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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一
摘要：作为保障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的倒逼机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随着环境立法的不断更新而逐步发展，虽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存在着缺乏龙头法、缺乏公众参与、制度合力若、智库分配不均等问题。为走出当前困境，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生态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此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广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一直没有中断过。国内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一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理论界目前将生态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其研究重点是对生态文明全方位建设的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环境保护这个单一的层面。二是高度认同应摒弃以点源化、末端化和碎片化调整机制为特征的传统生态法治布局，由点到面，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系统化、法治化、科学化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三是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但客观上说，目前，还没有对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完整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无法查漏补缺，因而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整体推进。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还须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经济转型等既是环保法得以实现的结果，也是其顺利推进的原因。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找出更明确的症结，开出更有效的药方。当前的研究还存在局部和碎片化的特征，规范的应然逻辑还有待进一步关注。
第二，具体环保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化、细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水环境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绿色发展评估制度等，都是环保法实现的重要环节或重要方面。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目前还略为粗糙，特别是结合地方实际和具体实践的研究，还表现得较为薄弱。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的“地方化”研究有待强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传统的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与经济问题、环境污染的整体性与经济效益的局部性等）与新问题（如公益诉讼、技术评估意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及其使用、监督问题等）还须要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准确应对。
二
（一）缺乏龙头法，机械复制与宏观宣示的地方立法较多。
《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被废止后，生态环境具体立法“群龙无首”，整个法律体系出现了紊乱状态。同时，江苏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也大多偏向原则性的宏观宣示，缺乏细致规范与深入落实。设区的市在立法结构片面追求“高大上”的情况较为严重，各种生态环境地方立法片面追求结构的完整性，许多能够通过“决定”等立法形式解决的事项却在立法时追求“条例”等“结构完整”的立法形式，造成立法的机械复制、重复立法。
（二）公众参与不足。
江苏在生态环境立法中已经高度重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专业性意见，在立法过程中也将他们积极吸纳进来。但是，江苏在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参与渠道的不足;二是公众参与能力的不足。
（三）在形成更为强大的制度合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制度合力，有别于传统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分割，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分割，将各环节内部各要素分割，而是应该将各个部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在这种合力中，行政权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围绕行政权形成与其他权力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更好地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然而，江苏在形成更为强大的制度合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就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尚未完全形成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合力;二是尚未完全形成法律执行之间的合力。法律执行之间的合力主要指执法与司法之间的合力，即通过完善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加强行政应诉能力，形成执法与司法的相互配合与制约。反之，则两者自然不能形成合力。主要表现为：行政应诉能力不够;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执法与全民守法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执法与行政监督之间的合力。
（四）智库资源分布不均衡。
江苏作为科教文化大省，省内具有丰富的专业的高端人才资源，这些人才资源可以作为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智库的储备资源，以为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提供人力与智力支持。但是这种资源在省内分布极不均衡，如南京、苏州等地区高校、研究机构林立，必然可以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立法提供巨大帮助;反观苏北地区高校、研究机构稀少，人才短缺，这些都将制约苏北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发展与进步。
（一）生态环境规划。
促进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须在立法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包括总体目标、指标体系、重点领域及重点工程、重点任务、保障机制和措施等）的编制、批准、效力及其实施，及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并据此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制度。
（二）生态环境保护。
首先，“生态环境保护”应规定生产生活中的一般性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包括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除此之外，还应含纳其他方面，以较为全面的保护措施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
其次，“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就其特殊性保护对象作出规范。以江苏为例，从对象上看，江苏生态环境治理的地理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一江、一海、两河、两湖”。“一江、一海、两河”构成一个巨大的“井”字，与“两湖”共同组成江苏省主要的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因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立法应针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地理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提升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建设，这是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立法应对地方的特殊保护对象，如生态保护特区、生态保护引领区、开发区、产业园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以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等作出立法回应，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强有力的生态保护。
最后，“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就其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作出规范。生態环境重大决策、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其执行情况、生态功能区范围及规范要求、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体系及绩效考核结果、财政资金保障的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及实施情况、生态补偿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社会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查处情况、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和内容等都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举报。
（三）生态环境治理。
首先，“生态环境治理”应就其行政保护这一最基本的手段进行规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处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许可;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征收、征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收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强制;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约谈;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磋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其他执法手段。
其次，“生态环境治理”应就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及其司法治理等作出规范，主要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通过多制度联动，来推进区域水污染、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最后，“生态环境治理”可以引入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如生态环境行政裁决。生态环境纠纷自身的特点为行政裁决提供了现实需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回归与嵌入需要进行全面的体系性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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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制度建设研究[d].复旦大学，201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二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从萌芽走向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也越来越明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越来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有利于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大、二公、三纯”的计划经济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过去计划经济的问题，是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实事求是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办。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普遍贫穷，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
正是基于此，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呼之欲出。在当时提出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计划经济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入的分析了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全社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都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作为提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曾经在南方谈话中明确的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两者没有制度属性”这一精辟论述，为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这样就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互区别。邓小平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即“中国特色”：
1、在所有制结构当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占社会的主体地位。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成了鲜明的不同。
2、在分配关系当中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相对应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方针。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因此在分配关系上实行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分配的方针。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们国家服务。“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判断改革利弊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最终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就决定了，一切为资本主义服务，一切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与资产阶级的相对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两级分化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制度上说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这是从社会制度上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期准备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通过革命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式，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
宏观调控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一种手段，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缺陷，这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调节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只有这样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才能起决定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更加稳定。其次，市场调节资源分配关系，不是说全部资源都需要市场调节，有些资源关乎国计民生的就不能由市场进行调节，否则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规范，整顿不合理的市场秩序，倡导公平、公正的市场行为。政府面对市场同样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否则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损失。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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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三
社会是一所锻炼人的综合性大学，只有正确的引导我们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于社会，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使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为今后走出校门，踏进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使我们学有所用，在实践中成才，在服务中成长，并有效的为社会服务，体现大学生的自身价值。
在我们小组xx市雨城区居民生态文明观念调查中，我深刻了解与社会上人们交流的不容易。看见一群妇女在树下纳凉，走过去，挂着笑脸请她们帮忙做个问卷调查，有的直接回答没时间，有的看了下问卷，然后说，我不会，还有的可能比较好心，拿笔认真帮忙，十多分钟下来也没能够调查多少。无奈之下，我们选择所谓知识分子汇集地的新华书店征集。总的来说，爱逛书店的人，涵养相对要高，他们拒绝很委婉，要么就认真做你的问卷，及时他不认识你，但还是很热心的帮助你。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们决定到其他书店去。
在书店的人真的不是很多，最多的是初中样子的女生，哪像我们的图书馆啊，每天都有几百上千人，其实还是由衷敬佩能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还坚持逛书店的人们，虽然他们有的为消遣，有的为儿女的教辅而来。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
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这种文明观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即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
在问卷回收数据分析中，我发现xx居民对雨城区环境保护状况上看法一般，极少人觉得好，又有很多人觉得政府根本没做什么事，我不知道这是他们不太关注xx环保还是怎么的，对于日常节约环保问题，大家都做的很好，我认为是电视报纸宣传效果到位的原因，还有赞扬一下中华节俭的传统美德吧。
然而，有些居民对提出意见的回答率不尽如人意，很少有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个人思考方式和见解都是不同，所以当你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对自己也能有个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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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四
摘要：作为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对于祖国统。
一、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的战力思考是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新疆稳定、发展、反对民族分裂。
一、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新阶段。
新疆各项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进入了把新疆建设成为西部强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的新阶段，进入了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求发展、谋富裕、思稳定、盼和谐愿望的新阶段，全力以赴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把长治久安工作搞扎实的新阶段。把握住历史性机遇，就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树立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的雄心壮志，奋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1、国家对新疆发展的重视。
学发展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入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2、新疆发展的历史机遇。
新疆发展和稳定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义，提出集全党之智、举全国之力谋划和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为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根据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使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体制环境和物质基础更加成熟：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坚强领导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坚强后盾；新疆有明显的区位地缘优势，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有改革开放以来显著增强的经济实力，有大为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取得积极进展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些有利因素将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在科学发展的快车道上大步迈进。
3、从思想和行动角度推动新疆发展。
紧紧抓住、切实用好历史性机遇，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离不开中央和各省市的支持，但根本上要靠新疆自身努力，靠各族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靠各族干部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真正把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变成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时不我待、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挥本地优势，用足、用好中央给予新疆的各项优惠政策，才能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疆发展实际的新路子。自治区党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保稳定上来，增强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在天山南北创造新的人间奇迹的信心和决心。
二、新疆稳定是跨越式发展前提。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的稳定是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前提与保障。只有新疆稳定了，解决了民族分裂的问题，才可以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
1、坚持稳定是发展的第一要素。
出“反暴恐、讲法制、讲秩序”，围绕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坚决防止发生特大恶性暴力恐怖案件的目标，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了维稳工作常态化；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暴力恐怖活动，确保了新疆社会大局稳定。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形势，自治区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严格落实维护稳定责任制，加强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夯实维护稳定的社会基础。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引导舆情，有效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建设，加大对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敌社情复杂区域的管理和薄弱部位的综合治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2、发展才能带来新疆长久的稳定。
节水高效农业，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现代设施农业，加快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的农牧业产业体系，提高农副产品市场竞争力。按照统筹城乡、合理布局、突出特色、集约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开放战略，加快建设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做好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推进新疆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新疆发展。
我们积极探索实践新时期新阶段如何以现代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全面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进一步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提升区域特色文化，激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活现代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发挥现代文化的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努力在全区形成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氛围，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广泛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教育，重点进行党领导人民的创业史、奋斗史、改革开放史和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宣传教育，使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进一步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进一步激扬各族干部群众热爱新疆、建设新疆，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三、各民族共同建设美好新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将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同心同向同调同力，不断熔铸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美好新疆的强大合力。
1、凝聚群众力量。
当前，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全社会的注意力、关注点和兴奋点，已经集聚到走向富裕、走向现代化、建设美好新疆上来，对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充满期盼、充满信心。各族干部群众满怀对党对国家的感恩之情，满怀着对援疆省市人民的感激之情，积极投身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伟大实践，全社会呈现出团结、创新、求实、奋进的精神风貌。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用改善民生这把钥匙开启百姓心门，为各族群众解难事、办实事，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不断激发各族群众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凝聚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演奏新疆旋律的激昂乐章。
2、建立统一思想。
行好职能，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在维护稳定上解放思想，强化责任意识，注重从源头抓起；在实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上解放思想，形成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社会氛围，形成自力更生、齐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在依法治疆上解放思想，引导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造就现代公民，使经济社会生活走上法制化轨道，不断提升各族干部勇于创新、科学执政的能力，以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事业的大发展，以观念的大更新推动经济的大跨越。
3、弘扬“新疆精神”
“新疆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新疆的地域体现，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集中体现，是新疆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坐标，是引领新疆发展的精神旗帜。精神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各种丰富载体的支撑，更需要内涵的提升、锤炼和内化。当前，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正在内化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形成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动力。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有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新疆各族人民一定能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开创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在天山南北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五
民主，无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都越来越成为重大、敏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弄清楚民主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问题。
一、民主的涵义和实质。
在历史上，“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民主”(democracy)由demokratia演变而来，由de-mo和krato两部分组成，意思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是用来概括和表述希腊城邦这样一种政治实践，即，城邦事务是由公民所参加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做出最终决定，这种方式既不同于某一君主的独裁统治，也不同于少数贵族的寡头统治。在这里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全体公民有权并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积极或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作为一种制度，民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公民的意志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决策以公民的意见为最终依据。
二是作为具体组织形式、机构、机制、操作层面的民主，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运行体制、机构、机制和具体运作程序、原则、规则。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制度、一定的政治、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为什么服务，就从属什么，就具有什么性质。一般说来，它本身没有特定的政治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
三是作为民主价值观、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民主。如对民主的价值追求、价值判断等价值观，关于民主的理论、观点、认识等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多听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这些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是有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的。同样的民主理论，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观，也可以是工人阶级的民主观。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政治。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不存在普世的民主。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表现为一个一个具体的、特殊的过程，没有抽象的、超历史、超时空、超国情、永恒、静止、普世的民主。所谓民主是具体的，就是说民主是一个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美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英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等，没有离开具体民主而单独存在的抽象的、普世的民主。所谓历史的，是说民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实践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主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永恒的、固定的、不变的、绝对的民主。民主，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思想，作为从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程序和规则，都是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特殊国情、一定具体条件的产物，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有一个生成、完善的过程，是与某一具体国家、具体政党、具体阶级、具体人群相伴随的。
如果承认了一些人所说的“普世民主”，也就等于承认了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民主。列宁曾拿出：“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从无产阶级看来，问题全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白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时空环境、发展过程，而把某一历史阶段的民主制度作为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民主，把某一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适用一切国家的民主，是不现实的。
三、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批判中，并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提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他回答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要建立一种真正表现人民意志的新的国家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民主的”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其次，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目的与手段、历史性与继承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应该把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为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超越历史阶段的“一般民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民主与法制、权威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社会的普遍意志，实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统治秩序。马克思强调：“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列宁也强调：“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争得的宪法”。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排除权威，而且是要和权威相结合。
最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命题，同样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终极价值。马克思把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界定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以“每个人自由发展”来界定“人的解放”，而人的“自由发展”则是最为终极的民主价值。
是对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民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不要一切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做法，又不要脱离现阶段国情而超越时代，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而放弃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努力，不能为今天我们的民主尚待完善而自我否定、自我矮化，更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千年文明而主张全盘接受，实行民主西方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六
[摘要]加强国土资源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国土资源利用和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也要看到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等还存在很多的冲突或者矛盾，如何正确地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政府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文章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资源管理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具体的对策看法，以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国土资源管理；科学管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916109。
全面实现协调统一发展成为当前政府积极推进和研究的重点只有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国土资源丰富但是在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加强国土资源科学管理强化国土资源管理监管有助于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土资源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资源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资源管理具有一致的逻辑性。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无论是在生态文明顶层体制设计方面还是理念实施等层面，都强调和谐发展。国家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6大理念和8个体系制度，强调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注重发展和保护之间的有机协调，要求要从宏观角度和综合发展的视角来设计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设，强化资源总量管理，积极探索节约有效利用机制，在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以及监管等方面都要注重强化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市场约束和治理的灵活性，严格执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已经全面融入到国土资源管理全过程中。
2加强国土资源有效科学管理，是生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重要体现和保证。
按照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抓好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离任审计以及差异考核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空间规划方面主要涉及基础主体功能区规划方面以及县级单元内部综合规划方面，通过开展空间规划，以期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科学化配置管理水平。在用途管制功能设计方面，主要是为了落实红线、加强改造质量、对配置秩序进行理顺等，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红线交叉以及红线褪色两个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红线全要素管理，针对红外线工程需要对类型、区域具体数量以及质量等各方面进行统筹管理，加强对林地、更低、草地以及建设用地等全方位的综合监管，从统一设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加强过程监管，设置更多的约束条件和监督规则，从而确保红线用地管理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在离任审计以及差异考核等方面主要是通过加强技术探索和规范化管理来确保资源环境等科学管理。在具体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方面，需要加强综合全面考核指标设计，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方面的考核，又要注重质量、民生改善和生态可持续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考核，在考核手段方面，需要构建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识别、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更加简便、可操作性强、可视化的绿色发展评价机制。同时要加强资源资产负债核算分析工作，加强对重点数据的动态管理和监控，强化对领导行为的监督考核，加强责任追求落实，对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切实提升管理层人员的综合素质。在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等方面要建立领导干部终身追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化管理水平和职业素养，更好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
3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数据管理，切实提高双协同发展水平。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也引入了一些发展理念，但是想要将理念、政策贯彻落实到位，就需要结合实际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且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加强数据综合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规律，找出存在的问题，提高整体建设质量。可以看到国土资源部分别在2009年和2014年分别向社会公布了全國耕地质量等别成果，这些年度监测评价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可以通过国土资源管理相关的数据来分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通过开展两次的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成果评价，对全国耕地质量情况进行测评，对两轮次的等别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耕地质量等别基线向右方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国家整体耕地质量有所下降，同时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测算的耕地产能利用系数，通过对不同地区平均耕地产能利用系数进行横向纵向对比，与平均基线进行对比，从而掌握不同地区土地利用情况，找出哪些地区在产能利用方面存在不足或者过量等问题。通过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数据，国家可以对相关的土地利用开发情况进行综合研究，进而为制定下一阶段土地开发利用政策等提供参考依据，这也是为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此外在国家国土资源管理方面还有很多的其他基础数据可以进行参考，这些土地调查成果可以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应用，这也是更好地推动国土资源实现科学化管理的有效指导。各省份、地区对土地调查成果等方面的数据也非常重视，根据调查情况，在市级、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等方面进行调整，通过进行动态调整，可以重新确定基本农田平均等别和农田比率，这也是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有效落地的关联举措。除了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面可以借助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成果来进行政策调整，相关的数据还可以为政府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占补平衡考核等政策制定方面提供参考，从而为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科学化利用水平、节约土地资源、提高耕地整体开发和管理质量等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行动纲领。
此外，在国家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应当把握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国家土地资源从整体上可以分成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大框架，在具体实施层面需要考虑各地区的实际，对土地资源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具体的职责、义务等，还要加强信息技术探索，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统计基础库，结合调查统计结果，适度调整相应的补偿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更加综合的自然资源管理调度体系。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国的土地调查监督评价体系，定期开展连续监测、周期性监测和随机监测，对自然资源管理实施“管用分开”的原则，坚持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体系，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加快开展土地整治、通过定位定量监测分析，将农田科学管理理念落到细处、实处。积极借助数字遥感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在耕地等级变化数据采集和共享等方面进行同步化管理，形成完善的动态评级机制，将国土资源管理政策、理念等落实到行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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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专题，深入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前进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我们以坚定制度自信、激发制度活力、发挥制度优势为重要途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努力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坚定制度自信，奠定“中国之治”“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单一的一项制度，而是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是中华民族长期实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国无制不治。衡量国家制度的优劣、合适与否，关键要从紧要关头、危难时刻的组织力、凝聚力、实施力来评判。面对新冠疫情、抗洪防汛等各类大考，党和国家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各族人民毫不犹豫、团结一致，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以披荆斩棘的意志，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些，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信念。
激发制度活力，擘画“中国之治”“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军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引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之治”，要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的制度建设方向，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本遵循，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守正创新，不断激发制度活力，贡献“中国之治”的新智慧。
发挥制度优势，奏响“中国之治”“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一个制度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不断的磨炼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制度的形成不易，对于我们党来说，坚持遵守和执行、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执行;时刻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完善制度建设，推动制度成熟，切实将坚定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党员干部心中，将激发制度活力的使命贯穿工作始终，筑牢发挥制度优势的基础，不断将发展目标转化为强大动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八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及两者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的转换，并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发展阶段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包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为社会主义在实践拓展中提供新路径、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四个方面。
中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这就有了一个在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但不能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依据时代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是其质的规定，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其具体要求。从质的规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本质规定和根本原则。从具体要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进程和表现形式，同时还要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的过程。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推进于江泽民及其后继者，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活水，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活水的源头。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此后50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共产党宣言》集中论述的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被未来社会所代替，亦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二）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逐渐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同时，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的裂缝已经显现，到60年代爆发了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引发了对原来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和反思，也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后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的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
（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从最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由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并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基础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其理论支点是时代主题转换论和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即“产品经济论”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并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坚定我国人民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将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而成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
四、结论及展望。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在随后不到一个世纪的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追求“理性的王国”的希望之所在。
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只要真理不倒、正义常在，科学社会主义就将永葆青春；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变化，只要人类的平等和人权得到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就将能面对任何挑战；只要社会主义执政党始终教育人民和自身反对“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执政党将永远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阳光就会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就会出现。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九
两会闭幕，成果丰硕。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显著政治优势，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充分彰显了这一点。
这次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诚然，发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政治优势必须建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上。把人民放在首位、融入血脉、刻在心中，是获取源源不断政治优势的必然选择，是获取不竭动力的实践源泉。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方向不变，以民为本不偏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建设首要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基本依据。“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在疫情防控救治中彰显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是发挥党的强大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的综合体现。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做好民生领域“大文章”，“一盘棋”格局促进上下联动、部门协作，在战疫战贫、复工复产、复商复学多条“战线”上凝聚合力，充分释放制度威力，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硬核”战斗力。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毫无畏惧、服从调度毫无怨言，强化“民本位”宗旨观念，浸润为民初心，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步锤炼党性和改进作风，始终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把统一思想转化为自觉行动。
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道路不偏，执政为民不落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更加坚定了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绝对自信。做到执政为民不落空，必须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线贯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辩证看待、统筹推进实现各项事业总体要求和具体举措、长期任务和短期目标，算好“大局”“整体”“长远”的“综合账”。“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期盼和有力动员，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汲取群众智慧，在基层一线“拉家常”“看后院”“盯角落”中凝聚群众力量，要秉公用权脚踏实地，心无旁骛负重前行，满腔热情为民排忧解难，用心用力说好“群众话”，办好民生大事实事。
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力度不减，为民造福不松懈。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战疫实践中充分展现军政军民“鱼水之情”，其集结速度之快、防治效率之高，是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实际检验，也是在党的政治统领下，聚集“精准”常态化制度化执行到底的绝对优势。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要让农民挑上“金扁担”，就必须把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配套设施、农资物力注入到基础建设保障中，借鉴“非常时期”推进产销对路、人岗相适的经验做法，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好风凭借力，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优势让“中国之治”治理能力持续发力，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明政治品格在团结协作成长发展史上谱写出宏伟精神谱系，要用好为民造福的“制胜法宝”，一丝一毫不能松懈、一分一秒不能停顿，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干部实绩经得起人民反复检验。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的旗帜和主心骨。
2、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3、公有制的含义。
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就是要进一步突破过去“一大二公三纯”的对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偏见，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中的国有部分，此外还在探索公有制经济新的实现方式体现：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4、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1)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很有限，必须始终坚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2)可持续发展战略丰富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反映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互协调，实现均衡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中办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部署，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党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的内容，具有基础理论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在科学原则中强调历史必然规律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价值原则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利益、中国人民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具备科学性的基础上还要有中国特点，才能成为执政党的行动指南、国家的主心骨、民族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从层次结构看，它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层次、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层次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层次。从时空结构来看，它包括马恩的价值理论、列宁的价值理论、毛泽东的价值理论、邓小平的价值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价值思想和党的科学发展观。这些价值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空间范围，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其中，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所谓共同理想就是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方式和方法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转化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共同理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现实的共同价值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并进一步把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概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在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生态文明；在经济活动中是在劳动本位的基础上追求效率、活力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以及物质文明；在政治活动中追求民主法治、政治文明；在文化活动中是追求真、善、美及其统一的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在社会活动中是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社会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基。因此，在全体人民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和时代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就具有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
中华民族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全体民族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所共同奉行的价值信念和信仰，所共同选择的价值实现途径、方式或道路。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概括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这就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中爱国主义价值观是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爱国主义价值观中，价值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社会、中华民族人民；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根本利益和需要；价值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代中国，价值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中华民族人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价值路径选择。因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中华民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原则，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根基，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价值体系的相互交流中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既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的因素，也包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价值观念，也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建设型价值观念，还包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新型价值观念。其中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种时代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社会的时代价值观。发展、富裕、民主、法治、公平、和谐、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例如自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科学意识、生态意识、公平正义意识以及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等。这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价值观念是促进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因此，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荣与辱反映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价值反思。荣辱观的实质内容是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体自我评价标准的体现。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范畴、本位价值、核心内容、根本价值标准、根本价值追求、基本价值原则和基本价值规范制约着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理念、标准体系和规范体系。具体而言，一个社会以什么为本位价值，是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性质的标志。剥削阶级社会里本位价值有权力本位、金钱本位等，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本位价值就是劳动，是否劳动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判断荣与耻的基本标准。为人民服务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三个有利于”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根本价值标准，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根本评价标准。是否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既是判断中国一切政党是否有价值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中国一切政党之荣与辱的根本价值标准。集体主义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原则。爱国主义作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义利关系的处理也就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基本规范。
总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多方面的实践性；既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工作上和生活上可操作性。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操作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来说是问题与成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解决对策，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城市规划建筑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现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则必须加强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浅谈相应的对策，提供部分个人意见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优化城市管理环境。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艺术性。建筑广义概念包括单体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高架快速路、电视塔等构筑物，是对城市形体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城市规划的内容也能够细微到桌椅、灯具甚至标志物，是与建筑管理仍有质的区别。城市规划对城市是从整体形象把握，即使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依然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管理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这就存在一个协调上的问题。城市规划以城市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作为主要对象，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则在于整体环境的和谐、优美，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单体设计。沙里宁(en)在《论城市》中提出城市体形环境设计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相互协调的原则。”他继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总结中世纪欧洲城市建设艺术中强调的“互协调要素”，并加以发展，指出自然界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是相互协调的，因此，在人类建设新城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在沙里宁的实践中，把建筑管理、户外空间以及园林绿化等融为一炉，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不是单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相协调的问题。城市规划并不直接设计建筑，但是却对其区位、布局、功能、形态，包括体量、色彩、质地及风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要实现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的协调，那么建筑实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关键不在于一楼一房本身的优劣，而是建筑体和构筑物的群体效应，如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组织建筑群体时，既要考虑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历史文脉，也要考虑其环境文脉。古、旧建筑能够反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要尽力予以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实现和谐人居的现实需要，又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议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3.1规划与建设相统一。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建设，以高起点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准确把握城市定位，把产业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依托当地城市特色产业的支撑，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通过专业市场、现代物流和科技创新服务，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台，放大产业的集群效应、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对重要规划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举行听证、动态巡查和跟踪监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认知度，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坚持建一项工程，创一个精品，出一个亮点。
3.2新城与老城相融合。
在推进城南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北片区拆迁改造进程。在改造新建时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绿地面积和健身场所，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造一块，提升一块，切实改善老城区的人居环境。
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应注重建筑风格、人文特色、水绿风情的有机融合。严禁乱搭乱建，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迁的难度和成本，推进城市和谐有序发展。
3.3局部与整体相协调。
沿街建筑应适当退让，高低楼应注意协调，建筑群不宜过密，留足绿地空间。尤其是沿街南侧的高层建筑不宜过高过密，应考虑过渡空间和采光空间，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进综合实力强、开发水准高的大型开发公司，建设规模较大、功能较全的小区，力求达到开发一个小区、建设一片新城。同时对原有老小区整合改造，逐步解决小区碎片化问题。街道、片区的建筑风格、建筑样式、建筑色彩要相对协调，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文化街、美食街。
3.4地上与地下相配套。
根据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编制地下管网详规，统一建设地下给排水、供气系统和管线网络，解决地上与地下不够配套问题。
供电、电信、广电、移动通讯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尽量实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网一次铺设到位。对地下管网建设滞后的地段，要统筹协调，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复修补。
加强城市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消防网络，特别应重视高层建筑的消防，确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设车库和停车场的同时，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力求更多车辆进场入库、有序停放，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3.5软件与硬件相兼顾。
大力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社区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淮杂“非遗”品牌，打造淮杂传承基地，进一步放大淮杂特色文化效应。
总之，我们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1]孙启广，浅谈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建设，2009年第8期。
[2]刘伟，浅谈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思路[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年第1期。
[3]庞春雨，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若干思考[j]，学术交流，2008年第8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二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文化象征和思想理论前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凝聚起向上向善的蓬勃力量，有利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元交叉的社会价值，亟待整合。这使得公民个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心理基础受到一定的冲击，造成社会的震荡和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因此，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12年11月党用“三个倡导”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鲜明响亮地提出了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底色。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又包含党在精神层面的探索成果，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该文件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
从“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开展，到各地方“最美”现象的宣传报道，再到央视“你家的家风是什么”系列调查，近年来，社会道德价值观调查在各地陆续开展。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系统工程中，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入宣传与学习，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思想，不断形成精神共识，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在价值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是有效引导社会思想潮流积极向上的“助推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形成全社会携手共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局面。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库，是传承社会文明的重要基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在学研究生179.4万，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960.2万。高等教育规模逐渐增长，大学生数量持续上涨。高校大学生联系着社会各阶层，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群体和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而且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从2009年开始，“富二代”“官二代”“高富帅”这些新鲜词汇迅速在网络上蹿红。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使用。这些时髦词汇的兴起，引发了网上关于道德败坏现象的讨论。这些词汇的每一次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人直接倡导“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这种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
2013年5月同志在参加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的“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时强调，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一个时代的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大学生有理想信念、有责任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已成为各高校抓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在进行专业课学习的过程中辩证逻辑思维日趋成熟，独立性和批判性增强，但是没有牢固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只有当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得以提升，才能真正成为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高校人才培养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高校理应成为正确价值观的源地，成为社会伦理和道德的高地，成为社会行为的示范基地，成为当代精神文明的辐射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高校思政理论课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教育的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具有普及传播、教育引导和价值实践等特点和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是高校教育的本质要求，这有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道德观念世俗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等问题，对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先进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来自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生命力，代表着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和文化内核，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争夺文化领导权、信息发布权等“软实力”成为现阶段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2014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同志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儒、墨、道、法是我国先秦时代产生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对中国文化的历史铸造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古人留下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基础，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信奉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忠、孝、仁、义、礼、廉、耻”价值观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说明物质力量同精神力量虽然不能等同，但是两者是能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马克思主义以社会进步和人类彻底解放为标准，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个人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内在统一为基础，要求主体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尽可能做到对个人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的统一，增强个人对集体、社会、国家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根源。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的代表，并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正是通过核心价值观得以体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我国先进文化影响力，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逐步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舆论垄断，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n].人民日报，2013―05―05.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全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一本书，是中国高校学生的政治必修课。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本文以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为主旨，全面深入的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看法，分别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何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资源、财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和谐发展的格局，在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入的攻坚阶段，已经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是由中国共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例如，《易传》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孔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其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之间的差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它们始终能够在“道”的统一下和谐相处。王阳明指出“天理亦有个中和处”。先哲们的这些经典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观念成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武器，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进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著作，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些正确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又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今，我们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需要，符合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客观形势的要求，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深化和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概括起来为三个符合：
(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中指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和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求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的存在——商品开始，进而到货币、资本、生产、流通，最后发现剩余价值，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直至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然到来的结论。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改革社会不合理现象，发展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建成富裕、和谐、幸福的社会。
(二)符合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兴中华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给予中华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记忆，更不是以牙还牙，对中华民族曾经带来沉重灾难的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我国近代史确实是血和泪、悲愤、痛苦的历史，但历史承载的是民族的过去，时代在前进，国际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历史是个大舞台，即使中华民族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实现了现代化，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她也应该以社会和谐发展充满亲和力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亿中国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课题。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生活资源的无序开发，人类为了生存大量开垦荒地，滥伐树木，森林逐渐消失，森林、草原、湿地“自然之肺”功能减弱，致使空气污染、水污染、天气变暖，水土大量流失。人类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吗?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将遭受自然的报复，有时这种报复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南亚的海啸和我国西南洪灾就是现实例证。
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将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和社会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以安定有序为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诚信友爱为品质，以充满活力为状态，以先进文化为灵魂，以民主法制为保证。确实解决好现实社会中的医疗、上学、买房、就业等问题。
总之，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能够提供的条件来解决好社会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5]《华从际和谐与冲突》重庆大学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黄囇莉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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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四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高校思政课是党在高校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发挥着系统宣传、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是对广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增强思政课“三性一力”，可以从思政课建设的四个维度发力。
一、提升谋课的“高度”
思政课是需要“谋”的，谋课的过程就是提升课程思想性的过程，谋划思政课如何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来认识思政课的作用，坚决克服仅仅是一门大学普通基础必修课的错误思想。思政课缺乏了思想性，就丢失了灵魂。一是要通过提高课程思想性，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四为服务”，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要增加思政课中思想性的供给力度和容量，尤其要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加强思政课建设中，校党委书记亲自任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小组组长，制定了本研一体的学校思政“金课”标准，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全面进、系统进、动态进、深入进的工作原则，通过以“知识观点”进、“思想理念”进、“说理方法”进和“精神气质”进为主要内容，谋划了思政课建设方案，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二、挖掘备课的“深度”
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备好思政课关键要在课程的理论性上下功夫。思政课讲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的理论性体现了课程的深度。思政课要引导学生坚定远大理想，站稳人民立场，认识青年使命，学会辩证分析等，理论深度就是讲清道理，解惑释疑，直击心扉，点亮灵魂的关键。学生把握了理论精髓，就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理论观点去战胜各种“杂音”“噪音”。北航在实施大类培养改革的北航学院思政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为主体成立了思政大类核心课程群，通过教学团队组织方式，加强教学研究，开展有组织的教学活动，集中研讨教学共性问题，使老师们准确把握教材基本精神，促进各门课程有效衔接。同时，与学生工作队伍积极联动，由书院搭平台、出题目、做组织;思政课教师专题研究、集体备课、名师授课，实现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学生思政教育的系统性和理论性。
三、体现授课的“温度”
要使思想和理论的声音直抵学生心灵，课堂的亲和力至关重要。提升亲和力，就要让理论鲜活起来，课堂热闹起来，学生互动起来。围绕思政能力的提升，实现从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的转变，从灌输课堂向对话课堂的转变，从封闭教室向开放课程转变，从重学轻思向学思并重转变，从重知轻行向知行合一的转变。北航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航学院士谔书院党建工作坊以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领导领军能力为培养目标，以“两个维护”为主题，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党章党规以及领袖人物的成长奋斗历程，经过多轮次迭代优化，打造了一门系统化、案例式、互动性专题思政课——《大国领袖》，用历史讲理论、用道路讲制度、用誓词讲党章、用人物讲精神，点燃了课堂温度，许多学生直呼“不够听”“多加几次课”“完全没有听尽兴、学过瘾”。
四、增强育课的“效度”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政课要结合学生特点进行精准发力。培育思政课程，首先要掌握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在按照要求统一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课程教材的同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通过专题式、启发式等教学活动，精选案例，精制讲义，减少“大水漫灌”，强化“精准滴灌”。今年1月，北航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敏锐地发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我国抗击新冠疫情情况，欧美主流媒体在疫情初期或多或少地带着一种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的态度。老师们认为，必须要在舆论场中主动发声，因势利导，并开始搜集整理相关新闻和论文，积累第一手素材。2月下旬，在学校党委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学院“战疫”系列专题备课组成立，与北航学院、高等理工学院联合推出专题思政课。当第一课《疫情初期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抗击疫情的三种面孔》通过线上讲授后，活泼的语言和新颖的内容，立刻抓住了居家学习的00后学生们，课堂讨论区里热火朝天，在国际间的横向对比中，学生们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学懂了中国自信。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五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华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承继着黄河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乡土观念，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延续下来的基本精神思想。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具体特定的民族借助传统文化来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1]最早对民族精神进行探讨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对民族精神进行全面论述则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级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2]中国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这些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内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的基本要求；“厚德载物”是外在表现，是中国人对他者的态度。这种精神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1、“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基于“万物一体”的基本认识，是在充分尊重人、动物、自然界生命的生存权基础上的认识，自强不息是对所有民生的精神鼓励，“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之所以历经世代更替、命运多舛却依然能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根本。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控力量，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础。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在“德治”下憧憬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缺乏正确革命道路的但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礼记？大同篇》中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着相同之处，中国人憧憬的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力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不再将其收藏起来据为己有”相通。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人所梦想的状态有着相似的状态，又远远高于中国“大同世界”的生活，显然，这更具有现代性，也更符合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2、“入世”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辩证法和对待人生的一种“入世”态度。而中国哲学最显著区别于欧洲的就是中国的“入世哲学”，即注重社会的人伦关系，强调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的今生今世。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凭借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高深的哲学转化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反对奸商和社会财富不平等思想也有契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虽然从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与“本位论”、“主体论”完全吻合的哲学话语。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自孔慕大同到杨朱、管子等思想家的主张，“入世”哲学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实践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所以中国哲学探究的“养吾浩然正气”、“向善”、“求真”追求人类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整体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当中国社会开始改革时，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缺乏客观的认识，导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在世纪之交演化成资本主义，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决定的力量并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广褒的内陆，而是文化的力量。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文化作为21世纪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构成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把庸俗、媚俗的糟粕当成了时髦，考古、旅游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极不相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而在当代中国，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文化的构建。和谐文化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合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5]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时代新风，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再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方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全面提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篇十六
一、“生态文明”的提出。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1]华民族永续发展。
胡锦涛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句深刻的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二、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
2.1是人类文明演替的方向。
演替的历史规律：在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文明时代都是由于它的社会运动规则把矛盾激化到了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程度时才被取代，而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出现则是因为它能克服前一个文明时代的弊端，缓解危机，才具有生命力，工业文明时代，将矛盾激化为两大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社会公正危机。
工业文明自身无法克服这两大危机，十世纪中叶以来，先期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消除上述两大危机，但事实证明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生态文明必将代替工业文明。
[2]2.2是解决中国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的意识仍然还比较薄弱，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资源浪费随处可见、生态系统退化地令人震惊。基本上每年都能听到类似于巢湖水藻爆发、洞庭湖鼠患、癌症村等等这样的新闻，这些无一不是跟我们生态环境恶化有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我们生活环境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2.3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生态文明是人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涵盖了全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了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部内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遵循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只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公民在一个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和谐相处，人们才能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增强公民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能推动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2.5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3]。
三、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面对的几个主要挑战[5]。
3.1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
3.1.1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文明彻底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摒弃旧的观念，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只看重经济增长的观念。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更需要文明转变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消费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设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3.1.2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知识，高全社会生态意识。
生态文明意识的普及和提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的提出是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要在全社会确立这个思想观念，文明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和宣传生态文明，要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告诉广大民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理，推动人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高层次进化。
3.1.3严格执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建设生态文明要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制，使生态保护有法可依。要切实采取行政，法律手段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惩处，同时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要严格落实生态治理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强环保干部队伍建设。
3.1.4协调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二者的矛盾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应该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的双重任务。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与经济建设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3.2区域间，城乡间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我国应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同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待不同情况要灵活应变，总体以建设美好的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进行城乡规划，新农村建设，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等，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不同区域，城乡间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虽然有差别，但是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影响每个人的。要树立人们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每个人的利益的理念。
3.3如评价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如何在尚无法赋价的情况下建立起符合自然生态环。
[6]境有价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运行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发布，《决定》指出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见我国对目前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目前情况下，经济结构，运行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目前对这些问题，我国仍然处于探索和理论状态，并已经初步进行实践。要协调好这些问题，需要国家，个人，社会的协调配合。随着社会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快可以从初步的理论探索到现实中的实践。另外可以借鉴外国有用的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完成好一系列任务。
3.5我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仿照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大体完成了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用300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的任务，既尝到了“甜头”，又面临着严重的“时间压缩效应”，（生态环境迅速受到严重破坏），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如何才能花较少的代价去消除？[8]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里消除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应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制定和完善健全的政策制度与法律体系，社会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要积极相应国家的政策，大力宣扬与培育生态文明意识。使人们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由接受、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直至内化为内心的理想信念，最终外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革新，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道德意识，不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对立起来，个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也将由我们共享，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思想上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从我做起，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当中。
结语人类一直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努力，因此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在不断改变。当前人们所说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生存方式的改变。虽然发展是人的本能要求，无可非议，也应受到尊重，但从“可持续”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不能以损害他人（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为代价，否则就要遭到报复。当前，以和谐与公正为旗帜的生态文明，正以巨大的魅力证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道路和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正确与成功，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http://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补偿问题。
http://从国际贸易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
http:///xz_20***生态文明的必然性及出路探析1.2.3.4.5.6.7.8.
【本文地址：http://www.pourbars.com/zuowen/150186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