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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论文篇一
：目前，我国对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案大部分施行的是个案纠纷解决的方式，这使得污染产生之后，责任者因无力承担巨额赔偿而走向经营困难甚至是破产的境地。对受害者来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分散企业巨额赔偿风险，完善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维护法律的权威，成为了当务之急。
：环境责任保险；困境；完善。
随着一年一度的供暖时节的到来，辽宁等地迎来持续的六级严重污染天气。沈阳pm2.5浓度爆表，一度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引发人们深思。如何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补救，如何通过法律对污染受害者权益进行保障，是本文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
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的一种，即因人为活动对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野生物种、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等各种天然的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施加负面影响，导致环境质量急速下降，从而使人民群众的公众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生存权遭受损害的侵权行为。而所谓的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相当数额的保险费，当投保人从事法定或约定的保单上的活动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而应当承担环境治理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在事先约定的责任范围内向第三人，即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投保人未雨绸缪，以事先缴纳保险费的方式，将突发的环境污染造成巨额赔偿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为投保人行为买单的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施行，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有利于借助保险“大数法则”，分散企业对污染事故的赔付能力。目前，鉴于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健全，在我国构建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大势所趋的必然之举。
20xx年7月5日，某公司生产原料泄漏扩散，导致厂区附近农民庄稼和鱼塘受损，当地环保部门经现场抽样调查及后续送检分析，判定本次事故为污染责任事件。保险公司根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认定该起环境污染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对该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及清理费用，赔付28万元。虽然这是一起成功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事件，但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由此类赔付事件而引发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弊端也显而易见。
2.1违法成本低，缺少强制依据，企业主动投保意愿不强。
20xx年，山东省青岛市环保局在其官方微博上晒出了对青岛崂特啤酒有限公司的罚单：崂山分局在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中发现，公司排放的水污染物氨氮、cod浓度分别为15.2mg/l、66mg/l，分别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04倍和0.32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崂山分局对其处以罚款654元。如此荒谬的`赔偿金额却是依照法律法规施行的，恰恰反应了环保处罚的现状。在发生污染事故后，企业的民事赔偿实际上只承担了直接财产损失和应急处置费用，大部分生态损失是没有承担的。而生态环境却是此类污染的直接受害体，是环境承载体的受灾因素，是最需要补偿与保护的。而现有处罚制度的缺失造成企业赔偿金额的微不足道，使企业完全能够负担，根本不需要通过环境责任保险为自己分散风险。同时，我国在施行环境责任保险初期，盲目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采取了任意性环境责任保险模式，即国家或政府并不强制，企业按意愿自由投保的原则，这并不符合发展中的中国国情，反倒迎合了企业能省则省的心理，造成企业参保率不高。
2.2保险责任范围过窄，保险产品单一。
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条款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只有第三者责任、清污费用和法律费用三项。而其除外责任即不赔付事项却有二十三项之多，其中的不公平性不言而喻。例如，保险公司只将突发意外导致泄露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作为赔付事项，而将企业排污造成的污染排除在理赔范围外。而是否是意外事件又由保险公司界定，企业能得到的理赔事项太少，保险公司责任范围太窄，企业的投保维权之路异常艰难。
2.3投保费用设置不合理。
从相关保险公司统计的近几年数据来看，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在2.2%～8%之间，而其他险种的费率则都是千分之几。我国现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际上是事故险，发生的概率很低。而概率低就导致赔付率低，赔付率低以后，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了。即买五元钱的保险，环境责任险只能赔付100元，而其他险种却由保险公司赔付1000元，相对而言，较高的保险费率以及如此低的赔付率造成企业对投保环境责任险持观望态度。
2.4没有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新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只有第五十二条“：国家鼓励投保环境责任保险。”规定相对原则化，并无实际可操作性。在其他的部门法和实体法中也有同样问题，此类法律法规无法帮助企业和受害者解决实际问题。受害者在遭受环境污染后只有通过向行政机关投诉或诉讼手段进行维权，受害者往往无力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而撤诉，而企业大部分有地方政府庇佑，这使受害者很难胜诉，即使胜诉也很难执行，从而获得应有的赔偿。
3.1多种保险模式相结合。
由于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频发以及企业投保意识不强，因此可以采取以任意责任险为主，强制责任险为辅的模式，按企业经营模式来划分投保模式。例如对食品、旅游等相对发生污染机率小的企业，可以采取任意责任险，由企业自行选择是否投保。而对于重金属采选、冶炼石油开采与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与开采等较易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且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危害较大的企业，则要施行强制责任险，将购买环境责任险作为企业正常运行的一项必备要素，用以分散风险。同时，对于购买保险的企业，政府可以在税收、拨款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减少企业损失，同时增加企业购买积极性。
3.2保险产品多元化。
保险种类的单一也是投保率低的原因之一。保险公司可以开发适宜的险种以供企业选择，如海洋污染责任险、水污染责任险、核辐射污染责任险等。同时，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创新发展，保险行业要加强风险数据共享，强化风险管理服务，健全损害赔偿制度，完善配套制度设计，帮助企业做好风险评估和管理，让企业了解到自身的风险有多严重，并给企业提出风险防范建议。在保险赔付项目方面，企业与保险公司需进一步探讨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以及生态损失的转移方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对受害者或受害体进行赔偿与维护。
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施行差别保险费率、公司弹性费率等。根据排污能力、企业风险程度以及被保险人信用等确定费率，同时有逐年增加或递减的制度，以激励投保人促进技术革新，降低污染的排放，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同时，费率的制定也可充分听取专家及民众的意见，让公众充分参与以保证费率制度的公平、公正及科学。
3.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保险立法，为环境责任保险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依据与保障，成为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点。首先，要确立环境责任法的法律地位；其次，要在法律条文中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事项如投保的对象、模式、评估、理赔等加以明确。同时可以优先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规，待可行性较高时，再向全国性法律予以推行。
环境事件频发，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挑战。这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极端表现，是粗放式发展必然结出的恶果，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吞下这一恶果的必然出路。如何继续完善这一制度，也是笔者将持续关注的问题。
[1]李靓.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思考[j].调研世界,20xx(4).
[2]李凤英,毕军,曲常胜,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框架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xx,19(4).
保险制度论文篇二
摘要：近年来，农村生产力大幅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农村经济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管理有很大漏洞等。探究农村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影响的因素，对于改进农村经济现有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农村企业；农村经济；贡献；影响因素。
1农村经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很大的比重，农村经济也是全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中的重要的一环。农村经济的发展体现着我国民生基础的巩固，其甚至不仅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不容小觑的贡献。在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战略目标背景下，农村经济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尤其以生产发展作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更是凸显了发展农村经济对于构建整个农村和谐体系的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
(1)农村交通条件比较落后。农村与外界联络的道路不通畅极大程度地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脚步，阻碍了物资运输、人才交流等。
(2)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除了交通条件外，农村的许多基础设施都需要改进，例如网络、通讯，还有最基础的物质保障：水、电等。如果连最基础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那么想要推动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将会十分有难度。
(3)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落后，尤其经济管理存在漏洞。农村经济结构十分单一，各种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也较为低下，尤其经济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资金管理缺乏规范性。由于农村生活条件以及待遇限制，导致专业的经管人员大量缺失。
保险制度论文篇三
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经济的高速发展都需要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的支持。在过去，相比于城镇先进的经济建设体制，农村的人才配置结构不够合理，同时也缺乏优质的技术型人才。人才队伍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薪资分配。农村企业应该更看重绩效，脱离平均主义思想的禁锢，才能真正利于农村企业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3.2技术水平的影响。
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是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核心价值力的.体现。因此发展技术水平、提高技术含量，对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益处。然而。想要真正提高技术水平也需要农村企业从多个方面着手：(1)提高人员的技术创新意识。首先要提高人员自身的文化水平，具有对技术创新的自信与意识，及时引进与学习最新科技技术。(2)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农村技术创新体制的不健全也导致了农村技术创新缺乏积极主动性，相关部门的管理组织不到位，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不能顺利开展。因此，各农村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水平对于影响农村经济整体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3.3观念和重视度的影响。
农村企业的发展越好，越能引起国家和各地方部门的重视及支持，越多的优惠政策同样也会使农村企业发展更顺利。因此，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加深国家及全社会对农村经济的重视程度，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综上所述，农村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肩负着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任务。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农村企业，有助于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农村企业的建设也从人才、技术、观念多个方面影响着农村经济，更好的建设农村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姜军.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影响因素[j].黑龙江科学，2015（8）.
[2]高艳书.探究农村企业对农村企业发展的贡献及影响[j].商，2015（11）：255.
保险制度论文篇四
随着“最难就业年”难度年年刷新，对如何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探讨也成为了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又一新思路。本文首先从大学生失业的特征、社会稳定的需要以及我国失业保障体系的完善三个方面论证了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分析目前大学生参加失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障碍，最后对建立一个以强制参保、三方共同筹资、突出就业导向、严格资格审查为特征的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
随着国际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内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时期，我国近年一直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自上世纪末实行大规模高校扩招后，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而同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因而大学生就业难题格外突出，“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面临的客观现实。但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失业保险起步较晚，覆盖范围及保障措施均在改进与完善中，对于大学毕业生———这一知识失业新群体，失业保险体系并未考虑在内。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除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生自身转变就业观念、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外，也有必要从更完善的社会机制层面出发，为大学生构建一个长效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符合大学生失业的特征。
首先，大学生失业属于典型的青年失业，在中国这是一个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目前并没有创造足够多的高质量工作岗位来吸收高等学历毕业生，因此大学生失业风险应属于社会风险，理应通过社会保险的机制进行处置。第二，作为有一定知识含量和专业技能力的青年人，大学生失业是“知识失业”。所谓“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知识失业不但造成人力资源的空置与浪费，更使家庭及社会的教育投资不能有效实现收益，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时各方力量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然举措。第三，大学生具有可塑性强，存在继续学习的巨大潜能，其失业大多是由于心理预期过高、求职经验不足、供需信息不畅等造成的短时期的摩擦性失业，适宜通过建立有效的失业保险制度缓解该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xx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披露，在毕业两个月后，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失业率为17.6%，而今年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xx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20xx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半年后有7.2%的人处于失业状态。虽然调查与统计方法不同，但仍可大致反映出大学生从毕业时到半年后就业情况的变化。
(二)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
失业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失业率上升必将引起社会稳定。一方面，青年大学生未就业先失业，容易因挫折情绪而心理失衡，进而产生心理疾病和不良嗜好，甚至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成为社会危害。另一方面，如今大学生中大多数已是独生子女，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对孩子教育与培养已经成为大多家庭最重视的内容。由于寄托了太多希望，倾力教养的子女大学毕业后却面临失业对一个家庭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忧虑失望等负面情绪。家庭是社会化的细胞，家庭生活不稳自然也不会社会的安定和谐。另外，严重的大学生失业还会引起“读书无用论”、“大学生过剩论”等公众言论与情绪，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因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青年和大学生失业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就业。大学生群体纳入到失业保险范畴中既能为毕业后没能马上就业的`大学生解决大学生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个人与家庭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均能得到一定缓冲，更能配合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帮助他们尽快调整适应社会角色需要，避免长期失业。
(三)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失业保障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劳动力供给者一样，都可能面临失业的潜在风险，因此就应该通过失业保险制度来转嫁失业风险成本。但根据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目前我国失业保险主要覆盖了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另外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纳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很明显对于大学毕业生等新的失业群体，正式制度并未考虑在内。相关政策中，专门针对大学毕业生失业保障措施的只有20xx年开始实施的大学各生“失业登记制度”，对进行失业登记的毕业生，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将发放就业服务联系卡，对其进行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对有家庭困难、求职困难的登记毕业生将纳入重点帮扶范围，对创业的大学生发放小额贷款等。但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各地的统计情况看，主动进行失业登记的失业大学生均远远低于实际失业人数，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宣传不足外，根本原因还是就业困难补助、就业援助措施等缺乏专项基金的支持，保障力度弱，针对性不强。从长远看，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狭窄、参保率低制约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将失业大学生群体纳入保险对象既是真正解决他们后顾之忧的有效途径，也是完善我国失业保障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不具备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资格。
按照现行《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失业领取待遇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而大学毕业生失业一般都是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在毕业后一段时间无法得到稳定工作，因此他们都不可能达到“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一个条件。而且由于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所以也不是“非因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而又愿意就业者’，从而也无法满足享受待遇的第二个条件。从制度未来发展看，“缴费满一年”不仅将大学毕业生排除在了保障范围之外，也是成为了灵活就业者、个体工商户等群体参保的最主要障碍。但该条件一方面明确了就业、与失业状态的区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保险原则，所以不可能简单取消，而应该根据不同参保群体的实际情况给予调整和细化。
(二)大学生参加失业保险缴费难以确定。
保障资金来源是实现大学生失业保险保障功能的首要保障。一般来说，社会保险的资金筹集应由个人、用人单位以及政府共同筹集，其中最主要来源为用人单位缴费。但由于大学生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要享受失业保险，其费用只能在在校期间筹集，且筹资对象只可能是学生个人及家庭、学校和政府等。而且在校学生没有工资收入，也不可能像普通参保这一样以个人缴费工资为基数、按照固定的缴费比例确定缴费数额。所以如何为确定资金筹集标准，以及如何分配各方的负担，就成为了大学生参加失业保险的又一障碍。首先，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后，逐步提高的学费标准已经使得中国众多城乡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如果由他们单方缴费责任显然不利于制度的推行。其次，如果个人和家庭不承担缴费责任，光由政府税收负担，失业保险也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失业保险，而成为失业福利，不但政府负担加重，与其他参保群体间的公平亦难以实现。再有，高等院校虽然现在均设置了就业支持的专项经费，但以此设立大学生失业保险也不可能达到保障的目标。
(三)自愿失业和道德风险问题突出。
失业保险的对象并非所有无工作的劳动人口，而只应是非自愿造成失业后有继续就业意愿及行动的失业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要甄别主动失业还是被动失业、是否确实有就业意愿以及是否存在表面失业、隐性就业难度非常大，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相较其他社会保险险种严重。而大学毕业生的一些特点，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首先大学毕业生年纪轻，相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小，甚至很多因家境良好就业态度并不积极，如果不用工作还能获得失业保险待遇，结果必将出现“养懒汉”的现象。第二，大学生毕业生通常缺乏社会经验，抗挫折能力较差，很可能因为心理预期过高、就业能力不足等原因出现在求职中过于挑剔，受挫后又消极等待的情况，而失业保险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毕业生的“能就业但不就业”依赖思想，对于形成积极的就业态度和正确的就业观不利。第三，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尚待提高。这个问题在已经实行多年的助学贷款制度中表现明显，助学贷款的本是国家为了帮助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要求商业银行对贫困大学生发放的政策性贷款。但在实施中出现了学生编造理由申请贷款、还贷不及时甚至不还款的现象，可想而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高，灵活就业人数不断增长，如果缺少诚信体系和严格的资格审查，纳入失业保险的大学毕业生也可能在享受待遇的同时隐性就业，产生骗保行为。
(一)参保原则:强制参保。
1.参保对象。本文中的大学生失业保险应该包括在普通高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即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统一纳入(在职学习、委托培养等毕业去向确定的学生可除外)，他们虽然学历层次有差别，但面对的风险类似，适当扩大保障面更有利于分散风险。
2.参保原则。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自愿参保有利于大学生失业保险的建立，但笔者认为这忽略了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专业就业前景好、个人能力强、准备充分以及能够获得各种支持的毕业生失业的可能性较小，投保的积极性就弱，而冷门专业、自身条件缺乏竞争力的毕业生则会因为对失业有更高预期而愿意投保，且在投保后产生道德风险的动机更强。由此导致的后果则是制度因集中了高风险人群而支出增加，进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费用。相反，虽然强制参保在制度推行初期可能面临一定阻力，但却能使失业风险得以更好的分担，保证制度以较少的投入提高更有效的保障，这也是社会保险区别与商业保险的特征与优势。因此，大学生失业保险应当明确强制参保的原则。
3.制度建立方式。可以考虑在初期先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初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也可得到修正和完善。但碎片化的制度并不利于长远发展，因此待条件成熟后应该逐渐纳入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中。
(二)费用筹集:三方共担。
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除了个人是损失的直接承受者外，也会通过就业率、口碑等影响学校的声誉及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增加了社会成本的投入，因此大学生本人、学校和社会都存在保险利益，理应共同承担筹集保险费用的义务。个人缴费可以以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参照现行失业保险筹资标准确定相对固定的缴费比例征收，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可以视情况降低比例征收或免征。由于缴费额固定，为了操作简便可以不采用按月缴费的方式，而是在毕业前一年收取学费时一次性统一代征一年费用，这样使大学生符合了现行制度中“缴费满一年”的资格条件，也便于制度的统一与整合。学校承担部分一方面可以要求从收取的学费中提取固定比例，该比例尽量控制在不会对学校造成负担的较低水平，也可筹集到相当可观的基金。另一方面还可从学校获得的其他经营性收入中，按照其就业率高低设置差别费率或浮动费率，直接激励学校完善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财政则应每年固定拨款作为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专项基金，同时社会各界的公益性捐赠也可成为一部分基金来源。多渠道所筹资金应设立大学生失业保险专项基金，由专门的机构负责，专款专用，适当结余的部分也应通过专门基金运营机构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三)基金支出:突出就业导向。
失业保险由于对象特殊，其保障功能并不只限于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还应包括促进就业功能。目前世界各国失业保险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就是促进就业的倾向越来越浓，从过去的传统的失业保险向积极的就业性保险过渡。因此，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支出设计必须突出就业导向，这不但是大学生及其失业的特点所决定，也顺应了国际方向与趋势，更可成为解决我国失业保险“重生活保障，轻就业促进”这一明显短板问题的改革尝试。用于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支出应当控制在50%以内，否则将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促进就业的各种措施。首先，单纯的生活补助标准应控制在较低水平，甚至等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样可以有效预防“失业陷进”和降低道德风险，而且多数毕业生仍然可得到一定家庭经济支持。第二，待遇给付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这是由大学生缴费时间短和大多为摩擦性失业所决定。第三，待遇给付期中待遇应逐渐递减，避免产生求职惰性。第四，除基本待遇外，可设立与求职相关的补贴项目，如交通补贴、培训期间伙食补助、通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奖励性待遇等，保证积极求职者能够得到更多帮助。第五，适度向特殊群体倾斜，针对困难家庭的失业者可额外申请特困补助，还应设立失业者医疗补助。应当保证足够的支出用于就业促进支出，主要措施应包括:第一，就业指导，培养专业的职业指导人员队伍，负责跟踪对每个失业大学生的状况，每3个月必须与失业者面谈一次，帮助整理求职材料，提供求职建议和招聘信息。第二，就业培训，针对市场需求直接提供职业培训或者补贴失业者的职业培训费用，这是各国解决年轻人失业都十分重视的内容。第三，职业介绍，除建立高效的供需信息平台外，对于成功介绍的其他机构发放职业介绍补贴。第四，补贴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对于有招聘意向的企业，补贴部分实习期间工资。第五，支持创业，整合现有的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包括创业指导、提供贷款、手续代办等。
(四)道德风险:资格审查。
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享受资格应当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大学生毕业后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从毕业到失业登记领取待遇中有一定间隔是必要的，3—6个月为宜，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状况适度调整。第二，非自愿失业并进行失业登记。必须通过学校、社区渠道等核实其就业情况和家庭情况，排除主动失业和隐性就业的申请者。第三，有工作要求并积极寻找工作。对于拒绝接受合适的工作、没有采取合理的行动去谋职以及发现故意隐瞒或虚报事实的应该立即取消待遇资格。对待遇享受者求职动向的持续跟踪，是资格审查中的难点，很难完全核实失业者的求职态度和可能出现的隐性就业，除了专业职业指导员访谈、从待遇方面积极诱导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能够与税务、银行、学校、社区等信息共享的失业大学生信息平台，多渠道掌握失业者动向。第四，通过必要的处罚树立诚信意识。对于故意的道德风险行为，一经确认除了拒绝申请、停发待遇外，还应给予必要的处罚，如在未来的失业保险待遇时有所扣减，或待信用体系建立后永久成为信用污点等，还可发挥多渠道的监督作用，如追究大学生的单位的连带责任，用人单位在录用大学生之前，必须了解核实其失业保险享受情况，监督其是否存在骗保行为，监督不严的单位监督不严将会受到罚金或其它的处罚。
(五)制度保证:加快立法。
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逐步提高立法层次，是促进大学生失业保险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各方的缴费责任与义务需要得到约束，基金的安全和独立性需要得到维护，待遇的享受需要得到确保，各种资格条件的审查与认定也要有章可循，更要以明确细致的处罚条款警告制度中的各种败德行为。有了严肃立法与严格执法，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必然可以为大学毕业生撑起一张更加牢固的就业保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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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论文篇五
: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地被反复提及，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的面临了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有关老年人长期护理方面的问题，但对于具有家庭养老传统的亚洲国家来说，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则更为显著。中国作为传统家庭养老的代表性国家，在面对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护理方面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完善且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方面，韩国率先建立起的系统且完善的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来说具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也为中国的老年人护理制度带来了一些启示。
: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护理制度;借鉴与启示。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是在人口老龄化这个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与中国相比，韩国的人口基数小，人口少子高龄化趋势发展较快，相对于中国而言，韩国几乎不存在什么人口红利一说，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较中国而言要快得多，这就使得韩国不得不迅速找到一条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的道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条件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逐渐延长，同时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对于以居家养老为主的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来说，青壮年数量的下降与老年人数量的增多及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愈来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护理功能越来越弱，原本以女性护理为主的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解体，核心家庭于单身家庭越来越多，妇女更多的是选择外出工作而不是选择留在家庭中扮演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角色。单纯的依靠家庭养老已经无法解决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这种居家养老模式越来越需要社会的支持。最后，在韩国护理保险制度正式建立起来之前，传统的对老人的救助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需求，关于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也需要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更加的社会化。
韩国的护理保险制度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因此整个制度的核心是针对该问题的《老年长期护理法》，该法的`主要内容是被保险人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在65周岁以下的、患有老年痴呆或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年疾病的老年人，包括享受医疗救助的老年人，但其中不包括轻度老年病患者与残疾人。老年长期护理基金主要由政府的财政负担，享有护理的老年人承担部分费用。基本的标准是实行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费用、统一保险费标准，其实施程序为:首先，当被保险人需要长期护理保险时，应由其本人或其家属提出正式申请;第二，负责长期护理保险的组织或部门在接到申请之后，应对被保险人进行实际调查，经过严格的审定之后按照被保险人的病情级别确定为其提供的长期护理等级;第三，确定对被保险人提供何种护理之后，应由申请人或申请人家属与提供长期护理的机构共同协商制定护理计划，也可以直接接受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计划。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效，从其内容上看主要是因为其服务内容之丰富、服务范围之广泛能够基本上满足所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的需求。例如在服务种类与服务时间上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且包括日常护理与特殊护理，因此也能够满足老年人多样的护理需求。韩国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以来，主要取得的成效可以分为四点:第一，韩国护理保险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将对老年人的护理确定下来，实现了老年人长期护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第二，护理制度的确定，缓解了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的负担，免去了家庭的后顾之忧，许多年轻人得以全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第三，将护理保险统一，也有利于对整个护理保险市场的统一管理，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照顾。第四，护理保险法中明确了政府、护理机构与个人三方的权利与义务，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在老年人护理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或与老年人护理时长，增加就业。
4．1老年人长期护理的合理市场化。由于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单一的由政府统一提供的养老保险已经无法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需要。中国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的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家庭以及社会上非营利组织的力量，还应将部门养老护理服务进行合理的市场化，对那些具有高层次高标准护理要求且能够负担得起护理成本的老年人提供更好更全面的长期护理。4．2加大力度发展社会服务。从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制度发展来看，韩国在老年人服务机构与护理人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能够根据地区差异采取不同的老年人护理方式，例如对缺乏养老服务机构的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直接进行财物救助，而对较发达地区的相对富裕的老年人，则鼓励一些企业或社会组织以市场竞争的方式合理的开放老年人长期护理市场，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4．3发挥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护理制度提供充足资金。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老年人的养老与护理仍然主要以家庭和政府为主，老年人的经济来源通常是儿女或者是政府给予的补贴，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能够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保制度对养老保险以及老年人长期护理的支持作用。
保险制度论文篇六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致使城乡居民养老问题越发突出，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推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缩小城乡差距，保障人们的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文章通过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试探性提出几点完善对策，希望能给相关研究者启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对策。
随着“新农保”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些地区立足实际，构建统一的、全覆盖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好地打破了呈现二元化界限，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险的一体化转变，推动社会的公平发展。当前如何从制度层面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制度大规模推广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制度政策宣传效果不佳。
随着“城居保”和“新农保”的不断合并，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居民不能自愿参保投保，因此制度的覆盖规模有待扩大。由于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补贴和保障力度不高，对居民的吸引力不强，如养老金支付标准低，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不能支付其日常的开销。同时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宣传广度和力度不高，城乡居民不能全面了解养老保险的优势，缺乏较高的参保积极性。
（二）经办能力不足。
参保人员缴纳保费时，由于缴费环节众多且业务量大，选择商业金融机构养老金、代收保费是最为便捷的路径；但基础性业务工作对人员具有较高要求，需要专业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操作，做到服务一生、记录一生，以免出现大问题。然而部分地区的经办单位没有明确规定缴费各环节的截止日期，有些经办人员不能对参保人员的缴费时间进行及时记录，导致基金增值保值能力受限，影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科学性及完善性。
（三）资金管理投资水平不高。
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而言，其在具体运作管理中，由于窄小的投资渠道和过低的基金管理层次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较大的压力。目前管理参保人员所缴纳的保费时，基本是由县级进行管理，但县级经办单位在人员和管理等方面有所不足，如投资管理人员的专业性不强、风险管控体系不完善等，加上基金的投资方式为国债与银行存款，导致投资渠道相对单一，不利于分散基金投资风险。可见，风控体系不完善、管理运营层次过低、基金投资渠道狭窄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1.扩大内需，发展经济。我国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基本立足点就是扩大内需，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必须要优化调整居民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平，发挥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能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减少对未来经济保障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压力，改善群众的生活质量，使储蓄向消费与投资转变，形成持久而强大的拉动作用，确保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2.促进制度公平。国家了一系列的文件与决定，在长期实践发展中得以完善，例如，为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确定“新农保”试点的相关内容，如基本原则、资金管理、制度架构、筹资形式等；为实现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优化整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3.缓解养老压力。现代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就是人口老龄化，这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现阶段，我国人口的高龄化、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导致代际养老压力增加，加上社会婚育理念的变化，人均寿命增长且独生子女增多，家庭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致使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有所削弱，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解决城乡居民老年生活保障的问题。
（一）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只有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使居民了解养老制度的重要性，增强参保意识，才能扩大养老保险的规模，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让更多的居民受惠，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具体宣传工作中要综合利用各种传播工具，如报刊、互联网、电视广播等，或者是发放宣传单、组织宣传讲座等，宣传讲解养老保险的意义，吸引城乡居民自主参保。当然各地政府可以应该立足实际，对本地的居民养老保险的'情况进行动态化公示，保证参保与领取养老保险执行情况的透明度，欢迎群众的监督、投诉和咨询等。
（二）加强经办能力与财政投入。
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低的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加强财政投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完善服务网络，增加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为参保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同时政府也要从经济发展的状态出发，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养老金待遇的长效机制，有机结合家庭养老补充保障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解决居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问题。
（三）适当拓宽基金投资渠道。
要想实现基金的增值保值，必须要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出发，对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拓宽基金的投资方式及渠道，如：制定切实可行的投资管理方法、构建系统的基金风控体系、强化基金运作管理的监管力度等，从而实现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达到基金增值保值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时，应该结合以下方式进行：1.选用收益和风险处于中间水平的投资渠道，如金融债券、基金等；2.选用高收益和高风险的投资渠道，如境外投资、期权期货、股票、企业债券等；3.选用低收益和低风险的传统投资渠道，如中央银行票据、国债、银行存款等。
（四）完善制度建设。
国家可以构建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以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为基础，按照不同的缴费档次进行差别给付，使其与缴费档次呈正相关的关系；或者是适当提高缴费标准，让收入层次不同的居民都能参与养老保险，激发居民的参保意识，鼓励居民早参保、多得益。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新农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断合并，这就要求制定科学的衔接转移办法，对制度的转移性及可携带性进行综合考虑，彰显居民个人账户与非缴费型账户的即得受益权。例如：在局部养老保险待遇衔接方面，采用的待遇衔接政策为“累计养老保险权益+分别计算待遇+累积缴费年限”。
（五）加快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
首先，科学调整金融代办机构，实施代扣代缴，以便群众的缴款取款，确保基层网点布局的科学性。其次，积极构建经办管理人员队伍，加强人员的培训教育力度，使其具备较高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专业素质，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最后，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卡，成立信息化的共享平台，采用信息化的经办管理方式，借助计算机智能化操作来取代手动录入缴费等程序，实现缴付方法、缴付标准、领取人数、参保人员等信息的共享，实现社保手续的跨省转移接续。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制度政策宣传效果不佳、经办人员能力不足、资金管理投资水平不高等，严重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各级政府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经办能力与财政投入，适当拓宽基金投资渠道，完善制度建设，加快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从而充分发挥出养老保险的优势，缓解养老压力和社会矛盾，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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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论文篇七
摘要：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转移、分散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法对侵权行为法的影响，在侵权行为法内部主要表现在责任保险的功能作用的发挥上。
关键词：责任保险侵权行为救济无过错责任原则功能互动共存。
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的发展。
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从过错归责原则到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公平原则并存，可以视为是一种新的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
此一过程，标志着一种合理性的危机，也预示另一种合理性的诞生。
无过错责任制度是与保险制度密切相连的，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转移、分散事故造成的损失。
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保险责任中的普遍应用，已经对侵权行为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侵权行为法的赔偿功能的局限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制度奉行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是是否承担侵权行为责任的首要前提。
这导致侵权行为法的赔偿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在诉讼中的局限性。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和陪审团要确认的首要要件是原告与被告究竟谁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及范围。
在通常情况下，认定事故并不难，但要认定过失及其相关问题通常是令人困惑的。
侵权行为法的功能之一是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如果赔偿依附于围绕过错而进行的相互谴责的最后结果的话，那么，受害人则完全有可能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而不能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和救济。
2、侵权行为归责发展的局限性。
无论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如何发展，归结到一点它并不能使受害人获得确定的赔偿。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侵权行为责任是一种追究个人责任的机制：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两极格局，使得受害人补偿要求受制于加害人的赔偿能力;侵权行为赔偿以成立侵权行为为前提，他首先关注的是加害人的责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事故的加剧，侵权行为法已经难以承担补偿大量的、严重人身伤亡事故的任务，只有突破个人责任的传统教义，采取社会化的方式，由此更加便捷、更有保障的给受害人提供赔偿救济。
3、过错原则自身救济的局限。
在侵权行为法领域，引入无过错责任的首要目的，在于对过错责任的不足予以救济;对受害人利益予以保护，满足受害人的需求。
但是，在过错原则下，由于诉讼的拖延和诉讼行政成本的高昂，使得受害人的需求并不能到保障。
可见，无过错责任的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其一，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引入无过错责任，这是违背侵权行为的基本原则的;再者，即使我们假定在所有案件中都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由于侵权行为人控制资源的有限性，必然使许多受害人得不到赔偿。
这样，在法律结果上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侵害赔偿，但实际上，人们却得不到赔偿的事实。
二、保险制度——侵权行为责任的救济。
侵权行为责任的扩张，只是从救济原则上的不足，转换到实施救济履行不能的不足。
对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自身来说，如此替代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根本的、彻底的。
1、侵权行为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
侵权行为法自身演进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变迁是显见和必然的。
这种进化在侵权行为法内部表现为，责任保险已经接管了侵权行为责任提供赔偿的大部分功能。
这是因为责任保险比侵权行为责任更适用于履行此种功能。
投保人通过缴纳保险费的方法，在自己受到损害时，得到责任保险的救济取代相对较大的、偶尔出现的损害赔偿的方法，是可行的。
这样，在逐渐缩小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同时，在损害赔偿领域引入无事故领域、环境事故侵害领域造成的人身损害中，实行社会赔偿，而不再主张哪一方应该承担责任，而一律由受害人的机动车事故保险公司和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支付受害人经济损失，即使受害人完全无辜，也由其保险公司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
2、对侵权行为法功能学说的思考。
在现代法律制度中，保险制度为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把保险制度与侵权行为法联系在一起的是侵权行为法的功能学说。
很多学者将补偿作为侵权行为法的首要目的。
依照普通法学家jean等人的理解，在民事责任领域，主要是补偿问题。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道义补偿，认为正义要求不法行为的受害者获得补偿。
如果以过错作为侵害赔偿的标准，不仅因为侵权行为人无过错而免除了赔偿责任，而且因为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人有过错而不能得到赔偿。
此种举证责任对于受害的原告来说十分困难，即使举证成功，侵权行为人仍可以提出抗辩事由。
基于此，有人认为过错责任体现的道德价值值得怀疑，
由于保险制度对侵权行为法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现代法学家普遍认为，“离开对保险事实和程度的关注，就难以理解侵权行为法的运作”。
在实践中，多数案件都仅仅是因为被告已经加入了保险这一事实，才使得案件值得提起诉讼。
同样，许多企业之所以加入保险，也是由于担心他们遇到自己的资源无力偿付权利请求。
一个基本问题就此摆在面前，这就是在保险制度涉入事故的赔偿领域之后，侵权行为法已经发生了潜在的变迁，这些变化既有侵权行为法自身的，也有与诉讼程序相关的。
有鉴于此，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保险制度填补侵权行为法赔偿功能的缺憾。
在民法传统国家，出现了保险立法;在普通法传统国家，则通过先例制度，确立了多种赔偿制度共存的赔偿机制。
保险制度对侵权行为法的侵入，在侵权行为法内部主要表现在责任保险的功能作用的发挥上。
在法理意义上，一个保险单就是一个契约，他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
侵权行为法所关注的是在契约法之外对他人造成的非法侵害的法律救济。
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是民法中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然而，在责任保险领域，通过民事责任这一纽带，两者实现了某种关联，侵权行为法介入了契约法。
1、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法的关联。
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承包被保险人因疏忽或过失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作为一种合同，责任保险的标的是无法确定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
此种责任的成立，完全取决于原则，即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制度是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制度前提，没有侵权行为责任的存在，也就没有基于侵权行为之上的责任保险。
但是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行为法毕竟是现代赔偿制度中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
就责任保险而言，一方面它以侵权行为责任为前提，另一方面，它又以保险合同的存在为前提。
这在责任保险的法理中两个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
但是，在责任保险制度下，所有的赔偿都是以保险单的存在为依据，而责任保险的保险单的标的就是侵权行为责任，没有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存在，也就没有责任保险的存在。
在不断增加的对侵权行为法的讨论中，美国的johnfleming和德国的moller等著名学者曾建议用保险取代侵权行为法，以便实现侵权行为法的变革。
同样，由于责任保险的优势，它在法国一出现，很快就得到他国的仿效。
现在保险公司为大多数人身伤害和死亡侵害案件提供赔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责任保险给侵权行为法确实带来极大影响。
1)归责原则。
保险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的私人契约，由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在危险发生时给予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经济补偿。
侵权行为责任主要关注的是加害人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侵害，根据法定条件，加害人是否应对受害人的损害负责。
在保险制度介入侵害赔偿领域之后，过错在赔偿中的功能发生了潜在的变化。
责任保险制度下，侵权行为不再由造成侵害的侵权行为人承担，而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是没有过错的，它之所以承担此种赔偿责任，其法律依据不再是取决于侵权行为法所确认的过错，也不是特定条件下的无过错责任，而是受害人已经加入了此种责任保险的事实。
在与无过错原则相关联的责任保险领域，比如机动车法定责任保险领域，司法推理已经不再是侵权行为法上的推理了，而是责任保险制度上的了。
在这里强调的中心不再是因果关系，而是造成侵害这一事实。
现代有些国家所采用的机动车意外事故赔偿计划，其立法理念同侵权行为法相去就更远了。
2)直接诉讼。
根据契约相对性原则，在侵权行为诉讼中，原则上只有被保险人才有权起诉保险人，受害人不享有直接诉权。
直接诉讼是指即便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与保险人之间无契约关系，当侵权人就其所致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了责任保险时，受害人在遭受侵害人所担保的危险损害时，就其损害有权请求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人应当直接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直接诉讼是两大法系均认可的一种制度。
在法国，1930年制定的有关保险契约的法律，规定了受害人对保险人直接诉讼的方式，法国司法在1939年的判决中亦确认了此种诉讼方式的有效性。
在英美国家，英国同样在1930责任保险法对此作了规定，它认为，如果被告购买了责任保险，在被告被确定要对原告承担责任之前或者之后破产，则那些破产的被告根据责任保险的契约所享有的权利应当由原告享有，它可以据此直接对保险人提起侵害赔偿诉讼。
许多案件之所以值得提起诉讼，其基本理由就在于被告已经加入保险这一事实。
3)法律推理。
现如今，广泛认同的保险、保险单的形式、以及保险单的发展和保险实践已经极大的改变了侵权行为法的实际运作方式，以至于在现代的司法推理中，在判断是否应该由一个人承担向遭受损害、损失或者损伤的另一个人赔偿之法律责任的场合，相当流行的观点是法律应该考虑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否加入了责任保险。
在侵权行为法中，承担责任的基础是被告必须对原告遭受的伤害、损失或者侵害负赔偿责任;被告是否加入责任保险这一事实有助于回答他能否偿还损害这一问题，而与被告是否必须被命令来支付损害这一问题不相关。
4)代位求偿权。
保险代位求偿权(rightofsubrogation)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利。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财产保险以及同财产保险具有相同属性的填补损害的保险所专有的制度。
依照这一制度，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标的损失时，如果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事故而招致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享有侵权行为法上的损害赔偿的权利，依照公平正义之原则，被保险人应将该权利让渡给保险人。
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可以取代被保险人行使相对于造成损害的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
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使得被保险人经由他们的保险费，支付依照法律应由被告承担的损失。
上个世纪的过失概念所强调的目标是威慑制止，损害赔偿本身是次要因素。
现在的中心已经发生了变化，转移到了赔偿方面。
社会开始要求确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侵权行为法已经稳定的由过错基础转向以社会保险为基础。
保险制度给受害人提供的赔偿，就其属性而言，已不再具有传统的伦理价值，即它不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基础，而是以侵害发生这一事实为基础，成为一种促成受害人维持社会所认同的基本生存需要得以实现的技术。
1、侵权行为法与社会保险的功能差异。
1)侵权行为法的功能。
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就其功能而言，是多重的。
它表现为预防、赔偿、惩罚等。
侵权行为法所隐含的个人主义精神，浸透了社会对个人自由行动和自由决定的要求，它最终使过错归责原则成为侵权行为法的主导原则。
侵权行为法中“责任人是过错的必然结果的规则，实际上已经从一个普通法的规则变成了一个自然法的规则。”侵权行为法通过责任的加强，防止类似行为的发生，使人们不致再犯类似道德上具有可非难性的行为;通过向受害人支付适当数额的赔偿金，把损失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这一赔偿行为本身就体现着惩罚的性质。
2)社会保险的功能。
在社会保险的理念中，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关注的只是侵害已经发生这一事实，对此，它的基本回应是对损害所殃及的人在经济上予以赔偿，而不考虑此种侵害是由过错行为引起的，还是由不幸事件引起的。
由于它不以造成侵害的事件或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基础，因而，使得这种赔偿失去了惩罚性的功能;也由于造成此种侵害的事件或者行为，都是社会风险意义上的，它们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可预测性，比如交通事故、工业事故等，都是人的意志无从控制的，也使得这种赔偿失去了预防功能。
如此社会保险所提供的赔偿在属性上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即赔偿遭受损失的人，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并维持社会所认知的基本生活水准。
2、侵权行为法与社会保险的在法律技术上的差异。
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以校正正义为基础，法官在审案时关注的是侵权行为法只接受当事人之间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的资源分配，并决定是否应该改正原告资源的减少。
社会保险则不同，它以分配正义为依据，目的在于减轻一种侵害或者疾病，而不考虑它是如何造成的。
由于可供分配的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保险几乎很少提供完全的赔偿。
这种救济的实现是通过国家设立的特定社会福利机构或者社会福利基金实现的。
3、社会保险与侵权行为法的适用领域。
不容置疑的是，侵权行为法、社会保险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各自规制着社会生活中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
社会保险制度介入侵权行为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侵权行为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多数学者认为，在人身侵害领域可以用社会保险上的赔偿计划取代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制度，而在财产侵害案件中则不能用社会赔偿计划取代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制度。
人身侵害需要社会连带。
在一个尊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权实现的时代，对人身造成的侵害被视为一种集体责任。
当一种侵害发生后，受害人的医疗、康复和生存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目标。
在财产侵害的某些特定领域，社会保险和责任保险计划也取代了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机动车意外事故侵害案件就是此种情景极好的例证。
不过，从总体上看，社会保险关注的重心不在受害人财产损失的恢复，而是人的生存条件的维持，这些条件包括受害人医疗、康复、继续生存等所必需的基本要求。
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保护人们免受生活中的危险，如果把它推向极端，社会保险可以给所有人提供一种完全的防御疾病或者侵害的保护。
由上可知，在财产侵害领域，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仍将发挥主要的调整功能;在人身侵害领域，尤其是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侵害领域，最有可能成为社会保险活动的空间。
但是，即使在这一领域，由于社会保险计划自身的缺陷，也使得这种期待存在问题。
五、建立侵权行为法与保险制度共存的法律体系。
(一)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
1、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目的相同。
责任保险与传统的侵权行为责任关系密切，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的实行推进了责任保险的产生、发展和发达，而责任保险的发展和发达又保障了过错侵权责任原则的实行。
对于责任保险而言，两大法系国家均将责任保险的目的从过去担保责任人责任的目的转为确保债权实现的目。
正是由于责任保险和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的目的相同，它们始能共同发展。
2、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的互动。
1)责任保险对侵权行为的积极作用。
责任保险对所涉及到的三方当事人无疑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对于受害人而言，责任保险可以对其损害赔偿提供极大的保障，如果它能成功的胜诉的话;对于致害人而言，如果其行为被认定为过错侵权，责任保险意味着它不会因此而破产;对于保险人而言，他们因为投保人支付保险费而获得利益，在他们对受害人支付了损害赔偿以后可以通过代位方式而取得受害人的权利。
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责任保险取代了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则是言过其实的。
2)侵权行为弥补责任保险的不足。
责任保险的作用虽然越来越重要，但是，责任保险不可能取代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
第一，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过错侵权责任为前提，如果被保险人对受害人造成损害，但是其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则保险人不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
另一方面，责任保险本身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对侵权受害人的保护不力。
在现代社会，虽然法律对某些危险活动采取强制性保险的方法，但是，并非每个司机都购买了责任保险;责任保险方面的限制性条件和排除责任条款众多，受害人不能获得全部的损害赔偿;所保险的责任仅仅限于致害人有过错而受害人无过错的情形;损害所造成的数额可能会超过责任保险所担保的总额;担保契约的期限与受害人所享有的诉讼期限不一致。
在中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责任保险的范围已经基本确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在产品质量、医疗事故、环境侵害、高度危险作业等领域，都将为侵权行为责任的落实，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
但是，责任保险在基于侵权行为法的救济中的有效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不能完全取代侵权行为责任。
(二)社会赔偿与侵权行为的互动。
1、社会保障对侵权行为的积极作用。
社会保障是事故损害分担的一种方法，是在社会控制事故总成本的范围内增加快速、高效的权利实现途径。
在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得到适用的情况下，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以保障受害人的利益。
第一，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并不等于主张要用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取代过错侵权责任原则，也没有国家试图在各个领域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大多仅仅是在交通事故、工业事故这两个特殊领域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社会保障是否会导致人们责任心的下降和肇事率的上升，在经验方面并没有证据加以证明。
事实上，即便实行社会保障，受害人的赔偿由某些机构承担，但是，最终承担责任者仍然是侵权行为的责任人，社会保障的实行不会导致责任注意义务的懈怠。
2、侵权行为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
社会保障制度对受害人的保护不及侵权行为过错侵权责任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仅仅对人身损害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而不对财产损害提供赔偿。
第二，社会保障仅仅对超过一定数额的赔偿进行支付，对于小额的赔偿请求，有关的机关不受理。
第三，通过社会保障取得的赔偿要比通过侵权诉讼方式少得多。
总的说来，虽然侵权行为的过错侵权责任原则也许的确存在着诸如程序缓慢、代价高昂的弊端，但是，它在对受害人的保护方面是强而有力的，尤其是它所贯彻的完全损害赔偿的原则能够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全部赔偿，而适用其他非侵权程序，受害人的损害仅仅能得到部分赔偿。
有学者设想，在人身侵害领域，由社会赔偿计划完全取代侵权行为制度，但是，由于社会赔偿计划内在的弱点，在此一问题上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因为社会赔偿计划从来都没有设想对受害人提供完全的赔偿。
参考文献：
[1]袁宗蔚著.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版，第547页。
[4]吴荣清著.财产保险概要[m].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23页。
保险制度论文篇八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是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也是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更是加快社会建设、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的需要。
人口老龄化导致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迫切需要对养老护理进行制度性安排。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2.95%，身体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约为13.90%，其他为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以此结合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以推算出20xx年人口普查时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约为523.4万人。据预测，由于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影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20xx年突破600万人，20xx年左右突破1000万人，20xx年突破1500万人，20xx年达到1876万人左右。
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福利性、普惠性、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国民提供标准化的基本护理保障。具体来说，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统一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制度，即在全国不分城乡、不分地区采取相同的制度框架。“碎片化”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弊端，多年来饱受垢病。一直以来，无论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医疗保险制度，都存在着人群分割和地区分割。这使得制度的并轨和整合己经成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出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的人群有别、先城后乡等情况，就要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实施统一的制度，避免再走弯路。
(2)福利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再分配性质，必须有部分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以承担长期护理保险中的托底功能。公共财政投入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对部分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参保和使用服务进行补贴，确保低收入群体可以参与到制度中来，并确保他们可以享受到护理服务。对长期护理进行公共投入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世界上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大多在制度筹资机制中将公共投入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如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规定，在使用者承担10%后，剩余部分由保费和“公费”各承担50%。
(3)普惠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成为一项广覆盖的制度。广覆盖一直是中国在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同样也应该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目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后，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尽可能惠及全体人民。所有参保人员特别是老年人，只要是在需求评估过程中确认其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条件，都应该被纳入保险支付范围，尤其是要尽量将广大农村老年人纳入保障范围。
(一)覆盖人群。
根据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德国要求各类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日本要求40岁以上的各类医疗保险参保人必须同时参加护理保险，而韩国则要求20岁以上的国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同时也是护理保险参保人。有研究建议，中国可实行“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的原则，参保人为18-65岁国民。但这一年龄范围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不衔接。
(二)筹资机制。
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共同成为护理保险制度的筹资来源，是其他国家在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时通常采用的做法，如荷兰、日本、韩国等均采取了这种筹资模式。在不同国家的筹资机制安排中，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比例有所不同。德国政府补贴在33.3%以上，日本约为45%，韩国约为20%。使用者负担一般不超过20%，如日本使用者负担约10%，韩国的机构服务使用者个人负担20%，居家服务使用者个人负担巧%。但有不少研究认为，韩国使用者的负担过重。
(三)需求评估。
护理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的关键一环，是确定保险给付的条件。所有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均建立了相应的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如德国将长期护理需求分为三个等级，由德国医疗保险基金的医疗审查委员会组织评估；日本则将其分为七个等级，由地方护理认定审查委员会组织评估；韩国将其分为三个等级，由等级判定委员会组织评估。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护理需求的日益增长，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强。根据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福利性、普惠性、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国民提供标准化的基本护理保障。其框架大体如下：以各类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作为其覆盖人群，即参照目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将大部分在职人员和全部老年人纳入参保范围；建立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三源合一的筹资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护理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实施实物支付、现金支付和混合支付相结合的保险给付。但是，基于中国目前护理服务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状况，要实施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必须进行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改革和建设。一是进行养老护理机构的分级与分类。
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后，要将养老机构作为实现机构护理的主要力量，为此，必须建立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相适应的机构服务供给机制。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养老机构功能进行调整，推动大部分养老机构实现“医养结合”，向护理型的养老机构转变；其次，要建立一批专业性的护理机构，实现养老机构的功能性分类和层次性分级，即不同的养老机构具备提供不同等级护理服务的能力，实现服务的专业化和层次性。如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将机构服务分为设施服务、护理老人保健设施服务、护理疗养型医疗机构服务等三类。二是制定护理服务标准。护理服务标准包括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费用标准两类。服务提供标准是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需要对不同等级的服务给付确定相应的时间标准(如服务几小时)、内容标准(服务什么)、水平标准(怎样服务)。服务费用标准是指单位时间内使用某一内容、某一水平服务应支付的服务费用。制定护理服务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将护理服务标准化，保险受益人可根据评估结果事先了解自己可得到怎样的服务给付，而服务提供者则可事先了解自己应该提供怎样的服务，以及提供该服务可以得到怎样的报酬。三是制定护理产品目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给付还应包括一些护理产品的使用。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定护理产品目录的形式，明确服务给付包含哪些护理用品，每类用品允许使用哪些品牌的产品，其价格几何、费用如何分担等。护理产品目录有利于护理利用者和提供者选用合适的护理产品，引导双方合理利用护理资源。
保险制度论文篇九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已经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可分割性以及一定的可转让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土地权利可以作为与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交易的标的;经验数据证实了农村土地产权的融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开展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形式的农户贷款模式对于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瓶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户最有价值的资产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宅基地使用权。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政策上的不可抵押性，要深入挖掘和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金融功能，创新设计能够被农村金融机构认可和接受的贷款模式，鼓励其提高对农户的贷款额度，从而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
1.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
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有助于对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认识，同时也有助予研究农村土地产权的抵押担保条件。新中国建国初期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度，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在农民土地私有制度下，农民对拥有的土地产权可以自由买卖和出租，实现了土地产权的完全排他性、可转让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户自愿以“大包干”、“小包干”等方式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开始从单纯集体所有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两权分离模式转变。随后，一些沿海发达省市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行试验，使得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突破了家庭承包经营的限制，土地产权流转制度重新进入试验期。
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启动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第四次变迁，它明确了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涉农物权抵押担保的一系列规定，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2.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贷款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逐步变迁，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主体涵盖的各项权利的界定也逐渐明确，这对于搭建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合作非常重要。理论上讲，只有当产权及其各项子权利都是可以转让和分割的，这些权利的每一项或每一项的不同部分才可以与不同个人或团体之间相互交易。因此，以农村土地产权为切入点研究农村金融机构农户贷款模式，首先就是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是否具备了如上所述的排他性、分割性和转让性，这是前提，需要运用产权模型加以分析;其次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农村土地产权能否充当链接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贷款合约的有效抵押担保标的，这同时需要经验数据的支持。假设上述两项均存在，那么就可以以农村土地产权为抵押，进行农户贷款模式的创新设计，从而缓解农户资金需求缺口矛盾。
3.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贷款模式引致的问题。
农村土地产权实现抵押贷款后将引致两个问题：农户违约风险和农村金融机构对抵押债权的变现风险。前者是指一旦农户由于自然因素或者经营失败导致贷款不能如期偿还，那么农户将失去对土地拥有的产权，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后者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在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按照贷款合约依法顺利地变现抵押债权，弥补贷款损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种流转形式顺利进行的基础平台和前提条件，是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尽快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市场交易。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资产，农民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如果能够作为抵押担保物权向银行申请贷款，将不仅是对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制度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且对于解决农民遇到的资金难题也非常有利。一般来说，非农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越低，土地抵押贷款后农户承受的风险越低，财务风险越小。因此，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60%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对农村金融机构确定授信农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
3.2各部门职责。
3.2.1行政部职责。
组织公司内部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保证财务取送款的安全工作；
负责政府领导、重要客人和外宾参观公司时的安全保卫工作；
3.2.2各部门职责。
3.2.3行政总监职责。
确保本公司安全技防报警系统(如有)和其它技防设备完好有效；
对发生的经济诈骗、财产侵占类刑事犯罪案件要及时向上级领导和法务部汇报；
3.2.4财务、商务等部门职责。
商务等部门要对各种票据、信息资料妥善保管，严防丢失，对重要资料还应确保机密；
3.3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
3.4奖惩。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一
显性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增强储户的信心，只有尽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并取消隐性保险，才有利于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否则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方面将会出现困难。在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要将中小金融机构纳入到存款保险体系中，作为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维护存款人的利益，为中小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其次，应当实行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再次，在推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先实行简单的差别费率，待存款保险制度较为完善之时再依据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征收保费，以促进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最后，可以实行限额赔付的方法，使大多数中小储户都能够得到保障，降低赔付风险的发生几率。
存款保险制度在推行之后，可能会导致巨大赔付风险的发生。因此，必须大幅度提升金融机构的质量，加快金融机构的改革步伐，提高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资本补足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建立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加大外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同时要严格依照相关金融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在法制环境下更有利于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分期逐步将信用社纳入存款保险体系。
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较多，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差别。在存款保险制度推行的初期阶段，如果要将所有的中小金融机构都容纳进来，将会加大存款保险系统的风险。为此，可以先设立储蓄协会，将资本充足的农信社容纳进来，避免中小金融结构将风险转移。之后，可以对资本不够充足或者存在较大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观察，如果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得到提高，则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到存款保险体系中来。这样既可以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讲，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有效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同时也提高了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誉度，有利于增强储户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心，进而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鉴于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充足率不高，并且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容易发生存款挤提的事件，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增强存款人的信心，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另外，存款保险制度还能够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并提高风险的处置效率，同时还能够加快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二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标准向特定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发生危机时，由存款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来保障其清偿能力的一项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构建我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权益，进一步提升公众对我国银行业的信心，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对理顺及规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改善我国银行业结构布局，深化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成为第一个建立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截至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并实践了这一制度，其在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到20世纪60年代，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广泛应用于系统性风险控制等领域。历史经验证明，通过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及时处置金融风险，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况下，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在保护存款人资金安全、稳定存款人信心、防止银行挤兑、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开放度的不断深化，金融业态多样化呈加速态势，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多元并不断加大。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即当商业银行经营中出现问题时，政府会通过救助的形式，向存款人提供全额的存款保护。这也是我国公众对银行天然信任的原因。隐性存款保险是一种非市场化的解决方式，不适宜我国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隐性存款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缺陷，因由政府对银行进行风险兜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所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超出预期目标。同时，隐性保险不利于银行业正常的优胜劣汰，从而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积累一定的道德风险，使公众降低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不利于金融系统良性发展。，以海南发展银行为代表的一系列金融机构倒闭事件，突显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国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破产机制的缺位，使得金融业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体制机制都难以完全建立起来。20xx年，国务院金融改革“国十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加强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支持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支持民营企业投资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民间资本是地区经济自身储备的核心，一旦受到损伤，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将受到影响。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银行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银行业息差逐渐缩窄，有些银行偏重于风险较大的贷款业务，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银行的经营风险显著上升，破产倒闭也成为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方面还是稳定金融体系和社会经济方面考虑，都有必要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二）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已经酝酿了20余年。1993年，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基金首次在《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被提出；底，人民银行成立了存款保险课题组；20xx年，人民银行起草《存款保险条例》；20xx年，人民银行指出了要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健全金融风险处置的长效机制；20xx年，存款保险制度工作小组开始着手对存款保险实施方案进行设计；20xx年，国务院提出要制定出台存款保险条例；20xx年，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基本成熟，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完善实施方案，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尽早建立；20xx年底，人民银行就《存款保险条例》公开征求意见；20xx年3月31日，国务院第660号令公布，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至此，我国在立法层面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确保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同时，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处置职能，有助于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使银行真正做到“有进有出”，实现市场化运营。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真正实现优胜劣汰。利率市场化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将使银行业失去“保护伞”，从短期看，这有利于推动城商行业务转型，提升服务能力。利差收窄和交纳存款保险保费支出能迅速拉升城商行的资金成本，冲击城商行传统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必将促使银行的经营结构、业务范围发生一系列变化。城商行需要依靠非利差收入的增长来维持利润的增长，必须不断地创新、扩大理财产品种类和中间业务范围，努力探索多元化、特色化的经营理念，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从长期看，这有利于推动中国金融体系深入变革与重大调整。城商行作为中小银行的代表，在资产规模、定价能力、风控管理方面存在短板，受到的冲击与挑战的影响更为明显。
（一）城商行将面对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对于城商行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从理论上来说，存保机制给城商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同金融机构的偿付限额均为50万元。而实际上，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实施，社会公众会对城商行的信心下降。长期以来，我国银行存款最大的优势在于安全性而非收益性，政府的隐性托底是居民将存款作为主要保值增值方式的原因。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后，伴随存款风险性上升，居民存款意愿将显著下降。同时，由于城商行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和服务城市居民为定位，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因为历史、体制、环境等因素，在经营管理、盈利能力、资本补充、政策扶持力度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设定50万元存款保险上限，其余存款因缺乏保障性，极有可能撤离银行系统而投向股市、楼市、债市等领域，受保护的存款也可能因存款人信心动摇而向大行集中，如果出现存款集中下降的态势，将会使城商行经营出现不利局面。
（二）城商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流动性管理一直是城商行风险管理的短板。一是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城商行大多不能实现对全口径业务有效监测，在内部转移定价和绩效考核方面也往往不考虑流动性风险因素。二是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单一，管理手段滞后。城商行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主要以日间头寸变动、流动性比率等静态指标为主，且大额资金的监测多为事后，事前预报与干预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三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系统建设及人才储备不足。城商行信息系统大多不能实现动态现金管理、压力测试和流动性预警等时时监测，且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三）城商行负债成本可能持续上升。
存款保险制度实行限额偿付，冲击城商行的大额客户，推高其存款定价。对于大额存款客户，由于限额偿付，激励其将存款转移到大型银行，无疑提高了城商行维护客户的难度和成本。为了提高客户黏性，弥补与大型银行之间的信用差异，城商行会以提高存款利率定价的`方式挽留客户，直接导致城商行的利差更为收窄，抬升资金成本。在利率市场化和央行政策监管的双重压力下，城商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转移成本的可能性很小，导致预期利润收窄，可能出现亏损甚至倒闭。
（四）城商行财务支出不断加大。
我国的存款保险费率由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构成。差别费率幅度根据投保金融机构的监管评级、资本充足率等因素决定。按照上述标准去衡量，城商行可能适用较高的费率水平。我国存保起步时的费率水平为万分之一点六，略低于国际通行标准，可见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对风险进行约束和疏导的新机制。从目前情况看，存款保险费率的支出对城商行的财务支出影响不大。从财务支出看，存款保险基础费率为万分之一点六，资产收益率约为1%，那么存保保费占利润的比重约为1.6%，对城商行财务支出影响较小；从利润增速来看，虽然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第一年会影响金融机构利润同比增长幅度，但从次年开始这种效应将由于基数因素被消化。但是，央行已经明确，存保费率可根据经济金融发展、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存款结构情况以及存保基金累计水平等因素动态调整。城商行在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方面较大型银行处于劣势，风险系数较高，今后城商行极有可能执行高的风险差别费率，导致城商行比大型银行承担更高的资金成本上升压力。
存款保险制度的落地，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标志着我国将由政府管制利率时代进入市场化利率时代，银行业进入完全竞争的时代，必将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城商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为应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城商行应树立品牌形象，加强客户管理，增强资产和风险管控能力，深入推进经营转型，才能在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强化危机意识，深入推进经营转型。
城商行必须树立危机意识。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使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等更加突出，城商行负债业务管理难度加大，挤兑、破产、倒闭成为可能，必须高度重视，全力应对。城商行必须调整经营策略，加快转型，使业务定位由“存款—贷款”型，向“融资—投资”型转变。需要持续推进经营转型，发展普惠金融，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创新资本低消耗路径，紧紧围绕政策导向，结合本行的地域优势，着眼本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基础客户群体，打造有自身经营特色的金融服务品牌，探索差异化、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城商行需要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消费金融业务，专注小微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摈弃“速度情结”和“规模情结”，积极向低资本占用型经营模式方向转型。必须加强财富管理与产品创新能力，积极开拓投资渠道，实现资产质量优化和收益提升，以资产端的优秀管理能力带动负债端的业务增长。
（二）提升主动负债能力，化解流动性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施行初期，因存款人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限额以上的储蓄存款可能受到温和冲击，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城商行各项存款下降。为了防范存款“搬家”，城商行应把服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注重客户体验，以优质、高效、便捷为服务宗旨，努力提升客户信任度，切实做好客户关系管理；应加强客户分析，实施差异化和个性化战略，采用交叉销售、回馈客户、提升服务等级等方式，不断提高客户美誉度，增强客户黏性。城商行应转变依赖存贷款净息差的收入模式，发挥地缘优势，树立地域化品牌形象，把发展和创新作为前进的动力。以移动金融、网络金融为重点，加强金融通道建设，由重存款规模向存款规模与客户数量并重转变，由重静态资金沉淀向资金沉淀与交易频度并重转变。必须加强零售业务拓展，实现由“垒大户”向“重零售”转变，不断满足客户不同类型的差异化需求，确保负债稳定，有效支撑资产业务发展。
（三）强化流动性风险管控，加强流动性储备管理。
为了应对存款搬家导致的流动性不足，城商行要增加多层次的流动性储备。一是要适当提高备付金比例，采取保守型的流动性风险偏好；二是增加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优质流动性储备，确保流动性缺乏时的融资和变现能力；三是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保持合理的融资比例，降低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四是争取央行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存款准备金率、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争取一定的政策支持，同时充分发挥短期流动性调节slo和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使用，丰富流动性救助措施。
（四）提高资本管理水平，努力争取优惠费率。
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商业银行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各项业务的开展，城商行资本不足的问题突显，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从国外经验看，存款保险采取差异化费率，主要参考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流动性情况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等指标确定参保机构的费率水平，存保的早期纠正会加大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监管。为了争取优惠的费率政策，城商行应守住资本约束底线，深入实施新资本管理办法，有效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加快经营转型，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要在政策上把握好道德风险和稳健经营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调整自身资本实力。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控制风险资产扩张、加大中间业务开拓、探索多渠道盈利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拓宽外部补充方式。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加强资本补充，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监管评级。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三
保险柜的管理使用，专门存放现金，各种有价证券，银行票据，印章及其他出纳票据。
保险柜一般由行总经理授权，由出纳员负责管理使用。
保险柜要配备两把钥匙，一把由出纳员保管，供出纳员日常工作开启使用；另一把交由行政综合部或财务总帐会计负责保管，以备特殊情况下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开启使用。出纳员不能将保险柜钥匙交由他人代为保管。（公司现保险柜只有一把钥匙，另一把不明的情况下暂时由出纳保管，查明具体在何处后交由行政综合部保管。）。
保险柜只能由出纳员开启使用，非出纳员不得开启保险柜。如果单位总会计师或行政综合部需要对出纳员工作进行检查，如检查库存现金限额、核对实际库存现金数额，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开启保险柜的，应按规定的程序由总会计师或行政综合部开启，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任意开启由出纳员掌管使用的保险柜。
（4）财物的保管。
每日终了后，出纳员应将其使用的空白支票（包括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银钱收据、印章等放入保险柜内。保险柜内存放的现金应设置和登记现金日记账，其他有价证券、存折、票据等应按种类造册登记，贵重物品应按种类设置备查簿登记其质量、重量、金额等，所有财物应与账簿记录核对相符。按规定，保险柜内不得存放私人财物。
出纳员应将自己保管使用的保险柜密码严格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以防为他人利用。出纳员调动岗位，新出纳员应更换使用新的密码。
保险柜应放置在隐蔽、干燥之处，注意通风、防湿、防潮、防虫和防鼠；保险柜外要经常擦干净，保险柜内财物应保持整洁卫生、存放整齐。一旦保险柜发生故障，应到公安机关指定的维修点进行修理，以防泄密或失盗。
出纳员发现保险柜被盗后应保护好现场，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待公安机关勘查现场时才能清理财物被盗情况。节假日满两天以上或出纳员离开两天以上没有派人代其工作的，应在保险柜锁孔处贴上封条，出纳员到位工作时揭封。如发现封条被撕掉或锁孔处被弄坏，也应迅速向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报告，以使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及时查清情况，防止不法分子进一步作案。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四
：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现状，决定了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本文从威海实际出发，调研论证了威海市推进社会化的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探索性的制度设计构想，为下步全面推行制度运行提供了方向。
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预期寿命延长等现实因素影响，亟需加快推进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以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为更加审慎地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本文结合威海实际进行调研论证，力保制度健康起步，走得更远。
1.人口老龄化的迫切要求。
山东省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截至20xx年底，山东省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900多万，老年人口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占人口总数的19.7%。而威海市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全市现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60.75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3.85%，远超国际上10%的标准。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9.67万人，呈现深度老龄化特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20xx年威海市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3岁，老年群体的养老护理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2.小型化家庭结构负担沉重。
由于少生优生观念深入人心，威海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左右，大大低于2.1的更替水平和1.8的国家控制目标。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导致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目前全市家庭超过92万户，户均2.7人，独生子女家庭58万户，占家庭总户数的63%。“4-2-1”家庭结构（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小孩）的增多，导致失能老人护理问题日益突出，护理水平低、时间成本高、经济压力大，亟需建立社会化的长期护理制度以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服务。
3.缺乏保障的护理需求挤占医疗资源。
20xx年，威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为36336元，农村居民为16313元。养老护理费用逐年递增，家庭服务人员工资指导价位中位数为24000元，公立养老机构收费800元/月-4300元/月之间，重度失能老人护理费用更高。受护理成本和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老人在衰老过程中以居家养老为主，一些参加医疗保险的老人往往以住院的方式缓解家庭护理的经济压力。但失能老人长期住院费用是养老机构护理费用的8-10倍，给医保基金长期平衡带来较大压力。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
截止20xx年底，威海市医疗机构达到2626所，执业（助理）医师7188名、注册护士8704名，其中千人口医师、护士数分别为2.6和3.1，千人口床位数6.22张，居山东省领先水平。全市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个、三级甲等中医院3个、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1个，在山东省率先实现每个区市至少建有一个三级医院的.目标；大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标准达45元。
2.医养结合机制运转良好。
20xx年，威海市成功争取了全国第二批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大力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相互协作，建立了医疗巡诊服务制度，形成了互补、互助、互动、互融的发展格局。推动医养结合综合体建设，支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开办护理机构，计划总投资7.69亿元推进7处医养结合项目，并将优先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范围。
3.护理人才队伍建设长效推进。
连续两年实施千名养老护理员免费培训工程，试点建立养老护理员岗位补助制度，对初、中、高级及以上护理员每人每月按50元、100元、15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助。目前，全市护理员持证上岗率达到40%以上。对经批准设立养老服务专业的高等院校，在省级补助的基础上，市级再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目前，全市现有12所院校设置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招收学员1280人。
1.建立多层次医疗护理服务。
为满足不同参保对象的护理服务需求，拟开展三类医疗护理：医疗专护，为因病需长期保留各类插管、长期依靠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维持生命体征、瘫痪或昏迷短期住院不能好转以及其他术后仍需长期住院维持治疗的，在医疗机构接受专业的医疗护理；机构护理，为人身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长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的，在养老机构接受长期医疗护理；居家护理，为人身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长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的，居家接受医护人员上门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对医疗护理费用实行“定额包干”结算办法，引导护理服务机构提供适宜适度的护理服务，减轻医保基金支出和家庭经济负担。
2.建立多渠道筹资体系。
为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按照责任分担原则，坚持筹资渠道多元化，由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筹集长期护理保险资金。参照我省试点城市的普遍做法，采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助资金、福彩公益金和个人缴费等多渠道共同负担，并接受企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
3.建立流畅的管理服务办法。
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和开展养老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协议管理，完善待遇享受人员准入、准出、监督审核机制。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安排医师现场审核申请人的病情及自理情况，按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adl量表）的标准进行初步评定，统一提交社保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将符合条件的参保人纳入保障范围。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参照住院管理模式，配备相应的医师、护士和护工，如实上传治疗费用明细，填写巡诊记录，确保护理服务质量。
建立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长期失能者的养老护理问题，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尊严；有利于缓解“以医代养”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有利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从粗放的生活护理向精细的专业护理转变，形成群众受益、基金减支、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综合考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消费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先期低水平起步，在参保职工中推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扩大到城乡居民。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外延内涵的扩大，失能患者能力等级评估机制的建设，与现行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政策的衔接等问题，有待在制度推行过程中逐步予以完善。
[1]孟婷.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研究[d].辽宁大学，20xx.
[2]李超.关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的思考[j].商业时代，20xx，（2）：74.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五
维持金融系统安全与稳定的安全网，审慎监管是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第二道防线，存款保险制度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按照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在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和其他危机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或取代破产金融机构直接对存款人进行赔付的一种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对防止银行挤兑、促进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起着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有多种形式，根据其承担的职能，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分为付款箱类型、成本最小化类型和风险最小化类型。付款箱型存款保险制度通常主要负责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时才发挥作用，对存款人作出赔付或资金援助，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或清算，基本上属于消极被动应对。成本最小化型保险制度没有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利，也不能为防止金融机构的倒闭而提前进行干预，介入破产金融机构的时间比较晚，不能有效地提高救援质量和降低援助成本。风险最小化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对金融机构提供存款保险，还有权监督管理金融机构，对有问题苗头的金融机构及时采取早期纠正措施，介入问题金融机构的时间相对较早，能降低援助成本和有效地预防金融系统风险。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于20xx年5月1日建立，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本文在介绍了几个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并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缺陷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建立最早，运行最为完善，也是影响最大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的银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几千家银行破产，爆发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为了抑平人们的恐慌心理和应对银行挤兑，美国政府根据《1933年银行法》，由财政部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共同出资创办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社（fdic），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fdic的组织、职责和使命，开创了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新纪元。fdic成立后，在减少银行破产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方面效果明显，在1934年和1935年，美国只有34家银行倒闭，人们普遍认为，fdic的存在是银行破产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对被保险银行的监督和检查是fdic的主要业务之一，银行日常检查的内容主要由资本、资产、经营、收益、流动性和市场敏感性等项目构成（camels），根据检查结果把银行分为五个等级，对问题银行需加强监管和指导，但为了避免市场和存款人恐慌，检查结果并不公布。fdic的主要业务还包括对破产银行的处理，美国的银行破产体制是由行政主导而非司法主导，fdic是这套体系的核心。fdic处理破产银行的目标是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使fdic的费用最小化。为了减少市场震荡，一般采用周末处理的方式，早期发现、早期纠正、早期处理是fdic破产处理的特点。具体的破产处理方法有向存款人直接支付存款、把保险存款转移到经营稳健的银行、收购与继承破产银行的资产负债、破产银行暂时国有化、资金援助等。破产银行处理基准也从早期的不可欠缺（essentialitydoctrine）、太大而不能倒闭（toobigtofail）修改为fdic的成本最小化。1991年的《联邦存款保险改善法》主要是增加了对银行自有资本比率的要求，根据银行的管理状况和风险状况实施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在20xx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fdic创造性地提出相关应对措施，灵活履行职责，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创新性地拓展自身的职能范围，不断提高了存款保险制度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20xx年金融危机中，fdic主动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配合，积极改革创新，灵活履行职责抵御危机，在危机中极大地拓展了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在美国政府一系列的重要危机处理计划中发挥了核心作用。fdic本身也在危机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处置金融风险的主要平台之一。
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在1971年根据《存款保险法》建立的。由政府、日本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日本存款保险公社（jdic），和美国不同，日本金融安全网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由日本银行担任，银行监管由金融厅承担，jdic只负责破产银行清算和存款保险两大职能，没有监督管理和检查金融机构的权利，属于付款箱型。jdic的主要职能是收缴保险费、支付保险金、资金援助及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用。jdic强制要求银行加入保险，最高偿付额为1000万日元，保费采用单一保险费率，不与银行的风险状况挂钩。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险对象最初是商业银行、信用金库和信用合作社，后将劳动金库和合作性金融机构也纳入保险对象，基本覆盖了所有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jdic在日本被视作政府救助的支出机构，缺乏独立的决策权，没有积极性和自主性，处于被动地位，在出现银行危机时，jdic的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这使得存款保险制度在日本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日本的金融机构受到政府“护送船团”式的强有力的保护，造成jdic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和治理效果与美国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英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属于付款箱型，由官方主办政府经营管理，最早是根据1972年银行法建立的存款保护计划，后为了适应金融系统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多次大幅度调整。20xx年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把存款保护计划和其他机构合并，设立由其统一管理的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执行存款保险职能。现行的英国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是整个金融行业保障计划的组成部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其功能也由单纯的存款保险逐步拓展为维护金融稳定和公众信心的全面补偿机制。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完全具有商业公司的所有特点，但同时又是隶属于金融服务管理局的下属非盈利独立法人机构，主要承担金融服务管理局委托的存款赔付职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主要是负责评估金融机构的风险、存款保险基金的收缴和管理及保险金的支付，具备单一的存款保险功能。英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属于强制性制度，任何在英国营业的吸收存款金融机构都被自动纳入保险对象，被保险存款包括付息的存款和金融机构保管的非付息存款。
存款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保费、基金的投资收益和借入资金，每家参保的金融机构需要交纳初期资金、继增资金和特别出资，但合计不超过合格存款的0.3%且逐步征收。当参保机构进入临时清算、特别行政管理或破产清算，金融服务管理局认为该机构已无力偿还其债务时，可以动用存款保险基金偿付存款人。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对参保的金融机构并没有监督权限和检查权限，也无相关预防金融机构倒闭的措施和早期干预机制，只是在金融机构倒闭后收拾残局，承担最后的风险，保护存款人的权益。英国存款保险制度在20xx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作用有限，甚至受到各方的质疑，但在积极改革调整后，金融服务补偿计划在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风险和重塑市场信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非常特别，由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系统和官方强制性保险系统构成。官方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满足《欧盟存款保险指引》的要求于建立，只为商业银行和公共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业务，由银行协会管理，基本上借鉴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制度的做法。非官方存款保险制度是德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体、是维护德国金融系统稳健的根本保证，也是国际上存款保险制度成功运作的典范。德国银行体系由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三大银行集团和专业机构组成，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系统就是由这三大集团根据各自的需要在1974年以后逐步建立的三个独立运行体系。三个存款保险机构的目的并不相同，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主要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储蓄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和合作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主要是保障加入银行的流动性，间接保护存款人利益。德国三大非官方保障基金的制度及运作特点基本相似。一是志愿加入，在德国，所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了各自行业协会经营管理的非官方的存款保险机构。二是保险范围宽和全额保险，被保险存款包括国内外存款，外币存款也纳入保险对象。三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加入银行的事前提供和事后混合融资，没有公共资金介入，采用单一保险费率，为存款总额的0.03%~0.05%，新加入银行还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另外承担0.09%的保费。四是非官方管理，三大非官方存款保险机构都由各自的行业协会管理，不受公共监管，财务报告也不对外公开宣布。五是存款保险机构对加入银行有充足的监管权限，它有权责令对没有达到监管要求的银行采取早期纠正措施，如果加入银行仍然没有执行则可以将其驱逐出去。六是依靠加入银行的相互监督和严格审计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完全是属于非官方性质，没有公共资金的援助，机构不能把处理问题银行的成本外部化，需要依靠加入银行的相互监督来降低风险和成本。
存款保险制度在提高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保障存款人的利益、抑制个别金融机构的挤兑和破产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和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存款保险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设计、营运不当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会削弱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还会对金融机构、金融系统产生负面效应，其中道德风险就是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和一般的保险不同，参与主体由存款保险机构、加入银行及存款人构成。存款保险会影响存款人、加入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行为和经营，产生道德风险。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防止由于金融机构的倒闭导致存款本金和利息血本无归，必须谨慎地选择存款银行并监督以降低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即使银行倒闭，存款人也不会遭受损失，存款人的风险转移给存款保险机构，其存款得到有效地保障，存款人承担的风险被控制，相比存款的风险，存款人更重视金融机构提供的利率水平。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选择、监督的缺失和对高水平利率的追求会刺激和促使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经营。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加入银行的行为方面。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和管理层具有通过过度承担风险、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以获取高额利润、用吸收的存款替代自有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比率的动机。国外的研究普遍认为，早期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还有研究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会激励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增加爆发银行危机的机率；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和结论。对导入保险额度、自有资本充足率要求、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及问题银行早期纠正、早期处理等措施改革后的存款保险制度，国外的研究则认为，能显著地降低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有效地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强化市场约束，明显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对存款保险机构而言，道德风险表现在对金融机构的过度纵容、“太大而不倒”（toobigtofail）及问题银行过高的处理成本等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在保护存款人利益，防止银行挤兑的同时更要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希望发生银行倒闭事件，有一定的包容底线，能容忍部分问题银行继续生存。对出现问题苗头的银行，更多地运用资金援助方式处理，避免银行的倒闭。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基金包含国家的财政出资，资金的运用给问题银行和存款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资金援助不仅是存款保险机构对高风险银行的宽容和实际补贴，还会助长银行的道德风险。根据世界各国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经验，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金融系统相对稳健、有完善的审慎监管制度、保险基金存足、市场机制和市场约束有效的国家和地区，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抑制道德风险、发挥较好的作用。如果不能满足上述前提条件，即使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不会给金融系统带来持久的稳定，相反有可能加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削弱市场约束机制，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始终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道德风险会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效率和公平，严重的还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作用和优势。通过改革和创新，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存款保险制度的不良影响和负面效应。近年来，全球存款保险制度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系统稳定的贡献也越来越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隐形存款保险，由国家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造成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国家信用，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现象比较普遍。自20xx年5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从隐形保险变为显性保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促进国内存款金融机构积极公平地参与全球竞争，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利用“后发优势”，设计时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他国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使其更趋完善健全。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以立法的形式给存款人提供明确的制度保障，化解银行挤兑风险。强制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加入，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做到了有法可依。第二，被保险存款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实现限额保险，最高偿付限额为50万人民币。各国的保险限额之间的差异比较大，例如美国是10万美元，日本是1000万日元，马其顿是183美元，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保险限额大约是人均gdp的3倍。我国的保险限额50万元是20xx年人均gdp的12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能够为99.6%以上的存款人提供近似100%的全额保障，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家庭个人金融资产中的存款比率较高。过低的保险额度不仅不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也会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其存款不区分个人存款和企业机构存款，全部纳入保险范围。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和投保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存款不在保险之列。存款保险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保费、基金运用收益及其他收入，基金主要投资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等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资产。第三，存款保险费率由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构成。风险差别费率根据投保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和风险状况等因素确定，与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相关的保险费，增加了投保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的成本，抑制了其道德风险动机。投保机构风险状态的确定，国际上普遍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对投保机构进行分类，对不同等级的投保机构采用不同的费率，鼓励投保机构尽可能持有更多的资本，提高金融系统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的风险差别费率预计也会与自有资本充足率挂钩，自有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投保机构要承担较高的保险费。第四，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参加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制定，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局等其他管理机构建立密切有效的联系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存款保险机构通过信息共享机制获取掌握投保机构的风险状态、检查报告和评级情况等监督管理信息，对自有资本充足率不足等影响存款安全以及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投保机构提出风险警示，对自有资本充足率大幅度下降，严重危及存款安全和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投保机构，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补偿资本、控制资产增长、控制重大交易授信、降低杠杆率等必要的早期纠正措施。第五，对破产投保机构的处理，存款保险机构可直接偿付或委托健全金融机构代为偿付被保险存款，为健全金融机构收购继承破产投保机构的全部或部分业务、资产负责提供担保、损失分摊或者资金援助，基金的使用应当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尽可能使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平稳有序，不影响金融系统并使存款人得到及时合法的保障。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能力、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1]刘晶：保险制度的新发展：英美为例[j].时代金融，20xx（9）.
[2]尹杞月：国外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20xx（2）.
[3]刘勤：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发展创新[j].国际金融研究，20xx（6）。
[4]王晓博、刘伟、辛飞飞：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xx（9）.
[5]颜苏：反思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j].法学论坛，20xx（7）.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六
使用保险箱的人员多而杂的情况下，保密性差，容易造成密码密钥泄露和财物丢失。应当配备专职使用人员，专职的`开启人员。
很多财物管理人员，以为保险箱设置了密码就不存在失窃的问题了，殊不知密码设置的安全度也直接影响着保险箱扥防卫能力，位数长，数字重复率低的密码安全度高，不易被破解，而位数短，设置简单的密码则容易让人识破而轻易突破保险箱的防卫。
保险箱的密码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是固定密码的保险箱结构，那么就应当在恰当的时候修改密码，如出纳员调动工作，保管人员离职，保管程度高的财物也应当定期更换密码。出厂后的密码没有更改，或者财物管理人员的频繁调动，经常性的在多人情况下开启密码，都容易造成密码的泄露。
钥匙可分别交由保险箱使用部门和企业保卫部门分别保管，交有保卫部门的应当封存。例如，曾有企业只注重财务部门的安全管理，保卫部门却没有良好的封存制度，就给某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当他窃取超控钥匙后，很轻易的就绕开了密码口令，打开了保险箱。
只有制定了相关制度，才能有据可依的去执行。比如：节假日满两天以上或相关人员离开两天以上没有派人代其工作的，应在保险柜锁孔处贴上封条，到位工作时再揭封。曾经有企业由于欠缺这一管理制度，造成财物失窃后多日才被发现。
可见，没有保险箱管理制度的企业，就很容易使造成使用人员随性而为，一旦发生了盗窃事故，很可能连破案的线索都无据可查。
因此，真正管理好保险柜的应用，才能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七
保险柜的管理使用，专门存放现金，各种有价证券，银行票据，印章及其他出纳票据。
保险柜一般由行总经理授权，由出纳员负责管理使用。
保险柜要配备两把钥匙，一把由出纳员保管，供出纳员日常工作开启使用；另一把交由行政综合部或财务总帐会计负责保管，以备特殊情况下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开启使用。出纳员不能将保险柜钥匙交由他人代为保管。（公司现保险柜只有一把钥匙，另一把不明的情况下暂时由出纳保管，查明具体在何处后交由行政综合部保管。）。
保险柜只能由出纳员开启使用，非出纳员不得开启保险柜。如果单位总会计师或行政综合部需要对出纳员工作进行检查，如检查库存现金限额、核对实际库存现金数额，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开启保险柜的，应按规定的程序由总会计师或行政综合部开启，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任意开启由出纳员掌管使用的保险柜。
（4）财物的保管。
每日终了后，出纳员应将其使用的空白支票（包括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银钱收据、印章等放入保险柜内。保险柜内存放的.现金应设置和登记现金日记账，其他有价证券、存折、票据等应按种类造册登记，贵重物品应按种类设置备查簿登记其质量、重量、金额等，所有财物应与账簿记录核对相符。按规定，保险柜内不得存放私人财物。
出纳员应将自己保管使用的保险柜密码严格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以防为他人利用。出纳员调动岗位，新出纳员应更换使用新的密码。
保险柜应放置在隐蔽、干燥之处，注意通风、防湿、防潮、防虫和防鼠；保险柜外要经常擦干净，保险柜内财物应保持整洁卫生、存放整齐。一旦保险柜发生故障，应到公安机关指定的维修点进行修理，以防泄密或失盗。
出纳员发现保险柜被盗后应保护好现场，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待公安机关勘查现场时才能清理财物被盗情况。节假日满两天以上或出纳员离开两天以上没有派人代其工作的，应在保险柜锁孔处贴上封条，出纳员到位工作时揭封。如发现封条被撕掉或锁孔处被弄坏，也应迅速向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报告，以使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及时查清情况，防止不法分子进一步作案。
行政综合部。
20xx-9-26。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八
一方面责任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于保险业整体发展。20xx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146。35亿元，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1%，相对国际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同期，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美国则超过40%，其责任保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大量的侵权损害赔偿由政府买单。如20xx年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火灾造成309人死亡案，20xx年汤山395人中毒42人死亡案。据统计，责任保险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任何赔付记录，缘于肇事企业或个人没有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在加害方无力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稳定，其损害赔偿只能由政府承担。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为某一个体的经营风险买单，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原则，更影响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审视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现状，我国责任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法律环境不完善、政府工作错位等现象。
1、责任保险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
首先，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迈向信息经济，但是责任保险产品设计思路，还是寻求法律、法规对损害赔偿的规定，远远跟不上日益发展的新经济、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这些责任风险催生了对保险产品的新需求。其次，市场上责任保险产品“大一统”特征十分明显，缺乏不同产业、行业的专属产品，比方说，大型商场与歌舞厅的责任风险特征差别很大，但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则完全一样。责任保险产品的产需不能吻合抑制了市场需求。再次，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习惯于价格竞争的低层次竞争阶段，盲目追求保费规模，无视产品和服务升级的重要性，缺乏产品创新的'驱动。
2、法律环境不完善。
我们说，人们行为的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包括个人或组织），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守只影响本身的福利，而不涉及其他主体的福利，即个体行为的遵违不具有外部性。另一种，可称为社会规范，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违会影响到的其他个体的福利，即个体的遵违具有外部性。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对个体是否遵违的外部性具有普遍约束力。比如法律可以规定不准杀人，但不能约束自杀，这就是我国商业保险采用自愿投保的法理所在。但是，对于个体侵害他人后的损害赔偿能力保证，法律则少有约束或缺少刚性约束。比如，消防法第33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显然，本条法律规定只是授权性规范，行为个体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可以预见，假如再有东都商厦的火灾的善后，肇事者还可能会“耸肩摊手”，兜底的还是政府，无奈的还是受害者。目前，我国除了交强险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的强制保险外，其他责任均为自愿保险。如广泛涉及民生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等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亟待相应的法律环境不断完善。
3、政府工作错位。
政府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依法行政是基本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件中的“抗震”作用，陆续以地方性法规或政府文件的形式，要求区内相关行业投保责任保险，形成责任保险地方性强制制度。这本身是降低政府应付突发性安全事件成本的有效措施。但是，地方政府机构却采用招标形式选定保险公司共保、统保方式为本地区投保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否定企业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的同类责任保险产品。在保险费由投保企业承担的条件下，对服务商的选择，理应是谁出钱谁做主。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有越俎代庖、设租、寻租之嫌，更以行政手段直接干扰市场规则，限制了本地区责任保险市场公平竞争，进而制约了本地区责任保险的良性发展。
纵观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从财产保险到人寿保险，再到责任保险，及至当代，责任保险历经百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价值的保险业务。诚如学者所言“近代以来，由于对他人身体、财产权利尊重的观念日受重视，责任保险亦随之不断扩张，现已成为保险业中一大主流”，在现代保险中，责任保险已成为保险市场上的一项重要业务，责任保险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政策引导、立法强制、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责任保险制度，规范责任保险业务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国家运用市场手段管理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1、政策引导。
一方面，保险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订相应的政策，引导、激发并保护保险公司责任保险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保险公司要牢固树立产品竞争和服务竞争的理念，把握社会生活发展趋势，创新并细化责任保险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关乎到新兴产业兴衰的责任保险产品，可以在其税收或转移支付上进行政策倾斜，激发责任保险产品供需两旺。
2、立法强制。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不断完善社会生活各领域法律制度，为责任保险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强制面，尤其在风险程度大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建筑施工行业以及人群聚集的经营场所、运动场所等行业。
3、政府推动。
首先，各级政府坚决摒弃圈地、包办、代办的工作方式，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其次，要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水平，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利益，对强制性或区内强制性责任保险制订本地区的实施标准，如侵权责任中的每人赔偿限额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等做出刚性要求，明确监督组织强制保险推进的职能机构、处罚权力和责任等。
4、市场运作。
即便是部分责任保险已经由法律或地方法规规定了强制性，在仍然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该保险仍然具备商品的一般属性和商品的规律，那么，就要服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这些机制就是价格、供求、竞争、决策等机制。责任保险要健康发展，就得符合市场的一般规律。政府就得制订包括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规则，而不能直接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参与其中。所谓市场运作，就是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公平，分工明确、协调有序的责任保险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责任保险的产品、定价、服务等要素不断在市场竞争中不断优化、升华，保险公司运用风险识别、评估、价格、防灾等手段，不断提高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管理水平，投保企业在保险费率杠杆作用下，风险管理意识普遍提高，最终达到社会风险管理成本的最佳配置。责任保险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和保障作用。
保险制度论文篇十九
在医疗保险制度下，国家或者是地区可以按照相应的保险原则对医疗保险基金进行分配与筹集，进而解决公立医院开展医疗出现的一些问题。医疗保险制度是医疗保健事业一种有效的筹资机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构成社会保险的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应用费用管理模式。
我国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后，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有效的促进，为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保障，在提高人们的自身体索质上也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医疗设施的不断完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涵盖各级各类卫生机构以及卫生人员的医疗卫生网。发展至今，我国医治疾病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地提高，同样可以医治发达国家能够医治的疾病。
(一)欠费数额日益增加。
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前，医院主要以公费作为应收款或者是特约记账等形式，这些欠款基本上都能得到全部的回收，同时应收款数额较小，通常以收人现金的形式为主。但是在社会医疗保险改革以后，医保应收款替代了以往的公费应收款，成为了主要的应收医疗款，在每年公立医院都需要承担一定数量的超定额医疗保险费用，甚至医院在每年都会有多达数千万儿的超定额扣款，应收医疗款数额日趋变得庞大，而且其中超出定额部分的扣款是无法实现回收的部分，进而导致应收款回收质量难以提升。
(二)资金使用压力增加。
由于大量的基金都被应收款占用了，而医保的结算资金又无法及时到位，同时医保部门又需要对医院扣留一定数额的考核费用，且暂扣的考核费用会随着医保收人的增多而增高，就算年终考核通过以后全部返还;但也依然损失了资金具有的时间价值。从而医院的建设与发展会因为资金的不足而受到很大的影响，造成医院在经营上的大资金压力。
(三)运行效率与效益受到的影响逐渐增强。
由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导致医院内医保病越来越多，这是公立医院在医保制度改革下受到的一个显著的影响，同时又因为公立医院主要以医保支出作为经济补偿方面的主要来源，这就导致了公立医院在提供服务上被制约于医保的支付机制，所以，公立医院必须要加强重视医院的医保管理工作。不仅每年的超定额扣款会对医院造成很大的影响，医保方面还存在很多种类的检查扣款，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医务人员进行的医疗服务行为，医院在扣款上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
(一)在公立医院投入社会功能。
我国的公立医院在社会职能上的行为主要包括慢性疾病的监测、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治、健康教育采供血等一些公共卫生服务性质的职能卫生人才培养、重点学科建设以及医疗科研等一些由医学技术加以支持的职能;为医疗急救提供绿色通道、为无主病人人群的医疗提供的救助职能。地方政府部门需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以公立医院承担的社会功能成本数据与基本情况为依据，对医疗机构的总支出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相应的补助，且将重点放在绩效5核评估上，将绩效评估的结果联系到经费的补助。
(二)对医疗服务收费给予政策性的亏报补助。
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包工资”，所以可以有较低的医疗服务收费。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新项目收人补贴与药品收人的医疗服务收费相对较低，“以药补医”政策取消以后，理应由政府来补助这部分的万损，大致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将药品加成取消，直接对医疗服务进行补助;一是根据药品在利润上的下降比例，逐年逐步的增加财政上的投人，将“以药补医”政策消化掉。其中前者属于一步到位的做法，在新的年度预算内财政支出的结构需要做出较大的调整;而后者属于逐步到位的做法，可以逐年的将财政支出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公立医院在临床行为上也可以建立一个逐步调整的适应过程。
(三)购置投入基本建设与设备。
作为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以及所有者，政府应当将合理的政策方向放在加强区域的卫生计划上，将区域的医疗需求作为主要的导向，统筹规划公立医院的大型设备购置以及基本其基本建设内容。首先应当向社会公开设备的购置情况以及年度的基本建设情况，将社会监督机制引人进来。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公立医院一半以上的总收支结余上收至地方财政，可以建立起医疗发展基金专户，同时地方财务也可以等比例的向专户提供资金的注人。在区域内设备的购置以及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可以使用这此基金统筹。医院可以用未上交的总收支结余为职工提供福利。
综上所诉，国家为了保证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会对相对数量的公立医院承担大部分的筹资，帮助其完善监管政策，使其社会责任的落实得到促进。虽然面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但是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对公立医院投人社会功能、对医疗服务收费给予政策性的购置投人一些基本的建设与设备，相信公立医院一定会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好的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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