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热门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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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一

马克思主义，英文是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习近平主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在国际交流,国际事务中,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间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害怕动荡,是稳定的,希望一切都好。“为什么中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平发展道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强烈强调和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和平发展,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命运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基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是一种发展。创建人类命运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每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据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统一。当代“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古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的条件——“小康社会”。实现小康,当然,一些具体的标准,将去大同,世界将来肯定会逐渐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实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命运”人类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则,因此,实施“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克服和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积极构建社区的命运,让中国在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党的18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看到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显然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减缓和压力不受外界干扰。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早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哲学观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要建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必须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存理想,以便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这一命题最初的根本性含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19世纪人类生存理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从时间视野上来看,具有“将来时”的本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则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关注“改变世界”.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维度,因而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这一“解释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其中,尤其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绝对真理”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的思维,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即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反思出来,而哲学也到此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仅仅是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说明的一种唯心论的做法.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就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了呢?显然不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世界”做出的“解释”.问题是,马克思所做的“解释”和以往哲学家所做的“解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怎样解释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解释;第二个层面,是批判现实世界而做出的解释;第三个层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对世界提供了“引导”.对于这三个层面,笔者分别概括为“本质性的解释”“批判性的解释”“建构性的解释”.

首先看“本质性的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对“世界”做出某种“解释”,但区别是,马克思不再是唯心论的“解释”,而是以对“世界”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世界(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形成的产物,即世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所给出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本质性的解释维度来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本质的一般性解释,即关于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判断是对“世界之一般”的判断,因而从时间维度上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从来都在其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人的本质给世界,世界便因而成为“属人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就时间维度看,“本质性解释”是在一切时间之中,亦即“全时间视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释”.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批判性”的解释.更清楚的表述是,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进入第二个层面来对世界进行批判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对物的依赖性”对象化到世界中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这种对象化的产物就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进一步说,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而是掩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质应该是包含“类本质”的社会性本质,并且只有“类本质”才构成人之为人的决定性本质.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破坏了人的类本质,进而也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就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解释”.这构成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第二个层面.然而,仅仅是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即以塑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世界做出建构和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建构性的解释”.

摘要：“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马克思的各个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更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一致。在当代，习近平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联系，才会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认为：“每一个相互作用的活动范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展，每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会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彻底消灭，历史也成为了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拓展了世界市场，所以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自然会成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见，第一、世界历史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联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闭状态后，使各个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根本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是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各个国家通过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党提出的一个思想理念，是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重要理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应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更进一步强调“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愿意尽全力促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中国会一直维护和平发展，坚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构建共赢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同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努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因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通过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由此可见，伴随着内涵越来越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體，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构筑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谋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理念的创新，其中构筑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应该成为当今时代所应该践行的新公平观，它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平问题上做出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世界历史图景是在顺应当时的现实下描绘的，他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批判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之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它们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承认资本主义用暴力对劳动者进行强迫，由于劳动者在这种暴力威胁下生活而感到长期困苦不安，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这样的暴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暴力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马克思提出的安全隐患，习近平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并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观念，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规律，比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批判更加深刻。对于野蛮的资本主义，习近平也一直在强调“人类共存之道从来都不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穷兵黩武也不是人类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在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主张提倡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证国家的安全才是生存发展的前提，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习近平通过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来增进信任，所有的这些共同组成了包含广泛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寻求国与国之间共识的重要行动指南。这既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注入中国力量，更表现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理念如出一辙。马克思认为“任何的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华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所以说当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哲学不光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也会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影响。那时，哲学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哲学，”这样的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文明交流方式。习近平认为想要增强交流深度与包容互鉴，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必须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文明交流。而马克思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的思想为习近平继续探寻“构建文明交流的具体路径”带来了方法论意义。

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是生态问题。马克思认为想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就必须休戚与共、相互促进。但是，人与自然原本的关系却被资本主义打破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源来自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阻碍了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追求美好环境的建设，它更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积极的扬弃异化劳动，才可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真正解决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因此，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终极关怀的根本路径，就是打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习近平所主张的“绿色发展、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理念是对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见解，也是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认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表明地球上的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一旦崩溃无一国家得以幸免。马克思与习近平共同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体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两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之上，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马克思终极关怀的在当代的诉求。

（一）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世界经济真正的走向了一体化，各国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全球性出现问题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夠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各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是各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经济共同体，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二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所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思想理念，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构建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绝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为了打造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思想主张、成立了亚投行，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欢迎他们搭乘中国的经济便车。可见，中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国家。中国在用实际证明中国所倡导的这种全新的全球化，积极的传递“共赢”理念，打造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如今，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独善其身，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在实现自己国家的发展同时一定不要去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积极传播并实践共同利益观，要实现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构建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二）筑牢国家权力观，构建政治共同体。

政治发展多极化的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机遇。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效避免发生国际政治冲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构建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共同体重要的是推动政治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增强权力意识，筑牢国家权力观。因此，每个国家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努力做到权责一致、内外兼顾，积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国际法解决国际事务。为各国发展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促进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对打造政治领域的共同体带来了重要意义。

（三）倡导多元文化观，构建文明共同体。

现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以下挑战：第一、在外来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应如何既能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第二、各民族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由此，处于多元化和多极化并存的时代潮流之下，当前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实现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鉴，并以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为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习近平对此提出：世界是一个文明百花园，“我们只有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进行汇聚交融，才会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注射强劲的文化动力。

（四）树立生态发展观，构建生态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一方面又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态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每个国家不能仅追求自身发展，还应该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践行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以实现生态社会的良好发展为目标。

总之，建构以合作共赢、互惠共生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还有利于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共同迎接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拿出中国药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2003.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为方法论基础，把世界历史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相结合，从“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高度提出的应对当今时代全球性危机和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新型全球文明观。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

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思想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之前，历史被普遍认为是无数偶然事件的集合体。黑格尔认为，透过这些偶然事件发现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和“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才是世界历史本身。世界历史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舞台，世界精神借助于民族精神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黑格尔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是非常深刻的，在历史哲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马克思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从而形成资本生产的全球体系。

世界历史的最终理论指向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核心。世界历史的价值旨趣是实现个体的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自由和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总之，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构建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解放、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构想辩证统一的逻辑框架，深化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特征，为我们观察当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哲学框架和解释思路。

世界历史发展需要突破困境开启新的空间。

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这是世界历史的开创期。二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这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批判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构想有机结合，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性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历史的开创期，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促使人类告别了“人对人的依赖时代”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因为如此，资本原则成了现代世界普遍的动力机制，资本价值观成了现代人的基本价值取向，资本逻辑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全球化成为资本文明模式在全球的扩张过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即不可遏制地追求利润的普遍性，资本逻辑内在的自反性也日益呈现出来。

从人和自然关系来看，把自然商品化，肆意开发自然、宰制自然，使自然服从于资本原则和利润之神，导致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今天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就是例证。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社会首次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但在现实中又把它们推向反面，出现了形式上自由平等民主和实质不自由平等民主的悖论。特别是在国际秩序中，一些民族和国家总是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利益甚至唯一利益，无视甚至损害人类主体及其共同利益，以民主和自由之名对其他国家大兴强权和霸权之实。从人和自身的关系来看，人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人，“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蔓延全球。正是基于对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反思，西方社会提出了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批判。而且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既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既使全球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又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

面对世界历史的现实困境，时代呼唤一种新型文明观，从而开启人类发展的新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文明观。

当今时代，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正是在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深刻思考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并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实践路径，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文明观。

它既注重价值理性，又注重工具理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利用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仍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但同时也主张，要在世界范围内制定和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资本运行规范，确立资本运行的合理边界，以保证各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生产力、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发展，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它主张摒弃价值独断和话语霸权，强调平等交流和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既有特殊价值，又有人类共同价值。

它既是一种价值追求，又是一种现实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表达了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崇高理想，更蕴含着为了达到这种崇高理想的现实的实践追求。作为一种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日趋成熟。作为一种现实，中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中国实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仪、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开放等，都表明中国正以自己坚实的行动去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世界历史当代发展实践的现实之路，是通向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真正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道义制高点，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直面时代问题的勇气、善于解读时代问题的智慧和勇于引领时代发展的使命担当，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深邃的世界眼光和高尚的时代情怀，是结合实践和时代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思想要密切关注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传达了这一理念：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概括地说，就是“五维一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大智慧大格局，也是站在人类进步高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变化趋势，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一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展望未来，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稳中求进、迎难而上，携手各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新变革，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发展总体趋势保持高度一致，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密切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三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人类命运的总体思想，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思想要密切关注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习近平主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在国际交流,国际事务中,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间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害怕动荡,是稳定的,希望一切都好。“为什么中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平发展道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强烈强调和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和平发展,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命运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基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是一种发展。创建人类命运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每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据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统一。当代“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古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的条件——“小康社会”。实现小康,当然,一些具体的标准,将去大同,世界将来肯定会逐渐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实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命运”人类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则,因此,实施“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克服和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积极构建社区的命运,让中国在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党的18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看到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显然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减缓和压力不受外界干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

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

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

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

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早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哲学观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要建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必须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存理想,以便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这一命题最初的根本性含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19世纪人类生存理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从时间视野上来看,具有“将来时”的本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则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关注“改变世界”.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维度,因而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这一“解释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其中,尤其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绝对真理”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的思维,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即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反思出来,而哲学也到此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仅仅是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说明的一种唯心论的做法.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就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了呢?显然不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世界”做出的“解释”.问题是,马克思所做的“解释”和以往哲学家所做的“解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怎样解释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解释；第二个层面,是批判现实世界而做出的解释；第三个层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对世界提供了“引导”.对于这三个层面,笔者分别概括为“本质性的解释”“批判性的解释”“建构性的解释”.

首先看“本质性的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对“世界”做出某种“解释”,但区别是,马克思不再是唯心论的“解释”,而是以对“世界”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世界（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形成的产物,即世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所给出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本质性的解释维度来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本质的一般性解释,即关于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判断是对“世界之一般”的判断,因而从时间维度上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从来都在其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人的本质给世界,世界便因而成为“属人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就时间维度看,“本质性解释”是在一切时间之中,亦即“全时间视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释”.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批判性”的解释.更清楚的表述是,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进入第二个层面来对世界进行批判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对物的依赖性”对象化到世界中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这种对象化的产物就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进一步说,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而是掩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质应该是包含“类本质”的社会性本质,并且只有“类本质”才构成人之为人的决定性本质.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破坏了人的类本质,进而也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就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解释”.这构成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第二个层面.然而,仅仅是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即以塑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世界做出建构和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建构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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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四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人类命运的总体思想，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传达了这一理念：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概括地说，就是“五维一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大智慧(4.260,0.16,3.90%)大格局，也是站在人类进步高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变化趋势，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一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展望未来，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稳中求进、迎难而上，携手各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新变革，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发展总体趋势保持高度一致，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密切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为方法论基础，把世界历史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相结合，从“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高度提出的应对当今时代全球性危机和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新型全球文明观。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

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思想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之前，历史被普遍认为是无数偶然事件的集合体。黑格尔认为，透过这些偶然事件发现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和“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才是世界历史本身。世界历史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舞台，世界精神借助于民族精神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黑格尔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是非常深刻的，在历史哲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马克思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从而形成资本生产的全球体系。

世界历史的最终理论指向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核心。世界历史的价值旨趣是实现个体的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自由和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总之，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构建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解放、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构想辩证统一的逻辑框架，深化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特征，为我们观察当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哲学框架和解释思路。

世界历史发展需要突破困境开启新的空间。

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这是世界历史的开创期。二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这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批判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构想有机结合，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性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历史的开创期，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促使人类告别了“人对人的依赖时代”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因为如此，资本原则成了现代世界普遍的动力机制，资本价值观成了现代人的基本价值取向，资本逻辑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全球化成为资本文明模式在全球的扩张过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即不可遏制地追求利润的普遍性，资本逻辑内在的自反性也日益呈现出来。

从人和自然关系来看，把自然商品化，肆意开发自然、宰制自然，使自然服从于资本原则和利润之神，导致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今天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就是例证。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社会首次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但在现实中又把它们推向反面，出现了形式上自由平等民主和实质不自由平等民主的悖论。特别是在国际秩序中，一些民族和国家总是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利益甚至唯一利益，无视甚至损害人类主体及其共同利益，以民主和自由之名对其他国家大兴强权和霸权之实。从人和自身的关系来看，人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人，“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蔓延全球。正是基于对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反思，西方社会提出了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批判。而且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既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既使全球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又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

面对世界历史的现实困境，时代呼唤一种新型文明观，从而开启人类发展的新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文明观。

当今时代，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正是在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深刻思考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并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实践路径，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文明观。

它既注重价值理性，又注重工具理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利用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仍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但同时也主张，要在世界范围内制定和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资本运行规范，确立资本运行的合理边界，以保证各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生产力、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发展，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它主张摒弃价值独断和话语霸权，强调平等交流和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既有特殊价值，又有人类共同价值。

它既是一种价值追求，又是一种现实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表达了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崇高理想，更蕴含着为了达到这种崇高理想的现实的实践追求。作为一种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日趋成熟。作为一种现实，中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中国实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仪、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开放等，都表明中国正以自己坚实的行动去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世界历史当代发展实践的现实之路，是通向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真正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道义制高点，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直面时代问题的勇气、善于解读时代问题的智慧和勇于引领时代发展的使命担当，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深邃的世界眼光和高尚的时代情怀，是结合实践和时代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

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

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

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

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摘要：“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马克思的各个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更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一致。在当代，习近平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联系，才会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认为：“每一个相互作用的活动范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展，每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会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彻底消灭，历史也成为了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拓展了世界市场，所以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自然会成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见，第一、世界历史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联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闭状态后，使各个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根本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是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各个国家通过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党提出的一个思想理念，是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重要理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应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更进一步强调“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愿意尽全力促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中国会一直维护和平发展，坚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构建共赢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同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努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因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通过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由此可见，伴随着内涵越来越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體，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构筑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谋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理念的创新，其中构筑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应该成为当今时代所应该践行的新公平观，它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平问题上做出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世界历史图景是在顺应当时的现实下描绘的，他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批判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之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它们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承认资本主义用暴力对劳动者进行强迫，由于劳动者在这种暴力威胁下生活而感到长期困苦不安，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这样的暴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暴力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马克思提出的安全隐患，习近平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并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观念，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规律，比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批判更加深刻。对于野蛮的资本主义，习近平也一直在强调“人类共存之道从来都不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穷兵黩武也不是人类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在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主张提倡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证国家的安全才是生存发展的前提，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习近平通过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来增进信任，所有的这些共同组成了包含广泛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寻求国与国之间共识的重要行动指南。这既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注入中国力量，更表现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理念如出一辙。马克思认为“任何的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华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所以说当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哲学不光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也会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影响。那时，哲学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哲学，”这样的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文明交流方式。习近平认为想要增强交流深度与包容互鉴，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必须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文明交流。而马克思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的思想为习近平继续探寻“构建文明交流的具体路径”带来了方法论意义。

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是生态问题。马克思认为想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就必须休戚与共、相互促进。但是，人与自然原本的关系却被资本主义打破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源来自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阻碍了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追求美好环境的建设，它更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积极的扬弃异化劳动，才可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真正解决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因此，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终极关怀的根本路径，就是打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习近平所主张的“绿色发展、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理念是对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见解，也是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认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表明地球上的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一旦崩溃无一国家得以幸免。马克思与习近平共同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体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两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之上，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马克思终极关怀的在当代的诉求。

（一）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世界经济真正的走向了一体化，各国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全球性出现问题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夠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各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是各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经济共同体，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二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所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思想理念，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构建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绝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为了打造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思想主张、成立了亚投行，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欢迎他们搭乘中国的经济便车。可见，中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国家。中国在用实际证明中国所倡导的这种全新的全球化，积极的传递“共赢”理念，打造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如今，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独善其身，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在实现自己国家的发展同时一定不要去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积极传播并实践共同利益观，要实现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构建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二）筑牢国家权力观，构建政治共同体。

政治发展多极化的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机遇。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效避免发生国际政治冲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构建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共同体重要的是推动政治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增强权力意识，筑牢国家权力观。因此，每个国家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努力做到权责一致、内外兼顾，积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国际法解决国际事务。为各国发展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促进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对打造政治领域的共同体带来了重要意义。

（三）倡导多元文化观，构建文明共同体。

现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以下挑战：第一、在外来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应如何既能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第二、各民族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由此，处于多元化和多极化并存的时代潮流之下，当前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实现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鉴，并以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为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习近平对此提出：世界是一个文明百花园，“我们只有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进行汇聚交融，才会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注射强劲的文化动力。

（四）树立生态发展观，构建生态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一方面又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态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每个国家不能仅追求自身发展，还应该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践行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以实现生态社会的良好发展为目标。

总之，建构以合作共赢、互惠共生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还有利于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共同迎接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拿出中国药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2003.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依靠当今世界格局和世界发展所提出的融合世界脚步、跟随国际发展的重大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致力于大国外交的基础之上，着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上的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都大力推进了经济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经济，当今国际面临的经济挑战。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等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逐步深化，在带来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还是处于低发展、低效能阶段，经济发展依赖自然开发的程度较大，科技创新程度低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污染、高消耗的粗狂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国际发展要求，科技动力与新能源不足以拉动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的条件下，本国的经济走向便故步自封，难以融入到国际的大背景之下。而放眼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

贸易往来与合作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力量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由此看来，经济欠发达地区与较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都离不开对外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实现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构建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显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保障。

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中国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亚洲经济发展的态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在和平外交的作用下推动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合作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流背景下，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精神，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六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七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早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哲学观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要建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必须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存理想,以便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这一命题最初的根本性含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19世纪人类生存理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从时间视野上来看,具有“将来时”的本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则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关注“改变世界”.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维度,因而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这一“解释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其中,尤其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绝对真理”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的思维,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即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反思出来,而哲学也到此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仅仅是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说明的一种唯心论的做法.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就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了呢?显然不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世界”做出的“解释”.问题是,马克思所做的“解释”和以往哲学家所做的“解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怎样解释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解释；第二个层面,是批判现实世界而做出的解释；第三个层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对世界提供了“引导”.对于这三个层面,笔者分别概括为“本质性的解释”“批判性的解释”“建构性的解释”.

首先看“本质性的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对“世界”做出某种“解释”,但区别是,马克思不再是唯心论的“解释”,而是以对“世界”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世界（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形成的产物,即世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所给出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本质性的解释维度来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本质的一般性解释,即关于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判断是对“世界之一般”的判断,因而从时间维度上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从来都在其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人的本质给世界,世界便因而成为“属人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就时间维度看,“本质性解释”是在一切时间之中,亦即“全时间视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释”.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批判性”的解释.更清楚的表述是,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进入第二个层面来对世界进行批判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对物的依赖性”对象化到世界中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这种对象化的产物就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进一步说,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而是掩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质应该是包含“类本质”的社会性本质,并且只有“类本质”才构成人之为人的决定性本质.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破坏了人的类本质,进而也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就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解释”.这构成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第二个层面.然而,仅仅是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即以塑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世界做出建构和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建构性的解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八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在国际交流,国际事务中,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间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害怕动荡,是稳定的,希望一切都好。“为什么中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平发展道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强烈强调和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和平发展,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命运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基础。***同志提出的“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是一种发展。创建人类命运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每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据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统一。当代“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古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的条件——“小康社会”。实现小康,当然,一些具体的标准,将去大同,世界将来肯定会逐渐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实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命运”人类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则,因此,实施“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克服和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积极构建社区的命运,让中国在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党的18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看到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显然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减缓和压力不受外界干扰。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九

————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也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之前不论g20还是此前的g8，都是欧美玩弄主宰世界的一种富人玩意。尤其是g8，只代表了世界强权政治中的欧美势力，因此，g8在新兴国家中一直没有强大的支持力。欧美出于两方面利益考虑才推出g20方案，希望此举可以令新兴国家消声，但势估不到g20却令美国主宰世界的地位被动摇。纵观g20，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美国，二是欧盟，三是以中国牵头的“金砖四国”。因为有了“金砖四国”加入，才令世界趋向“一超多强”的局面。

当然，靠这些还不够真正与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考虑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这种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能源问题终究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石油价格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自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对外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

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斗争的主线。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非拉国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洲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是全世界人民的焦点，已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冉冉而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就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被全世界人民给予厚望。

然而，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自我发展阶段，尽管在此次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相对较为成熟，中国所面临的敌对势力任然存在。如何在激流中勇于前行，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会比我们想的更好更远，我们有信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

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传达了这一理念：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概括地说，就是“五维一体”。***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大智慧大格局，也是站在人类进步高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变化趋势，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一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展望未来，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稳中求进、迎难而上，携手各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新变革，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发展总体趋势保持高度一致，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密切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一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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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二

流行病，一个中文词，指的是流行病的发生和发展。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甲型h1n1流感h1n1和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规模爆发发生在更大的地区。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去年10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党章，今年3月载入中宪法，向世界宣誓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纳入联合国文件，今年6月又被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外媒评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整个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联合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第二次是在2017年1月18日，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就是第一次，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标题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正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

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

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事，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妥善应对和化解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

今年6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外交工作所做的所有事情，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现，并不是关起门来发展，更不是要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当今世界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历史潮流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繁荣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篇讲话的主干有五部分，第一，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第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第三，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第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第五，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正一一对应着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理念。同时也呼应着国内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今年4月，总书记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谈到，“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发展进程的高度，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中国领导人的天下情怀和品格风范。

下面我分别汇报五个部分的学习体会。

我们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力。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并进，共同发展新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其中，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我们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面对美国不断以单边主义行动挑起贸易争端，破坏多边贸易体制的行为，我国在按照自身既定节奏，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气魄与担当。15年宣布设立为期十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现在，基金已正式投入运营，将把资金优先用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项目。

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在事实上实现了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给世界安全带来了挑战，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这些问题都与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中国提供2亿人民币人道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全球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去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问题，首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框架，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也对降低世界经济波动风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改革开放以来，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对于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功探索出一条减贫与发展相互促进、并行推动的增长之路。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4000多亿元人民币。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今年11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国出口提供新机遇，为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红利搭建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互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掀起合作共赢的热潮。2013年至2017年，中国同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与地区创造了数以10万计的就业岗位。

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促进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包容发展。

第五，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总书记为万物谋和谐的使命情怀，贯穿国内国际工作大局，始终尊崇自然，敬畏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去年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体现了大国担当。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难解，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切中要害，赋予这一时代命题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单者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一要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三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四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

习主席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动，全面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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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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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其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述为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助推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使得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并且国与国之间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警示世人，地球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地球已达其能承受人类过度消费和浪费的极限，生态一旦崩溃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是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版，是国内发展理念在国际战略中的反映，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还是世界的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命运共同体是协同共享利益的生态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态度，是一种共同利益认同并理解的一种态度;命运共同体是现实，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现实;命运共同体是意识，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命运共同体是机制，是一种共同治理的一种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

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

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现实，又将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华优秀文化在新高度上弘扬光大;既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积极担当，日益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国际共鸣。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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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事业终未竟，风雨飘摇两百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_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以全球为关注视域，谋求人类前途命运共同繁荣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和力量。

树立平等、开放和参与的全球观念，提升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认同基础，对巩固各国的生产经济文化发展成果具有深远意义。经济全球化把全世界范围内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已经不再局限某个国家某个民族，而是整个世界。在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认同基础上，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的人文基础，尊重差异，以谋求人与事物内在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一切生产趋一体化全球化，谁拒绝了它，谁将会被它淘汰。

树立多元、公平和合理的全球观念，建立一个统一的类型学和共同的法规，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目标的愿景蓝图。要逐渐对世界的内在结构进行细致而具体的研究，从旧单一的生产方式交替到新多元的生产方式，建立公平合理的“两制”新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只有正确把握谋求人类当下的幸福存在和人类社会文明的未来走向，与时代同行，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全球治理的良性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全球治理方案”，才能早日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大同世界”理想。

树立互鉴、共治和可持续的全球观念，继承和发展“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是各国投入人类文明与进步事业的呼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世界各国也将会给中国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各国家各民族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前途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成为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如中国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推动国家间的联动发展和全球经济更加平衡。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作为新时代青年，要树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全球视野、全球观念，充分认识“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坚定不移支持“中国方案”，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与当代同进步、共发展。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意识自觉，厚植人类情怀和家国情怀，将自己的小我融入大我的“无我”状态之中，用新思想新思维提升新作为新担当，让国家政权更加牢固。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五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题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015年9月习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提出的治国理政方针理论。

那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内涵，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相互扶持这个方面吧！

你知道吗？我们穿的衣服都是纤维制品，而纤维是石油做成的呢！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又是世界工厂，所以是服装大国，我们自己的石油产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要从中东等石油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去进口一些石油。

不仅仅是石油，中国每年要从海外国家去进口一些矿产、木材、精密仪器，还有粮食……。

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互相依存，休戚与共，才能发展更好的未来。

就像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我们中国生病的时候，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向我们伸出援助的双手，到了后来，当他们陷入困难之际，中国疫情迅速好转的情况下，立马去援助帮助过我们的国家，并在“救援日本的物资上，我们写下了‘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在援助韩国的物资箱上，我们写下了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的名句，‘道不远人，人无一国’；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资箱上，我们写下了古罗马哲学家的名句‘我们是同一片海洋的浪花，同一棵树木的叶子，同一个花园的花朵’……这些物资箱，既体现了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愿与他们一起，‘同舟共济，共抗疫情！’niubb.net”

“是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共同发展，一起繁荣，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六

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还在继续，抗疫英雄迎难而上、冲锋在前的时代精神也在继续。平凡的事业，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人生，不平凡的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我们同心同流，相遇在前往的路上。

这种相遇是守望相助，攻坚克难后的“形离心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场事关生死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疫”路上“使者”相望于道，14亿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一起攻坚克难，战胜疫魔。1998年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相遇一起抗洪;2003年医护人员与人民群众相遇一起抗击非典;2008年人民子弟兵、医护人员与人民群众相遇一起抗震救援，2020年医护人员与人民群众再一次相遇一起抗击新冠肺炎，无数次的相遇，无数次的众志成城，无数次的守望相助，都在彰显着14亿中华儿女永远心连心。无论是抗洪、地震，还是疫情，中华儿女都守望相助，千里驰援也在所不惜，因为只有守望相助，万众一心，凝聚强大的抗疫力量，才能共谋美好的幸福未来。

这种相遇是义无反顾，团结战斗后的“形离心相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无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的写“请战书”、积极参加驰援医疗队……以血肉之躯构筑人民群众的“防护墙”。在战“疫”中，江苏驰援黄石、福建驰援宜昌……而在中国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之后，全球疫情形势变得严峻时，又出现一个省支援一个国家，四川医疗队奔赴意大利、上海医疗队奔赴伊朗、江苏医疗队奔赴巴基斯坦、广东医疗队奔赴伊拉克，医护人员的抗疫路从国内转到国外，他们以身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一份力，让“中国援助”温暖世界，见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只要有需要，医护工作者就义无反顾地往前冲，与人民群众一起“战斗”，让相遇之人不忘来时路，更不忘分离后的“心心相印”。

有的相遇叫久别重逢，有的相遇叫一见钟情，对于医护人员来讲，相遇于心在“疫”起，相遇于“疫”后“形离心相连”。“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只要我们14亿中华儿女拧成一股绳，勠力同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面对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界，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

事实上，“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2004年，中国就已经用共同体意识来解决国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并没有上升到国际层面。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首次实现了用命运共同体手段解决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最终把“命运共同体”理念上升到整个国家治国理政的层面[2]。

随后，***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下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内，***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修改入宪法修正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外，***总书记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国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中国政府指导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3]。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我们更要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理论指导实践，共同抵抗这次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胜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躬体力行，无时无刻不在起着示范作用。疫情在武汉爆发后，党中央果断发布指令，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调动一切内部资源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降低封城措施带给民众的恐慌。为解决湖北省内除武汉以外的一些地区的医疗资源和病人需求之间的矛盾，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原有外省医疗队支援的基础上，果断统筹安排全国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16个州市及县级市，即“一省包一市”。面对疫情，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对口帮扶机制，也只有秉持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才能在短时间内动员全国的力量[4]。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战胜疫情的决心。

“封城”措施及时且有效，然而疫情仍旧不可避免的在全国蔓延。在此期间，***总书记多次召开会议，始终强调“把人民群众的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国上下一盘棋”，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好所属辖区的排查、隔离和救治工作[5]。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展现了超强的指导和执行能力，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在党中央的统筹领导之下，十四亿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形成了强大且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中国早已深刻认识到流行性疾病的全球危害性，因而在全国紧张防控疫情之时，能够及时向世界发布疫情数据和信息，真正做到公开透明。例如，逐步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主动地同有关国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和手段，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上仍旧存在一些质疑之声，认为中国没有真正公开疫情数据，导致延误战“疫”时机。事实上，我国在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6]。虽然疫情之初曾有一些地方政府无法及时做到信息公开，导致错过国内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期，但是党中央以雷霆之速严查整治，各级政府部门深刻总结教训，提高信息公开意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疫情信息透明化，为科学精准打好防疫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八

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_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上海精神”的内涵是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对外开放中不能唱独角戏，“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达成一致发展的共识。只有在相同目标的指引下，才能不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向着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而上，最终走向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与各国的交流合作中，共识的达成离不开以下三点的支撑。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面对如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必要登高望远，方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局限于眼前利益。要以人类社会共同的明天为长远指导，维护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一国之私利。同时，必须对世界局势有宏观的判断，清楚认识世界关系多变复杂的同时，把握住时代前进的方向，紧紧向着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前进。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共识的达成离不开共同精神的纽带连接。“上海精神”伴随上合组织走过的风雨历程，是凝聚各国团结力量的支柱。青岛峰会是上合组织去年实现扩员以来举办的首次峰会，各成员国展现出的空前团结意识，印证了“上海精神”强大的凝聚力。“上海精神”所主张的共同发展理念，符合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在更加光明的未来，在夯实其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必须不断注入更加鲜活的时代精神。

发展新时代的“上海精神”首要是摒弃冷战思维、寻求国际合作全新视角。在如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是代里，零和博弈只能两败俱伤，只有合作才是走向强大的唯一道路。要进一步深化互信的基础，在多方面增进经济、人文交流，多方面寻求合作发展的新突破点。不断加强信息化交流，搭建开放的窗口，使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被更多国家认可接受。其次，还要为“上海精神”搭建更丰富的物质基础，我们所倡导的尊重文明多样性，共同发展，不是一句空话，要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去证明。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布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同发展的精神，给“上海精神”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将和平发展的理念融入我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中，打破阻碍发展的贸易壁垒，使我国的发展成果不断惠及更多周边国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世界担当的体现，更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最为蓬勃的发展动力。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故里山东以好客著称，精诚合作，要对远方的朋友敞开怀抱。“中国周”等活动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中国人热情好客形象，我们要以此为基础，不断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活动。使中国文化被更广泛的认同，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世界朋友。同时，要进一步激发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通过多种方式输出中国文化产品，中国价值观，向世界展现一个致力于世界共同发展的文明古国形象，一个发展中的活力之国。也要进一步敞开我国的开放之门，鼓励多种积极的文化进入我国文化市场，不断频繁交流活动，在不断认识中加深了解，建立共同的发展思想。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只有各国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尊重多样文明、方能谋求共同发展。上合组织始终致力于人类命运共体的发展理念，致力于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正是在同一目标的指引下，借世界共同前进的东风，我们相信，在中国这艘时代巨轮的领航下，各国必将顺流而上，乘帆破浪，扬帆千里!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十九

2020年，一场突发的新冠疫情让原本高度发达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仿佛一下子放慢了脚步。但是我相信：这根本阻挡不了全人类共谋发展的大趋势，更加阻挡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我们仍将朝着人类美好未来的星辰大海继续努力地前进着。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始终和世界保持着密切广泛的联系。有些联系有时甚至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在商周时代，很多来自两河流域的人类族群就曾迁徙到中国的腹地，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汉代时，张骞开通了西域的丝绸之路，不仅带回来了很多植物的种子，还让凯撒穿上了来自中国的丝绸。唐代时以西域的风物为时尚;宋代时中国的海船走遍南洋。马可波罗在元代时来到中国，开启了欧洲对东方的向往。三宝太监的宝船多次下西洋，甚至到达了非洲沿岸。正是由于来自美洲的土豆和玉米，使清代的人口大幅增加，活人无数……中国的历史说明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从人类存在的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不可阻挡，更不能逆转，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

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个人的。如果某些国家或个人因为一己的私利而剥削、欺诈、侵略、蹂躏其他国家或个人的话，那他们必将成为全人类的公敌，而受到全人类的唾弃。只有在“同一世界”的理念下，才能让经济落后的地区慢慢发展起来;才能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安居乐业;才能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是要全人类共同进步，共同走向和谐幸福。

作为中国青年，我们有幸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全球一体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会继承历史的经验，运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的思路方法，和全世界的青年人携起手来，共同创造更加先进、更加幸福、更加和谐的“同一个世界”!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希望大家都能认同这一现实，一起携手，共创未来!

“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二十

习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常常鼓励青年追求梦想、努力奋斗。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新时代中国青年成为抗“疫”一线主力军。青年是充满朝气与生机的社会群体，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广大青年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是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工作，勇担社会责任，把自己的汗水洒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勾画祖国未来美好的蓝图。

经过艰苦努力，目前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正积极向好，对此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相比之下，整个欧美却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抗击疫情，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十四亿中华儿女的心。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总书记亲自部署相关工作，及时与世界卫生组织交流，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这无一不体现着大国的担当。虽然疫情当前，但我们一定要团结协作，同舟共济，以实际行动配合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面对网络上的各种消息，要时刻保持清醒，更要为正能量发声，让正向舆论成为抗击疫情一线战士的内心动力。

习总书记强调，我们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了灾祸，谁都不能置身事外，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次疫情。进入新时代，习总书记多次提出团结合作的观念，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上，都一直呼吁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国及时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作，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方案，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为全世界疫情防控而努力的中国态度，也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性疾病威胁全人类生命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身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之外。此次疫情再一次使世界人民凝聚到一起，各个国家都将在与其他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守望相助中谋求繁荣发展,而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妥善处理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特殊利益的关系，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在这个不一样的寒假，我们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手相牵心相连，一场力度空前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14亿中国人民在共克时艰中勇毅前行。面对疫情，我们只有做好防范工作，听从指挥，才能够避免给国家添乱，相信我们能够克服困难，坚定信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篇二十一

回顾近代人类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人类现代化与工业文明行进的脚步，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经济全球化就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话语。人类开启了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普遍性的交往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这种交往的普遍性源于“资本的逻辑”——资产阶级把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并且“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最后“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图景日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环境：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发展格局，每个民族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就必须融入世界，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交流互动中培育出发展的新机遇，创生出生活的新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的提出，向世界传递的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乃至历史文明等方面有何不同，都应该顺应人类共同利益以及未来发展大局的时代潮流，都应该求同存异、包容发展。这一新全球观，是建立在文化多样性的哲学理念基础之上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早在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就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此，“文化多样性”就被确定为全世界各个群体和社会共同信守和承诺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文化在样态形式上需要求异，那么文明在价值理念层面则需要“求同”。文明因包容而交融，“求同”的前提是尊重差异性，而不是武断的整齐划一。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为人类文明交融确立了一个坚实的价值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下没有文化孤岛，必须破除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秉持共同发展的理念，努力守望相助，达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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