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一个人对自己阅读体验的记录和总结。要写出一篇更深入的读后感，可以与他人交流和讨论，从不同角度获取更多的思考和观点。以下是一些读者写的有关一本经典作品的读后感，每篇读后感都是独特的。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屈原又是一名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中华儿女。
他两次被流放，一次是因为怀王的愚蠢；一次是因为子兰的谗言。最主要的是他革新图强；遭受打击，不背叛祖国。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流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代表。
一个人的行为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的看法。屈原热爱祖国，他不像孙膑、李斯那样跑到别的国家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当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无法施展实现时，慷慨以死明志。
我为屈原之死惋惜悲叹。志向虽不可移，用生命去替换，代价太大，过于沉重。有1%的希望，就要用99%的努力去争取，绝不悲观！绝不等待！决不放弃！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勇于变革的时代，一个提倡人人平等的时代。尽管生活还有许多不如意，但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放弃希望，甚至生命。一次与父母的争吵？一次比赛的胜负？还是看破红尘，甘愿成仙？神仙都难免俗，何况人乎？对待名利地位，重要的是做到心平气和。
人活着，才有希望，才有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拥抱希望！拥抱未来吧！明天一定会更好！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
我倚着墙，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认真品读着《屈原列传》，穿越历史的长河，再一次认识了屈原这位伟大的人物。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才高气胜，忠而被谤。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屈原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纵然是用以身殉国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心与赤诚，从不言悔；纵然楚国江山已是岌岌可危，还是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竭力挽回一切，亦不言弃。他虽身处污泥浊水之中，但不被世俗所玷污。那样一种高洁，堪与日月争辉。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愿沦于那墙头的草，只随波逐流。而是近乎偏执地抱着那份骨子里褪不去的清高，直至汨罗江边，他宁用生命保全自己乃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也不愿屈服于现实。
也许是天妒英才吧，满腔的爱国情怀、盖世的才情，却无处施展，始终郁郁不得志，这就是屈原，一个乱世背景下的悲剧英雄。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赤胆忠心，一心为国，却遭到奸佞之人的诽谤与楚怀王的质疑。尽管如此，他仍旧是如白莲般，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
是啊！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这就是屈原爱国理想的写照。权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两者皆可抛。屈原的高贵，屈原的爱国，屈原的高洁，震撼人心，永垂青史。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三
放假以来，一直在读《史记》。近日，读到了《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的是我国古代两位国家重臣、名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级别的高官，同时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一个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另一个就是东汉文帝朝的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太子太傅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也有表述为散文学家）贾谊。
关于这两个人，很多年前就接触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屈原的《国殇》《离骚》，贾谊的《过秦论》等，但从来没把这两个人往一起联系过。因为前一个生活在战国末期，后一个生活在汉文帝时代，两人相差一百三四十岁，而且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另一个是散文家，所以感觉很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几天读到《史记》中的这一部分，发现司马迁居然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列传，颇感费解怎么会把他们俩放到一起呢？于是查一查是否有人对此有过论述，可惜没有找到，便凭着个人认识进行一些浅薄的论证，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屈原被司马迁描述成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左徒是楚国的大夫，我理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同时左徒还是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从这段描写看，屈原博闻，而且善于治乱辞令，还负责图议国事号令应对诸侯。可以看出屈原负责国家公安司法外交商议国事发布命令等，在楚国怀王时期他真是学识最渊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重臣。
贾谊被司马迁描述成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博士就是在朝中侍候在皇帝身边、随时准备接受帝王咨询问题的`官员。还有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梁怀王虽然没有立为太子，但从班固在《汉书》记载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可见，汉文帝对这个小儿子是很偏爱的，如不是梁王坠马早亡，历史会怎样书写还真就难说了。贾谊能先做皇帝博士，后入选太傅，可见贾谊不仅是通晓诸子百家的少年才俊，而且也曾经是很受汉文帝的信任和重用的，是皇帝的智囊团中的重量级人物。
屈原为楚国能在七国中称雄争霸，不被强秦所灭，治国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保障民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改革和法制建设。
贾谊在汉文帝朝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实也是致力于变法，改良治国制度。
两人都由被重用到受到排挤、没有同志知音，最终被弄臣陷害失宠而流放，而且都流放到了长沙。屈原流放了十多年后听到颖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写下了有名的《怀沙赋》，然后怀石投江而死，这成了他生命的绝笔。贾谊流放到长沙后，路过屈原投江的地方，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三年后被召回国都，不久因梁怀王坠马而亡，便郁郁而终，这也成为生命的绝唱。
司马迁正是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才对屈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联想到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自己因言获罪、惨遭宫刑生不如死的人生遭遇，感觉和他们二人非常相似，便对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同情，尤其在屈原的描写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司马迁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读《屈原贾生列传》后，在司马迁把屈原与贾谊放一起列传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四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五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爱国情怀，在楚国遭受打击，但是他始终不背叛楚国。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总有一种悲叹，一个真真的跋涉者，一个真真坚持自己理想与情操的人，它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人的意志无不在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走过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
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哀。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我，把每次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的辉煌。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六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七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八
《李斯列传》中有一段话原文为：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怅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上述表述反映了李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者，能够拥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他能够够清醒的认识到的事物的发展，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能够这么谦虚，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实属不易。我们许多人往往在事业，家庭，爱情等等方面获得一些所谓成功的时候，志得而意满，得意而忘形。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在鲜花和掌声的后面会有一个陷阱，在时刻等待你。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不能盲目乐观。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所谓之高处而不胜寒矣！
李斯为人谨慎，有才华，为秦始皇的统一霸业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贡献，但是在秦始皇死后，他放弃了过去的一心为公，不募私利的为人原则。为一己之私而受赵高之蛊惑，从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看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完人阿！再聪慧睿智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从而也印证了他物极而必衰的道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九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读了《史记》当中《李斯列传》这一部分，我对李斯的人生经历深有感悟。
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有一次，李斯发现厕所里的老鼠，生存环境非常差;而粮仓里的老鼠，生活环境特别好，有着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才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平台。
于是，李斯就把官辞了，投奔了当时齐国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子，李斯跟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也就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道理。过了一段时间，李斯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应该找一个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当时最强大的秦国。
李斯到了秦国之后，投奔到当时秦国最有权势的吕不韦门下，吕不韦很快就发现李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把他引荐给秦始皇，于是，李斯终于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在秦国消灭诸侯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觉得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启发，并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最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人生好戏。
我感悟到：一个人首先有心存远大志向，然后付诸行动，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才能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相反，如果一味好吃懒做，只能让理想变成梦想和空想。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他辅助秦始皇成就帝业，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坚决拥护郡县制，避免秦朝重蹈周朝覆辙;他协助秦朝制定统一的典章制度，从此中华“车同轨、书同文”;他刻下了泰山第一块石刻，自此李斯小篆名扬四海。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后人所仰视的圣人，这些功绩终究掩饰不了在他萎缩的人格的驱使下的卑鄙的行为。正如题目所言，他永远都只能算作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写人物往往一针见血，《李斯列传》开篇所讲的这个小故事，可谓是对李斯一生最概括的评价了。这位政府的小公务员看到了两种老鼠的区别，便对人中“仓鼠”充满了羡慕，从此立志改变自己“厕鼠”的现状，成为一只“仓鼠”。在此之后，虽然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且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永远没有从他的“老鼠哲学”中走出来，没能使自己大起来。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上蔡小吏，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他患得患失、首鼠两端，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他既没有孔子的宽厚仁德，也没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商鞅的一意孤行，更没有后来王安石的坦坦荡荡忘怀得失。他绝顶聪明但这一切只是为自己的“老鼠哲学”服务，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便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人。
从此李斯求学于荀卿，学得“帝王之术”，并背弃了自己的祖国，选择了最有统一资本的国家——秦国(当然，这对于士来讲，算不上道德污点)。他比屈原、韩非更有资本，屈原、韩非虽然才能远胜于李斯，但由于出身的缘故，不能自己选择去向而被束缚住，看到自己的祖国日落西山而又不被重用，只有随之一并毁灭。而早就待价而沽的李斯却没有这些拖累，他可以自由选择。到秦国之后，李斯投到了吕不韦门下，取得信任之后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他建议秦王抓装天下一统”的“万事之一时”，提出了一套包括对六国显贵贿赂暗杀的立竿见影的办法，深得年轻的血液里充满暴-力的秦王嬴政的赏识。之后，他又经受了逐客令的考验，又设计害死了同学韩非并剽窃了韩非的思想。从此，在李斯的策划和秦王的领导下，秦国的暴-力战车再一次开动起来，开始对六国发动了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进攻。数年之后，这辆战车以杀死六国人口两百多万(这是六国损失人口，不包括秦国为此损失的人口)的代价，结束了征程，换得了统一的胜利。而当时的总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
终于，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废封建而立郡县，而又是焚书坑儒的提倡者，深得嬴政(这时应当称呼为秦始皇)。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列传这种史书体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首创，而《伯夷列传》作为列传开篇，可见太史公对本篇的重视。
《伯夷列传》顾名思义，是以伯夷的故事为主题的，以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用许由、务光等的事迹作陪衬，简略地记叙伯夷、叔齐兄弟俩在父亲死后都不继承王位、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隐居首阳山、直至饿死等事迹。
其一，作为汉武帝“蹴罢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孔子的言论、书籍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本文中太史公没有摇旗呐喊、高唱赞歌，而是抛出了疑问“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意思是”孔子依次论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都很详细。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了，有关他们的文辞却没有稍稍看到一点点，是什么原因呢？”太史公对孔子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了反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从伯夷、叔齐所作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悲凉，他们真的没有怨恨吗？”
其二，对“天道”的怀疑。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文中说到伯夷、叔齐饿死收场，就连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由于食不果腹早早夭折，那“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盗拓“竟以寿终”。难怪太史公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非也。本篇后半段，作者表露了他的“真心”。
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有志功业的人为名献身，热衷权势的人为权势丧命，平民百姓为生存奋斗。”所以对于他人的不理解，对于时代的不理解，太史公并没过自怨自艾，只是人各有志罢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作者犹如冬天里的松柏，淤泥中的白莲，孤独、脆弱却坚韧着。
那作者对孔子又报以何态度呢？文中说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而行益显。”意思是伯夷、叔齐、颜渊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但都是通过孔老夫子您的推介声名才得以凸显的啊。文章末尾还提到“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太史公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闾巷之人，想实现自己的志向，想声名远播，只能依附于像孔子这样的青云之士啊。虽然不知本句是太史公自谦说法，还是真心话，这已经表明了他对孔老夫子的态度了，是推崇而尊敬的。
太史公是以文明志，是通过“文刀”这把武器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敢于对自己推崇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也通过严谨的行文，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以及社会政治理想。通读全文，我在想，该怎样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社会又是怎样的社会，历来的宣传教育是不是就那样真实可信呢？……这些问题，作为一名普通文学爱好者，给不出答案。但能引发些许思考，我想我已经有所收获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古人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
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读完某一作品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史记·列传》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伯夷列传:夷齐让国的事迹因孔子闻名，七十列传中的众多人物也会因太史公之笔而名垂千古！司马迁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责任！
管晏列传:管仲为相的齐国，政令不唱高调，政策与人民好恶相同，不别出心裁。知道执政者给老百姓的好处，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好处；晏婴顺便搭救越石父且延为上宾，并能推荐自己的司机做官，而司马迁落难之时竟无一人能施以援手。难怪司马迁感慨愿意给晏婴当司机了！
老子韩非列传:老、庄、申、韩四位大思想家生平一笔带过，却将韩非《说难》全文照录，可知司马迁认为让当政者明白，甚至接受自己的意见太难了！韩非毒酒逼死，自己蚕室受辱！
司马穰苴列传:立军威敢拿国君之宠臣开刀，用实际行动说明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孙子吴起列传:孙武用吴王阖闾宠妃的生命，说明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存亡，不可儿戏！孙膑用围魏救赵和减灶假象两场战役，实现了庞涓“遂成竖子之名”的嗟叹！吴起辗转多国，在卫母丧不归，与曾子分道；在鲁杀妻求将，名声扫地；在魏镇守西河，谏在德不在险，却与田文论功；最后相楚，实行变法，为他人作嫁衣裳！感觉兵家诸公，多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苏秦张仪列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论”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在《法言》中先肯定司马迁实录精神，又提出“子长多爱，爱奇也”的观点！《史记》关于苏秦、张仪的人生记录和言论多采用《战国策》的文本，导致词赋化倾向明显，史实相对弱化的情况！
通过苏秦张仪列传，让我们充分见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纵横家的风采！苏秦张仪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凭自己对时局的理解和能言善辩的才华，纵横捭阖，任意挥洒，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标志着中国社会文化主体由贵族阶层逐渐走入平民世界！
当初苏秦被兄弟嫂妹妻妾嘲笑，到后来身披六国相印，周显王恐惧，除道，使人郊迎；张仪被人诬陷，侮辱，毒打，到后来将楚怀王君臣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其中经历了多少传奇不由得令人惊叹！但成为萧何，败也萧何，苏秦张仪的人生始终浮沉在政治的漩涡和权势的倾轧中，波诡云谲的局势，翻云覆雨的`君王，都让他们如履薄冰！最后结局能免于刑戮已属善终！
难怪庄子拒绝楚庄王的高官厚禄:“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苏秦张仪列传:这两个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除了以口吐莲花的辩才，江山在心的谋略，穿梭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之外，私下里的小花絮也特别有意思！
苏秦回邯郸复命途中，顺便回洛阳老家显摆一下，嫂子前倨后恭的表现，让苏秦感慨万千:当初假设我有二顷好地，估计也不会出来奋斗，也就不会有身披六国相印的事儿了！看来有时候成功真是逼出来的！
当初苏秦去燕国求功名的时候，借了别人一百块，现在发达了，把那人找来，还了一百万块钱！看看，苏秦很有情有义吧！
当随从们都得到奖赏之际，有一个人却被苏秦晾那了，找苏秦理论。苏秦平静的说:在我徘徊易水河边，那可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好几次你都要弃我而去，让人刻骨铭心，所以让你久等了！这事用“睚眦必报”好像不太妥当，但和鲍叔宽容管仲的境界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张仪学成先去了楚国，想在贵族聚会上混个脸熟，倒霉催的碰巧主家一块玉璧丢了，转一圈就张仪穿得寒酸，那偷东西的就你了，打了一顿也没承认，回家赶紧问老婆看舌头还在不？老婆笑着说还在，张仪这才放心的说了声“足矣”！妥妥的“一技在身，走遍天下”的节奏啊！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八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九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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