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所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重要方式。总结要简明扼要，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读者一目了然。这是一些别人的总结范文，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一
摘要：在工业企业中，会计通过对资金、资产、收入、所有者权益、利润、费用等六个要素的记录来完成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和核算工作。在工业企业中建立会计内控制度，则是对工业会计的规范和管理，以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工业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新常态，工业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此时，对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应正视工业企业会计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完善。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二
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整理和阅读，以及结合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按照企业规模划分，大中型工业企业一般都建立了会计内控体系，而且大型工业企业的内控体系也是较为完善的`，而小微型工业企业则一般都较少建立会计内控体系，而且制度也都较为不完善。按照上市与否来划分，一般上市工业企业的会计内控体系较为完善，这主要是在上市之初，工业企业都要接受投资银行的上市辅导，进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体系，并且都要达到证监会的硬性要求才能上市，而非上市工业企业的会计内控体系则同按规模划分的企业状况差不多，大中型非上市工业企业较为完善，小微型非上市工业企业则较为薄弱甚至是未建立内控制度。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工业企业的会计内控体系还较为普遍的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管理层对工业企业会计内控体系的重视度不够。尤其在很多中小型和微型工业企业中，很多的管理层不太重视会计内控体系，甚至认为会计只是起到记账的功能，对于会计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更谈不上建立会计内控体系。而在民营工业企业中，也存在着对会计内控体系的认识不足的问题。往往正是由于对会计内控体系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容易出现财务管理问题，比如会计出纳串谋等现象。第二，工业企业会计内控管理体系不完善。在一些工业企业中，存在着会计内控管理体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比如，在设计会计内控制度之初，就重效率、轻控制，制度安排以效率为主，忽视对会计业务的控制。当然，这类制度安排有利于会计工作的高效率运作，但潜伏着一些会计控制的威胁因素，特别是一些不相容的职务未得到有效分离的弊端。例如，有些小微型工业企业为了降低人员成本，可能将会计和出纳岗位由同一个人担任。此外，有些工业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也存在着集权和分权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任何金额的报销都必须经总经理签字等等现象。第三，工业企业会计内控体系的信息化程度较低。这个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化程度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传统的工业部门可能信息化程度要普遍低于财务管理部门。二是存在着财务人员不能熟练使用财务管理软件的现象。第四，会计数据管理不规范。由于在一些工业企业中，各个部门的信息化程度不一致，有些部门报送的会计原始凭证是机器打印，较为规范，而有些部门就是手写的会计凭证，因此，未能做到统一和规范。这种会计数据管理的不规范，也给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进而给会计内控制度的开展制造了障碍。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三
对证施教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由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对证施教”的概念由李家瑞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在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先行试点，后经吴祝平、周常青探讨论证，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
李家瑞、吴祝平、刘宗主、周常青、周腊意申报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对证施教教学模式研究》，被批准立项（项目编号0396）。本文是对其阶段性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
对证施教，即对照职业资格证书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组织实施教学。依照国家职业标准及对学生就业有实际帮助的相关职业证书的要求，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把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将证书考试大纲与专业教学大纲相衔接，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技能训练，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顺利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
对证施教是对双证制的完善和发展，它不仅要求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而且要求教学体系与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接轨。职业资格证书的知识与技能要求成为相应专业的教学目标，是编制教学计划、设置专业课程、确定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证书考试大纲与专业教学大纲相互衔接，教学活动积极主动地适应学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需要，使学生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成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过程。
对证施教的实质就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技能人才。对证施教决不仅仅是为了学生能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也不是为了暂时地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权宜之计。它有效地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即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重在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学校与社会用人部门结合、师生与实际劳动者结合、教学与工作过程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对证施教是高职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不是职业培训。职业培训是一种以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大纲作为惟一纲领，以学生快速掌握资格证书大纲要求技能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模式。对证施教模式是在高职教育中吸收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的内容只是专业教学大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接受高职教育的学生其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比只接受培训的学生要强得多，因而具有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
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并不矛盾，两者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对岗施教一般是根据某个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来设计课程组织教学，对证施教是根据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来设计课程组织教学，而职业资格证书反映岗位职业能力标准，因此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从本质上一致的。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对证施教和对岗施教都是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模式，而不是以知识为本位的教学模式，强调的是让学生形成一定的能力；其次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让学生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达到就业的目的。
（一）对证施教是高职教育的性质决定的，是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必然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面向基层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级实用型人才。高职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其所培养的人才既“高”又“职”的特点。“高”是指应具有形成技术应用能力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相当智力含量的操作技能。“职”是指所培养的人才以就业为导向，直接为职业岗位群服务。实行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并重的制度是由高等职业教育的这一性质和目标决定的。
如何实现两种证书并重？近年来，各高职院校进行了很多探索，提出了并举模式、导入模式、对接模式等思路。这些模式的具体做法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同时实施学历教育和职业证书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分属两大不同体系。学历证书以专业分类和专业（学科）教育标准为依据和导向，职业资格证书以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为依据和导向。专业分类和专业（学科）教育标准是国家学历文凭制度的起点，专业（学科）教育是制度的主体；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是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起点，职业资格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以职业能力为中心，将职业技能标准与专业教育标准整合为一个标准，来组织教学，也就是对证施教。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同时形成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
（二）对证施教是提高教育效益的必然要求。
教育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存在着投入、产出和效益问题。对学校来说教育的有效产出是能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型人才――学生。教育的投入包括教学的基础设施、实验实训设施、教学的人工费用、教学方案的调研设计费用等。对证施教教学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降低教学成本，有利于教学效益的提高。
首先，对证施教提高了教育质量。职业技术教育能否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教育质量的高低。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又主要体现为学生是否获得了符合社会生产要求的职业能力与素质。以学历文凭为主的证书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评价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其综合文化素质状况，但是忽视了对学生实际技能的检测。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一种校外评估制度，其职业资格的标准直接由企业等用人单位和行业协会等组织参与制定，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的考察。对证施教教学模式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教学条件全面进行了改革，使职业教育更加注重实际技能的培养，促进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
其次，对证施教有利于降低教育成本。教育成本是国家、学校和学生都非常关心和一个问题。学校的教育成本最终由国家和学生共同承担。降低教育成本也就降低了国家负担，降低了学生家庭负担。在传统教育模式中，科学的职业教育教学应该分为五个步骤。实施对证施教教学模式只需做好三项工作，即按证书要求设计职业课程、组织教学、考核和评估。这样学校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
（三）对证施教是推行两年制高职的前提条件。
高职能否实行两年学制，关键要看课程改革能否到位。两年制对高职课程设置的要求是：
（1）面向整个职业，把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求，即以职业能力分析为基础，面向工作过程、岗位的技术领域和任职要求，把从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把职业标准和能力要求转化为课程目标。
（2）在培养职业专门能力的同时要特别强调关键能力和基本素质，使学生既掌握做事的能力，又学会做人的本领，既有迅速上岗的能力，又有面向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3）课程设置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以能力为本位的原则，以职业标准为导向的原则，以职业实践活动为导向的原则。这些要求与对证施教的内涵完全吻合，实施对证施教教学模式就能达到上述要求，两年制改革的障碍也就清除了。
“对证施教”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教学改革工程，它的实施带来整个高职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其完整的实施过程至少应包括如下步骤：
1.分析本专业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体系。全面分析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体系和《国家职业标准实施手册》是充分了解本专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要求的前提，当前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体系如下图所示。
2.设计培养方案。“对证施教”的培养方案应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学制不拘泥传统的三年制，教学可以实行学分制，考核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3.整合课程体系。要彻底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概念，采用“模块组合”方式，将各项知识与技能整合成相应的课程。在课程类别上，纯理论教学的课程要做到少而精，同时增加实验、实习、实训课程。
4.制订教学计划。制定专业教学计划是对课程体系的再次整合。编制专业教学计划要打破传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三段式”，按学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需要，安排不同课程的开课顺序与学时分配。
5.编制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真正起到指导教学实践的作用，其中教学内容应涵盖证书考试大纲。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要求也是“对证施教”教学目标所在，故在制订教学大纲时必须以此为依据。理论课教学与实践课教学要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以体现实践课教学为主，理论教学为辅的`原则。编制教学大纲是很重要的步骤，耗时耗力、工作量大，需要群策群力，必要时还应该邀请行业专家参加讨论。
6.组织专家考核。考核是对最终教学效果检验，并非一般的课堂测验或考试，它是在实际工作环境中，依照职业工种的不同等级要求由高一级的操作能手进行具体的技能测试。只有考核通过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切不可流于形式。
四、“对证施教”的条件要求。
“对证施教”绝不是一种表面形式，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教学改革要求。
（一）教师的“双师”素质准备。
“双师”即具有一定理论知识水平又具有一定的实践技能的教师。“双师型”教师应具有相当的技术等级水平，对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要求了如指掌，能在讲理论课时将理论联系实际，在技能示范操作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使学生能够受到正确的专业指引。目前高职院校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普通高校，有高学历与高职称，但没有在第一线工作的实践经历，也没有经过专业技术等级测试，势必会影响到专业教学，更谈不上“对证施教”。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一是将现有教师送到生产一线锻炼、回炉，让他们在生产实际中了解、学习、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二是积极聘请行业、企业和社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含离退休人员）来学校作为兼职教师。这样不但能够解决师资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也有利于专业与（下转第70页）（上接第68页）市场的结合，也只有这样“对证施教”在高职院校里才能成为可能。
（二）教学的实习实训要求。
主要包括实习实训条件的要求和实习实训时数的要求。实习实训条件必须体现出现场和技术应用特点，也就是学生的实习场所要尽可能地与社会上实际的生产或服务场所一致；实训的设施应该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重点应该是技术应用而不应该是为了理论验证。高职院校除了上述场所、设施条件的要求外，还应该保障一定的实习实训时数，而不是走过场，要求学生要有吃苦耐劳思想准备，扎扎实实地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一线按照准岗位标准从事相应的工作，这一切也是进行“对证施教”的条件保障。
（三）教学效果的要求。
教学效果是教学形式的终结表现。“对证施教”的结果以学生通过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定、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为表征。但“对证施教”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又绝非是一一的对应关系，“对证施教”是一种过程，“职业资格证书”是结果，“对证施教”的效果的评价要通过“职业资格证书”来体现。
【参考文献】。
[4]周常青．对证施教是高职教育的必然趋势[j]．职业，，(6)．。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四
论文摘要: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有着不同的内涵，对岗施教是一个最终目标，对证施教是一个中间目标，但它们的本质与总目标是一致的。相对于对岗施教而言，对证施教既能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能有效降低人才培养成本，是一个便捷的人才培养模式。
论文关键词:对证施教对岗施教就业导向能力本位。
最近，在一些高职院校中，出现了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的争论。笔者就此谈些粗浅看法。
一、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有着不同的内涵。
对证施教，简言之，即是对照职业资格证书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组织实施教学。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于意见》明确指出:“要依照国家职业分类标准及对学生就业有实际帮助的相关职业证书的要求，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把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纳人教学计划之中，将证书课程考试大纲与专业教学大纲相衔接，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技能训练，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顺利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可以说，这是对对证施教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从以上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对证施教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它解决的问题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既定的前提下，如何组织教学的问题，具体包括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采用等问题。
对岗施教，就是对照某一实际岗位(群)的要求组织教学。它包括以下要求:一是专业的设置要与社会需求一致;二是课程设置与岗位(群)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一致;三是教学方法要有利于学生形成职业能力，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对岗施教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与它相对应的是那种以学科为导向，以知识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对岗施教是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培养模式.对岗施教既要解决培养目标问题，又要解决培养方法问题。
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所包括的范围不同。对岗施教的“教”是指教育，对岗施教是一种教育模式，它的要求贯穿于职业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培养目标的定位、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的编写与使用、教学的组织实施、教学结果的评价考核等。对证施教的“教”是指教学，对证施教只是一种教学模式，它仅强调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教育包含教学。如果仅从教学的角度来讨论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的话，显然，它们的不同在于教学目标的参照物不同。对证施教的目标是达到证书所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对岗施教的目标是达到某一职业岗位(群)所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二、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的本质是一致的。
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是否矛盾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证’，和“岗’，是否矛盾。如果“证’，和“岗”的要求是一致的，对证施教的结果与对岗施教的结果也就是一致的。反之，如果“证”和“岗”的要求是矛盾的，或者说是脱节的，那么对证施教的结果就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就是矛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章第六十九条指出: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资格证书是反映劳动者具备某种职业所需要的特定技能、专门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证明。也就是说，职业资格证书是劳动者符合职业能力标准的证明。 对岗施教是根据职业能力标准来设计课程组织教学，对证施教是根据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来设计课程组织教学，而职业资格证书反映职业能力标准，因此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对证施教和对岗施教都是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模式，而不是以知识为本位的教学模式，强调的是让学生形成一定的能力;其次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让学生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达到就业的目的。可以说“对岗”是最终目标，“对证”是中间目标，对证施教是实现对岗施教的途径。
三、对证施教是高职院校可行的选择。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院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深化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开发培训项目，推进精品专业或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增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这就是对岗施教的具体要求。在这样的要求下，职业教育教学应分五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分析职业能力，就是将一个职业工作划分成若干职责，再将每个职责划分成若干个任务，从而确定对应于各职责的综合能力和对应于各项任务的专项能力并加以分析。
第二步是确定能力标准。能力标准是依据职业能力分析的结果确定的，它是按照就业中所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和所必须执行的工作任务，就其所涉及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些知识、技能的应用所作的明确说明。
第三步是设计职业课程，是依据职业能力标准，遵循适应性、综合性和层次性诸原则，运用教育领域内系统设计和模块化设计等重要成果来进行的。
第四步就是采取灵活教学方式使学生获得职业能力。这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教”的环节。
最后是对学生学习后的能力进行考核和评估。
职业教育应该达到其最终目标。因此首先是进行职业能力分析，具体地说，就是要搞清楚以下问题:高职各专业毕业生对应的职业岗位(群)是什么?该岗位(群)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有哪些?各校都就此开展了一些社会调查，但受财力、物力、人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调查的深人度和广泛度都很不够，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难以令人信服，无法准确指导学校设计课程培养人才。而职业资格证书体现的国家职业标准、行业职业标准和企业职业标准，是国家权威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知名企业多年调研和实践的结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较高权威性。因此，可以说，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大体规定了高职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掌握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的技能、知识就能从事一定的工作，按照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组织教学能够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证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一定的工作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分析了职业能力，明确了能力标准。因此对证施教只需做好三项工作，即按证书要求设计职业课程、组织教学、考核和评估。这样学校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降低教育成本。对证施教既能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能有效降低人才培养成本，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条捷径。
对证施教的结果能否适岗的前提是证的适岗性，关键是能否真正地把证的要求落实。对证施教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前提条件是“证书”本身的质量，即其适岗性，是否真正反映了职业岗位的能力和知识要求。证书的要求反映了岗位的能力知识要求，对证施教就能培养适应一定职业岗位工作的人才，反之，对证施教所培养的人才就不能适应职业岗位的需求。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基本具备。
对证施教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关键是要把证书的要求落实。对证施教并非为考证而考证，更不是简单地突击辅导考证，使学生能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而是通过高职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达到职业资格证书所规定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五
其原因既有客观原因,更主要的是思想上重视不够、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不到位等主观方面的原因。
因此,行政单位在实物资产管理方面要制订和完善实物资产的购入、使用、报损、核销、报废等工作流程,使各个环节能够衔接,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手续;及时对实物资产的购入、调出、报损、报废进行会计核算。
总体而言,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不如资金管理基础工作那样被重视。
主要表现在:。
1.1实物资产管理不规范:长期以来,行政单位对资产的管理往往存在着重钱轻物、重购置轻管理的思想,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薄弱,一般只设置总账,没有设置明细账和资产卡片,购置的资产不及时入账,不对资产进行定期盘点,对资产的管理也没有明确责任人,导致部分行政单位实物资产账实不符,大量实物资产游离于账外,正常资产处置无法下账,不正常的资产损失也无人追究责任。
1.2实物资产利用效率不高:目前,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同程度存在着浪费和利用效率低的问题。
购置固定资产不讲求效率,很少评价资金效率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可行性,导致固定资产配置和布局不合理,缺乏共同配置、调剂使用机制。
部分单位对办公设备一味求全、求新,部门、科室之间相互攀比,造成不必要的资产浪费,降低了资产使用效率。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六
会计理论的归纳作用指会计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不是实践中零乱的、松散的知识点，而是经过归纳整理的一系列理论规律，提供了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企业财务管理越来越得到了企业的重视，对其的研究也益加深入，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是会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原理，但却受制于会计实务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会计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发展，本文就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进行剖析。
1、会计假设。
所谓会计假设也就是对财务会计进行核算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合理假定，是建立在实际基础上的一种科学合理的假设，对研究财务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为科学的研究会计理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但规范了会计理论延伸的方向，更是建立科学的系统会计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相当多的企业经济业务就脱离了会计的假设，造成了部分企业在合并会计报表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会计主体的假设，同时在清理企业资产时又没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不仅影响到企业财务会计的管理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也更加影响到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研究。虽然在上世纪对会计假设理论的研究在美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了许多了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好友很长的一段距离。
2、会计环境。
会计环境的研究也就是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会计环境状况的研究以及实际工作中各种客观条件等，对我国会计实务的发展和企业会计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会计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和改革都与会计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不仅是会计理论的研究的重点也更是需不断深入发展的要点。在多年的研究当中，会计环境一般含有生产力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三大因素，这三种因素在不断的阶段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或推动或阻碍。不仅影响着政治体制类别，也关系到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提升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我国中小企业中其会计环境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因素。
3、会计要素。
会计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行业，其涉及到内容业是丰富多样的，也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虽然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会计理论研究得到了不断深入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和政治政治的不同，目前对会计要素的划分有着多种规定，不同的定义。但是总的本质上相差不大。由于会计要素的确定关系到会计理论的研究因而对其的划分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当前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就规定了会计要素主要有六项，也就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同时又细分为资产负债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利润表要素（收入、费用、利润）。对会计要素的明确确定，才能更好的规范会计实务，以利于财务人员顺利的开展会计业务工作。
4、会计职能。
在企业的'会计管理当中会计所承担的任务和应当发挥的功能和功效就是会计所具备的职能，它在企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计职能的功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再社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职能越来越多，由当初基本的核算和监督两大职能发展到当前的“全职能说”，其功能也越来越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不仅反映了企业管理的情况也更直接参考到企业的管理当中。在企业的前期预测、经营中的决策、财务控制、后期财务分析中都包含了会计职能的身影，会计反映职能和管理职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反映职能是管理职能的基础，为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服务，管理职能是会计的固有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
5、会计目标。
6、会计准则。
在会计理论研究中，会计准则的研究是对财务会计在进行业务处理时所制定出的规范要求和判断标准，是对工作经验的一种抽象总结又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种技术规范，指导着财务人员的实际工作，为其处理业务提供工作准则，也更大的促进了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推动着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会计学界开始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概念，为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制定提供了有效依据，规范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也规定了会计核算的基本业务和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在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又迈进了一步，丰富了的会计基本理论，也推动了会计理论的系统化研究。
7、会计程序。
所谓会计程序是指一个企业处理会计业务的先后顺序，主要步骤包括了记录、分类、汇总、报告、分析等，虽然会计程序是会计业务处理时的一种技术方法和手段，但是在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中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忽视了其在会计业务当中的作用。因为会计在财务业务发生时会计记录是否准确、分类是否正确、分析是否科学合理等就严重影响到企业财务管理的准确与否。而在具体的会计工作中，会计程序的合理性关系到各职能部门对经济业务的反映过程和联系机制，对提高企业会计核算的精确性和会计管理的质量，以及为企业提供准确有效的财务信息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总结。
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一直都是企业和会计人员关注的焦点，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财务管理的作用也越发越大，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当前各国的研究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系统，对其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入，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培养更优秀的会计人员。
参考资料：
[1]]孙茂竹成本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常立新.《信息化的前景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版。
[3]5孙茂竹《成本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七
苏武俊。
(湖南大学会计学院410079)。
所谓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我们(认识主体)把握会计这一事物(认识客体)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会计”。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而思维方法是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本文主要侧重认识中的思维方法来探讨会计理论研究方法。
思维属于人类的理性认识，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于语言材料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性的反映。思维方法则是指思维的基本程序和使用的基本手段。会计理论是关于会计的一种理性认识，它同其他科学的理论研究的思维方法一样，一般有三个层次：
(一)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是会计理论方法的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会计理论研究的指导。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能动的反映论当作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同其它学科一样，方法论在会计理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方法论是哲学思维或哲学方法论在会计学家意识中的.体现，又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现实和会计理论的审视，是提供会计学家认识会计的方法模式，这种模式被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会计学家的思维方式或方法意识，构成他们观察、思考会计现实情况的视野，最终凝固成为会计学家对某种理论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认识论转化为方法论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共同形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方法论的“合力”。可以这样认为，每一个会计理论工作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工作中接受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
(二)基本方法。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会计时所运用的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按照其特点和阶段的不同，又划分为思维的基本方法和思维的技术方法。
1．思维的基本方法。包括观察法、形象思维法和抽象思维法。在进行会计研究时，首先必须按照具体的会计科研课题进行调查和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通过观察到的事实来判定调查地点和资料渠道的取舍。由于观察一般要从感性认识开始，通过感性认识对事物作出判断和评价，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在占有了大量的、丰富的资料后，才能为会计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来看，观察法是思维的最基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法，包括联想法和想象法。联想法是指由一事物而想到另一事物的方法，具有表面性、随意性和猜测性。想象法是指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具有形象性、概况性和创造性。会计理论研究同样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即不局限于现有的会计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形象的想象。抽象思维法，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法。形式逻辑方法是一类程序化很高的方法，一般包括比较、分类、类比、移植、归纳、分析、综合、概括、证明和反驳等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人们的意识中以高度抽象的方式固定下来，具有普遍有效的公理性。辩证逻辑方法是形式逻辑方法的发展与深化，它是从客观对象的内在矛盾入手，来分析和解决思维的矛盾运动。辩证逻辑方法不仅承认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在人类思维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将它们看成是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的方法，将每对关系看成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思维方法在会计研究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会计研究的各个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会计研究成果的提出，或是从大量具体的事实和资料的研究中得出(归纳)，或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运用一定的会计学知识推出(演绎)。会计研究成果，除了要接受会计实践的检验外，还要在逻辑上前后一致。此外，分类与比较、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在会计研究领域大量采用，在许多会计学术刊物中，随处可见这些研究方法的踪影。
[1][2][3]。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八
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在经历了至相对的热门探索后，学术界开始静下心来，重整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角度。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4/2001/4）和《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5/2001/5）的两篇论文中，从媒介生态学的交叉层面，认为人类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构造正确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管理机制，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在《传媒经济理论比较研究》（2/2002/2）一文中，梁昊光认为媒介经济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且带有明显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他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媒介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问题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经济的源引、公共领域与媒介经济、两种经济理论。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国内媒介经济研究的空白。秦志希、葛丰在《论媒介市场细分化过程中若干关系的处理》（6/2002/2）中谈到媒介市场经济理论时认为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特定公众与不特定公众的关系、个性与共性、渗透与趋同。邵培仁主编的《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是在《媒介经营管理学》出版之后进行的新总结和新探索。该书系统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战略和媒介资源等许多重要问题，将媒介管理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力图反映当代媒介管理研究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中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的开拓具有创新意义。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九
专业指标：根据专业实力进行评价，包括导师层次、专业水准、科研实力等因素;。
2.排名说明。
a类：学校实力强，专业实力强，如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
b类：学校实力较强，专业实力强，如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c类：学校实力较强，专业实力较强，如中央民民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d类：学校实力强，专业实力一般，如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
e类：专业领域学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
f类：学校实力一般，专业实力一般，如重庆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
mm理论。mm理论认为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莫顿米勒以馅饼为例解释了mm理论:把公司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比萨饼,被分成了四份。如果现在你把每一份再分成两块,那么四份就变成了八份。mm理论想要说明的是你只能得到更多的两块,而不是更多的比萨饼。
1.2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认为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双向的。负债可以通过所得税的减税作用和减少权益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价值。与此同时,负债会产生财务困境成本,包括破产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债券代理成本等,债券代理成本包括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保护性约束条款限制企业的经营,影响企业效率,导致效率损失以及监督企业实施保护性约束条款发生的直接监督成本。并且个人税对公司税的抵消作用会部分或完全抵消公司税的减税作用。因此权衡理论实质是把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看成是在税收利益与各类与负债成本相关的成本之间的均衡。
1.3激励理论。
激励理论是由局限于研究资本结构及收入流关系的代理成本扩展到资本结构与公司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制度设计上的结果。激励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行为选择,从而影响公司未来现金收入和公司市场价值。如果企业负债率较高,则企业的资金依赖债权人,可使债权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企业,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由于债务和股票对经理提供了不同的激励,股东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促使经理努力工作。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1.4优序筹资理论。
优序筹资理论研究的是资本结构作为一种信号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投资,从而影响筹资顺序,而不同的筹资顺序又会对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当公司以不会被市场低估的方式筹资,那么新投资项目会被现有股东所接受。而且,即使举债提高财务风险的债务,也优于发行新股。myers把这看成是融资的“顺序”,即为新投资项目筹资时,为避免发行新股被市场认为是经理对当前股价信心不足的信号,经理被迫优先考虑内部资金,其次是举债,最后才是发行新股。这一结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美国公司筹资结构。
1.5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研究在信息不对称下,企业怎样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有关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等的私下信息。信号模型虽然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资本结构问题。对其实证研究表明,这一模型对实际行为的预测能力很差,与其理论预测相反,杠杆作用率在差不多每个行业都与其盈利负相关。信号模型预测成长机会较多的和无形资产较多的行业比那些成熟的、固定资产比较多的行业更多地运用负债,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正好相反。信号模型的主要缺陷还在于它虽然说明某种特定的财务工具可以被作为一项信号,但却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财务工具。另外信号传递的实际程度以及信号模型对于解释所观察到的企业财务决策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
1.6控制权理论。
尽管不同的理论对企业融资的认识视角不同,但都对负债融资形成共识:适度负债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激励理论认为负债可以激励和约束经营者;控制权理论认为负债可以阻止经营者滥用相机决策权,加强经营者的努力。纵观mm以来40多年的资本结构研究,大部分是围绕mm定理并放松其假设进行的。虽然非对称信息论的引入,考虑了个人行为动机,使资本结构理论有了一次大飞跃,但也因其缺乏来自经验的实证支持及各种解释变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等,研究难有突破而陷入停滞,至今仍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来解决资本结构问题。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脉络与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密切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通道。
(1)资本结构概念的界定。资本结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长期融资方式的组合,忽略了短期负债。短期负债数量不稳定并且流动性大,可能成为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有时可能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为偿还短期债务而筹集长期资金,改变资本结构,导致企业市场价值变化或企业剩余控制权发生转移。
(2)公司经营目标设定的'局限。企业经营目标是整个体系赖以构建的基础,也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前提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资本市场并不都是有效的,证券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准确的反映公司价值,公司价值最大化逐渐演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仅从关注保护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在新型企业中决定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还有不可让渡的人力资本,并且股东价值的增加可能源于侵占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除此之外,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也忽略了新老股东的差异,如在新股发行中,股票定价直接影响新老股东的利益分配,过高的发行价格将导致新股东受损,老股东受益,反之亦然。同理,公司股东也有控股股东和零散股东的区别。
(3)实际意义的局限。上述理论均肯定了负债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公司应偏好于债券融资,但我国企业对股权融资却呈现强烈偏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在我国发行股票带来的利益大于发行债券,并且发行股票的约束又弱于发行债券,发行债券条件苛刻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债券的税盾作用,因此债券融资较少。由此研究中国企业资本结构问题,重要的并不是套用已有的理论结论或是运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经验数据对上述理论的实证研究,而是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形成的内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上,发展中国的资本结构理论。
[3]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契约理论:一个综述[j].改革,1995,(4).
[4]朱明秀.融资结构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j].财经科学,2004.
[5]荆新,王化成.财务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一
我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速度不断加快，日益成为媒介产业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资本运作扩张规模、整合资源，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媒介的资本运营在西方巨型媒介集团觊觎我国传媒市场、国内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上市融资、国有银行授信借贷支持、域外资本的投入已成为我国传媒业吸纳外来资本的主要途径。向梦龙在《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1/2001/2）一文中，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媒体的社会资本做出分析并探讨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传媒产业化及其资本运做模式分析》（汤懿芬等，40/2001/12）、《电视产业与资本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建新，10/2001/11）等文章对资本运营的现状、模式等进行探讨。针对当前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状况，由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2001)从总体上透视了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的现状、机遇和前景，提出了许多广为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如媒介资本的法治，媒介经营人才的呼唤等等。钱晓文在《外资传媒在华经营模式及其影响》（7/2001/8）一文中归纳了外资传媒在华经营的兼并收购式、投资控股式、参股式、品牌合作、节目交换、直接进入、外围渗透的七种模式以及外资传媒对国内传媒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魏永征则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1/2001/2）一文中，针对中国传媒业在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营困境，用翔实的资料数据探讨了业外资本流入传媒业的现象，分析并回答了这个现象的合法性问题与发展途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由此而来的“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作的主体与客体进行框定。因此，段永刚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资本运作》（1/2001/2）认为应当充分认识到此类“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营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框定。孙慧英《（传媒产业+资本市场）-风险=互动双赢》（6/2002/5、6）理性地分析了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存在障碍并提出了传媒与资本市场互动双赢的解决方案。
因为媒介的特殊属性，媒介资本运作在当前还具有较大的风险和障碍。《中国媒体产业投资风险研究》（郑广声、叶培伦，4/2002/2）对中国媒体产业投资中政策性风险、资金成本风险、市场与管理风险、全球经济周期风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国媒体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王雄，41/2002/2）、《资本经营：大众传媒的陷阱与对策》（阮志孝，3/2002/2）、《简析传媒的资本投资及其风险规避》（段晓燕，10/2002/1）、《电视产业市场的发展与投资环境》（方舟，27/2001/11）对中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障碍和风险进行了研究。
传媒业的改革已经为吸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准备，预期将会出现一个业外资本同众多传媒合作的热潮。我国可以研究国外资本运作经验，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广告与公共关系。
20初，戴承良的连载论文《新广告运动论纲》（42/2001/1、2），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长久讨论。文章提出了新世纪广告人的使命：广告运动中顾客满意与终极关怀的融合、寻求顾客满意普遍适用性和普遍规范性的终极价值，寻求顾客合乎人性真善美的长远利益。戴承良认为，新广告的起点是20世纪广告历程的反思、奥格威模式的超越；新广告运动的宗旨是商业行为；广告再造的6项主张：界定企业目标；破解广告“灰箱”；发掘广告人文；整合网上网下；参与营销服务；重建生活方式。
广告学界也在重新思考上世纪末极为热门的“imc（整合营销传播）”课题。舒咏平在《小众传播时代广告战略的选择》（2/2002/1）一文中，认为小众传播时代到来，正引发一场广告革命；整合营销传播在冲击广告界的同时，却隐含着取消广告本体的趋向；进行广告媒体的精细化组合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成为业界的必然选择。品牌经营是近些年广告界持久热门的话题。陈一撰文《超越品牌新概念》（42/2002/1）认为，21世纪的品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唤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对话。余明阳、舒咏平在文章《论“品牌传播”》（9/2002/3）中认为，品牌研究应定位于传播学，提出“品牌传播”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李长江等的论文《零售商私人品牌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13/2002/4），从理论上分析了私人品牌在提高顾客忠诚度方面的作用。曹韫建、顾新一的《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品牌忠诚者的产品差异模型》（19/2002/4）一文，分析了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忠诚者两类特殊消费群情况下的两阶段水平差异模型；讨论了在两阶段选址――定价博弈模型中纯战略均衡存在的条件。这些从宏观战略层面的把握与中观理论模型的建构，对中国广告和公关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史”的理论性探讨与规整，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两年，在“史”的总结与规整方面的代表作有：何佳讯、王智颖的《中国广告学研究――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42/2001/4）；阮卫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9/2001/6）；程士安的《难忘广告语dd重读20年流行广告语》（42/2002/10）；王彩云（台湾《动脑》杂志总编）的《谈近十年台湾广告文案的发展》（42/2002/10）；胡晓芸、李一峰等从2001年底起在《现代广告》连续发表论文十数篇，对国际广告品牌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战略做了系统的规整。
随着中国传媒组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媒的管理高层关注企业盈利，因而也开始更加细致地深入广告经营，对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的探讨便是一例：辜晓进发表了《美国报纸广告分类及运作》（7/2002/11）、《美国报纸广告的经营特色》（7/2002/12），提出中国报纸分类广告贫瘠的主要症结：品种开发得太少，信用体系未能建立；舒咏平发表《广州日报分类广告的核心产品策略》（4/2002/4）一文。
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心理学层面入手。王怀明、马谋超的《名人广告效果的制约因素研究述评》（42/2001/4），指出名人广告的效果受名人可信度的影响，名人可信度包括吸引力、专业性与可靠性3个要素，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
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于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从开始有较多的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尽管网络产业在走入寒冬，网络传播研究并没有冷却，而且不断将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和拓展得更加具体、宽广。
首先，籍由研究者的常用思路，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学术网站，来大体了解2001-2002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研究概况。
在学术刊物方面，我们将新闻与传播复印资料（季刊）、国际新闻界（双月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月刊）、现代传播（双月刊）、新闻大学（季刊）、当代传播（双月刊）列为取样刊物，我们认为取样刊物基本上能体现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从粗略的统计看，这七本刊物中2001-2002年发表的网络传播方向的论文有215篇之多，从发文的年度分布来看，2001与2002基本持平，从这个方向占刊物发文总量的比例看，居于首位。网络传播研究显然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业界仍未走出低迷期，研究者对于探讨传播技术新手段、新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等的研究仍然备受关注。
在学术会议方面，国内学界、业界对于网络媒体的研讨依旧热火朝天。近两来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各行业各领域的研讨会都会涉及到网络传播的主题，另外，还有大量专门讨论网络传播的学术会议。比较大的会议有，2001年3月的“中国网络媒体运营与发展高峰论坛”和首届“全国因特网与音视频广播（网上广播）发展研讨会”，4、5月份“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6月份“中国首届网络媒体论坛”，9月份“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11月份“中国宽带流媒体技术与应用国际论坛”等，继续举办。各个研讨会、论坛对网络媒体的方方面面，从宏观研究到实务分析，从传播理论到对策建议，从国内案例到国外海外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会议情况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
在书籍方面，2001-2002年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此以前，成果形式基本以论文为主，经过近两三年的积累，2001年已经开始以专著形式出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标志着网络媒体的研究已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较有份量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11本），作为国内网络传播及网络媒体教材，这一书系标志着相关研究已开始进入成熟期。较有特色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文笔生动而论述深入见长的集束性成果，即江潜、叶琼丰、卢小雁、程洁、骆华等人撰写的《网络传播教学辅助丛书》（共7本）。此外还有匡文波的《网络媒体概论》和《网络传播学概论》，杜骏飞的《网络新闻学》，彭兰的《网络传播概论》，张海、滕谦编著的《网络传播概论》等，可谓成果累累。2002年内，有关网络媒体的研究著作出版势头不减。代表性的著作有：孟建主编的《e时代精神－网络媒体新论丛书》（共8本），屠忠俊、吴廷俊的《网络新闻传播导论》，程栋的《实用网络新闻学》，陈绚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陆群、张佳m的《新媒本革命－技术、资本与人重构传媒业》，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网络宣传部编辑的《媒介前线－网络和电视的亲密接触》。这些著作的内容既有理论规律摸索和归纳，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网络媒体研究“热”和出版“热”固然反映了学界以联网传播的高度关注，但应引起研究者和出版社注意的是，两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出现了内容雷同（甚至连书名都完全相同）的现象，如何避免重复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创新之处，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大型工具书出版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首次出版了《中国互联网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也出了创刊卷，全面记录和反映了各领域各行业网络应用的发展情况。
在学术网站方面，2001-2002的论文成果更显丰沛。以在传播研究领域较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传播专业学术网站和科研机构所设网站作为考察对象，粗略统计其在2001-2002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中华传媒网、新闻与传播研究、紫金网这个方向的发文量为498篇。这些专业网站在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扩大同行间交流、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网络传播研究成果的特征看，在研究主题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分析现有文献，这两年的研究主题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一是网络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探讨，二是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及影响方面的探讨，三是网络传播实务，四是网络传播产业的探讨。
在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探讨方面。继续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时的活跃状态，但从以往的冲动式认识回归理智和客观，刘仁圣《网络传播的负面性及其应对策略》（2/2001/2），戴黍《网络传播的特征、问题与对策》（32/2001/4）等对此作了反思，同时这方面的探讨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独特性，杜骏飞的《网络传播新闻学》中所提“泛传播观念”可以作为一种代表；网络媒体的说法也取代备受争议的第四媒体说被广为接受。
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有了面上较大的拓展和分支的细化，方汉奇的《flg与互联网》（1/2002/3），彭兰的《网络中的人际传播》（1/2001/2），余红等的《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32/2001/3），孟伟的《网络传播中语言符号的变异》（4/2002/4），袁立痒的《论网络文学传播特性》（4/2002/4），罗以澄等的《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丁末、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32/2002/3），祝建华的《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京穗港比较研究》（4/2002/2）等分别从网络宣传、如网络人际、网络性别、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伦理、网络法规、网络扩散及影响等不同角度对网络传播在各个领域实现的功效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一主题具有极强的学术包容性，这类文章继续保持较大的百分比。
网络传播实务研究和网络传播产业研究则是这两年研究中较以往有较大进展的部分，由于网络传播的普及、视音频技术的更新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的日益重要，对于传播实务的研究占了较大的比例，尤其是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业务的探讨，更占比重。刘学的《中国网络媒体研究》（1/2002/1），彭兰《网络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报道－从flash谈起》（1/2002/4），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2/2002/3），苏瑞《信息的重复和缺失－对人民网的稿源分析》（2/2002/6）等大量的文章都从大众传播业务的不同角度作微观分析，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
而相应于当前传媒产业研究热潮，和网络业烧钱后的困惑，网络传播产业研究也成为当前的热点之一，考虑其赢利模式、经营形态、战略选择等等成为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李希光《网络媒体出路在何方－复兴网络毁本的九种策略》（1/2001/3），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网站模式分析及构建》（2/2001/5），《中韩互联网发展比较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9/2001/5），中华传媒网的《网站媒体的蠃利模式》（6/2002/6）等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该类主题。
从研究方法看，除一般的描述和概括外，实证分析和批判分析都有使用，这两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关注网络传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1/2002/1）使用观察法和内容分析讨论了网上舆论传播的规律，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1/2002/3）使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既有传播突发事件迅速的优势又缺乏可信度的现状，彭兰《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9/2002/1）通过抽样和内容分析法描述了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现状，匡文波《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32/2002/2）通过数据分析对网络受众进行了描述，白冰、陈英《论网络媒介的受众调查方法》（2/2002/3）是概括了不同调查方法，陶然《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1/2002/1）以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了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远离简单统计层次，观点的碰撞仍然多于实证的检验。
网络传播研究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基本上是最近间的事。九十年代初，作为一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当互联网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仍然未能给足够的关注。直到国际传播学会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研究者开始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经过九十年代末的狂热稚嫩期，穿过年的网络业寒冬的考验，近两年来的研究情况表明，已经到了网络传播发展的积累充沛期。已有的这些成果对网络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此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将是网络传播作为独立体系脱颖而出的时期。互联网本身尚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网络媒体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会更上一层楼。由此将会延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比如手机传播、dv传播、流媒体等，而且目前已有论文出现，如李一峰的《手机传播：第六次传播革命的“导火线”》（3/2002/2），章曦元《dv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3/2002/2）等。至2001年7月，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多手机数量的国家。手机的功能已由最初单一的双向语音通信工具，变成了媒体信息的接收端和个人信息的发送端。在2002年年末爆发的网站短信大战和巨额利润，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光明前景，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
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健康发展态势。传播学者们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成果注意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不同层面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或褒或贬、言之有理的分析研究；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这些都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启迪和养料，也有利于指导现实的传播活动。
当然，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态势背后，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传播批判研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宽容度的加大，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进展。其次，传播的实证研究，应是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主流。不过，大陆传播学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看依然薄弱。陈昆玉、江宇的《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9/2002/4），用统计数据论证、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令人深思，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传播实证研究亟待获得政府、社会在课题经费、协助调研等方面的资助与支持，传播研究人员也要在实证研究素养上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共同努力中解决实证研究薄弱的局面。第三，传播理论中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亟需加强。正如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9/2002/2）中所指出：“一些较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符号学，我们在准确的理解上都缺乏成果，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如果这方面我们啃不下来，研究的学术层次总是有限的。”第四，公益传播研究、媒介信用研究、广告效果评估研究、节目欣赏指数研究等反映传播学科最新进展的课题，应该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五，追踪传播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新媒体(如流媒体、手机传播、dv传播等)、新科技（如虚拟人、虚拟现实）研究也亟需唤起传播学界关注。在当今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学术界对传播科技最新发展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第六，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可否上升到象各位海外传播学者所提出的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层面来构建和打造？这个问题若能引起更深层次的讨论，也许会给中国传播学本土地化研究开辟一个崭新天地。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andcombedthefruitsofchinesemainlandcommunicationstudy,andfoundthatcommunicationstudieshavemainlyfocusedonthefollowingpoints:communicationtheory,wtoandchinesemediaindustry,mediacollectivizationandcapitaloperation,networkcommunicationandnewmedia.thispaperincludesthatchinesecommunicationsystemofcommunicationtheorystudyisbecomingmatureandfacingtheworld;withthebackgroundofwto,thestudyofchinesemediamanagementstillstaysonthechoiceofstrategyandneedstobedeepened;mediacollectivizationandcapitaloperationisjustandwillgoonrising;thestudyofadvertisementpublicrelationisprettyactivebutshouldbemorecriticalandpositive;networkcommunicationstudyisverylikelytobeseparatedasanindependentsystem.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和统稿人邵培仁，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张翼、张健康、陈兵、李一峰、叶琼丰。
注释：
[1]1为《新闻与传播研究》，1/200/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以下2、3、4……所指期刊如下：
2为《现代传播》。
3为《中国传媒报告》。
4为《新闻大学》。
5为《新闻界》。
6为《当代传播》。
7为《新闻记者》。
8为《新闻战线》。
9为《国际新闻界》。
10为《山东视听》。
11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2为《深圳大学学报》社科版。
13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14为《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15为《浙江学刊》。
16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7为《光明日报》。
18为《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
19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1为《中华新闻报》。
22为《粤海风》。
23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4为《声屏世界》。
25为《传媒》。
26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
27为《当代电视》。
28为《中国电视》。
29为《新闻通讯》。
30为《文艺研究》。
31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2为《新闻传播》。
33为《新闻前哨》。
34为《中国记者》。
35为《中国报业》。
36为《求实》。
37为《中国出版》。
38为《电影》。
39为《电视•电影•文学》。
40为《科技进步与对策》。
41为《江苏社会科学》。
42为《中国广告》。
43为《人文杂志》。
44为《国际广告》。
45为《公关世界》。
46为《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mediareports）第1期。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二
1.1mm理论。
mm理论。mm理论认为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莫顿米勒以馅饼为例解释了mm理论:把公司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比萨饼,被分成了四份。如果现在你把每一份再分成两块,那么四份就变成了八份。mm理论想要说明的是你只能得到更多的两块,而不是更多的比萨饼。
1.2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认为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双向的。负债可以通过所得税的减税作用和减少权益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价值。与此同时,负债会产生财务困境成本,包括破产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债券代理成本等,债券代理成本包括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保护性约束条款限制企业的经营,影响企业效率,导致效率损失以及监督企业实施保护性约束条款发生的直接监督成本。并且个人税对公司税的抵消作用会部分或完全抵消公司税的减税作用。因此权衡理论实质是把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看成是在税收利益与各类与负债成本相关的成本之间的均衡。
1.3激励理论。
激励理论是由局限于研究资本结构及收入流关系的代理成本扩展到资本结构与公司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制度设计上的结果。激励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行为选择,从而影响公司未来现金收入和公司市场价值。如果企业负债率较高,则企业的资金依赖债权人,可使债权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企业,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由于债务和股票对经理提供了不同的'激励,股东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促使经理努力工作。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1.4优序筹资理论。
优序筹资理论研究的是资本结构作为一种信号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投资,从而影响筹资顺序,而不同的筹资顺序又会对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当公司以不会被市场低估的方式筹资,那么新投资项目会被现有股东所接受。而且,即使举债提高财务风险的债务,也优于发行新股。myers把这看成是融资的“顺序”,即为新投资项目筹资时,为避免发行新股被市场认为是经理对当前股价信心不足的信号,经理被迫优先考虑内部资金,其次是举债,最后才是发行新股。这一结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美国公司筹资结构。
1.5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研究在信息不对称下,企业怎样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有关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等的私下信息。信号模型虽然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资本结构问题。对其实证研究表明,这一模型对实际行为的预测能力很差,与其理论预测相反,杠杆作用率在差不多每个行业都与其盈利负相关。信号模型预测成长机会较多的和无形资产较多的行业比那些成熟的、固定资产比较多的行业更多地运用负债,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正好相反。信号模型的主要缺陷还在于它虽然说明某种特定的财务工具可以被作为一项信号,但却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财务工具。另外信号传递的实际程度以及信号模型对于解释所观察到的企业财务决策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
1.6控制权理论。
尽管不同的理论对企业融资的认识视角不同,但都对负债融资形成共识:适度负债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激励理论认为负债可以激励和约束经营者;控制权理论认为负债可以阻止经营者滥用相机决策权,加强经营者的努力。纵观mm以来40多年的资本结构研究,大部分是围绕mm定理并放松其假设进行的。虽然非对称信息论的引入,考虑了个人行为动机,使资本结构理论有了一次大飞跃,但也因其缺乏来自经验的实证支持及各种解释变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等,研究难有突破而陷入停滞,至今仍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来解决资本结构问题。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脉络与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密切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通道。
(1)资本结构概念的界定。资本结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长期融资方式的组合,忽略了短期负债。短期负债数量不稳定并且流动性大,可能成为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有时可能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为偿还短期债务而筹集长期资金,改变资本结构,导致企业市场价值变化或企业剩余控制权发生转移。
(2)公司经营目标设定的局限。企业经营目标是整个体系赖以构建的基础,也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前提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资本市场并不都是有效的,证券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准确的反映公司价值,公司价值最大化逐渐演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仅从关注保护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在新型企业中决定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还有不可让渡的人力资本,并且股东价值的增加可能源于侵占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除此之外,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也忽略了新老股东的差异,如在新股发行中,股票定价直接影响新老股东的利益分配,过高的发行价格将导致新股东受损,老股东受益,反之亦然。同理,公司股东也有控股股东和零散股东的区别。
(3)实际意义的局限。上述理论均肯定了负债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公司应偏好于债券融资,但我国企业对股权融资却呈现强烈偏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在我国发行股票带来的利益大于发行债券,并且发行股票的约束又弱于发行债券,发行债券条件苛刻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债券的税盾作用,因此债券融资较少。由此研究中国企业资本结构问题,重要的并不是套用已有的理论结论或是运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经验数据对上述理论的实证研究,而是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形成的内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上,发展中国的资本结构理论。
参考文献。
[3]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契约理论:一个综述[j].改革,1995,(4).
[4]朱明秀.融资结构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j].财经科学,.
[5]荆新,王化成.财务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三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战略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受到了挑战。本文在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形成和涵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论进步性和存在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公司治理应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
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目标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治理结构是“资本雇佣劳动”型的单边治理结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全部归股东所有。这就是所谓的“股东至上”理论。然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里，随着物质资本社会化及证券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团队性的不断增强以及企业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致使“股东至上”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利益相关者理论便应运而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关注。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形成过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思想由来已久。20世纪中叶以来，知识经济引领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对公司治理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直接促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1929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经理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不仅股东，而且雇员、顾客和广大公众都在公司中有一种利益，因此公司的经理人员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利益。1932年，伯利和米因斯等也发表了相关论述，表明在“股东至上”理论盛行的同时，少数学者“已有了不同的声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freeman的《战略性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方法》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问世后，学术界出现了讨论利益相关者概念的热潮。但是，真正使利益相关者理论成为当今企业和社会至少某一个重要方面主旋律的事实，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普遍重视。1990年，美国商业圈桌会议发布的《公司治理声明》指出，对公司而言，善待员工、优质服务于消费者、鼓励供应商长期合作、偿还债务并拥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都是股东长期利益所在……事实上，美国一些州已经颁布法令以特别授权董事会要考虑股东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还有少数州通过立法来要求企业要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此后，英国、韩国、日本、德国、英联邦等国家的公司治理原则也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有着不同程度的关注，“股东至上”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股东至上”理论的批判开始正式化了。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进步性。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仅仅强调经理人对股东负责，那么势必导致经理人为了股东的利益而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于公司的经营决策影响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经理人就应该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公司决策应该是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最大化股东的利益。
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随着企业关系复杂程度的加深，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一个企业的经理人也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现代社会几乎成了“公司社会”，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偏离“股权至上”逻辑的，是新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理论的必然选择，他们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理论上说，出资者购买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其资本所有权就转变为股权。股权是公司赋予股东的权利，无论适用范围还是自由度都大大弱于原先的资本所有权。这意味着所谓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权威是不存在的，因为股权的运用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约。再者，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资产与债权人的债权，以及公司运营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组成公司的法人财产，公司凭借法人财产获得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由此得以成为人格化的永续的独立法人实体。显然，公司行为的物质基础是法人财产，而不是股东的资产，其权利基础是法人财产权，而不是股权。公司的目标是确保法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那么不仅仅是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工人等等都为法人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做出了贡献。因此，公司应归利益相关者共同所有，他们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来实现自身的权益，通过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牵制、约束，从而达到长期稳定合作的目的，而这种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模式称为“共同治理”。
（二）从现实中来看，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和环境管理问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企业经营时是否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再次，其他利益相关者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他们承担了比以往更大的风险和责任。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实际上，股东只承担了有限责任，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东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分解，同时股票的自由转让也降低了股东的风险，一旦企业发生危机状况，出资人往往可能一逃了之，而不是考虑怎样挽救企业于危难之中。相比之下，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风险越来越大，成为真正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操心者。[3]所以应该设计一定的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来分配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控制权，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公司治理。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我们把企业看作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约，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也是不容忽视的，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倡导的就是这种理念。
1．对雇员利益的保护。人力资本的兴起，使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的雇员）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渐超越股东。企业的所有参与者中，股东投入的是物质资本，企业雇员投入的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表明其需要其承担公司的剩余风险。[4]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相对短缺，企业对物质资本高度依赖，在企业资源中物质资本最具有重要性，企业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天经地义。然而随着只是经济时代的来临，占有知识的人力资本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正在成为财富创造的核心动力。按照“拥有企业最有价值资源的所有者是企业真正的控制者、所有者”这个原则，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当然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治理。
2．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从企业筹资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资金一般都是由权益性资金和债权性资金构成，只是构成比例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内在要求与竞争规律的客观作用，必然导致企业内部的积累额不能满足内外投资的需要，从而外部筹资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债权人作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5]因此，与贷款人建立稳定的信誉关系，让债权人参与公司的治理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有利于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其次，有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励他们为公司长远绩效的提高而努力。对公司而言，在治理中鼓励债权人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是极为必要的。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持有以上观点的学者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实践表明，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适应的公司管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确能给公司带来更理想的传统意义上的业绩指标，但利益相关者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决定了其最终无法成为公司治理的效率标准。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无法解决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加总问题，也就是说企业在决策时，无法明确知道以什么样的目标为决策目标。作为多个人的集合，企业的决策必须以一定的目标为前提，目标越单一可量化，决策就越有效。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委托人，经理人必须在不同委托人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管理层真的能做到吗？这显然有相当大的难度，不仅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偏好和目标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例如股东偏好投资的收益；债权人偏好债权的安全和可回收性；员工偏好高工资和就业稳定；客户偏好物美价廉；当地居民偏好优美的环境和就业机会；政府偏好稳定增加的税收。因此，管理层在偏好差异很大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进行加总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尽管不同的股东之间的偏好不完全一样，但股东相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的利益更加容易加总。股票的价值是企业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不论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量多少，股票的价值与企业的总价值是成比例变化的，股东们都乐于看到未来企业步入良性循环和股票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内部的偏好不一致程度要大得多，比如，同为企业的员工，新员工渴望企业能够扩大规模，以提供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老员工则希望把扩大规模的资金用来提高退休工人的福利等。[6]因此，股东利益的相对容易加总使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这个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另外一个局限性就是相关者利益本身具有相互竞争性。一方利益的实现必然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比如员工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在企业利润率一定的前提下，高工资必然会影响到所有者的利益，而如果要同时保障所有者的利益和员工的高工资，企业必然要提高价格，这时，消费者的利益又会受损，但如果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则企业的利润必然会有相应的下降，此时，国家的税收就会随之减少。[7]由此可见，在相关者的利益存在竞争性的情况下，要同时兼顾他们的利益是不现实的。
（三）相关利益人的价值具有不可计量性，虽然目前有学者用“顾客满意度”、“平衡积分卡”等理论来测量利益相关人的价值，但这只是局限于定性分析，很难量化。至于建立决策理论模型也是十分困难的。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所主张的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使经理人的责任归属问题难以衡量。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的各异性导致企业管理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如果公司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的多重目标，那么，决策者也就是经理人不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和科学的理财行为。可以说，让经理人对所有人负责就是对所有人不负责。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在这些冲突当中，一部分需要并且可能由经理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协调，而另外一部分冲突，则非单凭经理人的努力所能企及。要求企业同时实现短期利润、市场份额、利润增长率最大化，这只会让经理人不知所措，无从下手。同样，如果让他们同时对工人、客户、消费者、地方政府等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每一方的利益又不一样，这样，经理人就很容易逃避责任。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传统的企业理论不是替代，而只是一种补充，最大贡献就在于提醒公司应该更多地关注股东以外地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以确保实现公司价值长期的最大化。但是，在董事或董事会代表谁的利益这个问题上仍然有着较大的争议。在传统的理论中，董事的角色被定义为所有者的“自己人”，与股东之间在利益关系上高度一致。董事及董事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源自股东的绝对信任，因此他们首先必须忠于所有者，而不是雇员、经理、消费者或政府部门等其他主体。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董事以及董事会应该代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应该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团体任命和选举自己的代言人进入董事会。也就是说只要属于利益相关者，就可以有自己的代言人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过程。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董事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平衡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这误解了董事会的职责，也是不合理不实际的。如果潜在的投资者知道自己用来增加利润、承担市场风险的资本将会被董事会用来协调其他主体的利益，那么作为一个理性人，他是不会向这样的公司投资的。
（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对于任何一个机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弄清楚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样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经营存在的目标是什么。按照传统的企业理论，追求利润是企业得以与其他非盈利组织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征，企业是因为投资者的投资而存在，实现价值增值是企业的动力源泉。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公司的目标是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使不能做到多赢，也应采取中立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运作的目的将有可能会把保证就业、保护环境甚至保护人权等政治性的责任放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迷失方向。
（七）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方面，体现在利益相关者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上，还没有确定的实证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治理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企业发展。而这些是所有企业为了在商业竞争中生存所必须考虑的，不能作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企业业绩之间呈正相关的依据。事实上，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制约，企业会缺乏高效决策和适应性，有可能丧失必须的效率和竞争力。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局限性表明，一旦企业失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商业性目标，就会变成企业不像企业的奇怪结局，在实施的实际效果上，可能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无法做到有效保护，从而导致所有利益相关者被“锁死”。
以上的原因表明，与利益相关者模式相比，选择股东主导模式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而言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如果一个利益相关者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在股东主导模式下，他完全可以通过成为股东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股东价值最大化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不仅满足了他们的个人参与理性，而且是激励相容的。
四、结束语。
本文并没有对利益相关者理论或“股东至上”理论孰好孰坏做出定论，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思想实际上是经济理论中早已论述的东西。因为对公司而言，善待员工、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鼓励供应商长期合作、偿还债务并培育良好的社会剩余都是股东长期利益之所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以公司为载体的，只有确保公司持续、健康运营，这些利益才能兑现，而股东以及潜在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是这一逻辑过程的必备前提。从长期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协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为了股东的长期利益运营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必须考虑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日常指导经理人决策的最高准则必须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所以，笔者认为只要企业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就能使企业进入以下的良性循环：设定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进行健康的经营，从而实现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合理的价值分配，然后企业声誉不断提高，创造更高的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张兆国.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3]姜涛.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必然性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11).[4]黄少安,宫明波.共同治理理论评析[j].经济学动态,2002，(4).[5]陆庆平.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j].会计研究,2006，(3).[6]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7]宋其美.正确审视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j].管理科学文摘,2006，(12).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四
[摘要]5月下旬，中国证监会决定恢复和完善向二级市场配售新股的政策。这项政策为许多市场人士所看好，如认为它可以将一市场的资金部分分流到二级市场、以及因为中签而直接提高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等，虽然市场同时还面临着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如配售的比例、其余配售的方向、以及是否会同步扩容或减持国有股等。笔者认为，在充分肯定新股配售政策之与稳定市场、公平收益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新股配售政策的实施，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未经充分论证的三大悬念、或盲点。
5月下旬，中国证监会决定恢复和完善向二级市场配售新股的政策。这项政策为许多市场人士所看好，如认为它可以将一市场的资金部分分流到二级市场、以及因为中签而直接提高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等，虽然市场同时还面临着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如配售的比例、其余配售的方向、以及是否会同步扩容或减持国有股等。
笔者认为，在充分肯定新股配售政策之与稳定市场、公平收益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新股配售政策的实施，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未经充分论证的三大悬念、或盲点。即：
一、目前二级市场的市盈率是否合理？
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分析观点：一是认为当时的股价存在着很大的泡沫，因此在加入wto之际，为了防范更大的金融风险，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政策之意不在“酒”地努力挤压股市泡沫的结果；二是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较差、回报率低，因此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日益接轨之际，国内投资者纷纷抛售a股，以规避风险，并期待或寻找更富有投资机会的市场等。
因此，无论是哪种原因或分析思路，其核心要义都是当时中国二级市场的平盈率可能是偏高所引起的。
但是，当前的股价指数与2001年中相比，虽然有了30%左右的下跌或回调，但是由于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有了相近的缩水，因此二级市场的市盈率仍然保持相当的甚至是更高的水平。
因此我们的问题也就同时产生，即目前二级市场的市盈率是否同样偏高？！
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似乎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或解释。因为200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学界的论争，因为种种原因而逐渐趋于欲言又止的暂停或沉默。
因此目前新股配售政策的再度实施，如果不存在道义的诱导问题的话，那么它无疑是表明目前管理层对当前的市盈率的合理认可。而这在理论上，无疑是需要或期待着强力、艰难和明确的论证的！
二、行政调控手段的暂时复归是否必要？
在一级市场中签、二级市场上市的传统模式下，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一级市场风险小、收益稳定丰厚等，因而长期积聚了约5000亿元的沉淀资金，而二级市场却独自承担着相应的扩容压力，同时，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动力也相对不足等。但是，与国内其它市场相比较，一、二级市场分别来看，都是市场化的运作程度相对较高、科技手段也较现代化的市场。因此解决其既有的问题，常规的思路无疑是应当通过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来实现。如一级市场通过竞标来缩小与二级市场的股价差异；二级市场通过国有股的合理减持来降低股价、以及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等。然而实际政策的推出，却是依据二级市场的市值来配售新股，这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带着一定的行政调控手段的暂时复归的色彩搭配销售！
虽然我们也知道，有如“四渡赤水”的“以迂为直”，常常是解决“艰难险阻”等复杂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在博奕程度相对较弱的体制改革问题上，或许社会公众、都还是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方案选择结果的更加公平、合理及充分的论证！
况且，依照二级市场的市值来配售新股，这似乎也隐含着管理层对二级市场风险的忧虑，以及希望通过一级市场的中签来予以相应补偿的认可等。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一、新股配售是把双刃剑，投资者一方面是获得了一级市场的中签收益，另一方面却要承担二级市场的扩容风险。同时，风险与收益的比较结果无疑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如果出现中石化等跌破发行价的情况，那么投资者更将面对双重的风险或损失。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五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2、企业重组和再造的挫折：在80年代，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多产业上都超过了美国企业，取代了美国企业的领先地位。为了赶上日本企业，美国的很多大企业纷纷进行重组和流程再造以谋求提高竞争力。重组虽然有时势在必行，能够使企业“变小”以改善短期绩效，但这只是在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是创立未来的市场。一些精明的企业，在认识到重组企业是条死胡同后，转而进行再造工程。再造尽管能够使企业“变好”，但并无与众不同，只不过是个优秀的模仿者而已。因而如何重建企业的竞争战略，使企业不仅在现有产业内领先，而且能够在未来产业继续领先，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就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核心能力理论就是基于上述背景而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1、它首次提出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之源：在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竞争日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日渐缩短。企业的竞争成功不再被看作是转瞬即逝的产品开发或战略经营的结果，而被看作是企业深层次的物质——一种以企业能力形式存在的、能促使企业生产大批量消费者难以想象的、新产品的智力资本的结果。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中，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培养和运用是最关键因素，而经营战略不过是企业充分发挥核心能力并把其运用到新的开发领域的活动和行为。因而核心能力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超乎寻常的战略意义。
2、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核心能力的竞争：核心能力理论超越了企业之间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企业内部所有的战略单元，将企业之间的竞争直接升华为企业整体实力之间的对抗，所以核心能力的寿命比任何产品和服务都长，关注核心能力比局限于具体产品和业务单元的发展战略，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使企业避免目光短浅所导致的战略短视。同时，企业核心能力的建设，更多地是依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不是某项重大发明导致的重大跃进。因此，很难“压缩”或“突击”，即使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核心能力的建设仍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方面使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而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进入壁垒；另一方面，由于建设核心能力的投资风险和时间超过业务部门的资源和耐心，这个方面的明确追求可以促使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超越部门利益的局限，更多的从企业整体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论文篇十六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虽然、我国的传媒产业化研究总共有200多篇论文、15部专著，但我国学术界还是面临这样的矛盾，即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我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研究的严重滞后以及与实践的脱节。我们发现在wto背景下，对中国媒介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战略选择上，有关环境分析、战略评价和媒介控制的研究内容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媒介战略管理的研究。
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媒介集团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向。2001、20，媒介集团化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亮点之一。集团化运作与资本运营的天然联系，加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运营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
12月6日，中国最大的新闻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以整合城市若干核心报刊而成的湖南日报集团和杭州日报集团相继挂牌。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梁衡在会上指出：报业集团的成立是报纸驾驭市场规律的能力成熟的新表现；集团成立是为了增加产出、提高效益集团内部各成员间须以经济为纽带，而不可能以行政为纽带；新闻传媒集团有别于纯经济企业集团，集团内部必须实现政治经济互补。
随着媒体集团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学者专家开始从过去侧重报业集团研究转向运营模式、广播影视集团、跨媒介集团、跨地区集团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界认为，我国广电影视集团已初步形成了三种运营模式：一是集团与省广电局合署办公的湖南模式；二是集团与广电局分离，为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领导，接受市广电局行业管理的北京模式；三是集团为市委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由文化广播影视局实行行业管理的上海模式。在上海首届传媒高峰论坛上，许多学者呼吁中国媒介要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打破区域封锁和市场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大型集团跨地区经营，真正把媒介做大、做强。林如鹏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4/2002/4）一文提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是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战略选择；应该积极促进我国媒介产业的升级，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提供统一的平台。王学丰、来丰（《论跨媒体联合》，4/2002/1）则进一步提出在组建跨媒体集团的过程中应该积聚资本，组建大型传媒集团；发展独立的特色媒体；搞好业务整合，建立完善的流通机制和高效的管理机制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王慧（《广电集团区域化战略前瞻》，4/2002/4）提出，广电集团的区域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黄升民、丁俊杰的专著《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一方面以具体的案例揭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梳理出进行集团化的核心思路，是2001、2002年媒介集团化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通过种种可行战略构建强势媒介、强势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也是传媒集团化研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陈兵在《强势媒介品牌的构成因素和特征分析》（6/2002/3）一文中分析了强势媒介品牌的三个必备因素和六大特征。范以锦则在《凭借多品牌战略打造强势媒体集团》（8/2002/12）一文从多品牌战略的选择、实施和成效等三个层面研究了强化传媒集团综合竞争力。孙进在《强势媒体经营新思路》（34/2002/1）中认为，要建立强势媒介，需要组建跨媒体集团、组建传媒控股公司、组建媒体咨询公司，并对组建传媒控股公司提出了组建的方式和要点。傅丰敏在《试论报业核心能力的创建模式》（35/2001/12）一文中主张，从变革管理体制、科学设计组织结构，新闻创新管理、实施战略培训管理、新闻网站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等方面着手，创建报业核心能力的模式。
对于集团化研究，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现状与趋势的分析上，或是实践中难点的思考上，如《试我国报业集团的产生及发展趋势》（王薇，36/2002/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现状和发展战略》（朱虹，24/2002/6）、《我国传媒集团的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探析》（王彤，37/2002/2）、《新闻传媒业集团化改革的几个问题》（陈天彦，5/2002/1）等。胡正荣的《瓶颈与出路――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进程分析与对比研究》(34/2001/11)值得关注，该文从集团化进程的政策问题，集团化的驱动力、目的与手段，集团的组织结构、集团内部的资源配置，集团化进程与全球化等方面探讨我国媒介集团化的瓶颈所在及其对策。李岚在的《略论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评估体系的构建》(5/2002/1)提出资源整合指标和竞争力指标是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的禁区、盲区与误区》(24/2002/7)是这两年内发表的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过程中存在产权多元化和上市经营的禁区和盲区，对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构筑强势文化产业――关于电影集团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何雪峰，38/2001/4）、《机遇•挑战•竞争：关于组建电影集团与实行院线制的思考》（赵建中、唐明生，39/2001/6）等两篇关于电影集团化的文章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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