经历深有感悟。
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有一次，李斯发现厕所里的老鼠，生存环境非常差;而粮仓里的老鼠，生活环境特别好，有着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才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平台。
于是，李斯就把官辞了，投奔了当时齐国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子，李斯跟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也就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道理。过了一段时间，李斯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应该找一个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当时最强大的秦国。
李斯到了秦国之后，投奔到当时秦国最有权势的吕不韦门下，吕不韦很快就发现李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把他引荐给秦始皇，于是，李斯终于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在秦国消灭诸侯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觉得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启发，并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最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人生好戏。
我感悟到：一个人首先有心存远大志向，然后付诸行动，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才能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相反，如果一味好吃懒做，只能让理想变成梦想和空想。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他辅助秦始皇成就帝业，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坚决拥护郡县制，避免秦朝重蹈周朝覆辙;他协助秦朝制定统一的典章制度，从此中华“车同轨、书同文”;他刻下了泰山第一块石刻，自此李斯小篆名扬四海。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后人所仰视的圣人，这些功绩终究掩饰不了在他萎缩的人格的驱使下的卑鄙的行为。正如题目所言，他永远都只能算作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写人物往往一针见血，《李斯列传》开篇所讲的这个小故事，可谓是对李斯一生最概括的评价了。这位政府的小公务员看到了两种老鼠的区别，便对人中“仓鼠”充满了羡慕，从此立志改变自己“厕鼠”的现状，成为一只“仓鼠”。在此之后，虽然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且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永远没有从他的“老鼠哲学”中走出来，没能使自己大起来。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上蔡小吏，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他患得患失、首鼠两端，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他既没有孔子的宽厚仁德，也没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商鞅的一意孤行，更没有后来王安石的坦坦荡荡忘怀得失。他绝顶聪明但这一切只是为自己的“老鼠哲学”服务，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便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人。
从此李斯求学于荀卿，学得“帝王之术”，并背弃了自己的祖国，选择了最有统一资本的国家——秦国(当然，这对于士来讲，算不上道德污点)。他比屈原、韩非更有资本，屈原、韩非虽然才能远胜于李斯，但由于出身的缘故，不能自己选择去向而被束缚住，看到自己的祖国日落西山而又不被重用，只有随之一并毁灭。而早就待价而沽的李斯却没有这些拖累，他可以自由选择。到秦国之后，李斯投到了吕不韦门下，取得信任之后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他建议秦王抓装天下一统”的“万事之一时”，提出了一套包括对六国显贵贿赂暗杀的立竿见影的办法，深得年轻的血液里充满暴-力的秦王嬴政的赏识。之后，他又经受了逐客令的考验，又设计害死了同学韩非并剽窃了韩非的思想。从此，在李斯的策划和秦王的领导下，秦国的暴-力战车再一次开动起来，开始对六国发动了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进攻。数年之后，这辆战车以杀死六国人口两百多万(这是六国损失人口，不包括秦国为此损失的人口)的代价，结束了征程，换得了统一的胜利。而当时的总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
终于，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废封建而立郡县，而又是焚书坑儒的提倡者，深得嬴政(这时应当称呼为秦始皇)。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自屈原投江之后，他便一直被人所怀念。先民们设立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心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敬仰！
然而，敬仰之余，我常常会生出一些想法。死，固然不失为一条保持清白、抗争世事的`途径，但这其中难免包含着一些怯弱和无奈。当一个人理想破灭，处于穷途末路之际，死难道就是唯一的选择么？屈原之死，确实悲壮，但相比之下，孔夫子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斗志，不更令人敬仰么？人生怎么可能没有挫折呢？一旦遭到巨大灾难，就以死来解脱，不显得太消极了么？文天祥被虏，本想求死，可他终于还是“隐忍而行”。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将以有为也”。是这个信念战胜了求死的念头，支持着他斗争直到最后。
屈原不应该选择死！
我同情屈原，我敬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不由得深深感叹：屈原之死，悲哉！悲哉！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古人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
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八
原创：刚刚刚刚的铁屋子。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n，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九
列传这种史书体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首创，而《伯夷列传》作为列传开篇，可见太史公对本篇的重视。
《伯夷列传》顾名思义，是以伯夷的故事为主题的，以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用许由、务光等的事迹作陪衬，简略地记叙伯夷、叔齐兄弟俩在父亲死后都不继承王位、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隐居首阳山、直至饿死等事迹。
其一，作为汉武帝“蹴罢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孔子的言论、书籍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本文中太史公没有摇旗呐喊、高唱赞歌，而是抛出了疑问“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意思是”孔子依次论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都很详细。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了，有关他们的文辞却没有稍稍看到一点点，是什么原因呢？”太史公对孔子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了反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从伯夷、叔齐所作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悲凉，他们真的没有怨恨吗？”
其二，对“天道”的怀疑。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文中说到伯夷、叔齐饿死收场，就连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由于食不果腹早早夭折，那“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盗拓“竟以寿终”。难怪太史公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非也。本篇后半段，作者表露了他的“真心”。
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有志功业的人为名献身，热衷权势的人为权势丧命，平民百姓为生存奋斗。”所以对于他人的不理解，对于时代的不理解，太史公并没过自怨自艾，只是人各有志罢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作者犹如冬天里的松柏，淤泥中的白莲，孤独、脆弱却坚韧着。
那作者对孔子又报以何态度呢？文中说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而行益显。”意思是伯夷、叔齐、颜渊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但都是通过孔老夫子您的推介声名才得以凸显的啊。文章末尾还提到“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太史公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闾巷之人，想实现自己的志向，想声名远播，只能依附于像孔子这样的青云之士啊。虽然不知本句是太史公自谦说法，还是真心话，这已经表明了他对孔老夫子的态度了，是推崇而尊敬的。
太史公是以文明志，是通过“文刀”这把武器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敢于对自己推崇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也通过严谨的行文，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以及社会政治理想。通读全文，我在想，该怎样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社会又是怎样的社会，历来的宣传教育是不是就那样真实可信呢？……这些问题，作为一名普通文学爱好者，给不出答案。但能引发些许思考，我想我已经有所收获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二十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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