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学论文（模板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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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一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主要来自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的哲学追问和回答，一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特别关注和重视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大争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和探讨，以做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回答。

1.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对象。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在很大成分上是由对象的特点所造成的。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几乎所有争论都根据于或根源于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性质和对象的分析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我们从科学与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内部区分等不同层次，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科定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涉及到以下复杂关系：人与社会，个人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的规律性与目的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随机性、受动性与意志自由，人在活动中的愿望与条件、目的与结果、理想与现实、预见与反馈、因果关系与偶然突变、预言自适应与社会测不准，行动规律、心理规律与社会规律，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等；涉及对自然一人一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形态及其当代理解。我们认为，应当借助多种参照系来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把它们看作是自为性和异质性的统一、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内在相关性的统一。这些特点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有自己的许多学科特点，例如，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实证性、说明性与理解性、体验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创新性的统一，真理性与可错性的统一，价值中立性和非中立性的统一等。

2.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功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可以从理论结构、学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不同方面来加以考察。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结构指构成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知识元素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它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的集中表现。这种知识元素主要有概念、变量、陈述、格式等，它们的不同有机组合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结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考察。横向的指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具体的不同分支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纵向的则包含着元科学层面、部门科学层面和应用科学层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结构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机制和管理体制，其中包含着专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民间研究团体等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以下方面：社会描述和说明功能；社会理解功能;社会反思功能；社会预见功能；社会批判功能；社会创新功能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有许多特点，例如实践催化性、更强的主体依赖性、差异性和变动性、社会预言的自适应性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社会功能只有借助于一定的主体、理论和环境条件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不断地优化。

3.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化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既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为己任，就不能不特别地关注其进步与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对社会文明的变革与进步的特殊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的科学技术，当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变革技术。与社会变革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也有常规发展与科学革命之分。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是在双重批判和双重建构中得到实现的。一方面，科学地批判已有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科学地批判社会现实；一方面，在发展了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从事理论批判，另一方面，依据更新了的理论从事实践批判；一方面，观念地建构更加合理美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另一方面，观念地建构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文社会蓝图；一方面，依据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去建构更加美好理想的社会，另一方面，依据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正是在这种观念与现实、批判与建构、观念的批判与实践的批判、观念的建构与实践的建构的交互作用中，人类社会文明得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得以进步。

4.人文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人文社会科学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探索与研究活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可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直接是以科学家个体为单位来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优秀的思想品质，如探索人文社会奥秘的求知欲望、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自由竞争的宽容品质、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敬业献身的使命感等；其二，独立的主体意识，如自决意识、自主意识、自控意识、批判怀疑意识、责任意识、个性意识等；其三，良好的能力素质，包括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强大的知识力、丰富的情感意志力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也是一种群体性和集团性行为。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群体性和集团性存在方式，它们由一定的共有和共享的范式组成，要求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学科观和方法论，共同的基本理论假设、基本理论原理和基本理论观点，共同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理论主题，并在内部从事比较充分的作业交流，具有较强的韧性和相对稳定性。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是按照需要原则、目标原则、能级原则、适应原则等组合起来的，并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组合方式，有其一定的专业、职能和层次结构。

5.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一般说来，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描述主体意识特征的范畴。主观性指主体意识依赖于主体的生理心理特性和语言符号形式方面，客观性则指主体意识依赖于相应客体的对象性内容方面。正是主体意识具有对于客体内容的依赖性，它才可以借助于一定的检验方式从与对象性内容的符合、一致关系中得到客观性的检验，并由此而得到真理性的说明。客观性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最基本要求之一。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性的追求却显得格外困难。其一，人文社会生活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心理、情感、意识等方面的因素深藏于人们的心灵内部，不太可能纯客观地得到反映和再现，需要深层的理解和沟通；其二，社会认识和交往中存在着人们之间互为主客体的情况，假象和人为遮蔽常常妨碍客观性的认识和理解；其三，人文社会科学试验中存在着独特的resenthel效应，即试验的愿望影响试验的结果;其四，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内在交织，常常造成观念对现实的扰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说明，尤显重要。

6.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追求真理是科学研究的永恒理想，也应当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尤其是其中的价值因素和评价因素等，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理性与自然科学中的真理性既在本质上一致，又有自己的特点。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真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来展开的。我们认为，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真理性目标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方向性意义。相比较而言，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理性具有如下特点:经验性、具体性、理解性、反思性、批判性、实践性。合理性问题是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合理性是个评价概念，它既与理性相关联，又与非理性和反理性相对应，需要在与它们的比较中得到澄清和研究。对合理性的研究，从定性方面来看包含着合理性假设、合理性类型、合理性基础、合理性的相对性等一系列问题。[3]从定量方面来看，则包含着合理度及其检测标准和检测尺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定性与定量的统一中深化合理性问题的研究，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7.人文社会科学的滞后性和超前性。滞后性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时间上落后于人文社会现象的实际发生。在这里，滞后和超前并不是一对价值评价概念，也不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一种否定或肯定，而是一种描述，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时间特性的一种概括。它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社会认识的角度看，人作为认识者对认识客体一一人文社会事件及其过程的认知与把握，明显地带有“事后思维”的性质和特征。之所以如此，其直接原因，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特殊对象的复杂性和过程性，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或者在某一历史过程较充分地展开之后，才能对已经历的过程与已形成的结果进行反观和反思，并对其真正地加以认识及把握。如果说滞后性是由于人文社会历史作为一个过程而对社会认识的客观要求则超前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一种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探索活动。人文社会科学的超前性，可以理解为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生活领域内正在发生或尚未发生的各种现象予以前瞻性分析、预测乃至探索描述，通过对影响社会生活的某些潜在因素的揭示和把握，进而勾画出其基本的运行轨迹及其发展模式的一种活动形式。这种超前，从对象上看，就是超前于社会的现实，提前指向社会的未来。而未来乃是指那些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尚未发生或尚未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时间上看，乃是人类认识的一种顺时间方向的运动过程，它力求使思想的运动速度超越当下的时空界域，走在社会进化的实际进程前面，在观念中预先构想社会在未来某一时段上的可能状态；从范围上看，既可以是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的领域、层次或方面，也可以是未来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从性质上看，这种超前应当是全面的、总体性的，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非常详尽的和具体的。因此，超前性研究一般具有预测性、创造性、探索性和规范性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的滞后性和超前性在现实的基础上相互转换并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统一。

8.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说明与理解。这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科学主义主张社会科学应当也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客观地描述和说明对象。人文主义则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是描述性的和说明性的，而只能是理解和解释，是理解基础上的解释和解释基础上的理解。在我们看来，说明和理解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自觉地立足于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复杂的多样的人文社会现象不可能用单一的方法加以把握，而需要多种多样方法的综合性运用。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应当是实证性的也应当是规范性的，既应重视文本的制约作用，又应注意解释和理解的相对性、个体性，努力建构科学合理的解释模型，以特殊有效的方式合理地进入和走出社会理解中的解释学循环。

9.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与评价。社会事实区别于自然事实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它同时也是价值事实。任何社会行为和社会事件都有一定的价值规定性和指向性，因此，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同时也包含对其价值事实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时也就是对社会价值的评价。不仅如此，社会价值事实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价值非中立性。各种社会活动都有一定的价值指向性，其结果均服从于和服务于一定价值主体的需要。在存在着利益差别的个体、群体、民族和国家之间，这种价值非中立性和价值指向性还常常造成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一定主体价值的实现甚至以牺牲他人的价值为条件和代价。这种社会价值事实的内部冲突不仅作为一种对象性事实而影响到对其的认识与评价，还直接影响到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对其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及其结果造成干扰和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妨碍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评价的公正性。因此，我们尤需加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价值事实和价值评价问题的研究，以为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价值论和方法论指导。

10.人文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内在组成部分，是社会意识中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部分，是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的重要观念存在和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既根源于又表现着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一般说来，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统一社会意志和实施社会调控的重要思想和观念武器，对于社会的政治管理与社会控制具有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性是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的重要特点，也是阶级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特性。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价值导向性、阶级性、政治性、党性等。非意识形态性就是价值中立性、非政治性、非导向性等。在以剥削阶级为主导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受到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直接控制和影响，具有相当的虚假性、欺骗性、强制性等，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着各种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妨碍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无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里，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全体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坚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坚持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具体学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的意识形态性相对较强，而文学、艺术、语言等则相对较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处理好客观性、真理性、科学性与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和合理的张力。这里应该指出，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条件下，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尖锐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下，有的人提出种种淡化意识形态的主张，搞非意识形态化，其实质就是要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取消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和警惕的。

11.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转换与学科际沟通。开展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是为了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徤康有效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社会功能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徤康协调发展。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应当是描述性的，而且应当是规范性的。它们不仅要尽可能客观真实地揭示人文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及其规律性是什么，还要尽可能准确合理地发掘和展示其价值和意义怎么样，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应如何做出具体的规划和预设。相应地，合理地以观念方式建构合理社会以规范现实行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当然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是由若干方面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组成的，这各方面的具体学科又可分出许多层次的亚学科、子学科、分支学科等。各方面各层次的具体学科都有其特殊性质、对象、任务、特点、功能，从而在当代大科学体系中占有自己的特殊地位。而这各学科之间，又必然存在着相互沟通和内在协调的问题，因此，学科际沟通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12.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与检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有多种具体形式，但它们都必须是通过一定方式、方法的科学研究活动而取得，并包含有一定价值的前人不曾有过或尚不明确、尚未发掘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论等。它们具有一定的价值特点，是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相互交织和统一的成果，是阶级性与非阶级性、个性化与公用性、定性价值与定量价值、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统一，存在着价值多样性和协同性的并存与共振，具有同社会实际状况的对应性与不完全对应性的特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实质是一个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创造性和学术水平，主要包括真理性与合理性、成熟性与先进性、可靠性与有效性、经验基础与理论基础、逻辑的严密性与完备性、研究难度与复杂程度、科学和方法论意义、学术贡献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再认识和再认定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评价实际上是人的自我评价的一种实现形式。这里直接评价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实际上是人对于自身的科学认识能力及其水平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要评价就要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所谓评价标准就是以评价主体的内在需要和利益为基础受主体的情感、愿望、意志、兴趣的影响而产生的主体对于自身的内在尺度的一种自我意识。对于真、善、美的统一追求是人的内在本性，相应地，真理性认识、价值性评价和审美性追求，既作为人们满足自身认知需要的内在驱动力又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目标体系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主体实现对客体的全面的掌握的基本内容和三个基本向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及其评价是否正确、合理，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合理，还有赖于社会实践的具体检验。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检验无疑是对其评价的继续，或者说是一种实践性评价。社会实践活动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它既是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指导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又是实践活动检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当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与实践检验活动之间存在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深刻矛盾，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检验受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双重制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检验存在实践结果与理论预测的偏差等，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检验显然就要比自然科学成果的检验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此，要重视逻辑推理和思想实验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检验系统中的作用，注意运用多种方法综合性地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检验。

哲学科学论文篇二

科学哲学在研究科学基础及其科学发展方面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理论主题包含着科学分界标准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规律问题。本文对科学哲学的这三个理论主题进行历史发展线索的梳理，并进行内容的深人分析，以期达到对科学哲学的实质和趋向的明晰理解和深刻把握。

一、关于科学的分界标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哲学是分析和澄淸科学概念的一门学科，所以科学哲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以前的科学家当然有其对科学为何物的不同理解，他们似乎并不需要科学哲学家来给他们解释科学概念的意义，但并非对科学概念的所有看法都是科学哲学，在从亊科学的工作与思考如何从事科学的工作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并不妨碍科学哲学家们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述界定科学的标准。

在普通的概念中，科学似乎与真理是等同的，但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亊实是新的理论取代和淘汰旧的理论的例子俯拾皆是，这就促使科学哲学家去思考，新理论取代了旧理论，是不是意味着旧理论就是非科学或伪科学，而新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复杂的.科学哲学家们经过讨论后发现，任何一个理论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笼统地分析一门理论是否科学就过于简单化了，判断一门理论是否是科学.应该找出这个理论的最小单位然后对这个最小单位进行考察.看它是否是科学的.然后看整个理论中有多少科学的成分有多少非科学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在此基础上，再对整个理论进行评价_这枰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其重要代表是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他们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m.力图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找出科学的最小单元和评价标准u在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以致于美国哲学家怀特把这一时期称为“分析的时代'并认为这种分析的方法抓住了本世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门科学的最、单元是什么，然后提供一个评价此最小单元是否科学的标准，供给科学家来作为淸理科学知识的工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好比一座大厦.科学命题就像建筑大厦的基本材料，—门科学理论，就是一个巨大的命题系统.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以科学命哔为基本单位来构建的，而科学知识结构的最小单位就是科学命题。旣然如此，那么评判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就转到了评判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上来了。评价理论最小单位即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逻辑实证主义明确说明：是经验证实的标准。这个标准又被叫做”意义标准'即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不科学的，无意义的。经验的证实需要人们动用感官去感觉，或者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实验，所以所谓经验的证实姐根到底还是人的感觉经验的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看上去简单明了，不容?疑，长期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人们也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不能由当下经验证实的怎么办？历史的命题又如何处理？由亍各门科学知识术i吾的差别，人们对语言经验内容的理解和使用如此不一致，又如何靠经验来证实呢？什对这些疑问，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间接经验证实和把各门学科语言统一为物理学语言即被西方哲学界称为“物理主义”的证实办法，暂时抵挡住了人们的诘难。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强烈冲击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奎因，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各个命题和学科之间，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无法甩观察经验孤立地去证实-他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震动，由此他宣布必须坚决地抛弃经验证实原则这个教条，曾经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奎因的反叛，是逻辑实证主义走向衰弱的标志。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更大冲击的是批判理性主义者玻普尔，玻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进行了激烈地批评.他认为需要认真对侍的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所谓“意义”，而是问题和事实。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而全称命题不只是单称命题的相加，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之间没有逻辑道路.所以全称命题不能由有限的经验所证实，这样就从根本上把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否定棹了^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标准的一些缺陷，如这个标准既窄叉宽，窄的是它可能把像广义相对论这样离观察距离遥远的科学理论排挤出科学领域，宽的是他可以使傈占星术、理性宗教等偎科学也能堂而皇之地进人科学的殿堂。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不能彻底排除“形而上学”，或者排除是错误的，以往在“形而上学”高空亲浮的思想有可能因科学的成长与科学接触而取得科学地位。玻普尔就此提出了否证原则作为科学的分界标准，他认为，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就是指从该理论导出的结论在逻辑或原则上有可能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抵触，凡是可以否证的，可证明为?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可以否证，不可证明为假的，就是非科学的=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学说或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它有被经验证伪的可能性，至于它是否已经被经验所证伪则是无关紧要的。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看到了理论与真理的相对性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有意又的，但这个原则也有逻辑矛盾.如一些公认为是科学的理论被他判定为非科学，而有些随意提出的假说也可以具有所谓的“可否证性”而混入科学的范围。

美国历史主义哲学家库恩对科学的标准有他独特的看法。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是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范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在内的有结构整体，而理论中有无”范式“则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他认为科学是由前科学演化而来，科学和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具有范式而前科学没有。前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学科的基本原理甚至有关的观察现象结论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信念，没有共同的研究纲领，而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已经形成了堵如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造的菹式，并借助于范式取得科学成就。和范式概念有关的是科学共同体概念，库恩认为，科学知识的主体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科学共同体的标志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掌握了共同的范式，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也要看科学发展中是否形成了科学共同体。

历史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拉卡托斯吸取了奎因科学整体观的一些合理思想，对玻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界标准，即‘'经验的预见'拉卡托斯与玻普尔的分界标准的基础都是经验，但拉卡托斯对玻普尔作了批判，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因为经验有主观性，而理论的正确性又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再者，理论的正确性与背最知识有关，而理论本身也有潜在的生命力，即使遛到否证，也可通过新的事实来确证自己。拉卡托斯把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称为是“打人沼泽地的木桩'基础不牢=拉卡托斯对”经验预见”标准的说明是，任何理论凡是能不断预见新事实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能预见新事实的，就不是科学的。拉卡托斯认为玻普尔一次否证就判定理论的命运太简单了，科学判定标准的问题往往是一个解决理论之间不—致的问题，这样，分界标准就从一个理论被事实所否证的老问题，转fc为如何解决理论之间不一致的新问题了。拉卡托斯还认为，虽然单个的命题无法被证伪.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整体是可以被证伪的，当理论处于进化阶段，它可以消化反例，通过修改背景知识来保护“硬核”，并提高预见力，当理论处于退化阶段时，它就r能通过不断修改背景知识来消极地保护“硬核'而不能提高预见力，这时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问题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二、关于科学方法论问题。

科学发现中的方法论问题是科学发展中科学家最关注、最激动人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在科学发展史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计其数、但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够作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或创立新的科学理论，这与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关系密切，科学思想史上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亚里士多徳之前，对自然哲学家影响较大的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即确信宇宙存在者数学上和谐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关于物质运动基本机制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思想。亚里士多徳被认为是古希腊科学方法论的最重要代表，他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中，他认为科学研究的程序就是从观察上升到一般性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科学家应该从待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这些原理中演绎出关于事件、性质的现象的陈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演绎方法的思想在其后的1000多年中影响巨大。

近代归纳逻辑的真正创始人是培根，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不能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它至多适用于判断论证和论辩，不能把握自然的奥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归纳逻辑=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逐级归纳上升的科学程序，二是主张通过例证表而实现的排除归纳法。但培根的局限是把归纳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的演绎方法与培根的归纳方法相对应，笛卡尔致力于构造一种前后一贯的演绎理论系统，其论证形式具有欧氏几何中可见的那种确实可靠性。作为归纳主义者的牛顿把典纳——潇绎的科学程序称为“分析和综合方法”，他坚持培根的归纳方法，又受到笛卡尔的影响，他在发现和探究的逻辑上主张采用归纳的方法，而在理论体现的表述上却喜欢采用公理方法=休谟提出了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归纳问题”，他指出，归纳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归纳法用经验证明是循环论证，在归纳推论和经验导出间存在两难选择，何况经验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一种心理的习惯性联想，休谟对归纳法的分析标志着古典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的崩渍=休谟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康徳认为，归纳推论只限于根据经验寻找个别的科学定律，而不能建立象因果性原则那样的普遍真理，因此要建立一种有先天必然性的先验搞绎方法。

归纳方法和撗绎方法的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开始出来收拾残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经验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确切的知识，只有用数学与逻辑去寻求知识才是梢确的，因此他们广泛运用了符号逻辑作为推理和表述的工具，他们企图将归纳法与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联系起来，即从统计数学理论中寻找逻辑工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搞绎主义者对归纳法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归纳法的确不能给人们提供必然性知识，但是它却可以给人们提供或然性知识，而科学知识本来就是或然性知识，如果不这样看，就会陷人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与科学榷神背道而驰。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存在者两种真理，即归纳的`真理和演绎的真理.在他们看来，归纳的真理给人们带来新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只是或然性知识，而演绎真理不能给人们提供新知识，它只是同义反复、但它是必然性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借助于或然性的基础解决了归纳问题比较成功地坚持了归纳主义的立场，伹他们也没有象老的归纳主义者那样，完全排斥演绎法、因为演绎法可以对科学知识起简化作用，可以把复杂的科学命题系统化、简单化。20世纪前半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影响广泛，归纳法成了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推崇的方法，演绎主义的观点暂时处落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种种困难：证实原则难以真正贯彻，完全的经验证实不可能，而概率确证理论又面临全称陈述的确证概率为零的责难，逻辑主义的髙度形式化的分析纲领对于大部分经验科学难以贯彻到底、而且单纯静态结构分析不能反映科学的动态发展，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这些原因造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

对逻辑实证主义理论产生强烈冲击的是玻普尔。玻普尔持一种激进的反扫纳主义立场，他认为归纳不能从个别结论推出一般结论，因为归纳的基础是观察，而观寒总是个别的，尽管观察的事例足够多，也不能由这些事例具有某种性质而推出每一个事例都具有这个性质，他还认为观察和实验离不开理论，即观察渗透理论，说科学从纯观察开始是荒谬的，这就反驳了归纳法认为科学从观察和实验开始的基本假定。玻普尔说归纳法根本不是科学的方法，因为归纳法不能给人们以必然性的知识，而且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指出，依靠归纳法就连或然性知识也无法得到，因为过去多次重复的事情，不能保证今后也有可能重复，今后的可能没有任何依据，何况从数学的观点看，过去重复次数固然很多，但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过去无论数字怎样大，与无限的未来相比，它的概率仍然为零。所以玻普尔认为在科学方法中应该排除归纳法。既然科学知识不是来源于归纳，那么是否来源于演泽呢，玻普尔认为也不是，他认为演绎法也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内容f只能在证伪理论中起作用。玻普尔认为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要达到的目的有关，之所以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是由科学要达到的巨的导引的。

在科学史上，有两种科学理论，一是正确性的理想，一是深刻性的理想，培根、笛卡尔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追求科学由无误的真理构成的理想，休漠则强调理论的深刻性的理想，休漠以后，没有人再绝对地坚持确实性的要求了。但玻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倾向于放弃深刻性而追求确实性，即使达不到绝对的确实性也要追求概串的确实性，这是得不偿失的。玻普尔宁愿放弃确实性的理想而去追求深刻性的理想。在玻普尔看来，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是试探性的，任何确证都只有相对的意义，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并不在于他攀提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知识既然既不是来自归纳，又不是来自演绎，那么来自于哪里呢，在玻普尔看来，科学的发端来自于对神话和巫术的批判，而不是观察和实验，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是来自于对以往理论的证伪，科学的传统既传递他的理论，也传递对理论的批判态度，批判是试图在理论中发现弱点，要发现弱点，就要从理论中推导出若干逻辑结果，演绎逻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从科学的系统发育看，科学始于神话，从科学的个体发育看，科学始于问题，由此，玻普尔在批判归纳法之后，提出滇绎检验法作为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又叫做试错法，其公式是p1-tt-ee-p2。玻普尔认为知识可以有多种来源，但有一种来源最重要、最根本，那就是u灵感“，他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创造时，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离度的思辨能力和传统知识，更霈要_种神秘的灵感，任何理论最初的提出，都需要这种灵感而提出假说，灵感只有建立在对^经验客体的理解的直觉上才能达到的。在科学方法w题上，玻普尔重视灵感而轻视其他方法。

随者玻普尔科学方法论片面性的暴露，人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新历史主义学派在这方面建树显着，他们认为科学发现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力图用科学方法的多元论取代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汉森就认为“朔因方法”也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朔因方法就是由结果而追朔到原因的科学发现的方法，可以表述为：1.观察到意外现象p;2.如果h为真，p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可以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夏佩尔也主张把朔因推理与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并主张应重视类比法。新历史主义学派的这些主张已经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关于科学发展规律问题。

在科学哲学发展历史的前期，由于研究历史较短、积累的资料也较少，科学哲学家们的眼光受到局限，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科学哲学的相关局域问题中，研究方法也往往采用的是静态分析的方法，缺乏从整体角度动态地进行研究，从而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语焉不详。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问题看得较轻，他们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搞淸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和科学知识的一般逻辑结构，而所谓科学知识的发展，只不过是科学命题的累加罢了，研究的必要性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按照归纳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上升和直线式积累的过程、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把原有理论吸收到一个具有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理论之中，科学理论不断在吸取、包容原有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就好比大箱子内套小箝子一样，被称为是科学发展的“套箱理论”模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奈格尔通过伽利硌的落体定律被吸收到牛顿力学、经典热力学归化到统计力学等事例，说明一个理论被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归化的现象是科学史上霣见不鲜的现象，井称这种积累模式为“归并理论'“套箱理论”和“归并理论m的模式承认科学进步的总趋势，这是合理的成分，但是它们忽略了科学发展中的理论淘汰现象和科学革命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受到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

系统地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是从玻普尔开始的，玻普尔是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间环节，是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语言分析到动态历史考察的中介，突出的表现是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并用这个模式来概括科学发展的规律。玻普尔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公式是：pi-tt-ee-p2，玻普尔的动态模式包括了四个阶段：第_阶段，科学始于问题，问题就是观察和理论、理论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成功的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点就是对重要问题有鉴别力，要莕于提出和抓住问题。第二阶段，为解决问题提出试验性理论，针对问题提出多种试验性理论，使用滇绎逻辑对之进行前验评价，发现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这个理论是否严谨和是否有可否证性，然后选择_个信息和经验内容最丰宵，解释力和预见力最强的理论。第三阶段，排除错误，经前验评价后，用演绎推理从最可检验的理论推导出预见、同观察、实验或实践的运用结果加以比较，这_步叫做后验评价，也叫排除错误。如果理论与观察、实验不_致，那么理论就被证伪了，理论被证伪不是理论的失畋，而是该理论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只有通过理论的证伪才能知道错误在哪里，从而排除错误，淘汰旧的理论，发现真的理论。第四阶段，新的问题，不管理论过去曾经经受过多少次严竣的检验，将来总有一天也可能要被否证，没有永恒的冠军，经过长期确证的理论一旦被否证、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超，等待者科学家去解决，于是新的否证过程就又开始了5简单地说，整个的过程就是要“大胆假设，严格检验'玻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与累积主义科学发展观相对立的第一种理论形式，线性观强调科学发展的渐进性，而玻普尔则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他的科学发展摸式强调科学家要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否定的精神，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只精神的水桶，而是一盏引导科学前进的探照灯。玻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主要缺点是注重科学知识的u个体发育”而忽视科学知识的“总体发育'没有从科学史的角度去说明科学发展的规律，同时他片面地强调了科学发展中否定的作用，过分重视质变而轻视量变的作用。

继玻普尔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联系科学史的实际和社会历史条件、研究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从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出发，同时重视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玻普尔的弱点u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是库恩，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科学革命；库恩的科学革命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常态科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范式支配下的解难题活动。在这个寸期中，科学家们在范式的导引下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他们持有共同的信念，对自己的理论原则没有批判，坚信不移，甚至抱一神教条的态度。解难题遇到困难时，他们不怀疑理论原则的正确性，而是怀疑自己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反常时期^难题的解决也是一种科学发现.担不能产生新型的事实，只是知识的一种累积，当按照范式解不开难题时.就出现了反常，反常类似于玻普尔的证伪.在这种情况下玻普尔往往抛弃旧的理论.而库恩却认为科学家们不会马上抛弃范式.而是试图在维护旧范式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反常的出现是激动人心的.它是科学革命的预兆，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反常=第三，危机时期、反常的发现多少具有偶然性，反常发现后.科学家会对旧的范式作调整、修改和补充.或增加一些辅助性假说，但有时调整并不奏效，旧的范式梢化不了反常.而且反常的情况越来越多，于是科学家开始怀疑理论的有效性.这时就出现了理论危机，危机是科学家对旧范式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第四，科学革命时期。对旧范式信心的丧失必然开始对新范式的尝试，这个时期的非常研究和有目的的探索常便新的科学发现激增，同时，科学家往往对形而上学产生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而转向哲学分析，探索的结果是产生出新的范式，危机逐渐地得到了解决，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斗争，以新范式驱赶和取代了旧范式告终。新范式比旧范式有更好的解难题的能力.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新范式地位的确立开始了一个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出现反常、危机和新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的模式就是库恩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拉卡托斯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摸式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独树一帜。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认为反常不能立即反驳和否定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科学家町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说来解决问题，这种调整可能造成理论的进步和经验的迸步，即理论能作出更多的预言和这些预言经受住了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处于进化阶段的科学研究铟领并不畏惧反常，而是经常从反常那里找到自己发展壮大的目标，把反常变成证明自己理论正确性和开放性的胜利。2.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研究纲领在理论上的预见总有限度，在经验上的验证也有局限.其进步性是相对的。当成功的研究纲领不能对付新的实验事实时，它就要从进步转换为退步的了^反常开始时是纲领证明自身力惫的目标，但反常的增多就逐渐成了一种不可藐视的力量：科学家此时遇到了难题，旣不能挂免故牌，而出征又会遭到失败，问题的解决需要另寻出路.进化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绠阶段。

科学研究纲领在不能对付反常时，有可能也有必要提出新的研究纲领来取而代之，新的研究纲领比旧的研究纲绠更进步，它能够预见旧研究纲领所不能预见的东西，包含有更多的经验内容，甚至可以包含旧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新旧纲领的这种转化是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质变，但也不能急于淘汰旧的纲领，纲领的进化和退化的划分标准是复杂的事情，旧纲领被否证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为陈迹.它也可能是假死，遇到恰当的条件也可能复活又转化为进步的纲领，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不过是科学家事后给一种纲领能成功解释而另一种纲领不能成功解释的实验的光荣称号，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既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即量变，又承认科学发展的进步性、开放性，即质变，更:为合理地解释了科学的动态发展，这个理论是在玻普尔证伪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被称为精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中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还在继续。

科学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这几个主题之间存在着紧密和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设定科学的分界标准，就不能确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描述科学发展的规律；没有相应的科学方法论，就不能落实科学的分界标准和完全体现科学发展的规律；没有科学发展规律的播述，科学分界标准和科学方法论也就比较空洞和缺乏意义。科学哲学家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论述井没有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有的时候分界标准和科学方法躭是同一的，有的时候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的规律躭是用同一个公式进行表达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论中的这几个主题提取出来进行分折和表述。

哲学科学论文篇三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自然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哲学在后现代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政治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历史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当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电子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法论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ssk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对真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进步等观念都赋予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解释，甚至试图解构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ssk指出了理性主义反映论认识中存在的缺撼，但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完全放弃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呢?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正如科尔所言:“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动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并非ssk不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某此信念的自然主义解释与知识的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导，后者需要一种相当的认识论与其它理性手段”，不求助于自然世界与动物本能的结合，“集体信念的可接受性”无法获得完备的说明，勿宁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理性主义作为两种理解科学知识的视角成为互补的关系。

哲学科学论文篇四

“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

[关键词]翻译哲学；哲学；哲学分支学科。

喻锋平(1975—)，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项目“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辩证思考”(项目编号：yy1012)的阶段性成果。

在哲学和翻译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翻译哲学”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尽管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但“翻译哲学”却始终没有像哲学中的“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翻译学”、“文化转向”等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责为是一种庸俗的概念，处在一种尴尬状态，即使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但着墨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哲学概念进行辨析，说明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学科上的归属，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和哲学中的翻译观。

一、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综述。

二、

虽然中国古代先哲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中国一些翻译家借鉴的理论来源，但并没有直接称作“翻译哲学”的说法。和哲学这一词出现在晚清相比，翻译哲学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更晚。国内最早的“翻译哲学”概念是由范守义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而是综述五十年来译界对翻译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的诸家见解，即“翻译哲学”实质上等同于“翻译理论”或“翻译观”。这种模糊的态度，不久又在许渊冲的论述中出现。1987年，他在讲座中直接指出，“其实，我所说的翻译哲学就是翻译理论。‘认识论’只是谈论我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是谈论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是谈论翻译的方法”[2](p79)。

国内第一次对“翻译哲学”概念做出理论化的解释的是张泽乾先生。他说：“在结构上，翻译学包括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技术科学和翻译实践五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组成部分；翻译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论与认识论(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以及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观与方法论，它们是翻译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翻译理论是翻译科学的核心，在翻译哲学、翻译实践间起着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3]张今也认为：“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所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4]p17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翻译哲学定义为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之与翻译理论区别开来。

上通过谷歌搜索，直接关联的词条很少。而搜索国家图书馆以及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电子期刊，都找不到以translationphilosophy为主题的文献。国外直接使用translationphi-losophy这一名称的是圣经研究组织网站上，圣经英语标准译本(esv)所遵循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philosophy)基本上是直译，它尽可能寻求得到原始文本的精确词义和每一圣经作者的个人风格，着重于“词与词”的对应，寻求原始文本的透明度，让读者尽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版本的圣经翻译则是采用“意译”(thought-for-thought)的翻译方法。此外，“translationphilosophy”有时也直接出现在一些翻译公司或组织的网站上，但从其随后的内容上来看，与上述圣经翻译组织对该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即“translationphilosophy”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方法。显然这些出处的“translationphilosophy”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翻译哲学，而是指翻译原则或方法。

那这样看来，真如刘邦凡先生所说，“翻译哲学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吗？这似乎与西方哲学庞大的体系和强大的影响力不相符合。若撇开这一名称本身，而从翻译和哲学的关系，即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和哲学视阈中的翻译问题来考察西方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那么相关论述就可谓是汗牛充栋了。很多西方大哲学家都谈论过翻译的问题，试举几例：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确立。(伽达默尔)。

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德里达)。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

二、比较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西在“翻译哲学”概念的探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最为突出的就是“翻译哲学”概念确如刘邦凡所说，是个地道的中国学术用语。并且，国内哲学家和翻译研究者都试图对该概念定义，表现出与传统学术研究印象式评点不同的方式，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但在定义的方式上，哲人和译家又存在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国内翻译研究者对哲学概念的定义都无一例外是借鉴或模拟某一哲学观的定义方式，把“翻译哲学”定义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方式的定义显得空泛，内涵很少，就如我们说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既没错误也无法验证，也反映了翻译研究者在哲学思维方面的不足。另外，不少翻译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哲学”混淆在一起，这好比把“理论”等同于“哲学”，其错误也是不言自明的。

哲学研究者则没有简单套用某种哲学的定义模式，而是从哲学的角度透视翻译问题，尝试对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方式、角度、层次以及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定义翻译哲学概念时能认识到“名”与“实”可能是不一致的。

西方哲学和翻译界并没有翻译哲学的概念定义，但却有众多的哲学家谈论翻译话题。若从哲学和翻译的关系来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中西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的异同。

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向度上，中西都有大量的借鉴某个哲学理论说明翻译现象的案例，这也是哲学进入翻译视野最常见的一种途径，其源头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先贤。如西方的哲罗姆、贺拉斯，中国的老子的哲学思想都成为后期翻译研究中寻求权威支持的源流。近现代时期，中西翻译研究中借鉴最多的则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洪堡的语言世界观，以及解构主义、阐释学等等。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某个哲学家的翻译思想，如刘介民《德里达翻译哲学的解构倾向》、仲伟合《翻译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译哲学》、李德超《翻译理论的哲学探索：奎因论翻译的不确定性》。还有研究者从哲学的层面追问翻译的问题，思考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如上文提到的f.guenther(1978)和(1984)，以及anthonypym最近的论述onempiricismandbadphilosophyintranslationstudie;国内潘文国《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张柏然《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等等。

当前翻译研究中，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一种向度，即从哲学中寻求权威支持，服务于翻译研究，而思考翻译和翻译研究对哲学等领域的影响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却不多。可以说，pym对翻译和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郝林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醒研究者要“等量齐观的重视从翻译的方面探讨‘神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前提、可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翻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对于20世纪西方声势浩大的形而上学大批判运动产生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11]。而这一向度的研究也同样给我们审视翻译哲学概念以启迪，翻译能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翻译哲学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

三、概念辨析。

以上论述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如要领悟“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就应把它作为哲学来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哲学的定义。现实情况是，尽管哲学历史悠久，但如要对哲学概念进行规定，“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终极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以哲学命名的著作，各种词典里也有不少解释哲学的条目出现，比如，philosophia(哲学)按其希腊语本义而言，是指爱智慧、追求真理。汉语中，“哲”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明道”，彰显被遮蔽的智、理和道，哲与学两个词合在一起即是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显明出来。这表明哲学是对本源意义上的真理、共性、道的追求活动，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而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系统。“哲学只是一种可能科学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努力接近它。我们所说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12](p750)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是方法论，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关键。

但这些都仅仅是哲学历史中某家某派对哲学的见解，不可能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这种多样的概念界定不影响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提出各种新的答案，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对“翻译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同“教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等一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及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

尽管这样表述翻译哲学的内涵依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解释清楚，翻译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属于哲学的领域，这不同于翻译研究中的从经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也不同于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甚至翻译教学也需要哲学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着操持某种哲学理论与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

其次，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一切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从翻译实践的经验归纳得出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中的理论诉求不同，翻译哲学可以说是通过追问经验何以可能而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经验的经验，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纯粹的思”。

最后，翻译哲学考察翻译及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考察，是从翻译的角度对世界本真、终极真理的一种追问。通过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认识界定翻译，我们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主体的人自身，获得心灵的慰藉。追问本质，不断反思是哲学的特征，也是翻译哲学的特征。这也使翻译学和翻译哲学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正如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艺术哲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虽然翻译学也需要以某一哲学或哲学观为其建构的理论基础，但作为具体科学的翻译学只是翻译哲学研究的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而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更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翻译哲学作为不算新的新概念，已经伴随着哲学和翻译研究两大学科的相互影响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哲学对翻译的本体性的追问正在扩大着它在翻译领域的影响范围，毕竟思想和文化是没有地理界限的。我们也希望国内对翻译哲学的探讨能“走向世界，使翻译哲学国际化”[6]。如确要给翻译哲学找个相对应的英文词语，我们建议用thephilosophyoftrans-lation，理由是翻译哲学属于哲学领域，用英文的介词of可以说明这种分类关系，不用translationphilosophy是为了避免与英语标准版圣经翻译者提倡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philosophy)相混淆，而不用translationalphi-losophy则是要区分“翻译哲学”和“翻译的哲学”，后者给人以只局限于谈论翻译或翻译的方法的嫌疑。

哲学科学论文篇五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哲学科学论文篇六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与解释的学术流派，它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一定的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是科学家商谈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产品或财富产品，并且提出应当关注行动中的科学，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一些信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教育改革者主张，科学教育应当让学生清楚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本性，从而消除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科学教育主张本身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英国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等人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成立一个“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studiesunit)，这一小组突破禁区，从“社会一文化”这一维度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与评价等展开研究，试图阐明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这也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兴起，并在其后几十年间迅速壮大。有学者这样评说:“爱丁堡的ssk早已跨越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的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为新的学术霸权，其思想扩散并渗透到一大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由于爱丁堡学派持有一种激进而强硬的建构论主张，故又被称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的本质与科学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试图对当代科学课程的教学施加影响。以下，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内容作一个简要介绍，并探讨其影响下的西方科学教育观。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时开创了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也因此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学派。经典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建制、科学规范以及科学共同体等问题，拒绝研究科学知识或科学的具体内容，科学知识因而成为黑箱。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打开黑箱，揭示科学知识产生的真实过程。爱丁堡大学的布鲁尔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他于1974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元老级人物。另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旗手，如巴恩斯、柯林斯、皮克林、塞蒂纳等。近年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在这一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其学术地位如日中天，有人认为他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地位已相当于库恩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以下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科学知识是由具体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科学知识社会学从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自然界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没有起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对实在的描述，也不存在客观胜与确定性基础，而是基于社会意象而形成的，是受具体的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是人们编织的故事。即使有最纯粹的事实描述，也避免不了信念对知觉的干扰，理论与文化因素仍然渗人其中。信念都是相对的，不可能超脱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社会环境又随时间与地点而不断变化，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种族对事物会有不同的信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唯一的真理。社会价值无法与科学研究相分离，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正因为自然信念具有多样性，要实现普遍的科学方法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正如布鲁尔所说，“作为一种关于我们实际上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什么的描述，经验主义的理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虽然提供了某些砖瓦，但是它对我们用这些砖瓦来建造的、不断变化的大厦的设计方案却无话可说。

第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中进行的，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相互商谈的结果。在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亦即默顿学派那里，同行承认是科学界的最高奖赏。而在拉图尔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科学家其实更关注的是信誉的积累，并通过信誉来获取更多的研究资源，以维持其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转。‘他们把科学描述成一个市场，科学家将信誉‘投资’于那些他们相信会进一步获得可靠证据的问题之上，这种投资反过来又会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还可以逐步提高他们在科学事业上的造诣川’，。这样一来，科学就处于一定的信誉循环之中，并融入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位重要的旗手塞蒂纳在《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一书中也阐明这样一种观点:利益的融合与利益的分裂支配着资源关系，通过资源关系维持了可变的“超科学”领域，形成了某种以权力游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实验室中的知识生产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网中进行的。所以科学知识的背后掩饰着权力与利益、商谈与决定，而这种掩饰常常会使用文学的、修辞的手法。

第三，科学知识是一种权力叙事，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产品或财富产品。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通过把发现和权力联系起来的办法取得合法性，这种联系决定(不仅仅是影响)了什么才算是可靠的知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常常研究科学史上的科学争论案例，而这种研究往往得出科学家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与立场。夏平与斯哈夫撰写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对发生在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波义耳与哲学家霍布斯之间的一场争论进行了社会学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近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封闭、对自身特权高度警惕和对缺乏资格的门外汉持敌意的团体。更进一步说，自我任命的科学贵族在组织上是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统治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其方法与观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反过来，科学的权威、地位与认识论上的垄断是由它所服务的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来保证。如此看来，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而已。同时，科学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财富的产品―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而财富与权力又是息息相关的。波义耳拥有空气泵这种当时昂贵的科学仪器，这无疑加固了他的认识权威地位。关于这一点，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写道:“那些为了举证而优化人体性能的仪器需要额外的消耗。因此，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就没有对陈述的检验，就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有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这样，科学就与政治、经济的权力联系在一起，为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

第四，科学是一连串的行动，是制造结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不要听信任何言说，而是要观察科学家实际是怎么工作的。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与工程师》一书中对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实际行为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揭示了科学家如何通过论文引证、引用与图形来结成联盟，对付各种攻击;如何融入并掌握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使用游说的技巧，以谋求获取资助等。拉图尔把已经被接受为事实的科学知识、科学仪器等称为黑箱，他提出了一条这样的研究规则:“我们将在事实和机器的形成过程和制造过程中进人它们;我们将使自己不再背负任何知识之构成的前观念(preconceptions);我们将密切注视黑箱的闭合过程，并小心翼翼地把对这一闭合的两种对立解释区分开来，一种是在黑箱闭合以后做出的，一种是在试图使它闭合的过程中做出的”。也就是说，研究行动中的科学，即要在事实被变成黑箱前抵达它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也意味着打开黑箱，探视它究竟是如何构成的。黑箱里面装着的可能并非只有理性与秩序，各种机巧、计谋和混乱也可能充塞其中。

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是一场壮观的学术运动，也是一种时尚的看待科学的方式，它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教育观的兴起，表明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是一套充满争议性的话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智力上混乱的领域，故它对科学教育的渗透与介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不安。

信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教育评论家认为，当代科学教育应当遵循这样一种改革思路，“给学生表达具有较少英雄和理想色彩的科学研究图景。一旦了解科学就像我们文化信念中的其它部分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一旦让他们认识到科学实验的结果是社会谈判的产物，社会建构主义者相信，学生将会逐渐地减少对科学发现的崇拜，更好地成为一个在复杂技术社会中生存的居民”。美国国家数学教师联合会曾经归纳了一些渗透在各种科学教育改革话语中的流行观念，这些观念很显然深受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影响。

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断言，“关于数学的社会学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这一议题。数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门纯科学课程，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正在试图挑战传统的数学教育观。数学教育往往与种族，性别、权力等纠缠在一起，数学的真理被声称依赖于文化。还有诸如“种族数学”、“同性恋数学”、“统计学课堂上的女性研究”等，都在试图越出传统的数学界线，打破既有的数学教学模式。

有趣的是，一些女性主义者在论述科学教育时，坚持认为当今的科学课程中隐藏着性别的密码，并郑重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在物理学的课本中，光和声的理论应当排在力学之前讲授，原因是女性学生发现波现象比起该死和陈旧的坚固体来说，更符合她们的本性”而对于流体力学则发表这样看法:“我们看见了有关比例、距离公式和线性加速度的数学问题中的线性时间与女性身体显著的生理循环时间之间的对立”，正因如此，女性学生很难理解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女性主义者对科学课程的分析与考察，很显然是从社会性别的维度出发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抛弃了客观主义的认知维度。沿着这种思路发展，甚至得出了这样可笑的结论―牛顿的赓性定律代表了牛顿对远方母亲的眷恋与思念。无疑，女性主义科学教育家所持的是一种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立场。

毋庸置疑，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理解科学的独特视角，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科学研究细节的认识与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科学的迷信。但科学知识社会学同时也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知识就是基于社会意象而形成的。于是，理性主义与客观主义关于科学的话语变成一种谎言，逻辑与证据不再是决定科学有效性和科学家进行理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家作为认识论的权威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科学家就是在实验室制造知识，并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其说成是真理的人，而其中充满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所以科学必须是“卑微的”。这种对科学的相对主义解释自然会招来许多批判。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主张”被人斥责为荒谬、灾难，科学哲学家劳丹甚至称其为“伪科学”，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则用“巫毒社会学”来形容它。

科尔在批判建构主义科学观时，援引了库恩的一段话:“‘强纲领’被广泛理解为权力和利益便是存在的一切……事实或者由此得出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睦或可能性，仅仅被视为修辞术，在修辞的背后，得胜者隐匿了其权力……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鉴于库恩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巨大声望，他对“强纲领”的批判自然具有相当杀伤力。如果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荒谬的，那么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教育观同样也是荒谬的。无法想象，在抛弃了理性、真理与客观性之后，人们还怎么能真正理解科学?无论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性和认知能力，应该是科学教育的中心视界。

哲学科学论文篇七

刚过9点，候见大厅里看望服刑人员的家属便渐渐地多了起来。在咨询台前，一个体型微胖的女孩径直来到我面前，说：“警察同志，您好!我是崔大海的女儿，我爸去集训队后都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我上次来，警察没让我见他，这次仍然不让见。我怕我爸在里面……”说着说着，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眼角往外流。我明白，监狱规定禁闭服刑人员停止会见，女孩肯定见不了她父亲。我从桌子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指着架在我肩膀上的执法仪对她说：“这样吧，我可以给你录一段视频，请示完领导后，给你父亲看。如何?”女孩沉默了一会儿，眼眶里仍有些湿润，表情有些无奈地看着我说：“也只能这样了!”我指了指她的眼睛说：“我觉得你的父亲还是喜欢看到爱笑的你，那样最漂亮!”女孩马上揉了揉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做出高兴的样子。我微笑着冲她点了点头，把执法仪交给了她，告诉她使用方法。5分钟左右，女孩把设备还到我手上。我对她说：“我会尽量帮助你的。”她眼眶又有些湿润，轻声地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开了。

初见时的冰冷。

送走女孩，我拿着录好的视频去见集训监区的大队长赵志立，将刚才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他一听女孩的父亲是崔大海，皱着眉头说：“他在这里算是‘刺儿头’了，情绪非常不稳定，目前一直带着戒具，关禁闭呢!现在最好先别给他看，以免他情绪更不稳定。”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可以找他聊聊吗?”赵志立苦笑着说：“你要是不怕挨骂的话就去，他现在可是见谁骂谁，连警察都不放过!”“我想试试看。”我说。赵志立见我如此执拗，让我在谈话室内等候。“报告!”一个手里拎着脚镣、略弯着腰，但却始终昂着头的服刑人员站在门口。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崔大海。这是我第二次来集训监区找他，除了手、脚多了一套戒具，几乎没有变化。

崔大海看到是我，有些惊愕。坐到谈话椅上后，他注视着我，好像一只摆好架势的老虎，随时准备猎物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我面带微笑地打量他，暗暗地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后，说：“嗯，精神状态还不错!”他冷冷地说：“您怎么过来了?”我没有因为他的冷漠而还以指责，依然保持着微笑，说：“我过来主要是看看你，好长时间不见，对你有些放心不下。”他右侧嘴角微微地挑动了一下，略带调侃地说：“真谢谢您，还想着我，我还不错，就是手上、脚上多了这么个东西。”他冲我晃了晃手脚。我关切地问：“戴着它一定很不舒服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挺男人的?”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指了指戒具，淡定地说：“这也就是你，换作别人早就受不了了。还有，我看过你给女儿的回信了，你从不把实际情况写在信上，总是报平安。”也许是因为受到赞赏的缘故，崔大海略微把头低下，似在思考。我能感受到他的敌对性已经降低，便趁热打铁，接着问：“有什么打算没有?”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房顶，说：“没什么打算。在这儿待着呗!”我又说：“我所指的不仅是眼前，还有以后，你的未来!”崔大海又低下头思考，瞬间便神采奕奕抬起头说：“您知道吗?别看我是个农民，但在老家我还算挺有名气的。我是芦荟种植的总代理，手底下员工有好几十人，经常和大领导一起吃饭。”我用赞赏的口气说：“那你一定吃了不少苦，真挺不容易的。”他接着说：“我现在50多岁了，虽然目前是无期徒刑，但早晚还有回去的'一天!等我回去，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我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我真的要为你点赞，我真的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谈话后的信任。

基于我给予的认同，崔大海似乎已经消除了对我的敌意，明显健谈起来，语气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冰冷了。我话锋一转说：“为什么戴戒具?一定很难受吧!”他撇了撇嘴，说：“不难受那是假话!我也是好心，想帮助同屋的人，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就想管管他，少让他出问题。他和我发生争吵，闹到警官那里，我没承认错误。到这里了也一样，一直和这里的警官较劲儿!”我沉默了一会儿，心中默默地推敲。

我从他的表述中隐约看到了三个歪曲思维的影子———必须、外归因、两极思维。究竟哪个才是核心的歪曲思维呢?我要做的是识别。于是，我接着问：“你当时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是好心，我认为我没错，是警察故意找茬。”我问：“当时你是什么心理感受?”他答：“我当时感到愤怒!”我问：“你当时大脑中最想怎么做?”他答：“发泄!”听完崔大海的回答，我说：“你能对我说出心里话，看来我们之间还比较融洽，更有信任。彼此之间的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

崔大海对我的话非常赞同，频频点头。这时，我判断外归因是导致问题升级、恶化的根本，受到指责就会愤怒，然后就是发泄，他的思维脉络基本呈现出来。我接着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部时间机器，你可以回到过去，你想对过去的你提哪些建议呢?”他眉头紧皱，表情开始严肃起来。大概停了一分钟左右，他开口说话了：“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像我以前那样行不通，我还想活着出去呢，我得改变一下。”“很好，改变自己这算一个想法，还有吗?”我继续引导崔大海。“我得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他说。“恩，好，又算一个，还有吗?”我问。“和周围人搞好关系，静静心，好好地反思反思。”他说。我冲崔大海点头，微笑着说：“你能说出这些话，说明你动脑筋了。但是，要想改变是很困难的，你确信自己能不被困难吓倒?”崔大海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这次，我没有感受到冰冷。他在对我笑，眼角肌肉有些褶皱。就这样停顿了几秒钟，他突然表情凝重起来问：“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站起身来，淡淡地说：“可能和一个人的追求有关系吧!有的人活着为了名，有的人活着为了利，但也有一种人活着是为了帮助别人，我就是后者!”崔大海看着我，坚定地说：“您就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吧!”我走到他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出乎意料的是，他主动和我握手。我继续鼓励他：“加油!我真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谈话至此已经结束。从他进门时候的冰冷到最后主动和我握手，这一过程的变化，让我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临走之前，我把崔大海女儿的问候视频交给了负责他的监狱民警，相信等他看完以后，心态一定会更平和些的。

哲学科学论文篇八

结合市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要求和部署，总结经验，找准差距，明确目标任务，安排2019年下步工作。下面，我讲两个方面意见。

一、立足改革，抢抓机遇，2018年工作亮点纷呈。

2018年，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系列文件会议精神，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全面深化改革，全系统商品购销总额、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以上，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综合改革扎实推进。

1、统筹推进工作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将综合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和五项重点工作进行考核。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县政府工作报告》将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通城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全县建立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部门紧密配合合力推动的工作局面。

2、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巩固。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供销社现有二级企业7家，改革期间重组二级企业3家，新成立公司二家，恢复乡镇基层社12个;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136个，提档升级70个;建设三农服务中心2家，庄稼医院18家，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8家;注册登记电子商务、再生资源、中药材种植等行业协会3个。2018年通城县供销合作社全年完成商品总购进x亿元，总销售x亿元，实现利润x万元。，大大提升了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

3、为农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了土地托管业务，帮助农户开展耕、种、管、收、储、售全程托管服务;围绕药材、茶叶、养殖等特色农业开展综合服务，打造地域特色产品品牌。积极参与我县实施“五药并举”产业，实现药材交易，种苗销售额x千多万元。为农民增收x多万元。通过规范再生资源市场秩序，再生资源公司购销业绩同比增长10%以上。

4、供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建成了“供销e家”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营，提质改造农村网点136个，打造“店商+电商”线上线下互动的新零售运营模式,为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探索了成功模式。

5、社有企业管理明显增强。制定和完善了社有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范了对社有企业和社有资产的管理，将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列入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任务、路线图、时间表、督促班子成员加强对分管联系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解决难点问题，调整了部分企业领导班子，激发了企业活力。全年资产经营收入达800多万元，确保了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企业基本保障了职工医、社保的正常缴纳。

(二)自身建设取得新进展。

1、县供销社规范化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完善了组织体系;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和部分公司负责人，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明确了职能定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机关建设有新起色。

2、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供销社党组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全系统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形成。

3、中心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彭段村开展精准扶贫和“一对一”帮扶，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将“创建”工作纳入系统全年重点工作，制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和社有企业的考核办法，按县创建办要求全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系统各单位内部管理呈现新气象;针对棚改项目搬迁任务重、时间紧、情况复杂等特点，及早筹划，合理安排，全面完成生活资料、县社两家公有房屋搬迁任务，受到县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群团工作取得新成绩。

2018年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供销工作亮点纷呈。县供销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党建工作受到县委表彰，荣获市供销社综合业绩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及市社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系统广大干职工的共同努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个别同志缺乏政治敏锐感，对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认识还不到位，机遇意识、改革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干事创业热情和动力不足，推进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多，缺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畏难情绪;为农服务手段比较单一，传统业务优势不明显，新的发展动能不足;干部职工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利益固化、激情退化的问题，人才短缺，业务素质和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形势，与新时代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解决。

二、坚定信心，抓近谋远，努力创新各项工作新成绩。

2019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做好2019年的供销工作，省、市已进行全面部署。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综合改革，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各方面改革合力。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筹划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和现代农村电商、物流、农产品上行一体的新型电子商务项目，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三农。

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农村新形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提升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认真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政策，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把握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着力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供销合作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当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一是发挥基层组织体系优势，通过电子商务的系统建设和发展，建立起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新零售体系，促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是发挥资源物资回收传统优势，在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方面彰显作用。四是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基层供销社恢复试点工作，加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使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五是发挥供销合作社经济合作组织优势，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充当重要力量。

(二)着力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巩固综合改革成果。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前几年综合改革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梳理，查找和归纳阻碍改革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逐一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开展攻坚克难，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的中的突出问题。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改革实施意见和改革方案落地，用好改革试点探索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加快在面上复制推广，要强化督导考核，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握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筑牢惠农综合服务体系。一是在继续抓好巩固基层社、扩大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合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途径，采取领办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及建立健全产业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将更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到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中来，夯实供销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引导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直接开展经营服务。实现全县村级社全覆盖。二是大力完善为农服务功能。统筹县域服务资源，着力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着力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统筹提升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发展质量。三是完善供销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县、乡、村三位一体的惠农综合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为农服务新路子，不断完善惠农综合服务。四是实现供销电商与基层组织建设无缝对接，将供销电商融入所有镇村基层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3、创新农业化服务，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一是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务。认真学习借鉴系统内外土地托管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和供销合作社实际，培育发展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全年新增服务面积2万亩以上。二是积极创新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不断提高供销合作社的规模化、综合性服务水平。三是坚持服务特色产业。继续抓好药材、茶叶、特种养殖等特色产品的产销服务，实行政策倾斜，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为生产加工、产品营销提供全方位服务。包装“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特色农产品2个。四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社会化服务促进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促进生产发展及农民增收。引导带动农民发展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推动农业与教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打造供销社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一是抓好通城供销电商线上线下融合，注重供销合作社电商的品牌塑造，打造“中国供销”金字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安全放心、绿色优质的“国家队”电商形象。二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高标准建成“供销e家”通城县级运营中心。切实做好与“供销e家”的对接，把系统资源整合利用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推进县级运营中心向乡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农综合服务社延伸，打通惠农综合服务和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打造供销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三是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把工作重点和经营方向重点转向农产品上行方面，全力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困难，增加收入。四是着力营造盈利模式，认真研判市场，大力拓宽经营门路，促进营销业绩较快增长，多途径化解企业债务，实现持续发展。

5、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今年是我县精准扶贫攻坚年，而目前精准扶贫的主阵地在农村，供销合作社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全县供销合作社要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将推进综合改革、履行为农服务与开展精准扶贫紧密融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起来，要用好系统资源要素，发挥经营服务网络优势，通过电商企业搞好线上线下服务，将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网点向贫困地区延伸，重点抓好市政府扶贫点龙门村、市委扶贫点望湖村、县委扶贫点内冲村、县供销社扶贫点彭段村等地的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搞好基层网点建设试点，搞活商品流通，拓宽增收渠道。要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开展综合服务，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和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三)着力发展壮大社有经济。

1、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县供销社要联合基础较好的社有企业，在再生资源、农资等领域开拓经营，履行为农服务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活力。强化供销社监事会职能职责，加强社有企业管理，强化审计监管，进一步盘活社有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推进社有企业改制，加快处置歇业破产、发展无望企业，激活改革活力。年内至少要启动一家社有企业改制。推动社有企业跨区域横向联合和跨层级纵向整合，谋划集团公司组织构架，培育主业突出，具有行业带动能力的企业集团。

2、实施项目兴社战略。县社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供销社改革发展的第一抓手，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实施项目兴社战略。一是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继续把项目建设纳入全年工作重点，严格考核奖惩。二是积极汇报，争取省社、市社的支持。三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引进一批能带动系统发展的好项目，确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加快建立供销合作发展基金。积极争取省、市社和县政府支持，做实本级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增强供销合作社“造血”功能和为农服务能力。

(四)着力维护系统大局稳定。

全系统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作责任，建立和完善安全隐患排查、不安定因素排查、隐患整改及责任追究等制度，扎实开展“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抓好综治民调工作，全系统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刑事案件，确保系统大局稳定。完善工作预案，做到科学管理，规范操作，有章可依，有规可遵。定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梳理，坚持接访、下访、回访制度，努力解决职工群众特别是弱势、困难职工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疏导和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尽量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在重要时期做好重点人员的稳控，并做好上访人接访息访工作，确保系统不出现非访、集访和越级上访现象。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发挥工会重要作用，扶持困难企业，关心困难职工生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各种突出问题。

(五)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供销合作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供销合作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发挥党在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改革发展工作实践。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年，全系统各单位要以党建为抓手，及时召开“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组织主题党日、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积分管理和党员发展等工作，着力解决干部职工信念不坚定、宗旨不牢固、核心缺失、使命弱化、担当不力等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完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抓党建“五个一”任务清单和五项责任清单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同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促进党建工作跃上新台阶。

2、坚持正风肃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县委有关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制度，严肃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有效运用好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是各单位要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明确支部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二是全面开展本系统财务审计，摸清家底，核实资产，理顺秩序，规范管理，今年要针对职工反映大，涉及贪污挪用集体财产、参与人情歪风的人和事进行严肃查处。三是落实工作考核，坚持绩效管理，严格落实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能者上、庸者下”和到龄退岗制度。

3、统筹兼顾，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2019年，我们要以工作目标任务为重点，统筹兼顾，在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同时，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全面完成改善民生重点工作、精准扶贫、“文明创建”、湘汉片棚改项目等目标任务。健全监事会工作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加大监督力度，对社有资产处置、企业经营行为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抓好工会、老干等工作，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同志们，今年供销工作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县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振奋精神，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全力争创一流业绩，争取在全省供销系统业务考核中争位进档，力争在“三农”服务和新农村建设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哲学科学论文篇九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所批判和主张的本是无可非议的。诚然，科学是认知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把握，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建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论文的发表、观点的提出与被接受都要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是当这一切成为常识之后，是否还存在一种大写的科学，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特性的不断进步的客观性的科学呢?”很显然是有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要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要求人们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要求人们用同一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基石；但如果没有后者，科学就会使主体消失，科学就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成了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论。科学证明和科学证明的背景是不可分的。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

亲爱的老师们，我们是满怀敬畏地在写这封信。

大学老师这个岗位太光荣、太特殊了。大学是教化人的地方，我们的情感底色、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因为大学的涵养。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学的教育，正是要研究和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正是要构建符合世界先进潮流的文化体系，正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承去承载中华民族的未来。因为特殊的职业身份，老师不再普通，也不能普通。你们不是在公园的人群中随意褒贬时事的那个人，更不是在虚拟的互联网上灌水拍砖的那个人。课堂上两个小时讲授的内容，比不得酒桌上面红耳热的谈资，也比不得信手转发的一条微信。大学课堂是答疑释惑的地方，你们是传播知识的.人，我们要的是教书育人。

一想到将要提出的问题，我们笔端滞重、内心复杂。

这个策划，缘起网友的一则留言。今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10月21日，辽宁日报官方微信以《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为题开展征集，后台共收到300多个微故事。一位叫kiko的大学生的留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如果中国真像老师们讲得这么灰暗，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多么重大而现实的提问!

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研究老师的问题，我们选择再老老实实地当一回学生。辽宁日报的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大家被老师们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所感动。【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但同时，“呲必中国”的现象也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大致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

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脏腐朽、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求教于老师时，不管是博导、教授，还是讲师、助教，主流的回答都是旗帜鲜明的：不能这样!但也有老师如此质问：

“课堂怎么讲老师说了算，你能干涉我的学术自由吗?”

“对社会现实问题避而不谈，这课还怎么讲?怕发牢骚，这个社会也太脆弱了吧?”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一

近段时间以来读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本书，并写下了这篇读书笔记。这本书对每个学习法律的人很重要，要多重要，读过才会知道。现在看了这后有些收益，记录如下。

首先我来介绍下此书作者。博登海默，1908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移民美国后在华盛顿大学研习美国法律并于1937年获得ll.b学位。从1951年开始担任犹他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律教授，并于1975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荣誉教授，1992年去世。博氏是综合法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哲学。主要论著有：《法理学》、《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正义》、《权力、法律和社会》、《责任哲学》和《英症状法律体系导论》等。然后再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全书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历史概论中介绍了自古希腊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各派西方法律哲学的概述（包含作者对法律的哲学思考和作用的哲学思考）。第二部分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以及第三部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20世纪的西方法律哲学，一般来说有三大派别：社会学法学、分析法学和新自然法学。作者倾向于所谓“统一法理学”（或“综合法理学”）观点，既主张不以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来解释法律；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受社会、经济、心理、历史、文化以及各种价值判断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全书贯穿了这一思想。该书是作者对法律的基本性质以及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进行哲学上的分析。该书的价值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它能引起读者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因为时间关系我仅就本书第十一章节中正义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故本读书笔记也仅就此部分中正义的概念及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这两个部分展开重点阐述。

本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九节关于正义的概念部分作者分了四个小部分来进行论述，分别是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契约正义及个人的非正义观。同时作者分别从主观向度和制度的层面进行了分析。而第五十节分析了正义与自然法的联系。以下就此两节内容内容进行介绍。

一、正义的概念范围。

(一)历史上典型的正义概念。

第一种是乌尔庇安和西塞罗的观点。这两人的定义强调的是争议的主观向度。“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公平的意愿和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据此,作者做出了如下发挥。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正义要求关注他人,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上述定义都着重强调了正义的主观向度。故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第二种便是圣·托马斯·阿奎拉和埃米尔·布伦纳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正义不应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还要具体化为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圣·托马斯·阿奎拉和埃米尔·布伦纳这两人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二)博登海默界定的正义之四重含义。

第一种是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然后,作者提出了一连串有关正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由享有立法权力的当局来处理的。博登海默还列举了一些分配正义的表现形式,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家之长发布的令和规定的罚则、采邑的工时、评分制度的公平性和分配奖学金的确当性等等。第二种是矫正正义。习惯法、国际法则、工资水平和矫正正义是指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某个社会成员所违反时,该社会成员就应承担赔偿、返还不当得利、接受刑罚等责任。矫正正义通常是由法院或其他被赋予了司法或准司法权利的机关执行的。它的主要适用范围乃是合同、侵权和刑事犯罪等领域。

第三种便是契约正义。即在正常情形下,当事人处于自愿而订立的合同是不存在不正义的情形的。但如果一方当事人隐瞒或故意错误表达相关信息,或一方当事人倚其优越的实力地位而将条件强加给对方,或一代表人在毫不考虑他（她）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利益的情形下就签定集体协议,那么,虽然那些合同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但它却仍具有不正义的污点”第四种便是个人的非正义观。即“奉公守法的人和公平的人都是正义的”。最后,作者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认为上述所有有关正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论式:“个人应得的归于个人”。

二、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

(一）自然法的概念。

在法理学思想史中正义观念往往与自然法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自然法概念也并非唯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条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样的效力”，那么它就是自然的。按照圣·托马斯·阿奎拉的观点，自然法视为“人类普遍的和根深蒂固的品性”。而赫伯特·哈特认为自然法是“任何社会组织为了存在下去而必须拥有的”。这几个人的观点相似。与此对应的特里斯琴·沃尔夫持绝对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理性永恒不变；鲁道夫·斯塔姆勒与卡多佐法官都用相对论的方法,认为自然法是相对的、可变的。而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约翰尼斯·梅斯纳,艾尔弗雷德·维德罗斯。作者认为,以上这些自然法哲学家的观点尽管有分歧与异议,但仍存在一致性的要素,即“自然法是由应当得到承认的原则和准则构成的,而不管它们在一个国家或其他共同体的实在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也就是说自然法是高于国家法令的一种更高的正义原则。

(二)自然法随着正义观念的发展而发展。

把以上的正义要求描述完以后,作者指出,应当根据生物学和心理科学中所取得的进展对人们在立法方面的基本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修正。由于人的道德情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自然法的宽容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很久以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则为法律所禁止；在过去,人们对轻微的罪行也适用死刑,但在今天，死刑只被限制适用于少数几种极为重大的罪行；一个现代国家的成员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安全都比混乱社会所能期望的安全程度高得多。作者在这里再次赞同了自然法的大多数倡导者所提出的“恶法非法”的观点。

(三)自然法是正义的最低层次。

从书中不难看出正义制度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自然法,它是正义制。

度的基础；第二层次是“被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是正义的规范和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可能得到了明文法的承认,也可能没得到其承认；第三层次是最高层次,“它是由一个更完美的和更理想的秩序的蓝图规划构成的,而这一规划则是一个国家的实在法所无力实现的”。据此,正义概念范围极广,不仅关注法律有序化的迫切的、即时的目的,而且关注它的远大的、终极的目的。

综上,是我对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近乎皮毛的理解。博登海默对正义的阐述是理性而精彩的，整本书是深刻而又有创意的。博登海默的正义论值得学者们深究,就算仅仅细致阅读了此书的一两个小节我也不得不为他那抽象、发散而丰富的思想而感叹。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实质,正义也是法律永恒的主题，而博登海默对正义的这场探讨给法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二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

1.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

在逻辑学上所谓外延就是指概念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亦即概念的适用范围。

上面本文已经对“文化自觉”的内涵作了界定，因此“文化自觉”概念的外延应与其内涵相一致包括一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实践活动。

费老先生用一句话将“文化自觉”的内涵归纳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16字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要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然后去尊重传统文化，继而自觉的去传承传统文化。

第二，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开发，明确其发展方向。

第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以上就是“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

2.文化自觉概念的本质属性。

费老先生的16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文化自觉”概念内涵最精准的概括。

文化自觉中“各美其美”，是指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和美感。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文化，看到自己的优点。

“美人之美”是在欣赏自己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美美与共”是指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最后相互融合，和平共处，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是充分认知本国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且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本国文化的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是“文化自觉”的小目标，不管对本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终极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和谐发展，实现“天下大同”这一伟大理想，这一理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想相契合的。

2.文化自觉概念的发展。

中国近代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开始于中日甲午海战之后。

甲午战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社会矛盾加深，同时也唤起了民族觉醒。

亲身经历这次事件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役始也。”

民族觉醒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甲午海战这次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审视国内和世界形势，导致了“公车上书”的出现，这是文化自觉的起点。

“公车上书”是知识分子们对祖国前途理性思考之后采取的重要举措，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下，直接或间接的改变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开眼看世界，使得他们成长为文化自觉的主力。

从甲午海战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走在时代前列，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

他们一方面从文化上论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精神，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意义。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更多的有识之士以实际行动自觉承担时代使命。

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则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

孙中山则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弊端提出批评。

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思考，是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活动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知识分子结成新文化阵营，主动承担起唤醒国民意识的使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推动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解放。

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国民意识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觉醒，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二、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1.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刻认识文化的地位，必须对文化的本质属性有深入的了解，要想了解文化的本质属性必须要先知道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要讨论的是文化三个基本特性：第一，超自然性和超个体性。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概念。

从文化的内涵中就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与人类世界相关联的，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人化的产物，具有属人性和社会性，它不属于自然界的范畴，所以文化具有超自然性。

同时文化是人化的产物，它不是单个人的实践活动的成果，而是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成果，文化是相当于人这个类来说的，不是相对于其中的单个人而言。

文化以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品质附加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中，一代代被继承和发展。

每一个个体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必须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习得这种习惯，这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所以文化具有超个体的特征。

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

不同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同文化，因此很显然文化具有民族性。

同时，在存在阶级对抗的阶级社会里，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是僵化、静止的存在状态，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而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契合，不同时代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特定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则意味着文化依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可促使民族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停滞僵化。

2.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从宏观上来说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主要有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和凝聚的功能。

第一，满足需要的作用。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文化创造出来，文化的作用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文化的创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

第二，认知的功能。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固化，展示出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达到的水平。

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人类文化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使得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提高。

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借助文化，人们日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并在科学认识的指导下，人们采取正确的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三，规范的功用。

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系统化。

它提供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社会得以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因此文化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凝聚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中的人们，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凝聚沉积下来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种民族文化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激励着民族内部成员奋勇前进，推动本民族的发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25。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25。

2.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联系....................27。

3.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源泉和中介........28。

(二)从文化现象的发展变化中观察文化现象....29。

2.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29。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导................31。

三、培养文化自觉的哲学方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词，涉及的领域和层次十分丰富复杂，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上百种。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文化”最早来源于《周易》中的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过礼乐文明教育和感化民众，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概念，据汉代刘向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可见，“文化”又是与“武功”相辅相成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文化”一词则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指对农作物的耕作和栽培以及居住、联系，后来引申扩大为所有有意识的培养、教育、发展及其产物。

文化自19世纪以来就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关注，西方出现了许多文化哲学的学说，如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的价值的文化哲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的文化哲学，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舍勒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等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哲学流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产生、实质、结构和功能等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的认识，但是这些文化哲学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夸大人的主观精神、夸大历史偶然性、夸大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低估或者否认人类实践活动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没有人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不仅没有文化，连人的生存都不可能。

结语。

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提高本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的，为发展我国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力的政策条件，它势必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内必须发扬传统文化，深度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外必须处理好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无论是发展本国传统文化，还是借鉴、吸收外来文化，都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在对文化充分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老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这一概念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和路径。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如何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作用。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三

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几个专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时间投入、论文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不错；但同时学生在论文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参考文献阅读、结果与分析等论文写作方面存在困惑。建议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需要更加完善。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可自由选择创业规划设计、创造发明、专业营销、科研毕业论文等毕业考评方式，为高校教学和创新注入生机与活力。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本科院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本科毕业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1，2]。作为初级学术训练的研究活动，毕业论文具有学术研究的一般功用，能够在学术训练中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其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效反映了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专业素养的评价尺度[3]。但是，近年来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不断，一方面是认为本科论文是一块鸡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论文完全存在抄袭和“黑市”购买现象，觉得应该取消；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由于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是否能拿到学位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4，5]。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因以论文质量下滑和考核体制不完善为理由而取消本科论文，失去一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实践机会，从而导致大学教育不完整。针对各种争议，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某几个专业的本科论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期望该次调查结果能为我校本科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契机，也为其他高校的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调查对象为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3个专业的20**届毕业生。此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9%。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师生互动、论文完成情况及满意度、论文写作、论文对自己的影响等方面。

（一）学位论文。

导师选择有大约45%的大学毕业生是自愿选择导师的，充分展示了大学生做毕业论文选择时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也有部分学生是由导师挑选的，这部分学生和导师往往都是强强联手，如：导师课题较多、学术造诣相对较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也较高；学生和导师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这部分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4%。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有16%~17%的学生比较被动，他们对导师的选择很漠然。他们要么是对导师情况不熟悉，要么是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科研兴趣不明确，在导师选择中比较被动，最后只好由学院来做安排。对导师选择的建议是：学院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及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做详细说明，让毕业生充分了解每个导师，最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合适的导师，充分发挥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的创新精神。

（二）选题思路。

超过48%的`毕业生是和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毕业论文的课题，这一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选项，也充分说明了学生对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主动性和协调性。有大约29%的毕业生的选题是由导师安排的，这部分学生就比较被动，可能参与的课题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类，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7%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设计的课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对选题思路的建议是：导师要充分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或是与学生共同商量决定要做的课题，而不是强加式的命题作文。导师要充分发挥引导、扶持、纠错的作用，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少走弯路。

（三）对毕业论文课题的兴趣度。

大约有55%的毕业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有兴趣的，而且在努力完成；另外，有超过25%的毕业生是花了心思在做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有大约15%的毕业生对自己毕业论文涉及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用心地做。综合起来说，这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兴趣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足6%）对自己的论文题目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水平不高，属于完全的“从动轮”。为了增强学生对自己论文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论文质量，建议导师要充分准备自己的课题，多设几个研究方向，同时要充分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使选题有价值，尽量避免“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四）完成毕业论文期间与导师的互动沟通情况。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师生沟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沟通讨论的学生比例达到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另外，其中在遇到问题时有沟通的学生比例也占了37%以上。当然，也有小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导师沟通较少或基本没有沟通，这两部分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教师指导学生偏多，在论文（设计）指导上就难免力不从心，无法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深入了解[6]。建议导师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足够重视，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与学生沟通沟通讨论，对学生毕业论文仔细阅读、审核，提出意见，努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整体论文水平提高。

（五）完成毕业论文所花的时间。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超过85%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在3个月以上，其中60%的投入时间在3~6个月，有25%的学生投入的时间较多，在6个月以上。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工作；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考各种证书，来增加就业的砝码；也有部分学生忙于考研、复试、调剂等，很难专心从事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工作[2，7]。建议学院提前启动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让学生尽早着手实验论文的工作，包括查阅资料、论文设计、实地实习、撰写论文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任务。以便为后续工作安排留有充裕的时间，做到考研、毕业、就业多不误。

（六）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

有接近50%的学生是在师兄师姐（硕士/博士研究生）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20%的学生是在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超过20%的学生是独立完成毕业的；另外还有不到10%的学生是和同学合作完成毕业论文。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来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是高于导师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反映了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或任务重的问题。建议学院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转换成“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每个学生既有各自的研究任务，又可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学生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来完成一项较大课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指导团队的组建既可解决学生数量过多、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还可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

（七）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的熟悉度。

有接近50%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体现了指导教师给予的课题专业性比较强，充分结合了专业特性。另外，有大约38%的学生尽管在毕业论文开始前并不了解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但通过文献阅读慢慢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在论文完成后对自己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了解，这部分学生往往是要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不感兴趣，要么是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负责，还有就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甚至迁就某些不合理要求。建议指导教师要结合专业特性设计较多的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从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性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自主创新能力。

（八）毕业论文遇到的最大挑战。

有大约37%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大的挑战是做实验，有大约28%的学生觉得是写论文，有17%的学生认为是文献阅读。当然，还有另外的17%的学生认为没什么挑战，随便做做就过了。综合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从做实验、写论文，还是阅读文献，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只有少部分毕业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注意重视学生研究素质培养，可实行导师负责制，让有兴趣的学生平时多参与科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习惯。

（九）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难写的内容。

有超过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难写的是结果与分析，有大约22%的学生觉得是结论与讨论，有17%的学生认为是前言和综述部分，只有大约5%的学生认为是材料和方法，而在另一个选项参考文献方面居然没人选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来讲，往往结果与分析是最容易写的，而大部分毕业生却觉得这部分难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参考文献阅读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对本领域了解深度不够，在文章中盲目推理。面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不知怎样处理，怎样进行分析总结。虽然在参考文献一项中，无人选择，但就论文评审评阅过程来看，参考文献格式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基本都是直接拷贝过来，格式五花八门。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分析、讨论进行合理引导，加强学生对文献阅读的理解力和规范性，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论文写作过程中，最容易写的内容。

有大约4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容易写的是材料和方法，认为前言（综述部分）、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部分容易写的学生大约各有16%，只有不到3%的学生认为讨论容易写。综合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材料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容易写，是因为这部分往往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甚至是直接拷贝。相反，在其他方面觉得难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自己的科研思维和文献消化能力。建议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的科研道德、科研素养教育方面合理引导，形成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十一）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困扰。

在论文写作困扰方面，有大约43%的学生认为是文档结构，有25%的学生认为是文献综述，有大约22%的学生认为是论文写作格式，只有不到9%的学生论文是参考文献困扰自己。其实从论文评审评阅情况来看，大部分论文在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中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高校在课程教学不注重习作性专项训练，学校也未开设科学文献检索和专业文献撰写专项训练，导致学生资料整理能力、写作能力较差。对该部分的建议是针对所有学生开始科技论文写作、文献阅读选修课，增强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十二）毕业论文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超过55%的在写作规范上存在问题，有25%的学生在实验设计上存在漏洞，有大约17%的学生在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有大约3%的学生存在结论不合理的问题。综合来看，论文写作规范困扰着大部分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本科论文没有明确的写作格式和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生对论文写作缺乏了解。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实验设计和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不要盲目地进行实验，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处理，合理地分析总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立学术学位论文格式规范体系。

（十三）论文答辩后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认知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68%的学生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有点兴趣，另外有17%的学生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并认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继续往下做，有超过11%的学生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向往。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到3%）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综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通过完成毕业论文了解该领域，并产生兴趣，效果还是不错的。建议指导教师根据大学生兴趣广泛、志向多元的特点，发挥各自特长。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有助于让学生们形成钻研学术和实务创造的作风。

（十四）对毕业论文完成的满意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51%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还是感到满意的，另外有40%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达到了良好等次，还有大约3%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觉得终于完成了。综合来看，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情况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力争让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与讨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校所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设计、论文写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但同时也对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完善。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四

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矛盾是人类存在的一对根本性矛盾，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类的“生活”方式同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区别开来。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生存;生活;马克思主义;异化。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则把人的精神分为了四个境界，认为人在超越了本能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后，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今，在社会巨大竞争和强制分工的压力下，人类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许多人的低层次需求和境界尚得不到满足，其创造性和能动性无法被激发出来，陷入了只“生存”、不“生活”的僵局。因此，人类必须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摆脱异己力量的奴役，达到马恩设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的“|生存”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五

摘要：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波普尔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体现了突破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波普尔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学发展模式中，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科学知识累积观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从逻辑和经验两条途径来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于科学知识累积观也没有完全放弃。

对于科学语言的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波普尔对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理论负载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认为人的主观倾向和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认为与经验联系的语言还是中性的语言。

可以说波普尔在对科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上，对语言的认识上还是坚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这几方面，将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较，在表达库恩哲学与波普尔哲学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出库恩哲学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视，对于科学累积观的放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不可通约性的研究体现出其新的哲学观。

科学哲学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这一哲学门类的第一个成熟派别，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趋势微。波普尔哲学出现。波普尔哲学从时间上介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库恩之间，思想上继承了逻辑传统和经验传统，可以说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时间上的相合，库恩与波普尔之间不乏直接的交锋，特别是在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会议上。因此，库恩和波普尔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为传统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学派进行比较的对象。

波普尔(,1902-1993)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尔的思想传播较广，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证伪原则，并将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发现方面，提出由猜想创造出理论，由经验加以证伪的科学发生和发展模式，图式为“p1（问题）―tt（试探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新问题）”，其方法称“试错法”。波普尔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科学理论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理论的经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科学是理性、进步的事业。同时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可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灵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的世界，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一个主观知识客观化的过程，客观知识自我发展的过程。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本文仅立足于其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的比较。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其哲学特征的显著表现。如果仅就其发展图式来说，库恩模式和波普尔模式还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现批判及重视变化的形式。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经由证伪而为另一个理论所代替，而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发生危机经由科学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评波普尔是“不断革命论”，那么从宏观上看，库恩也是“不断革命论”，只是时间上或促或缓，显然这并非二者区别的根源所在。必须深入到两个模式的深层，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较。

先看波普尔，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波普尔这不是赞同一个理论代替另一个理论的进步方式，因而理论才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吗？其实，理论在波普尔这里只是一个经验工具，其意义只在于是否能解决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事业的发展看成一个经验内容不断累积（通过证伪的累积）的过程。其方向是一个确定的矢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使得理论和理论之间成为可以沟通无阻的状态。因为理论针对的是经验问题，经验是对独立存在的实在的反映，不同理论针对同一经验问题，即是面对共同的实在而进行的探索。所以理论与理论是可以用一个共有标准来衡量的，即可证伪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与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经验内容的含量来指出理论和真理距离的远近。

理论和理论间的这种状态，使得它们所运用的语言也成为共通的，正如波普尔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例如几何学）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个系统（例如物理学）的概念相联系的，或者为后者所解释。在某一门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陈述系统正在用一个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说系统来解释的时候，上述可能性特别重要。从这个新的假说系统中，不但可以演绎出属于第一个系统的陈述，而且可以演绎出属于其他系统的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原来在某个旧的系统中使用的概念来定义新系统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这可以说是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语言观再清楚不过的表述。概念的演变不仅合理，而且不同理论之间也环环相扣，实际上仍然坚持一种中性语言观。这样，科学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对经验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笃信经验的波普尔自信满满。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却缺少了波普尔那种明晰的表达和确定的矢量轨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而且也很难说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针对经验问题的，由范式结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规活动也是解决疑难，但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工具。其中对疑难及其解决的认定、实验方法、理论选择、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在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的意义和应用条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号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它们中的一些词附着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变化。因此，我们说，相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4]由于语言而导致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沟通比较，因此很难象波普尔那样指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

库恩一方面承认理性标准—精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认为“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而共用这些理由的科学家可以在同样的具体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5]也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所作选择不仅依赖共有准则……还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应性因素。”[6]这样，库恩就不只考虑经验内容的增减和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与波普尔方向相异的结果是必须转而考虑理论的构成、范式的转换、个人选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等等问题。且科学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说是不断向真理进步的。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库恩对理论的语言结构采取的是整体论的观点：其一，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如在学习类概念时(kind-term)时，认为“大部分类概念必须作为一组相互比较的概念中的一个来学习。”[7]假使学习“固体”概念，那么同时就要掌握“液体”和“气体”。而另外的概念，则要在一组相近的概念中学习，例如“力”就要与“质量”、“重量”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结合起来的。其二，单个概念和整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除了是词语外，还有自然界的意义，如果这种意义与范式针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相悖，便不能为范式所容。概念与范式整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当某些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不能忽视语言的些许变动，而认为大部分词汇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碍理论间的交流。

库恩的这种语言整体观得益于奎因的语言观。“奎因指出了他准备加以批评的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坚持‘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词项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在对真理的问题以及在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时需要考虑什么的问题的考察中，不要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个系统。只有考虑了这种陈述的总体网络—规律，逻辑原理和观察报告等的相互联系的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接受、抛弃或修改任何单个信念的理由。”[8]这段引文较长，但较完整地阐述了奎因的观点。事实上，语言的整体观从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逻辑经验者那里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奎因，再到库恩，应该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

波普尔语言哲学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9]对于由语言整体观而引致的不可通约，波普尔同样不以为然：“这正是一个教条，一个危险的教条—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转译的语言。事实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象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也不是不可转译的，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10]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对实在的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种科学词典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难事。

库恩则在此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回击波普尔，即学习语言和翻译是两回事。“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不同于翻译的困难，而且远比翻译的问题要少。……总之，翻译总是包含着妥协，致使交流会有些改变，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11]学习使用第二语言，是认同到第二语言的语境之中去。这里的语境，并非单纯的上下文关系，而是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背景。此时是暂且放弃了第一语言及其语境的。若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将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证一个系统所选择的符号在另一种语言中有一个唯一相称或对应的符号。”[12]库恩解释道：“对于文学和科学来说，在翻译中的困难是同一个缘故，不同语言翻译的经常性失败在于语言中词语间保持的结构性关系，或者在科学中的类概念的结构性关系。”[13]在语言构成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应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语言的认识也应更进一层。库恩对比分析哲学的做法进行了说明。分析哲学认为两个人对不同概念用了同一个名称，如水，那么就可以区分为“水1”、“水2”。尽管水1和水2在意义上不同，但大部分还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词只是在语言用辞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库恩则认为“一些居于两个共同体所在范式内的类概念是不可调和地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对象不同。”[14]也即两个共同体眼中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应。”[15]换言之，“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语言或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约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转变造成的，而并非简单的词语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orimcomplete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这蕴含着对语言的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一个转折。波普尔首先承认“我始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肯定了客观实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认客观真理即符合事实。这样就将理论与自然界（实在）联系起来，理论的语言即是对自然界知识的客观反映。知识与自然界（实在）的联系是直接的，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工具而已，自身并没有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问题。库恩对自然实在也是认同的，也同意理论是对自然界的知识，“自然界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都是设计来描述实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学理论可以达到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就难说了。“然而，另有一个或一类步调是很多科学哲学家想采取，而我却拒绝的。即是，他们将理论比作自然的表现，比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陈述。”[18]库恩在反对波普尔的逼真性标准指出：“为了在比较两个理论中使用这种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意对于事实上是否雪是白的达成技术性的一致。……它还得假定，所牵涉的客观观察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说明，没有这样的中性语言。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真理’有如‘证据’一样，就会只是用作内部应用的一个术语。”[19]语言成为在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东西（桥梁或障碍），语言所表述的知识也成为范式内部的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

这里所隐藏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转变与带来的知识性质的转变。在传统哲学中，主客分立，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但在库恩这儿，客体也是主体的客体，这并不是走向主观主义，而是对科学图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一直以来作为客观、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记了自然科学也不过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人的存在状态之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也是为人认识而引入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普里高津）应从哲学上给予自然科学以人的主体角度出发的真正位置。事实上，自然科学也应是一种主客合一的认识，并在语言中体现出来。但请注意两点：其一，这是在库恩思想中未明确表达的；其二，库恩的这个观点只能说在认识论层次的，而没有自觉地在科学的存在论层次上进行反思。与之相连，知识也是人的知识，尽管自然界（实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却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得到关于自然界（实在）的知识，即使针对同一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反对中性语言观，认为不同的理论语言给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学革命与语言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科学革命的中心特点是它转换了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语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0]在库恩的论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确主客体关系和知识的性质，只是在其论点中蕴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将语言的转向止于不可通约性的语言构造方面，是不足说明库恩全部观点的。

二、两组概念的比较。

下面具体说明不同语言观下，波普尔与库恩的哲学观点的异与同。

1、理论框架与常规科学。

波普尔承认科学认识中理论框架的存在，“我确实承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们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时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诚然，我们又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框架，但这一个会更好，更宽敞些，并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打碎它。”[21]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理论的不断证伪，但也不否认理论有其稳定性。“在我们的背景知识没有发生革命变革的限度内，我们对t1和t2两种理论的评价将保持稳定。”[22]另外，根据世界3理论，客观知识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3]这样，科学不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天几次革命，而为世界3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稳定性反映在波普尔对证实的接受上，“我的第三个要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我们要求一种好的理论应在它的某些新预言中获得成功；二是我们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4]“在我看来很清楚，只有通过我们理论的暂时成功，才能相当成功地把我们的反驳归因于理论迷宫的一定部分。”[25]理论框架是证伪和证实的统一体。

常规科学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种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成就是范式。“一个范式和一种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已经成熟的标志。”[26]科学家在常规科学时期进行的往往就是验证预期，使理论更精密等非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认可常规科学的存在，并认为是库恩给自己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常规科学和常规科学家进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对将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成熟的特征。“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中间，在它成为常规的那种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种相当大的危险……一种对科学，而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构成的危险。”[27]此处的“危险”指一种对科学的无批判态度。

如果将库恩与波普尔的分歧只置于两人所达到的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即“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不仅是波普尔承认科学的合理发展是批判进步的，库恩则认为科学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影响而自洽于共同体中。还应看到是二者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这一差别。

波普尔的知识观将知识看作纯经验的东西，更好的知识就是经验内容更丰富，又更容易被证伪的知识。因此经验知识的不断增长，便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而经验内容是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革命就在于经验知识的更新，无怪乎波普尔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的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在范式的领域内，得到范式所预期的知识，同时，常规科学又与科学革命相对，只有达到范式的转换才能称为革命。这样，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

具体地说，不同在于理论框架直接与经验相连，知识内容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响理论框架的破与立。如果发生破与立，则表明了知识的增长。常规科学与范式相连，范式的转换造成的是知识的根本不同，经验也纳于范式之中。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的不同，在于其变化性质的不同知识观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尔与库恩语言观的不同。

2、背景知识和范式。

波普尔早已认可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28]也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中充斥着背景知识。“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点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29]背景知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怀疑，成为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台阶。这与上文对理论框架稳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识也并非永远免受批判，因为毕竟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这里的背景知识无疑指的是经验知识。观察渗透理论，也就是在已有的确凿而中性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因经验知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

库恩也同意“观察渗透理论”，只是此处的理论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识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在规定的，或者说共同体认可的，概念、理论、仪器和方法论之内所得到的知识。范式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才会出现“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结论。而在波普尔的观察中，是鸭子总是鸭子，也许有的差别就是长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尔和库恩也都认为语言受了理论的污染，才达到观察渗透理论的结果。但出于上面的讨论，请不要忽略语言的不同意义。波普尔所说的语言是指对自然界客观知识的载体；库恩指的语言则是某一共同体对自然界知识的载体，这里的客观性只能指共同体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库恩认为语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具有团体性的特点？这是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必然导致的结论。并且库恩进一步提出他的科学观：“（科学不是那种能把参与者组成共同体的唯一的活动，但它却唯一地使每一个共同体仅以自身作为听众和裁判。）……就绝大多数学科而言，一个封闭的专家共同体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这也可看作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影响。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科学是自我封闭的，单说科学内部是由封闭的科学共同体组成的，便已令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家难以认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以经验为基础，将科学事业不论从其共时性还是历时性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深入了解语言所负载的含义后，对库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便不以为异了。

科学理论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科学本身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与人们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如巫术，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加之科学将自己作为理性的化身，当代世界的最高评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阂（这里相当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进行评价的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体现，科学语言体现了科学的上述特点。而库恩的语言观在体现了语言历史性的同时，集中反映了科学语言封闭的一面。此前的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的语言观将语言和经验做中性的连接，而未能通过语言探索到科学历史性的一面。

三、小结。

库恩哲学语言观的转向是指在科学哲学中确立了语言的根本性地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语言中把握的世界。这个转向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令理论的表达更易为人把握；另一方面，将知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否定了中性知识，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吸了所得知识的过程和限度。总之，对科学认识有直接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意义”、“真理”、“客观”等概念的否定，蕴含着对科学存在论的思考，引向了对科学本身性质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语言而指向科学的历史性，这既是发掘了科学的有限性，又是其开放性的前提（科学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将人的科学活动和整个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体现的是理性历史化。

科学理所当然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31]科学相对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反思。科学是人的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图景的一种反映，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客观”等观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学上的对真理的步步逼近的进步过程也是可疑的。科学赋予人的对认识的自信也应是有限的。应该看到自然界始终对人来说都具有神秘性。

库恩哲学的转向分析其原因，不外两种：其一，内因可归纳为a、对科学史研究的注重，b、语言整体观的发展，c、对科学认识研究的进展，如格式塔心理学、观察渗透理论的提出等。其内部原因较为易见。

其二，外因则要联系西方哲学的潮流来分析。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辩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语言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在这种潮流下，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认识的关注却是一致的。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六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2]杨通进编。走向生态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4]赵成，方鸿志。论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11.

[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七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对档案人员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近几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知识机构单一、实际操作技能薄弱使得他们已经难以在社会立足。绝大多数单位招聘时，都要求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档案专业理论基础，更要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行政组织能力、办公软件操作技能等相关业务知识。立足这一实际变化，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对档案专业培养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即以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实现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及身心健康素质的全面优化，立足于社会需要及通才教育，培养一大批“有理论、懂技术、善管理、能创新、广适应”的复合型人才。

拓宽专业面，优化课程体系设置。

要想彻底改变学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单一的问题，就必须拓宽专业面，改变原有的档案课程机构，即构建以档案学和历史学为主的课程体系，实现向“宽口径”跨越。一方面，在档案学专业课程调整的过程中，可以精简、合并一部分重复课程，从档案工作的特性、规律、社会职能等角度出发，增加一部分相关专业的学科，实现建设好一个“大档案学”，使学生通晓各类档案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另一方面，注重加强档案专业与其他相关专业的渗透与融合，在高校机关，文、档(文书人员与档案人员)合一甚至是文、秘、档合一屡见不鲜，从档案学发展的趋势来看，图书、情报、档案、资料一体化，档案、信息一体化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在拓宽专业面的同时，还要构建科学、完善的知识平台体系，使档案学、文秘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学科融会贯通，以保证学生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双双提升。此外，要重视档案教学的实践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是必修环节，可以通过参观、调查、实习等手段，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还可以将学分激励机制纳入到实践人才培养方案中。

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方式将直接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只有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够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要教授的内容上。对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如程序设计、应用软件等，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还可以引导学生制作一些“档案问题作品”，寻求解决方案，帮助学生初步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步骤。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求知欲的保护，循序渐进地培养其自学能力，做到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考核方式也应有所改变，要从传统的卷面考试逐步过渡到与实际能力考核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档案专业学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铸就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21世纪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数量充足的师资队伍是实现高校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档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我国档案专业的师资力量相较于其他专业比较薄弱。据资料统计，全国30所开设档案专业的高校专业教师仅有300余名，平均每所高校11人左右。截至2008年，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南京政治学院4所高校有档案专业博士点，另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30多所高校有档案专业硕士点，这与其它专业相比差距很大。为了改变此种局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增加档案专业教师数量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教师队伍素质建设，铸就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加强教师培训，努力提升其教学水平，强化其实践能力;要逐步实现主要课程的教考分离制度，建立以考促教机制;要引入竞争、淘汰机制，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教师听课，从而增强教师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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