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总结需要客观、全面地梳理和归纳，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改善自己的行为和表现。总结是一种成长和进步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长处和潜力，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引。在写总结之前，我们需要先梳理出要总结的核心要点和重点部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一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
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二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三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四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专业。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五
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健全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受到的冲击更大。
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之一，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实意义非凡!本文将围绕合同自由原则的含义、渊源、价值、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
大学生校内网()。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概述。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
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大学校花校草，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
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
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
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
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
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
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
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
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
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
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
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
(1)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2)。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起源。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合同自由思想，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始于近代民法。
合同自由原则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经济理论基础，
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
首先，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合同自由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
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有害而无利。
每个人平等的进行自由竞争，既促进社会的繁荣，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竞争而非干预竞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渊源。
其次，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理性哲学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
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选择下，
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意志自由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限制越少越好。
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再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市场突破国界，达到全球，这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价值。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进步:。
1.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
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
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2、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3、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
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
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
应该讲，毕业设计论文总结，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4、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六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
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
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
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
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
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
然后“依法处置”，罚款。
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
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
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
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
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
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
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
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
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
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
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
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
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
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
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
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
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句话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最牛私家车标语”。
当然这无疑是网民们针对“钓鱼”执法的黑色幽默。
但是这或许成为了私家车主面对“钓鱼”执法的无奈之举。
不过，如果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每一台私家车上，是否就表示，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外衣，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那么我国的民族精神中的“团结互助”，又该如后得到弘扬，得到发展。
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与不安，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钓鱼”执法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
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思索，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把“钓鱼”斩草除根。
遇到突发事件，容易头脑发热，不计后果，时常有违反校纪校规的事情发生。
为了更好地保护学生，为了让学生增强是非观念，提高防范意识，创建“平安校园”，法制教育是班主任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
由于我班住宿生较多，宿舍的生活条件较简陋，在班级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尤为重要。
夏天，蚊虫较多，有同学点蚊香;冬天，宿舍较为寒冷，有同学用电热毯、电热水袋等;还有同学没有将充电器、饮水机等的插头拔掉的习惯。
这些都存在着安全隐患。
在教育的过程中有许多学生不理解学校的作法，作为班主任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为了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牺牲一时地安逸。
防偷防盗教育也时常在班级开展。
住宿生不要在宿舍存放贵重物品，现金最好少放一些，要用的时候再去提取。
银行卡、身份证不要放在一处，银行卡的密码最好不要设置为生日，也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
在公交车上要把背包置于胸前，小偷就不容易得手。
手机不要插在后面的裤子口袋里。
教室无人时要及时锁门，不要将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教室。
虽然多次教育，但仍有学生失窃，说明学生的防盗意识不强。
另外，遇到失窃，要及时报警，不要怕麻烦。
报案的人多了，警局自然会引起重视，加派警力维护治安。
学校适时组织开展法制案例教育，以活生生的实例教育学生。
例如打架、报复、辱骂同学、逼霸等，学生在做这些事情或者参与此类活动时都没有意识的会有严重的后果。
一方面，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头脑发热，也有一些是在同学的怂恿下犯错。
事情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因此，班主任的法制教育，不应当只停留在几堂法制教育课，更应当在平时注意观察，了解学生的动态，防患于未然。
当然，法制教育不仅要向学生宣传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卫尊严、权利的有力武器。
法制教育应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法律就在身边，我们学习、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法律保护网，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只有自觉遵纪守法，才能健康顺利的成长，并有一个良性发展。
换个角度讲，法制教育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我们应当告诉学生日常生活的中有哪些针对他们的陷阱，如何识别、自救、求助等。
还要让他们明白有哪些权利，如人格权、受教育权等等，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手段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而不至于付出更大的代价。
总之，开展法制教育的主旨是培养学生民主、法治的观念，让学生认识到法律不是约束行为的锁链，而是保障生活的要素，偏失的正义会得到法治力量的匡扶，弱势群体也能得到法律阳光的普照，从而自然地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他们从单纯的课堂教育中学不到的，更是法制教育的价值所在。
遵纪守法的道理人人都懂，法制教育更要潜移默化地从学生身边的事件起，从他们身边的事做起，通过科学全面的法制教育增强有学生的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和守法用法的意识，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向上的法制环境。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七
范例一。
abstract5-6。
一、引言9-13。
1.1研究目的及意义9-10。
1.1.1研究目的9。
1.1.2研究意义9-10。
1.3.1论文的研究方法12。
4.2.2我国非商业模式自助游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23。
5.2.1明确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2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37。
范例二。
选题意义：
本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诉讼欺诈问题的探索》。本文是针对诉讼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而提出的，如行为人出于不法目的，故意提起民事诉讼，做虚假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作伪证，意图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以借助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实现其占有财物、财产性利益的目的或其它非法目的。这种行为即诉讼欺诈，它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我国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形象，更阻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1、理论意义：使我们明确诉讼欺诈的概念、特征及主要表现形式。此外，通过分析对比国内外关于诉讼欺诈的理论，使我们能够用比较法的视角，去审视国内外关于诉讼欺诈的`理论差别;通过对诉讼欺诈的法律责任的研究，明确诉讼欺诈的法律责任承担的理论基础及其承当形式。
2、实践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司法实务部门的相关司法时间的研究和探讨，来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应对诉讼欺诈这一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这一研究的目的除了完善立法外，相信还会对司法实务部门对诉讼欺诈问题的处理以及对构成犯罪者的定罪量刑能产生积极作用，使司法实务部门在实践中能够更好地保障合法公民的权利，惩罚违法犯罪分子。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欺诈概述;。
在本部分中，笔者对诉讼欺诈的一些基本概念及诉讼欺诈的行为模式展开研究;。
2、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
本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之一，分析对比了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即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3、诉讼欺诈行为的立法和司法对策研究。
本部分主要论述了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来控制诉讼欺诈行为，以维护合法权利人的权利，维护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4、诉讼欺诈责任制度研究。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应该如果追究诉讼欺诈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分别从刑事责任、司法责任和民事责任三个角度展开。
完成情况：
本课题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三稿，并在指导老师的指点下完成了论文的修改工作。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是在老师的指点下都克服了。目前在最后的阅读、纠错阶段，等到最后的定稿以及答辩。本课题研究完成得比较好，基本符合学校规定的要求。本文得以完成，离不开老师的辅导，在此对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语翻译情况：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英语翻译都是本人亲手进行的，单词、语法的校对也是我亲自进行的。所完成的英语翻译符合英语语法规范。英文翻译和原文的匹配性良好，文句通顺，可读性强。
自我评价：
本人在完成本论文的过程中表现良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肯定，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很多资料，学到了很多知识，获益匪浅。总体自我评价优秀。
真实性承诺：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者其他机构已经发表过或者撰写的研究成果。本人对因本论文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负责。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八
[摘要]保证属于债的担保方式中人的担保，主要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的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何时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与中断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保证；诉讼时效；起算；中止；中断。
一、概述。
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6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指，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即保证债务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因此，也可以看作债权人寻求法律救济，其诉权的持续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征为：
第一，保证合同诉讼期间为法定期间，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或规避。
第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请求权。
第三。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届满后，产生与一般诉讼时效相同的法律后果，即导致债权人胜诉权的消灭。保证人得以援引该事实对抗债权人的请求权，不必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由于保证合同具有附从性。因此，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实际上受到主合同诉讼时效的限制。
当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时效。笔者认为，现有法律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在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开始。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开始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二)问题的提出。
(1)法律规定“一般保证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似乎不合理，此规定可能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
按照法律规定，20xx年2月1日开始计算保证的诉讼时效。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就债务人甲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乙将由于超过了保证的诉讼时效，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由于丙享有先诉抗辩权。乙不得对丙主张权利。因此，现有法律规定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与保证人丙享有的先诉抗辩权发生矛盾，可能使债权人乙的利益受到损害。
(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诉讼时效却不同，现行法律规定加重了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1年。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乙对丙的诉讼时效从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理应得到法律相同的权利保护。而依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乙于20xx年5月1日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此时，主债务人甲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4个月，而丙的诉讼时效则刚刚开始起算，由此造成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诉讼时效却不相同的情形。实际上。此时丙承担了甲在这4个月内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后果，加重了丙的保证责任。于法不合。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连带保证的诉讼时效，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
《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止没有规定。
由于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因此当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可能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或者还没有开始。如果强行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乙于20xx年8月1日要求保证人丙承担保证责任。则当乙对甲的诉讼时效结束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此时若强行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则与《民法通则》相悖。
再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确定债务人甲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则对丙的诉讼时效刚刚开始即已经超过了主债务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止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
四、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没有规定。
《担保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
(二)问题的提出。
(1)在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下，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区别对待。似乎缺少立法理由。
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情形相同，但结果不同，区别的原因是什么。立法者没有给出理由。也许因为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责任较连带责任保证轻，通过诉讼时效中断而加强保证责任的强度，但这理由似乎很不充分。
(2)在一般保证中，当保证的诉讼时效开始时，主债务诉讼时效似乎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对于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无论是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主债务诉讼时效已经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此时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但是此后不会有任何理由使主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因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所以一般保证中。无法将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相联系。
(3)与上述诉讼时效的中止相同，保证诉讼时效随着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中断，在性质上属于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与保证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债务随主债务范围和程度上的减弱而减弱，但并不随主债务范围和强度上的扩大而扩大，除非经过保证人同意。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
五、结语。
保证的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现行法律制度对该项制度的规定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由此给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混乱。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分析，抛砖引玉，以期理论和实践界对此问题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九
3.考虑全篇总的安排：从几个方面，以什么顺序来论述总论点，这是论文结构的骨架;。
5.依次考虑各个段的安排，把准备使用的材料按顺序编码，以便写作时使用;。
6.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
在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时还要注意：
第一，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有两种方法：一是标题式写法。
即用简要的文字写成标题，把这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
这种写法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但只有作者自己明白。
毕业论文提纲一般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编写.二是句子式写法。
即以一个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形式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
这种写法具体而明确，别人看了也能明了，但费时费力。
毕业论文的提纲编写要交与指导教师阅读，所以，要求采用这种编写方法。
第二，提纲写好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可疏忽，这就是提纲的推敲和修改，这种推敲和修改要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推敲题目是否恰当，是否合适;二是推敲提纲的结构。
先围绕所要阐述的中心论点或者说明的主要议题，检查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是否合乎道理;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
然后再进行客观总体布局的检查，再对每一层次中的论述秩序进行“微调”。
第三，毕业论文写作一般要求提纲拟到以下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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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
管制作为一种刑罚，与其他刑罚方法相比，管制刑表现出较弱的惩罚性。
因为管制刑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而其他刑罚，尤其是死刑和监禁刑，则要么以剥夺生命为内容，要么以剥夺自由(短期或长期)为内容。
这是由管制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除了限制自由以外，管制刑还应有一些惩罚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应当显示出管制作为刑罚的痛苦性，然而，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的内容却没有表现出这个特点，从而使管制作为刑罚的属性并不突出。
(2)适用范围太窄、适用对象不明确。
致地认为，管制刑作为限制自由刑，应该适用于犯罪较轻又不必关押的犯罪分子。
在实践中，那些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管制，只规定可以适用拘役的犯罪分子，也同样可能存在不需要关押就可以避免其再次危害社会的情况，对这种犯罪分子不允许适用管制显然是不妥的。
除了适用范围过窄之外，管制刑还存在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管制与缓刑的适用对象同样不易区分。
缓刑期间的罪犯几乎就是在服管制刑，而我们又知道，管制期间的罪犯是不服刑的，所以我国刑法混淆了刑罚惩罚与一般“考验的界限。
适用对象的不明确，就容易导致实践中以拘役、缓刑代替管制适用现象的发生。
2.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1)加大惩罚力度。
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管制犯在劳动中实行同工同酬，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一般劳动谋生的区别，与西方国家的做法相去甚远。
英美国家存在类似我国管制刑的限制自由刑，如保护观察、社区服务令等，其内容是“判令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
美国刑法把此类刑罚归入“赔偿这一大的刑罚种类之中，使罪犯通过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向社会弥补因其罪过所造成的损失。
国外刑法中限制自由刑要求劳动的，要么是无酬的，要么是低酬的，而我国刑法规定管制犯在劳动中实行同工同酬，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一般劳动谋生的区别。
我国法律规定管制犯一般应遵循的基本条件，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群众监督;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迁居或者外出必须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如果没有其他强制性、威慑性的制度保障，这些规定就只是摆设而毫无意义。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别国的先进方法。
其次，适当延长管制的刑期。
我认为适当地延长管制刑的刑期有助于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管制刑制度。
刑期也有助于“扩大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这一刑法改革的实施，可以将罪行稍重但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也归于管制刑的适用范围之内。
(2)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对象。
首先，扩大适用范围。
扩大管制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扩大可适用管制的罪名范围上。
我认为，除了极少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必需予以剥夺自由刑的犯罪外，对于绝大多数犯罪都应该设定管制刑。
的刑种，以便进一步扩大管制的适用范围，也可以将适用管制的罪名大大增加，从而促使刑罚结构趋轻化发展。
其次，明确适用对象。
明确适用对象主要体现为明确管制与拘役、缓刑的适用对象，作为一种限制自由的轻刑，管制的适用对象应该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确定，对于一切危害较轻又不会再次危害社会的罪犯，都可以考虑适用管制刑。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刑种，宽松的刑事政策要求对轻微犯罪处以较轻的刑罚，管制刑正是因顺应了这种需要。
管制刑仅是限制犯罪人之自由，而非剥夺自由，不需进入监禁机构，从而既有效地避免了交叉感染，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因而符合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之潮流。
缓刑制度。
1.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法对缓刑适用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缓刑的适用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
刑法第72条规定：“对被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从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来看，只有“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具体明确的，其他两个条件“具有悔罪表现和“不得再危害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观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由于对缓刑适用条件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适用缓刑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决。
相类似的案件所处的刑罚存在较大的差异，直接导致刑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损，不利于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
(2)在缓刑的考验上，存在着缓刑的考验期不够合理，考察的内容规定片面且不具体，考察主体的职责不明等问题，直接影响到缓刑适用的效果。
短，就不能满足对缓刑犯考察的需要，无法认定罪犯确已悔改，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有失缓刑的严肃性和意义。
2.完善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危害社会予以界定，同时应对缓刑适用的范围作出司法指引，以弥补刑法规定之不足，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适用。
(2)规定合理缓刑考验期。
缓刑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但缓刑不是免刑，只是原判刑罚暂不执行，最终是否执行，取决于缓刑犯的现实表现。
因此，法律应规定一个考验期限，促使罪犯悔过自新。
这个期限应长短适中、合情合理、注重实效，考验期过长会影响罪犯改造的积极性，过短则不能起到教育改造和考验的作用;同时考验期限长短与原判刑期长短要有所适应，最高期限和最低期限也要有一个限制。
从国外刑法规定来看，法国规定考验期不得少于18个月，也不得超过3年;德国规定考验期不得少于两年，但不得超过5年;俄罗斯规定在判处一年以下剥夺自由或更轻的刑罚种类时，考验期不少于6个月，不超过3年。
我国可参照国外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规定合理的缓刑考验期才能使缓刑的考验有时间的保证，才能达到改造和教育罪犯的效果。
减刑与假释制度。
19世纪中叶起，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制度至今，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实行单一的假释制度至今，俄罗斯已实行假释为主易科减刑为辅的制度。
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的假释率高达6%以上，没有国家实行单一的减刑制度。
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我国是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制度的少数国家。
目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监狱，每年减刑人数占服刑人数的3%以上，减刑比例过高;每年假释人数占服刑人数的3%以下，假释比例过低。
实质相当于减刑，真正意义的假释比例更少。
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年假释率约1%，假释比例更低，与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对假释持谨慎态度和严格限制适用的少数国家之一。
几十年来，我国在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制度中，减刑刑满释放人员比假释人员在假释期间和期满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明显高，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高度重视。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一
(一)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
食品安全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保证食品安全或者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经过长期的建设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日趋完善，取得很大成绩。
目前形成了以《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为基础，以涉及食品安全要求的大量技术标准等法规为主体，以各省及地方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的规章为补充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
目前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长会议的决定，《食品安全法》已于2009年6月1日实施，这将成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的卫生、食品添加剂的卫生、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卫生、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食品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食品安全法》将其废止)。
《食品安全法》是一部防止、控制和消除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预防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证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法律草案，对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风险评估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和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发布等制度做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强调了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了可能危害人畜安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安全使用制度，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制品质量标准，加强对农产品加工过程的质量安全管理和监督，保障食品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产地、生产、包装和标识以及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为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药正式登记须由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对农药产品的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等做出评价后方可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了新兽药和兽药新制剂在研制方法、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药理、毒理、临床试验报告、质量标准、对环境影响等方面要提供报告书及污染防治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对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的安全性、有效性、动物营养、毒理、药理、代谢、卫生、饲喂效果、残留消解动态和毒理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二)相关部委立法规定。
《进出口商品封识管理办法》、《进境水果检疫管理办法》、《进出境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进出境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从这个食品链的环节来划分，基本可以分为产前环境质量法律规制、生产加工环节法律规制以及流通环节法律规制。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通过，使我国食品安全立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立法起步晚，各项法规标准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规范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制度环境建设尚需时日。
再加上各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现行食品安全法制仍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1.《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还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机制。
然而，这种协调配合机制并没有解决分段监管模式下造成的属地化管理。
属地化管理容易因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执法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勾结。
现实中地方保护主义仍然严重，一些地方、部门总是难以拂去利益之重，加之公民和媒体权利等总是无法对权力形成有效制约，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会不会流于形式?同时，《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供各个监管部门共享食品安全曝光网络平台。
容易造成食品企业“漏网”.
2.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只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个方面，政府监管存在监管成本高、易产生监管漏洞和寻租的不足。
为谨防“政府失灵”,如何有效激励消费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力量参与更重要。
然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在这一方面做的远远不够。
新的食品安全法虽然引入了社会资源和组织的参与，但不具有实质意义。
法律并没有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索赔渠道，消费者面临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从而造成多数消费者不愿意跟商家较真。
(二)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于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十倍赔偿的问题。
《食品安全法》的一大亮点之一是由两倍赔偿变成十倍赔偿。
相比之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款，算是一大进步。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表明上看来，我国加强了对食品企业的处罚力度，而实际上十倍的赔偿金并不能有效激励食品企业。
通过对比即可得知。
设消费者食用价值10元的不安全食品后中毒，产生医疗费用等10000元的实际损害，按我国法律计算，消费者可获10000+l0*l0=10100元赔偿;按我国台湾地区”法律“法律计算，消费者最多可10000+10000*3=40000元的赔偿。
可见，我国的十倍赔偿是以商品价款为基数，台湾地区的赔偿是以造成的实际损害为基数的。
其处罚力度远远大于我国。
对于大企业来说，数万元的罚款就如”隔靴搔痒“;对于我国成批的小作坊来说，纵使失手被查，也能快速在其他地区”安营扎寨“.
此外，在消费者看来，十倍于问题食品的赔偿价格多数在百元内，除了举证难、检验费用昂贵等，即使消费者告到法庭，还要经过一审、二审等程序，诉讼时间长使得很多消费者放弃维权。
论文格式可见，以商品价款为基数的十倍赔偿并不能吓退违法经营者。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思考。
随着《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律实施条例》的相继出台，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目标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在初步形成。
但是，与《食品安全法》相配套的法律操作规范仍不完备、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财政资金等尚未到位等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护水平仍然较低，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因此，食品安全法律资源需要进一步整合。
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以保障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福利。
(一)食品安全法律立法体系的完善。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既有维护社会公益的作用，也有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的作用，是融公法与私法于一体的法律制度。
同时，区分各法律规范的保护对象和应用范围。
例如食品和农产品分类管理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是《食品安全法》中涉及的有些内容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错综交叉，相互冲突，造成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和配套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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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二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三
我国《广告法》仅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对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次的新《广告法》修改稿中则规定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
在现代经济形势下，提高产品知名度和推销产品已经使广告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促销手段。
许多企业也正因为发现了这一点，利用各种名人效应使品牌迅速窜红，从而快速增加产品的销量，获得丰厚的利润。
然而，频频发生的广告代言人深陷“虚假门”事件，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深思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问题。
此前，我国《广告法》仅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对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次的新《广告法》修改稿中则规定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
一、我国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现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名人代言广告应该纳入法制建设轨道中来，然此前折射出的却是我国相关法律的不够健全。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的法律责任;新《食品安全法》涉及的名人代言连带责任则存在诸多不足：应如何判定名人明知广告为假?无法判定时责任谁来承担?有人认为，理论上我们可以将连带责任解释为：一是名人所代言的是虚假广告;二是其代言的食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然如何再进一步地对此进行具体规定，仍有待今后立法的进一步细化。
名人代言虚假产品，隐藏着很多利益链条。
首先，名人名利双收;其次，厂商推销新产品，一本万利。
由于我国的广告业起步晚，法律法规的出台也相对滞后。
虚假广告的出现，也折射出了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态度，这与监管部门的审批有关。
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查处虚假广告存在的执法不严是重要因素。
只有监管部门从利益纠葛中脱身而出，出重拳截断虚假广告的整个流程，消费者才能免于各种“圈套”诱惑，食品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
二、规制名人代言理论基础。
首先，我国民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便是诚实信用原则，其贯穿于司法实践和具体的民事活动，要求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守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而名人在虚假广告中利用自身的光环和掩盖了产品的虚假，使得消费者信任名人从而让产品产生其好感，欺骗和诱导消费者，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权利与义务互相平衡、协调一致。
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享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获得较丰厚的回报。
正因如此，名人更应该履行好自己的榜样义务来亲自审视自己所代言产品的真实可靠性。
当其所代言的产品出现不良问题时，以上义务便决定了他们要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知情权，即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名人以公众的信任为资本牺牲公众利益来牟取私利，使消费者陷入误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因此，有关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规制措施，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细化。
尽管本次广告法修改中拟规定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但须知，法律的意义不在其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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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中名人代言的连带责任。
谢婷(研究室)。
以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立法目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该法律所确立的食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我国关于广告法律法规方面的重大突破。
至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终于有了立法依据，但是关于《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的具体适用，目前学者、名人和老百姓仍有不少争议，有必要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将成果推广到其他广告领域。
一、名人代言广告之法学界定。
名人与厂商或企业的关系属于委托代理关系。
从合同的角度看，名人与广告主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
名人受邀为产品做广告和代言，符合《合同法》第396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在广告合同关系中，名人受厂商或企业的委托向公众推销特定的产品或品牌，厂商支付相应报酬，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i][1]然而，委托是一种对内关系，存在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而代理属于对外关系，不对外也就无所谓代理。
[ii][2]名人代言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名人受广告主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当中不仅包含了名人与厂商或企业之间的内部委托关系，也包括了名人代理厂商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外部关系。
因此，名人与厂商或企业委托代理关系。
名人在代言广告中的法律定位为广告推荐者。
《广告法》第38条第3款规定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推荐者应承担连带责任。
虽然此条款中把广告推荐者的范围限定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但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却将个人纳入了广告推荐者的范围。
名人代言人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积极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完全符合广告推荐者的范畴。
二、食品代言连带责任之争议。
(一)名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关于名人是否应当对食品代言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反对派以演艺圈的明星为首，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该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如果明星代言要负连带责任，那么媒体和国家质量监督部门都要负连带责任，因此这一规定有失公允。
[iii][3]赞成派则以网友为后盾，他们认为，名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其误导性和欺骗性比一般人更大，法律就应该严加规定，对不负责的名人进行惩罚。
笔者认为，我国的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发生了纠纷，一直以来都是只承担道德的谴责，很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将此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是因为少数名人不负责任的代言行为已经危及到了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稳定。
法律规定食品安全连带责任，就是为了使名人们能够谨慎地从事代言和广告活动。
再者，名人相较于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来调查产品的质量和功能以及厂家的资质等。
因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只要损害了老百姓的权益，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鉴于名人在广告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荐作用，理应像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推荐者一样，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责任承担方式是连带责任还是相应责任的问题。
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过于严厉，名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即可。
对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学者对于应承担相应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进行探讨并无不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消费者维权难和赔偿额低是目前食品市场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
[iv][4]这几年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在某程度上来说，与立法欠缺有着重要关系。
法律从严规定，也是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无不妥。
因此，笔者赞同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如果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好，因为不知道与什么相应、如何相应，在法律适用上更不好解释。
再者，按照连带责任的严格要求，食品代言责任必须符合侵权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并不会伤害没有构成连带责任的食品代言人。
[v][5]。
(三)名人和非名人是否承担同等责任的问题。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主体包括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也就是说，法律将所有可能的“推荐者”都纳入制裁范围。
关于“个人”中的名人和非名人[vi][6]两个群体是否应承担同等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非名人无需与名人承担同等的责任。
理由包括：(1)非名人与名人的收益相差甚远。
名人代言广告的收入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是非名人广告收入的数十倍甚至上万倍。
非名人的广告收入一般比较少，因此不应当承担与名人同等的责任。
(2)非名人对公众的影响力较小。
一般而言，非名人在代言广告前都不具有公众知名度，缺乏“名人光环”的这群人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在代言时难以起到主导作用，对于公众的影响远不及名人。
(3)许多非名人往往只是广告中的工具。
多数非名人在广告中都不表明身份，甚至连名字也不标示，在广告中，他们的地位与名人相比相距甚远。
因此，如果要求非名人和名人承担同等责任将违反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三、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之不足。
(一)“推荐”概念的界定问题。
第五十五条规定承担食品虚假广告连带责任的行为是“推荐食品”，但是对于“推荐”这一关键用语却没有进一步的规定。
究竟哪几类行为可归类为“推荐”，这一“推荐”行为有无范围的要求等等，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进一步对“推荐”的含义进行限定，该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将容易引发争议，也不利于法律的准确实施。
(二)归责原则有待商榷。
第五十五条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
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代言该食品广告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是否就必须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他们能否以自身没有过错而申请免责?归责原则没有确定，侵权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准则就不能确定，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法规的适用。
(三)连带责任的内部份额如何分配。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在生产经营者和代言人之间应该怎么分解?是按照各方的过错程度分摊，还是按照公平原则分摊?亦或是加上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一起承担?代言人应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是否以其代言酬劳为限?对于上述问题，仍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
四、食品代言连带责任之分析。
(一)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推定原则。
第一、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过于苛刻，不尽科学。
首先，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归责原则，一般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产品生产和制造、环境污染等领域。
代言虚假食品广告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并不具备上述领域侵权行为的高度危险性。
再者，虚假食品广告代言人的代言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消费者的损害，损害结果归根到底还是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如果代言人不管有无过错都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与公平理念不符,也不利于维护代言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要求虚假食品广告代言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做法一旦从食品广告领域推广到其他广告领域,有可能导致广告行业的全面萧条,产生消极的社会效应。
[vii][7]担任食品广告的代言人将有可能因为虚假广告致消费者损害而承担比代言费用高出百倍、千倍甚至上万倍的赔偿责任，这样的代言行为风险太大。
第二、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惩罚性和警惕性不够。
笔者赞成具有过错的食品代言行为才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观点，因为这样较为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理精神，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法律规定，自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承担起因其自身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责任。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四
二、舆论影响刑事案件的特征。
(一)当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当事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名人往往是媒体吸睛寻求关注的出发点，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员获得特殊法律待遇，对案情进行大肆报道，引起民众的广泛监督。法官在民众的监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威严扫地。
(二)具有间接性和代理人效应。
舆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大众，生成了一种足以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得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试图从舆论方向影响司法审判，主动要求媒体介入报道，媒体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先入为主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引起社会大众关注，形成舆论观点，对法院的审判评论和干预，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被倾向性观点开始引领，大大影响了司法审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为实现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针对不同的案件性质和事实，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由于媒体等舆论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使得一些本应具有减轻，从轻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权衡下，选择了妥协民愤，舍弃了司法审判原则，牺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舆论对审判影响的日益严重，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是人们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权威性才能牢树于民心，然而，政府部门为了平息民愤对司法进行大肆干预，严重威胁司法的独立性，使法官妥协于社会舆论，致使本已明确审判方向的在审案件被迫改变初衷，作出迎合舆论的裁判，已经生效的判决也再次被掀起再审风波。司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再信赖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诉诸舆论或信访，司法名存实亡。
三、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规制。
(一)提高媒体素质。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往往具有很严重的倾向性和针对性，无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论，经常以道德的名义对案件情况进行倾向性报道，在案件没有作出判决前，提前给涉案人员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体应首先做到对案件的相关情况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隐私。其次要时刻维护司法尊严，客观评价司法行为，充分考虑报道的时机和场合，适时适度的对案件进行报道，正确引领舆论方向，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丰富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从法律角度出发，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避免观点分歧。
(二)推动司法公开。
舆论之所以相悖于司法，正是由于司法的不公开透明，才会引起民众对司法正义性的质疑，对法院产生误解。司法公开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动公正性，避免误解性舆论泛滥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司法公开渠道和机制[本文由提供，第一论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联系方式qq712086966]，使人民大众时刻能够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关心案件的进程，全程见证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广司法文书公开和庭审公开渠道，及时答疑解惑，澄清有关事实真相。使人民大众信服司法，扬威司法，依赖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权的最终行使者，其裁判结果是否令人信服，不仅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决于其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和逻辑严密性，民众主要通过判决理由对案件提出评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向民众就裁判结果作出解释说明，而这最终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站在法律思维的角度，向社会作出普遍接受性的发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是情、理、法的并重结构，所以说，规制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任务仍艰巨曲折。
参考文献：
[2]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9.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五
我国慈善行为实施研究。
商业特许经营中特许人民事责任研究。
试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旅游。
合同。
违约责任问题研究。
医疗损害民事责任研究。
单独立法下的人格权立法内容选择研究。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问题研究。
商标确权国际比较研究。
短信息领域侵权及法律规制研究。
论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研究。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六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教学水平，同时也为高职院校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引言。
学生在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否适应未来工作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设置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研究与探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1.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特征。
1.1鲜明的时代性。
为满足中央和国家的要求，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并且，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必要的，需要严格根据教育部要求，实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把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效地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道德修养。
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与目前学生思想发展的特征相一致。
1.2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可以很好地调节人们的行为。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高职院校学生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发展的层次性。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讲解由浅入深首先由一般的道德准则引入，进而延伸到学生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法律方面从基本法律知识，进而联系到职业地位和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法律。教学过程的发展是渐进的，它与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特点一致。
二是课程的发展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高职院校的要求，将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既能使高职学生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又能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提升高校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实效性的措施。
2.1健全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教学制度。
学校需要能够结合相关制度，制定良好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
在教学评价这一方面，学校通常可以采取计分制，有计划地在教学的课程与成果方面进行评分，这也是一种检查手段。
通过有效的评价体系，能够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实现教学反馈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合理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学校或教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学生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利于学校和教师做出更好的调整，这不但对学校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学生的教学也极为有利。
并且，学校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通过对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高度，让教师能够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学习，及时更新教师的知识系统，这不仅对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也可以提升学生自身观察和解决事情的能力。
2.2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课堂上，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朗诵、绘画体操、课内游戏、语言描绘、角色扮演以及音乐欣赏等活动，营造各种情境，这就是情境教学法。
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情景创设，学生再也不觉得课堂枯燥，学习兴趣提高了，情感体验也进一步加深了，从而对教材内容也有更全面的掌握，教学目标最终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同时，教师在一些职业道德以及法律课上也可以设定情景，立足于教学内容，学生通过模拟表演或者模仿展示的方式，自觉消化知识。
与直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相比，在情境中让学生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学会如何正确选择，并及时改正调整自身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学习探究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3引入案例，深入分析，培养学习能力。
案例教学法关键就在于案例，这种教学法从学生们的讨论中汇集各种各样的思路深入分析，运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案例，需要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才能引导他们从案例中获得启发。
我们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的相关教学中时常会使用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通常都具有真实和贴近生活的特点，学生很容易就会产生情感共鸣。
就比如“礼多人不怪”、“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青少年误入歧”等俗语都有一一对应的真实案例。
当我们在课堂上剖析本校发生的打架事件，学生感同身受，就会了解不良行为有什么错误，加深理解进而讨论预防杜绝的措施方法，最后从心里主动遵守道德法律。
青少年如何加强自身防范是当今社会另一个热门的问题，女大学生失踪案时有发生，教师通过汇总这些真实案件，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案例。
当发生不法侵害时，使学生学会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避免身心伤害。
所以，除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上，案例教学也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4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转变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的主要步骤是学生要学会主动探索，从中获得方法，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寻找事件的起因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潜在的规律，在自己的脑海形成具体化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必须是主动的，不能是强迫的，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
所以，问题的形成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教学中起着指引学生合作探索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原因以及预防措施；个人品德在人生发展阶段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保护环境；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时代内涵是什么。
这些具有针对性、现实性以及广泛性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更进一步的思考探究的。
表现探究结果时，可以通过感想论文或实践活动等形式，有利于学生们们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形成。
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教学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学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强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建设，为我国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许郁兰.有效提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实效性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6(08).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七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教学水平，同时也为高职院校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引言。
学生在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否适应未来工作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设置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研究与探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1.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特征。
1.1鲜明的时代性。
为满足中央和国家的要求，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并且，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必要的，需要严格根据教育部要求，实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把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效地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道德修养。
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与目前学生思想发展的特征相一致。
1.2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可以很好地调节人们的行为。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高职院校学生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发展的层次性。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讲解由浅入深首先由一般的道德准则引入，进而延伸到学生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法律方面从基本法律知识，进而联系到职业地位和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法律。教学过程的发展是渐进的，它与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特点一致。
二是课程的发展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高职院校的要求，将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既能使高职学生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又能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提升高校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实效性的措施。
2.1健全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教学制度。
学校需要能够结合相关制度，制定良好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
在教学评价这一方面，学校通常可以采取计分制，有计划地在教学的课程与成果方面进行评分，这也是一种检查手段。
通过有效的评价体系，能够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实现教学反馈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合理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学校或教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学生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利于学校和教师做出更好的调整，这不但对学校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学生的教学也极为有利。
并且，学校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通过对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高度，让教师能够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学习，及时更新教师的知识系统，这不仅对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也可以提升学生自身观察和解决事情的能力。
2.2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课堂上，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朗诵、绘画体操、课内游戏、语言描绘、角色扮演以及音乐欣赏等活动，营造各种情境，这就是情境教学法。
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情景创设，学生再也不觉得课堂枯燥，学习兴趣提高了，情感体验也进一步加深了，从而对教材内容也有更全面的掌握，教学目标最终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同时，教师在一些职业道德以及法律课上也可以设定情景，立足于教学内容，学生通过模拟表演或者模仿展示的方式，自觉消化知识。
与直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相比，在情境中让学生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学会如何正确选择，并及时改正调整自身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学习探究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3引入案例，深入分析，培养学习能力。
案例教学法关键就在于案例，这种教学法从学生们的讨论中汇集各种各样的思路深入分析，运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案例，需要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才能引导他们从案例中获得启发。
我们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的相关教学中时常会使用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通常都具有真实和贴近生活的特点，学生很容易就会产生情感共鸣。
就比如“礼多人不怪”、“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青少年误入歧”等俗语都有一一对应的真实案例。
当我们在课堂上剖析本校发生的打架事件，学生感同身受，就会了解不良行为有什么错误，加深理解进而讨论预防杜绝的措施方法，最后从心里主动遵守道德法律。
青少年如何加强自身防范是当今社会另一个热门的问题，女大学生失踪案时有发生，教师通过汇总这些真实案件，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案例。
当发生不法侵害时，使学生学会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避免身心伤害。
所以，除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上，案例教学也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4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转变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的主要步骤是学生要学会主动探索，从中获得方法，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寻找事件的起因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潜在的规律，在自己的脑海形成具体化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必须是主动的，不能是强迫的，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
所以，问题的形成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教学中起着指引学生合作探索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原因以及预防措施；个人品德在人生发展阶段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保护环境；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时代内涵是什么。
这些具有针对性、现实性以及广泛性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更进一步的思考探究的。
表现探究结果时，可以通过感想论文或实践活动等形式，有利于学生们们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形成。
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教学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学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强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建设，为我国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许郁兰.有效提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实效性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08).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八
法定夫妻财产制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或之后，没有以协议方式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约定，或者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律规定当然适用法律预定设置的夫妻财产制。法定夫妻财产制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0年制定新《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现行《婚姻法》，有关法定夫妻财产制采用的都是共同财产制，较之前的立法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需要。
本文将通过评析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夫妻财产案例分析。
(一)案例1。
1.案例。
甲、乙系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有一家日用品商店。某日，甲开车前往某地进货，乙随车同去。途中，甲的车与丙的车相撞，甲、乙、丙均受伤。经公安机关认定，甲因违章行驶应负这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丙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甲乙共同赔偿其损失，但乙表示自己不应对丙的损失负责，而且，乙也向法院起诉要求甲赔偿其损失。现查明，甲乙共有价值20万元的共同财产，甲有个人财产5万元，丙的损失为7万元。
2.关于案例的思考。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丙的损失是由甲单独赔偿还是由甲、乙共同赔偿？《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条确立了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的原则。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债务应当指合法债务，即因合同等合法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不法债务，因为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民事主体与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当代社会高度尊重意思自治、人格独立，一个主体不能预测和控制另一个相关主体的全部行为尤其是侵权行为，当然也就不能对另一个相关主体的侵权行为负责。正如曾世雄先生所言，民事责任的赔偿义务人在侵权行为中乃行为人，即加害人，特殊情况下，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也有赔偿义务，如法定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侵权行为负责，但这需法律的明确规定。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夫妻双方有为另一方因侵权行为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义务，所以，侵权行为之债应看作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另一方对此不负赔偿义务。因此，本案中丙的损失应由甲单独赔偿。
(二)案例2。
1.案例。
甲、乙于2000年相识、恋爱。2001年两人筹备结婚，3月，甲拿出多年积蓄购得商品房一套，4月，两人登记结婚，5月，甲办理房产登记、取得房产证。不久，甲、乙发生无法调和的纠纷，共同起诉离婚，但二人对是否把房子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发生争议。
2.关于案例的思考。
本案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问题。对于该案，有人认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归双方共有，本案中，甲办理房产登记标志着甲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了一种物权，这种物权不在第18条列举的范围之内，所以应归夫妻双方共有。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依《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这里的财产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实践中，财产权利的取得与财产(物权)取得可能并不同步，存在一个时间差，并且这个时间差可能跨越婚姻存续与终止两个阶段。例如，甲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离婚后甲才实际取得酬金。这种情况下，由于签订出版合同后，甲的知识产权已经物化为合同权利，合同权利不再是一种潜在权利，而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完全能实现的实实在在的财产权，所以甲的妻子有权主张共有。但允许共有的财产权利必须是依婚姻存续期间才发生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独立产生的权利，婚前或婚后个人财产(权利)的延续或变形其本质仍是个人财产，属于《婚姻法》第18条共有财产排外范围，不能由双方共有。例如，甲在结婚前其父死亡、继承开始，甲在结婚后才实际分得遗产的，配偶无权对遗产主张共有权。
(2)从更深层次上讲，如果我们认为婚姻期间发生变形的个人财产可以划入共同财产范围的话，就实际上近乎取消了个人财产制，因为，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绝大多数处分从形式上看都是以一种财产权利交换另一种财产权利，从结果上看都是旧的财产权利灭亡、新的财产权利产生，而这种新生的财产权利都将成为共有财产。例如，甲有个人财产10万元，甲用该笔钱婚前购买、婚后占有的或婚后购买的大大小小物品都将成为共同财产；即使甲将这10万元存入银行，也会因甲对银行产生了债权而使这10万元转化为共同共有财产，这是不合理的。同时，这样做会迫使婚后想保持自己个人财产的甲将财产别无选择的深锁在保险柜中，一动不动、一用不用，既不能借贷也不能购物，这与民法保护交易、鼓励流通、促进财产增值的宗旨显然是不符合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本案中的甲婚后所得的房屋所有权是甲婚前个人财产的变形，乙对此无权主张分割。
二、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不足之处。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
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只对婚姻关系处在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调整，即实行共同财产制，而调整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如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等特殊期间的夫妻财产关系。《婚姻法》第32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法律上承认了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有必要对此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相应规定，即设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二节对增设这一制度进行阐述。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不够明确。
现行《婚姻法》第17条列举了夫妻共同财产，但范围不够明确，有必要进一步作出具体的规定：
1.工资、奖金。工资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奖金是指因奖励而获得的财物。工资要作广义理解，即工资性收入，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劳动所得，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目前我国职工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各种政策性、福利性的补贴、津贴或者实物，一些企业还存在着年薪、股份期权等，这些都应视为工资性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奖金同样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除具有纪念意义或人身性的荣誉奖品归获奖者个人所有外，婚后其他因奖励所得的财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生产、经营的收益。既包括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经营的收益，也包括经营企业或投资证券、房地产等的收益。是否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区别对待：以夫妻共同财产生产、经营所得收益，显然归属于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在婚前进行生产、经营，而收益获得于婚后，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夫妻一方对个人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原则上应视为其个人财产，但如果另一方参与了生产、经营，或该收益与另一方承担家庭责任的支持密不可分，则另一方有权请求分享生产、经营的收益。
3.知识产权的收益。知识产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其中的人身权只能属于创造者本人，而其中的财产权又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论文格式既得权是已经获得的财产收益，如果是婚前取得知识产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收益，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如果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知识产权并取得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终结后实现期待权取得的收益，也应认定夫妻共有财产，因为知识产权是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将不确定的知识产权期待收益排除在夫妻共有财产之外，这一规定有必要予以完善。
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否违反《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是否违背被继承人或赠与人的意愿，是否将继承人或被赠与人的范围扩大到夫妻另一方，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三、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完善。
(一)建议增设非常法定财产。
1.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
笔者认为夫妻双方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主体，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权益，所以夫妻一方或双方基于法定的正当理由，可以向法院申请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改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考虑到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避免夫妻一方损害对方的财产权益，所以对引起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有重大过错的夫妻一方，不得请求法院裁决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只有无过错一方才有权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法定监护人，在遇到可以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情形时，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可以根据民法有关监护人和代理人的规定，代为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同时，为了保护民事交易的安全，应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合法债务的债权人在善意的情况下，也有权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
2.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来说，法定情形的规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列举主义，即逐一列举可以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情形，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不得适用。采用列举主义可以使适用情形具体明确，但实践中难免有立法者无法预见的情形，会造成遗漏。另一种是例示主义，就是在概括的基础上进行列举，这样可以克服列举主义的缺陷。
我国在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时，也应该采用例示主义，规定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1)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达一定期限或已提起离婚诉讼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容易进一步激化夫妻矛盾；实行分别财产制，有利于夫妻双方更好地维护各自的个人财产权益。
(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一方有权向侵害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而侵害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赔偿责任。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将共同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3)夫妻一方不履行其应尽的婚姻家庭义务的，如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此时夫妻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判决对方履行义务，而对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就有必要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4)夫妻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共同财产而另一方无理拒绝或干涉的。此时夫妻一方有权为了行使个人财产权益，而主张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5)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此时夫妻一方可以通过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防止对方进一步损害自己的利益。
(6)夫妻一方有挥霍浪费财产行为，可能影响其家庭生活的维持的。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
(7)夫妻一方破产或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应当以夫妻个人财产承担，另一方无代偿的义务，通过实行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有效保护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权益。
(8)有其他重大理由，不实行分别财产制会影响夫妻另一方利益的。
(二)明确法定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
2001年《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以列举和概括的形式，分别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财产的关系、形式和种类等日新月异，由于法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没有列举的只能靠概括性规定来弥补，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以上两个条文的第5款均有一个概括性条款“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一方所有的财产”来解决列举性规定不能穷尽的情形。既然两个条文都是概括性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那么当该条文列举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出现时，对于该财产的归属问题，是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还是一方所有，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从各国处理夫妻财产的归属不明确这一问题的做法看，判例法国家主要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来进行修正，这是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成文法国家，可以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界定夫妻财产的外延范围，以此判断夫妻财产的归属。我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在我国，要明晰夫妻财产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明确两者的外延范围。对于婚姻法第17、18条明确规定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还数不胜数，要确定其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根据“其他应当归……的财产”这样的概括性条文的规定，加上人们理解上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而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概括性条文。
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法或约定，由夫妻一方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根据上文对夫妻个人财产特点的分析，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作概括性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不依赖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个人人身性质的财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中的婚后所得共有制，一般而言，夫妻双方在婚后的所得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夫妻个人特有财产除外。因此，我们可以个人特有财产为排除条件，对共同财产作出概括性定义，即“其他因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共有性质的财产”。这样做，更加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界限，增强了法律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2.取消个人特有财产的概括性规定。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婚后财产所得制，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该制度是以共同共有为前提，个人特有为补充。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夫妻财产的范围作规定时，只能选择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中，保留其中一个概括性条款规定，这样有利于避免两者同时扩张解释，导致两者的范围界限模糊。由于婚后财产制度上以夫妻共有为原则，一般以共同财产居多，而且财产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法律不能穷尽列举，可以依靠概括性条款对其进行补充；而个人特有财产的类型和种类较共同财产而言更少，因而主张取消夫妻个人财产的概括性条款的规定，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做到尽可能明确、具体的列举，这样更有利于明确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限。根据上文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的分析，笔者认为除了婚姻法第18条第(一)至(四)款的规定外，还应增加以下条款：
(1)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但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该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除外；(2)夫妻一方的荣誉性奖励，财产性奖励除外；(3)夫妻一方获得的具有人身性质的补偿金、保险赔偿金、福利费等费用；(4)夫妻一方用于从事职业所需要的专用财产，但以夫妻共同财产购置且价值较大的除外；(5)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各自的所得。
3.增设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无论法律的规定如何具体、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财产的关系和种类日新月异，即使再高明的立法技术，也不可能穷尽夫妻财产的所有情况。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理解的歧义，难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之间的争议。国外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用的办法，基本都是通过设定了共同财产推定制度，即除法律规定、夫妻双方约定和有证据证明确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外，对于其他不明财产或有争议的财产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结语。
世界上很多国家，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已是比较成熟。而我国在国民政府以前，并没有独立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也是在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中才予以明确的。在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是一种刚萌芽的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适用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对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作了概括性定义，进一步明确了两者的界限，同时为了解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夫妻财产归属的争议，提出设立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最后，对在我国增设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设想进行了分析论证，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善提供了立法建议。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十九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原则出发来讨论法律局限性的问题。有关法律的原则，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但一般都包括如下几条：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必须保障司法独立;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等等。而从对这几条法律原则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原则要求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是，实际上社会关系是极具动态特征的。法律永远跟不上社会的脚步，因此法律不可避免的带有保守性或滞后性。社会不断在发展、变化，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法律自然不可能预测到所有的必定会出现的新情况。
法律原则要求司法独立。但是，实际情况是司法在很多的国家很难做到完全独立。只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司法不够独立，在审判过程中会受到法院外之的力量的影响，那么法律的局限性就显露无遗。司法不独立，法律就得不到恰当的适用，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得不到公平的处理，法律就失去了其功能。功能不全的法律当然就是有局限l生的法律。
法律原则要求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但是，实际上诉讼是有成本的、有风险的。一个当事人若提起法律诉讼，就可能面临着承担败诉的风险，承担诉讼旷日持久的拖延下去的风险，承担法律文书得不到有效执行的风险，承担司法不独立可能会损害公平审判的风险，承担法院可能驳回起诉的风险，等等。一个理性的人，当他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所有的去法院打官司的极高的风险和成本会驱使他选择其他的救济方式，或者为了避免去法院打官司而干脆不去实施某些法律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如投资、贸易合作等。实际上，我国加入wto后，大规模的修订现有的法律体系，正是出于让外商到中国的法院打官司“很容易”的目的，为此他们才会大胆投资。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篇二十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与法官的职业定位处于模糊状态，严重影响了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笔者试从法院与法官现行体制的缺陷和如何正确定位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法院与法官机制缺陷定位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的职业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法院等同于政府里面的一个部门，法官被看成是一般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这种忽视法官职业特点的大众认识，与我国现行的国情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对法院与法官长时间内的这种错误认识及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势必直接影响了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基于此，如何尽快摆正法院与法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这一课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十几年，耳闻目睹了法院内外的种种现象，对法院现行体制颇有体会。下面笔者就法院与法官如何定位浅谈一下看法，以期求教于同仁。
一、先谈一谈我国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缺陷。
（一）法院在部分人心目中是一个标准的行政机关。
（二）在职法官所掌握法律知识过于专门化，不是法律全能人才，综合素质有待增强。
在我国，有许多法院的法官专门连续从事刑事或民事、行政审判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对某一部门审判的知识确实掌握得游刃有余。但对其他各部门的审判知识却知道得寥寥无几。我国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大批的法律院校的学士生、硕士生被分配到各级司法审判机关工作，司法审判机关近几年也千方百计地创造学习条件，鼓励和帮助在职审判干部提高业务理论水平。经过努力，我国法院绝大多数法官均已经达到了大学专科毕业以上的专业水平。但具体分析一下，就法院现有状况来说，法官队伍中仍以业余法律院校的毕业生为主，第一学历为大学专科的人员还为数太少。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我国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难以进入省高院以下机关，已经进入司法审判机关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这种高等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的状况如不能得到改善，从很大一方面将会阻碍我国司法审判干警整体综合水平的提高。从另一方面讲，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每个法院均设有许多庭室，诸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庭室间的业务性质不同，彼此间相互独立。每名法官均被分到各庭室，从事一项专门的审判业务。时间长了，法官们对其所从事的审判业务是再熟练不过了，但对其他审判业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解释、批复等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于遇上这方面的案件也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去漠然处之。长此以往，法院的刑事法官也只能去定罪判刑，而无能力去审理民告官的案件，而民事法官也只会审理民事案件，而对刑事、行政案件却知之甚少。
（三）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没有真正找到它应扮演的角色。
审判委员会应是人民法院审判前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应是法院审判活动中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许多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形同虚设，常年也开不了几次会议。前几年，由于法院存在多种进人渠道，又加上任免程序、标准把关不严的原因，个别审委会委员了解法律知识甚少，虽然冠其以审委会委员的名号，但却从未主审过几起案件。让这样的法官在审委会会议上单纯凭在短暂的时间内听汇报来决断案件，其效果究竟如何可想而知。更何况，许多审委会委员并未亲自去旁听案件，对案情了解不细，而他们往往关心更多的是去如何处理该案涉及到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并未真正从法学理念角度去考虑案件如何处理。按照法律规定，不论合议庭和独任法官与审委会的意见分歧多大，合议庭应遵照执行审委会的意见。但实践出真知，实践者最有发言权。设想一下，抛弃亲自参加审理案件的审判员的意见，而采纳对案情只知皮毛的审委会的意见，这是不符合情理的。笔者认为，设立审委会制度，只是为法官建设了一个推卸责任的避风港，在司法实践中其诸多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四）政策研究室并未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
法院内设的政策研究室，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法律政策的部门。它的真正职责应是组织法官对疑难案件进行研讨，对典型案件进行总结，将从各类案件中获取的审判经验在系统内部进行推广，对法官的各项审判活动进行指导。而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政策研究室，尤其在省高院以下，其整天忙活的工作是写文章、搞信息宣传、搞一些事务性工作，真正做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却寥寥无几。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应是从一般法官中筛选出来的精英法律人才。在现实中，许多政策研究室人员文章写作水平较高，但对法律知识却知之甚少。试想一下，这样的人不会总结出多么高水平的审判经验来，更不会有效地去指导其他审判人员的审判工作。
（五）法官在办案中受外界干预情况严重。
（六）法官的待遇偏低，与法院、法官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有反差。
有人说，法院如针线簸箩，是处理各类矛盾的最后一道工序。这话说得有一定的道理。法律赋予了法官享有神圣的审判权，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起着最后的决断作用。所以，法院、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地位与待遇存有反差，许多法官工资标准太低，就连一般的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薪金都不如。在我国东部地区法官的日子相对而言还比较好过，而西部地区的法官，由于受当地经济发展的状况所限，一年只发几个月工资的现象频频出现。西部地区有的法院的法官出外办案的交通工具是马或骆驼。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去工作，效率是谈不上的。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学习，法官很容易遭受外界腐朽思想的侵蚀，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倒。因为，法官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需要金钱来维持工作、生活的群体。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他们也是寸步难行。
（七）法官与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分工不明。
法院内部除去法官之外，还有书记员、司法警察、公勤人员等。法官真正的天职就是听案、判案。书记员的任务就是庭审记录、卷宗的装订与归档等。司法警察的任务就是送达司法文书、值庭等。而在实践中，许多法院的法官往往对一起案件的工作全部包揽。从案件的立案审查到起诉书的送达，现场勘查，无论是法庭审理的记录，还是卷宗的装订、案件的最后执行。这样一来，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居中裁判者”的形象慢慢被淡化。另外，法官的这种办案方式，往往使他们与当事人交往的机会增多，影响案件得以公正处理的因素增多。
（八）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大。
在审判实践中，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况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一切案件均公开宣判。法官在公开审理的案件开庭前，张贴开庭公告。但除去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来旁听外，社会上的其他公众知晓案情的很少，来旁听案件审理的更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法院张贴的公告只让少部分人知晓了案件的开庭时间、地点等情况，而居住在偏远农村的群众不可能看到法院的开庭公告，更不可能来旁听每一起案件的审理。有时，即使有几个对案件审理颇感兴趣的人来旁听开庭，有些法院的干警会以开庭场所紧张，案件与要求旁听的人员无关为由，拒绝他们旁听案件审理。真正在与大众联系较多的新闻媒体上得以报道的开庭实况均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或某些领导过问的案件，并且数量少得可怜，而一般案件的审理过程，没有步入新闻媒体的福份。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般群众对法院审理的案件知之甚少，就成为正常现象。
笔者在以上分析了我国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几点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上对法院现行滞后体制进行改革，找准法院与法官的真正位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二、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法院与法官正确定位的对策。
（一）下大气力，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体制。
将省高院的主要负责人由地方党委或人事部门推荐改由最高人民法院院党组推荐，实行省级一下法院的主要负责人由省法院党组推荐的办法。实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垂直领导与业务指导相结合，逐渐淡化地方政府对法院司法权的影响。下级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应主要从上级法院的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中选拔任用，下级法院中的优秀法官任职一定期限后，如上级法院法官职位空缺，可选拔到上级法院任职，逐渐完善实施全国法院系统的人才上下流动工程。法官实行等级制度，取消原来效仿一般行政机关实行科、处级的制度。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由国务院集中向最高院进行拨款，再由最高院根据实情向地方法院拨款，以供应法院的各项支出，保障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以从财政角度减少或彻底避免地方政府对法院的牵制。充分发挥中央政权对地方司法审判权支配作用和主导作用，以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有机统一。
（二）紧缩进门渠道，提高引进人才的学历档次，取消相关业务庭室的设置。
加大人事改革力度，将引进高素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办。充分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动起来，与各大政法高校建立固定的联络点，选拔校内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充实法院前线。另外，从社会上将已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择优录取到法院，给他们一个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注重现有法官业务素质的提高。由于多方面原因，现有法官的法律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在日常工作中，多进行培训并不定期进行考核，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经考核多次不合格者，视情况予以处理。严重者，可通过合法途径将其开出法官队伍，另行任用到其他岗位。建议取消相关的庭室设置，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将有审判资格的法官集中起来在法院内部设置一个审判大队。法官的审判业务不分刑、民、行政，而是实行抽签分案制。案件立案以后，由法官进行抽签，以确定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的人选。对该人选要求保密，直至案件开庭前一个小时才由工勤人员正式通知有关法官开庭的时间、地点。
（三）建议取消审委会和政策研究室，在法院内部设立法官工作指导室。
从优秀的资深法官中选拔一定员额的人员充实到法官工作指导室。法官工作指导室的职责是总结法官在审判工作的先进经验，在法官中予以交流。组织法官针对疑难典型案件进行讨论。法官工作指导室没有了审委会对合议庭送交讨论的案件的决断权。法官工作指导室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对法官来说只是起指导作用，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另外，法官工作指导室对于在办案中主观上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酿成错案的法官，有权按照错案追究制度严格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法官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只有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不用为生活问题一筹莫展，法官才能抽出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审判工作，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建议在法院内部建立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严惩腐败法官。只要发现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有违法乱纪行为，就对其毫不客气，坚决将其开出法官队伍，情节严重者将其送交司法机关严惩。做到从根源上杜绝法官腐败现象的发生。从机制中让法官们感到自身生活条件的优越，自身职业来之不易，弃之可惜，又感到腐败行为的严重性，即使出现审判中较轻微的不公行为，也将会身败名裂，在社会公众之间失去信用力。
通过考试、测评、演讲等多种方式对法院内部已取得法官资格的人员中进行筛选，选拔优秀人员充任专职法官，专门从事审判工作。采取多种手段，选拔法官助理若干名，专门从事法官所做的核心工作以外的事情，如案件受理、庭前调解、裁判文书的撰写、案件的相关调查工作等。建议建立书记官工作委员会、司法警察工作委员会。书记官、司法警察实行单独序列，统一管理。法官和书记官制度就像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的设置模式一样，相互之间并无等级差别，亦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工作关系。
（六）将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放到最大，让公众有充分的机会去评案说法。
各地法院与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建立固定的联系。争取将法官审理的每一件案件的庭审过程均录下来（不公开审理的除外），在当地新闻媒体上进行报道，使整个诉讼活动的情况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法官的暗箱操作，防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做“桌下文章”。只有这样，人民法官的威信才能提高上去，当事人对法官的无端猜疑才能越来越少，法官腐败也越来越没有了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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