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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一
所谓“道具”，是指戏剧表演或拍摄电影时用的器物，如桌子、凳子、茶杯、碗筷等。鲁迅的小说，“道具”运用比较常见，由于“道具”运用恰如其分，富有艺术性，所以其作用有时胜过文字的表达，妙不可言，耐人寻味。
首先，“道具”的运用能揭示人物性格、命运。
《孔乙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其主人公孔乙己几乎成了迂腐的代名词了。如果拍成电影的话，里面的茴香豆可是个必不可少的“道具”。孔乙己经常出入酒店，下酒菜不是鱿鱼海参，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极其平常的茴香豆。在给孩子们发茴香豆的时候，孔乙己是一颗一颗地发，而不是一把一把地抓，足以见出他生活的窘迫。在发茴香豆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足以见出他的迂腐的性格。
《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自从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祥林嫂的口袋里就有了一个特别的“道具”：阿毛的一只鞋，阿毛被狼吃掉时的唯一遗物。祥林嫂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碰到跟阿毛一样大的孩子，忍不住把鞋拿出来给他试穿。这一方面表现祥林嫂对儿子阿毛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也把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剧命运再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道具”的运用能揭示时代背景。
《药》在描写刑场阴森恐怖的气氛时，说到士兵穿的衣服“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这是本小说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揭示了故事所反映的时代是清代(清代士兵穿的号衣就是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上面写个“兵”或“勇”)。再加上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大肆屠杀，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时候，清朝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时候，所以这一“道具”揭示了清朝末年，革命已起这一时代背景。
再次，“道具”的运用还能起到暗示的作用。
大家知道，《药》里面的刑场是“古轩亭口”。可是作者故意把“轩”用一个框代替，而秋瑾就是在这儿就义的，这一“道具”的使用其实就是在暗示《药》中被杀的夏瑜就是秋瑾。再加上作者以“夏”示“秋”，以“瑜”带“瑾”，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道具”的运用能深化作品的主题。
《祝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门槛。祥林嫂又一次去鲁四老爷家帮工，可鲁四老爷嫌弃她是个寡妇，说她动过的祭器、食物“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用自己积攒不容易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说是让千人踩万人跨，这样就能赎清罪孽。可是祥林嫂捐了门槛，满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劳动的快乐了。可鲁四老爷说她捐十条门槛也赎不清罪孽，并且把她赶出家门，最终带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死在鲁镇祝福的礼炮声中。足以见出封建迷信思想对祥林嫂的毒害，也深刻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底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深化了主题。
《药》这篇小说最后描写了夏瑜坟上出现的花圈，这花圈成了《药》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是革命者送的，说明革命后继有人。但夏瑜的母亲给儿子夏瑜上坟的时候，觉得怪异，“孩子不会到这儿来玩儿，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最后还从迷信的角度去理解，说这是“儿子显灵”，从这儿可以看出夏瑜革命，相依为命的母亲都不知道、不理解，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脱离群众严重到如此程度，从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综上所述，鲁迅善于在小说中运用“道具”艺术，而且能给这些“道具”派上适当的用场，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二
1899年2月3日，老舍先生出生在乱世之中的北京。他的诞生日是旧历小年，第二天就逢立春，所以他的父亲给他取名舒庆春。老舍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他的父亲就是被侵略军烧残致死的。老舍后来回忆道：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孩子的恶魔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童年的记忆给作家留下一生都无法抹灭的印象。
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的童年记忆是一个人精神品格的基石，直接影响着人的一生。老舍的童年给他带来心灵的创伤，加之他天生敏感好思，悟性高，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以便抚平心灵深处的伤口。
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等，是受这个人所处的地域影响的，就像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饭一样。作家的语言习惯，创作风格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置身的语言氛围相关联。
老舍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北京度过的，在这里学习、生活。他在私塾里念过“四书”、“五经”，在新式学校里念完小学、中学，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历任小学教员、校长、劝学员、教育部的公务员等。因不满教育界的黑暗现状，愤然辞职。他的文学创作天赋，在读小学时就已暴露出来，得到老师较高的评价。
在北京起源后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让老舍在思想上产生“大地震”，并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方向。这给他创造了成为作家的条件。他回忆道：“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作这样的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敬敬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此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去搞文艺。”
老舍成了一名作家，是历史的必然和个人选择相结合的结果。老舍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小铃儿》。三年后，《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引起文坛的关注。
1924年夏天，老舍离开北京，前往英国，执教于伦敦东方学院。这一离开，迫使作家对北京进行远距离的梳理，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老舍在北京生活了整整26个年头。北京之于老舍犹如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风俗，它的传统，它的丰富的平民生活，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
综观老舍一生创作的作品，其最成功最有感染力的作品都是以京味语言写就的，以北京为背景的。追溯老舍小说的京味渊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在北京生活姿态成功地融入到作品之中。这需要悟性和能力。
如果说京味是老舍小说的画布，那么幽默则是这块画布上一副美丽的画。换句话说，京味是底色，幽默则是附着在底色之上的亮色。
对于幽默作家有一个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的艺术历程。幽默的笔调，老舍在成名作《老张的哲学》中就已显露出来，此后，《赵子曰》、《二马》等，幽默的风格一直贯穿始终。
作家的幽默是从何而来的呢?应该说，老舍的幽默是他的智慧象征。他的幽默具有批判的特色，在小说中，作家智慧的成份多于情绪。处处表现出的，是他的迅捷的思想、丰富的观念，他始终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看社会上的一切。
在当时的社会，敢以笔作枪来战斗的，只有鲁迅。他敢于同社会的黑暗、腐败作坚决的斗争。但老舍却不同，比之于鲁迅，老舍更具有柔韧性。他不敢抱有什么理想的梦，也不作勇敢的战士，只是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制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伤感而已。这伤感怎么来流露?老舍选择了幽默。
在当时社会，幽默既是对黑暗的妥协，又是对黑暗的抗争。这代表了作家的独特人格，同时也涵盖了作家鲜明的艺术特色。老舍先生曾一度中断了幽默，比如写《大明湖》。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老舍目睹了“五卅”惨案，怎么也幽默不起来。之后的《猫城记》也延续了这一局面。
幽默是老舍小说的突出特色，通过幽默，老舍先生的小说逐步走向圆熟。幽默与老舍的性格，为人处世方式，对待社会的态度相吻合，二者浑然天成。老舍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立下了幽默的基础，并写就了圆熟之作《离婚》，至此，老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引领京味幽默。
二、讽刺：老舍小说的精髓。
老舍小说的幽默总伴随着讽刺，两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这么说，讽刺是老舍小说的精髓。老舍小说到底是讽刺什么东西呢?主要是习惯于妥协与敷衍的灰色人物，以及充斥着妥协与敷衍的灰色社会。老舍小说的人物性格往往是怯懦。因为怯懦，什么事情也不走极端，总是折中，在折中下求息事宁人，在折中下将人情安排在最走得圆通的余俗里。他们用自欺的知足，平安地糊涂地沉寂下去。
这种明显带有指向性的讽刺，犹如一把软刀，直刺目标的心脏。
(一)幽默的主产品――讽刺。
老舍式的幽默是笑中带刺的，在轻松的氛围中完成讽刺。如果把幽默比作一道生产工序，那么讽刺便是该工序的主产品。讽刺小说在当时文坛是初露端倪的，但长篇讽刺小说却是明摆着稀缺。老舍以两部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一举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北京教育界的黑暗。作品以恶棍、高利贷者“老张”横蛮地逼散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为线索，相当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20年代前后北京普通市民在黑暗势力的迫害下艰苦挣扎，但终不能免于失败的悲剧命运。
老舍的讽刺笔法是相当独特的，具有无可比拟的穿透力。《老张的哲学》在题材上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把普通市民的生活引入现代长篇小说的内容，同时，在人物刻画上以独特的讽刺手法塑造了老张、南飞生这样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都是作家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巨大贡献。
《赵子曰》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生活，写北平公寓生活，细腻而逼真。与《老张的哲学》相同的是，这部小说依然以讽刺见长，不同的是《赵子曰》让人看到了希望。而这部小说，老舍的讽刺水平更进了一步。
当然，因为是最初创作讽刺长篇小说，老舍在这部作品中还存在夸张得有点过火，幽默到近似油滑等缺憾。
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古已有之，最有影响的有《儒林外史》和清末的`“谴责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含蓄蕴藉”，是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后来的谴责小说对于《儒林外史》而言，“辞气浮露，毫无藏锋”，在艺术上走向末流。
老舍的讽刺艺术是继鲁迅之后，在讽刺文学史上又一个树立个人里程碑的重要作家。朱自清先生评价老舍的讽刺艺术时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个性描写的鲜明性上，近于《儒林外史》，但不同于谴责小说，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
从这里可以看到，老舍的讽刺艺术是具有传承关系的。
之外，老舍的讽刺艺术还有一个鲜明的个性特色，即“讽刺的情调”。这是作家在前人和同时代的作家讽刺艺术的基础之上，融合了自己的创造而得出来的。
温和的有情调的讽刺，是老舍讽刺艺术的鲜明特色，保持着独一无二的个性。
老舍小说艺术的北京味、幽默感是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的。他调集所有的艺术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底层有着深刻的描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小人物的悲欢。在反映底层小人物的作品当中，作家不单是讲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单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历史命题。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反映生活，观照现实，使得老舍的小说艺术达到新的高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三
略论鲁迅杂文讽刺艺术山东平邑兴蒙学校李传鹏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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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四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继承和借鉴民族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风韵中凸显现代个性，从古老文化中渗透现代气息，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立于中国古典文化基座上的现代作家。
1、结构上的“中国模式”
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都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纵式结构的写法。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两点：一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叙述描写要首尾一贯，前后照应;一是“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两点，张爱玲把握的很好。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有头有尾，都是完整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在情节推进中得到完成，具有整体美，而人物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全”人物，也没有一个作恶多端、坏透了的人物，大都是些带有旧制度烙印、人格有缺陷、有弱点的人物。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真实、可信，面目清晰得好象可以触摸得到一样。
2、全知视角、“讲故事”口吻和叙事方式上的“冷处理”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大多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和“讲故事”口吻来描述世俗人情，张爱玲的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如《第一炉香》，开头和结尾出现了“说话人”，引出和结束了故事;而《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未直接出面，但故事的开端和结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的，《倾城之恋》选择“胡琴”做楔子，《金锁记》则以咏月为线索，并且开头与结尾相呼应。
另外，在“全知视角”的叙述大前提下，在适当场合，巧妙地转换叙述视角，以作品中有某一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张爱玲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一段著名的描写：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缘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是曹七巧的女儿背着母亲自由恋爱的男朋友，他又是曹七巧背着女儿请到家中来的，那么第一次进曹家大门的世舫显然是很敏感的，小说以他为叙述的视角，凸现了一个陌生人对曹家、特别是对曹七巧的第一印象和感受。这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也使读者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张爱玲的小说在叙事时的笔触是冷峻的，几乎不掺杂一点情感的表露，保持完全客观的叙述。然而在其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笔十分，下语三分”、“意在言外”。张爱玲自觉继承了这种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尝试。
对人物的描写，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隐写和反写。如《第一炉香》中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叙，但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也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有暗示。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这是《金锁记》里关于一对男女定婚之后外出的描写，只不过是动作，但却写活了心理的微妙、羞涩与拘谨。
二、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技法。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看出来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看法。
1、心理描写。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写心理的作家，她在表现人物心理时是从多个方面来写的，有巧妙的暗示，有人物细微的动作，也有精心安排的人物的对话。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是在没有动作没有语言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如《金锁记》中：“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交叉着十指，手搭凉棚，影子落在眼睛上，深深地唉了一声。……七巧道：‘我非打你不可!’季泽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一点笑泡，道：‘你打，你打!’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到：‘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季泽带笑将肩膀耸了一耸，凑了上去道：‘你倒是打我一下罢!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的，不得劲儿!，七巧把扇子向背后一藏，越发笑得格格的'。……”这一部分描写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也写活了。
在心理感觉的描写中，《金锁记》中曹七巧赶走姜季泽之后内心感觉的描写堪称经典，她一怒之下打翻了佣人端来的给季泽喝的酸梅汤，姜季泽只好狼狈离去，此时：“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往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两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这慢慢的一滴一滴仿佛在替七巧计算另一种时间――心理时间。通过这个主观特写镜头，把七巧突发情绪后内心的恍惚、难言的空虚表现得异常准确和精彩。
男孩子扭曲的心理世界。
2、荒诞手法。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多采用荒诞的艺术表现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类的体验和感受。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也常常运用荒诞的艺术手段来展示悲剧性的人生。《心经》中的许小寒正值青春年华却因迷恋自己的父亲而扼杀健康的爱情，故事是荒诞的，但却真实表达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灵痛苦。《封锁》更是突兀和荒诞，在这几乎仅仅是“打个盹”的时间里，男女主人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假恋，生存的寂寞与恐怖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类似假想的空间里渴求着哪怕一丝的温情。
3、直觉、通感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了直觉、通感等现代小说技巧，创造出许多新颖奇特的意象，深化了作品的意境，使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金锁记》一开篇是这样为主人公定下“苍凉”基调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月光、湿晕、泪珠，这些互不搭界的意象在此时的场景中却显得那么和谐，顿时产生一种让入迷糊而伤感的气息。《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刚和白流苏相好就借故离去，此时作品描写白流苏的心情：“楼上的品字似的三间屋，楼下品字似的三间屋，全是堂堂的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一个“呼喊”，把白流苏心中的空虚写到了极致。
4、景色描写。
在张爱玲笔下，景色描写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衬景，起着烘托氛围的作用，而且是通过人物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还有点染心境、揭示心理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沉香肩――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来到梁宅姑妈家求助。她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亲姑妈记恨往日与其父的恩怨，十分痛快淋漓地挖苦了侄女一通，中产家庭中的娇小姐受到了如此的“礼遇”后，只能满腹委屈的坐在客厅里。作者就通过薇龙的眼光对客厅的景物做了如下描绘：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是吐出的蛇信子。
这是一位纯洁少女此时此刻忧惧心理的写照，其中景色外的线条正是小主人公坎坷命运的征兆。
另外，在景物和事件的刻画上，张爱玲运用心灵与感官相通融的手法，并附上与之相对应的瞬间意象，使被描写的对象更加清晰，立体，客观。
郑先生长得像广告上喝可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的，穿上短裤就便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及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花凋》)。
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郑先生的玩世不恭、随遇而安的个性。
三、细节的描写。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细节之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透着微妙。小说《十八春》，整篇的结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都是恰到好处的，而这些张弛有度正是各个小的细节串联组织起来的。红宝石戒指在文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世钧送给曼祯时，他抽了一截旧绒线衣上的毛线缠在了戒指上，接着，这戒指被曼祯气愤中扔进了纸篓，后又拾了回来，再以后，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看到这戒指，“心里却象被针刺了一下”，为了逃出去，她把戒指给了阿宝，阿宝转手给了曼露，接着，便是世钧来到别墅找人，这里也有一处重要细节：曼祯朦胧中听到了世钧的皮鞋声，心想或许是世钧来救她了，张爱玲在不动声色之间让情节紧张了起来，但最终还是错过了。当世钧从曼祯手中接过戒指，走出了别墅之后，张爱玲写到，戒指绒线上沾着血迹，或许还可以给世钧一点点启示，这时，读者的心也被调的高高的，但世钧却觉得那红宝石戒指象一个燃烧的烟头，烫疼了他的腿，他随手扔了。阴森离奇的故事在一连串的精心设计的细节中从容展开，细节将整篇的结构连缀的跌宕起伏。
此外，细节还在小说中有着其他多种妙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处。“地板正中躺着烟鹂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武，一只前些，一只后些，象一个不敢现型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来，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目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进，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吸他”，在这一处，张爱玲把两只绣花鞋的小小细节处精雕细刻，于无形中交代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交化，又营造了气氛，丰富了画面感，产生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效果。
四、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的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既有中国式的华美、典雅，也有西方式的幽默、通脱。形成独具特色的“张氏语言”。
1、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她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常常会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词汇，如：讲到某某人说什么时，她不用“说”，而用“道”。《茉莉香片》中，人物对话都是用“道”字，“他父亲问道……传庆答道……他后母道……”这种文白夹杂的语言正是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古典情节在不经意间的流露。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些像说评书，喜欢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她的语言处处透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韵。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亮相是对《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的模仿，七巧抢白哥嫂又使人联想到鸳鸯抢白哥嫂的情节。
2、色彩的运用。
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常人不能、不知的超越和诠释。
张爱玲在使用她的色彩语言时，并不是总按牌理出牌，按照常理用词――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传统的小说家用黑色代表罪恶，蓝色代表忧郁，红色代表热情，白色代表纯洁，但张爱玲却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色彩心理。
《封锁》里有这样一段对女人白色手臂的描写：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从这个《封锁》里的男人眼里看出去。女人从手臂到整个身体都是没有款式的牙膏，白，却毫无生气毫无内涵。牙膏的白生涩而有刺鼻的味，明晃晃地成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由让人起腻嫌弃，这就是张爱玲化的色彩语言，不仅是对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还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
与死亡、绝望、悲哀、无光、沉默、焦虑相连，又与纯洁相关。张爱玲这里的白色显然与纯洁无关，只是暴露了现实、家庭、人性的丑陋和荒凉，展示了女性的一无所有的悲剧身份与命运。白色在此具有了一种讽刺与控诉的含义。
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
《红玫瑰和白玫瑰》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自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
3、奇妙的比喻。
张爱玲善于用比喻，她的比喻总是不落巢自，新颖无双，让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来形容人生坎坷和无奈，高度的概括和准确。
当七巧遭到季泽拒绝时，张爱玲描写七巧的神情象“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明而凄怆。”这个比喻不仅把七巧此时痛苦、压抑的心境表现出来，也暗示出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如同蝴蝶标本――没有一点生命力。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
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张爱玲的比喻有点“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但是这种似乎“恶毒”的比喻，它比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更能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花调》)。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和时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形。
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让读者不禁莞尔，也给书中阴沉的气氛增加了一些亮色。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五
《杂说四则》是韩愈具有代表性的论辩类的文章，篇幅短小却予以深意，体现了韩愈论辩文的特点。
《杂说四则》是韩愈四篇短小精悍的论辩体散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杂说为内容驳杂，随感式的论说文字，是一种一事一议，或数事一议，借题发挥，行文自由，褒贬分明的文章体裁，也是议论文的一种。杂说起源于先秦诸子的零章片段，经过韩愈的创新，逐渐发展为有完整结构的篇章，可以说是后世杂感、随笔类杂文的先驱。
韩愈的杂说，语言洗炼，妙趣横生，文学成就较高。《杂说四则》是韩愈较有代表性的杂文，这四篇杂文都是借此喻彼，为“愤世嫉邪”(《杂说・崔山君传》)。其一《龙说》说“龙”，说龙吐气成云，凭借云可以上天入地，龙一刻也离不开云。这篇含义比较隐晦，历来解释不一。清人李光地说：“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精而言之，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大而言之，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之兴起百世，皆是也。”(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这只是大体说明了其含义。其二《医说》说“医”。用医病比喻治天下，意在标明严明统治秩序的重要性，维护封建秩序。其三《崔山君传》是说“貌”。说一种人貌丑而心美，但他们是实在的人;人貌美而心类禽兽，不应算是人。其四《马说》说“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这一篇千百年来已家喻户晓，今天“伯乐”已成为“好领导”的代名词。
韩愈《杂说四则》中的四篇杂说是后人将韩愈的四篇精短的杂文收集整理到一起的，这四篇论辩文蕴含了韩愈创作论辩文的多重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值得人们关注。
一.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因此，韩愈漠视那些达官贵人，并对他们表现出不满与蔑视，认为他们气满自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确，真正的好作品是“恒发于羁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当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作者受到的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也就寄托了作者愈多的思绪，愈加能表现出作者的深切的情意。
《龙说》《马说》就是韩愈作文“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的代表。两则杂文分别是借龙、马这两种动物的遭遇来写人，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而其著名的《马说》，作者看似在为千里马叫屈，实则在为被埋没的有志之士鸣不平。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一：“通篇两用”不知“字，有千钧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国士之爰书”，“其真不知马也”句，“是国士辨冤之诉词”。又云：“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二.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
韩愈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而不强调辞藻的华丽与形式的整齐。
韩愈还明确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
《马说》就从伯乐与千里马的典故加以生发，来讨论人才问题，《龙说》则从《易・乾卦・文言》中“云从龙”一句加以扩展、发挥，用云与龙的关系，说明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有所依凭。有人认为这是指“君臣际遇”，也有人认为这是“朋友相交”。不论是从哪一方面解释都可以将文章内容演发出深刻的寓意，内容是充实有效引人深思的。而其它两篇杂文作者也立足于社会发展以及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角度，阐发了鲜明、深刻的予以深意的观点。
韩愈在作文立意方面有直接论述，“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答胡生书》)，提出作文要有深刻的立意。所谓立意深刻，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作者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局限于它的表面，而能深入到它的本质，从而在写作时从日常平凡琐碎的题材中，也能生发出深刻的立意。就写作实践来说，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艺术方法上的立意求深，就是要在表现内容时层层翻剥，引导读者从现象逐渐认识本质。韩愈就善于使用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把立意逐层加深。
《杂说四则》分别以“君臣、朋友”的遇合应求、“治理国家”要严明法度、辩证分析“外表”与“内在”的关系、“人才”选拔为论说的立足点，切合社会发展，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是韩愈对世事的深刻慨叹之作，立意深远，值得回味。
《龙说》写于作者仕途蹭蹬之际，借龙和云的关系比喻君臣、朋友之间的遇合应求关系。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道古而波折自由，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转换变化处更多”(清代张裕钊语)，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历来被奉为典范。《马说》则作于韩愈仕途不畅之时。文章借阐述善于相马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比喻选拔任用人才者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文章也表达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历代对此文赞誉有加，清代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价其“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三.抑遏蔽掩，婉曲尽情。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到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段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韩愈文章的气势、内容和艺术表达的特点，苏洵所说“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就是指韩愈作文好用较为委婉，含蓄不露的艺术手法。
《龙说》和《马说》这两篇托物寄意的论辩文，其笔法含蓄，“不使自露”，可视为“抑遏蔽掩”的一种方式。两篇文章都是借此喻彼，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之情，前者以龙和云的相依相存，比喻圣君和贤臣的相辅相成;后者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比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两篇文章都没有直接提及“圣君”与“贤臣”，“人才”与“当政者”，但是通过联系韩愈的生平以及际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文章内作者委婉寄托在“龙”与“马”身上的自己的微妙情感。这两篇运用“抑遏蔽掩”的手法写成的论辩文可谓含蓄蕴藉，意味悠然，委婉尽情。
四.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将“浩然之气”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认为只有内心充盈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笔端语句文字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显露出别具一格的神韵来。
《杂说・马说》是韩愈通篇都用比喻来组织的论辩文，比喻包含在议论的框架之中。用古代伯乐相马的典故来组织文章，第一、二句开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反一正，提出论点，说出了三层意思：要发现人才，首先得有识别人才的人;人才常有，但却没有被发现;这是因为缺少识别人才的人。接着，顺着思路推进文意，第一层“虽有名马”，具体写识别人才的问题;第二层“马之千里者”，实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第三层“策之不以其道”，进一步讲怎样理解、善用人才的问题。最后做“不知马”的慨叹，回应开头的“世无伯乐”，表明讽刺现实的用意。文章虽处处说马，但实质上全是在论述人才问题。作者在比喻中有层次地论述问题，把论点一步步展开，深化，并以答案鲜明的问答句结尾，再次强调“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主旨，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六
在公共场所，随便大声喧哗的人并不少见。
一次，我像往常一样步入书店的大门，随手拿起一本我最喜爱的故事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可正当我的心随故事情节波荡起伏之时，一个小弟弟突然飞也似的窜到这边，又飞也似的跑向那里，边玩还边大声欢笑着。我的思绪立刻被打乱了，再看书店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满意地斜眼瞟着他。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过去大声斥责他，但我忽然记起老师给我们讲过，劝说别人也要讲究语言艺术，于是，我静心合上书，轻轻走到小弟弟的面前，和颜悦色地说道：“小弟弟，你也是来看书的吧？”“嗯。”他点点头。“你看，这里是公共场所，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呢，你这样大喊大叫，可是会影响别人的哦。另外，姐姐告诉你，大声喧哗，还容易造成飞沫传播，容易传染疾病，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小弟弟，你知道了吗？”说完，我冲他笑了笑。
没想到，他懂事地小声说道：“我知道了，姐姐，谢谢你！”说完，拿了一本童话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书店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某些不讲文明的人，总喜欢随地吐痰，这不但不卫生，也致使我们的家园——地球村染上各种疾病。
一个周末，我和邻居的一个小伙伴，正走在风景如画的公园里，聊着各种有趣的话题。忽然，她的喉咙一阵哽咽，我本想前面就是垃圾箱了，她一定会把嘴里的东西吐进去吧。谁知，她竟一下子把一口痰吐在了路旁。恰巧这时，一个老奶奶从这里经过，一脚就踩在了上面，使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唾沫脚印”。
看到这里，我拍拍她的肩膀，指着前面的标示牌，说道：“朋友，你看，这里写着“不要随地吐痰，做一个文明的人”，你知道吗？吐痰虽然一时让自己的口中得到舒畅，却极易传播疾病呢。而且这种行为，不仅对别人有害，对自身也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朋友，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园，争做一个“文明小卫士”吧！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真诚的眼睛，说道：“谢谢你，我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都笑了，那笑，真甜！
那天，我们在一起玩得可真开心！
上课不注意听讲，家庭作业不认真完成，这样的学生可是大有人在。
比如我班的'一位同学，上课不是摆弄文具，就是摇头晃脑地跟同学说话，不管老师怎样叮嘱，却就是“死不悔改”；回到家里，书包一抛，一下子就跑得不见踪影，根本不管作业有没有完成。
而第二天交作业，他不是说没记住，就是说忘记带了，老师让他晚上回家补作业，他早已抛之脑后，继续和院里的小伙伴打打闹闹，直到夜幕降临，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可谓是对玩“痴迷”到一定程度啊！当然，考试时也是一塌糊涂。
一日，我遇见了“晚归”的他，见他又玩得满身是土，便耐心地劝他道：“你看，“一寸光阴一寸金”，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吧，时间浪费掉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上课好好听讲，作业认真完成，只要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我相信你！”
果真，在我温暖话语的鼓励下，他慢慢改掉了坏习惯，成绩也提高了许多。
劝说别人，其实也在警示着自己。学会劝说的语言艺术，让对方心服口服，相信你也一定可以。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七
乡愚即乡镇愚民，他们的产生与中国传统乡镇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财富相对贫乏以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乡镇居民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尤其在城市兴起，形成了自己相对庞大的经济与文化规模之后，乡镇居民的知识水平与理解力就更加趋于弱势，而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或者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事物时，往往会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因此，往往被智识之士称为愚人。与此同时，乡愚的朴实、无知与憨直成为对于装腔作势的官方礼仪的有力的攻击。乡愚式的嘲讽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乡下愚民的口吻风趣而犀利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无论“真命天子”如何乔装改扮，在对他知根知底的乡愚们面前，都要脂粉脱尽、原形毕露，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脱冕”，而这一“脱冕”则是通过一个愚人――一个乡间愚民的无知却又质朴真实的眼光而达到的，但是这种眼光却具有所向无敌的洞穿虚伪的揭露力量。
二、白描中暗含讽刺。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我国素有“白描打底”的传统，无论是画人物肖像，还是花鸟山水，是工笔画，还是水墨淡彩画，都把白描勾勒当作绘画之本。白描同样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技法。它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不作静止的、繁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一些富有特征性的外部现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感受到描写对象的整体品貌、内在生命和全部关系，得到美的享受。在鲁迅小说中，作者往往使用白描手法就让讽刺对象无以遁形，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三、以对照手法冷静、客观讽刺。
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有尊卑之分，命自然有贵贱之别，在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社会处于动荡的旧社会，以赵太爷、鲁四爷等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牢牢掌握着其他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任意践踏其他劳动人民，而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眼里，他们高高在上，仗着有钱有势对别人的剥削和压榨都是理所当然毫无异议的。比如阿q调戏了赵家的佣人吴妈，赵家便可以随意毒打阿q，还与阿q签订了极不公平的五大条件，而在阿q和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赵家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错的都是自己，对的都是赵家。又如，鲁四爷对祥林嫂的去留具有决定权，实际上也意味着对祥林嫂的生死具有决定权。在刻画赵太爷等人的时候，作者往往采用对照手法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四、巧妙的讽喻手法。
讽喻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它利用人物及对其行动的叙述，使一隐喻得到引申，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了讽喻作品，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的新娘，以新娘的口吻写出：“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鸿即蛤蟆，诗歌以癞蛤蟆的形象比作卫宣公，表达新娘对卫宣公的憎恶。自《诗经》之后，又出现众多反映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的作品，唐朝诗人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他的著名的讽喻诗《卖炭翁》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鲁迅，其讽喻手法的应用，犀利而睿智，以《故事新编》为代表，其重要特点是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讽喻今人今事。鲁迅说《故事新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在写人叙事上显得无拘无束，其间非常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现代生活内容，不但使作品妙趣横生，而且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实，增强了讽刺性。
五、反语的精当使用。
反语就是说反话，或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运用实际上的意义跟字面意思正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意思的修辞方法。反语一般是用来批判、揭露坏人坏事，在文章中可以取得幽默、讽刺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如恋人之间打情骂俏时姑娘对小伙子说“死鬼”、“讨厌”等实则是对对方的一种昵称和喜欢，而有矛盾的两人中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真聪明”、“你真行”等听起来是好话的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蔑视和讽刺。鲁迅是使用反语的高手,写人叙事，插入一两个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不仅使文章充满幽默和活泼，而且使他的讽刺锋芒更为尖利。他自己也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由于作者强烈的批判思想，使他的反语往往显出反话正说的特点，且用词精当，一反即透，一步到位，决不留情。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八
岁月如流，即便是过了数十年后的物是人非，那个红颜飘零、命运多舛、最后魂断异乡的“残酷天才”张爱玲，依旧能让你为她给读者营造的光影陆离的故事所倾倒。一个目空一切，笑观世界沧桑，对世间冷暖悲欢离合都淡然处之的女子;一个身着精致旗袍、婀娜多姿，看破人情世故、对世界深深厌倦的女子，一个事不关己、笔调哀婉，在茶烟缭绕中讲述一个个女子的故事的女子，如此精致，如此孤傲。她用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末世旷野，华丽哀婉的笔调诉说，以一种贵族式的华美和西方异域风情在中国本土亮相，无论是精致的情怀，怀旧的贵族情怀，个人主义的话语，还是深藏的女权主义，她对生命的理解总是彻头彻尾般透彻，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矛盾与尴尬。
她出身名门，在书香与官僚气中成长，濡染着贵族文化浓重的末世情调，接受土洋结合的文化校阅，她的经历跟她的世俗小说一样，家道中衰、父母离异、人情冷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后，她过起了普通^柴米油盐的生活，这个“天生写悲剧的人”，因童年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她悲观寂寞、敏感脆弱的性格，以至于她的小说总是以苍凉悲壮的面目示人，打着“苍凉的手势”沉入永恒的时间之河。她的小说被人称之为“在一个水土特别不服的地方探出头来”，她用独特的视角审视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命运，彻底披露人性，在“冷峻”中窥伺人生，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以孤凄的感受展示特定时代中普遍的病态人生，并表现出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无可奈何，她用站在高处鸟瞰人间百态的姿势，以第三者的身份，用敏锐冷酷的笔调带我们走进一个个女子幽谧的世界。
意象是指通过色彩、光线、物品、声音等营造出的物象形态，就意象而言，张爱玲用其密度较浓。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那种对人生莫测的苍凉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生活中的东西，把最昏暗最荒凉的感觉落实于眼前的实物上，使之意象化，艺术化，增加作品的思想内涵，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很多人写过张爱玲小说中意境手法的运用，无非是“月亮”“镜子”这些已经被世人熟知的家什，本文在这里不再重复前人所见，重点谈一下张爱玲接受西方新观念后在本土小说中的应用。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这一段描绘是结合了电影艺术中经典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从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长镜，到镜子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山水屏条，然后镜头缓慢雾化，在推进时，镜子里的翠竹帘子已经褪色，金绿山水也换成了七巧丈夫的遗像。如此一晕一看间，人世间已经是沧桑十年了。这种营造的意境与电影表现手法的结合，使得一些原本停留在文本表象的'意象画面凸显出来，具有鲜活流动的视觉美，给作品增添了现代感。
她穿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崩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上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
――《红玫瑰和白玫瑰》。
这样的描绘别说是精于绘画的张爱玲，连普通读者都能想象得出青翠欲滴的绿了，而用绿缎子络起露出的深粉红色衬裙，与人物“娇蕊”的名字是极相称的，同时也暗藏了人物对振保来说是“热情的红玫瑰”了。
张爱玲也喜欢浓烈犯冲的色彩，她娴熟地运用色彩的纯度、冷暖和明暗对比，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视觉审美特性。除了色彩，她还借鉴西方现代美术在光与色表现的特点，巧妙加以转化，是她的小说呈现出逼真的多样化的艺术效果。这个在中西文化共同熏陶下生长的女性，通过艺术已与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文风异常特殊，她的文字无法归入任何派别，自成张体;她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的众多营养;她的作品融合了前卫与世俗的矛盾复合体。她需要一种领先于整个时代的脚步和游走于整个时空的快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他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他不够严肃。”“奇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和“东方文化中沉沉的**片”陶冶出她深厚的民间文化素养，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使她衍生出相应的褒贬原则和审美标准，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文化教养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文化人格，而这种人格在她的语言上得到充分表现。
张爱玲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完全迥异的语言风格，雅致、瑰丽、珠圆玉润，胡兰成曾说过“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那一个个繁华下的满目疮痍，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温柔下的忧郁悲凉，在张爱玲华丽凄绝的语言下向世人诉说着“撕裂了的美”。
语句，大概只能是在文末了，一两句结尾，留给观众独自想象的空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结尾总是那么短，寥寥数句，却发人深省。
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花凋》。
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倾城之恋》。
优美的文字书写的绝望应该是沁人心扉的罂***，摇曳生姿魅惑瑰丽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张爱玲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没有太多让人感觉高不可攀的东西，这与琼瑶阿姨的风格完全相反，琼瑶笔下的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从不为金钱所累的形象，但是张爱玲不同，她笔下的人物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每个人看完后掩卷沉思，唏嘘不已，仿佛那个人就在自己身边，或者干脆在自己身上找到些相似之处，正是她身上那种市井俗人与文坛才女双重气质的奇妙统一，成就了这位文坛异数。
贾平凹先生说：“张爱玲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子。”一切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家常细事，在张爱玲的笔下都夸张成大特写，组成旧时代大上海散乱、琐碎而又真实存在的生活。张爱玲再“俗”，也是归根于“雅”的，她靠她的才气和灵气在极俗的叙说中制造出极雅的意趣，做到了俗中寓雅，似俗实雅。但她又是如此“世俗”，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其中不乏一些近乎无聊低俗的情趣，怀着一股满心的喜好，念念不忘那些周遭琐事，心甘情愿地留恋于红尘浪里、市井之间不知归途。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男人，抱着“举目四眺，世界满目疮痍”的悲观，导致她对于生活小趣味的过分嗜好，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脱俗的洒脱态度。她的散文里浸透了女人的感性，她一往情深地谈论一块布料、一件衣服，那种从穿衣中体味到的喜悦对于男人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昭示着她心底那份对世界和男人的不屑，那份唯我独尊的享乐主义。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企图以嫁人大户人家的方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名不当户不对，让她倾其所有都没有获得地位和金钱，于是，她的性情开始变化，扭曲的欲望加之在儿女身上，亲手毁掉儿女的幸福，从一个引人同情的被害者到人人憎恶的虐待狂，这个变质过程其实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权的一次总爆发，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君临、威压和吞噬。
张爱玲的作品，分写、散写、杂写、改写等各种表现形式都被她有理论、有系统、有条理地拆拆拼拼，居然造就了一代名家风范。她是那个特定时代中西方教育机制下的产物，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运用自如，还创新性地融入大量欧洲艺术，她的阅历之丰富。语言之独特，世俗之精致等是任何人学不来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不多见。
张爱玲是安静的，她不喜张扬，习惯偏安一隅静坐，对于人生她只是一个看客，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她把喜怒哀乐收藏，自己品味，不在乎外界，不顾影自怜。看那弄堂深处，旧情人身着大红旗袍，美目流转，巧笑倩兮，两玉指夹着细长的苏烟，管他身后的那高楼万丈!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九
“象征”一词在希腊语中本来是指“一块木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以保证相互款待”的信物,后来引申为观念或符号的代表。(袁可嘉《后期象征主义》,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第二页),艺术中“象征”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通过某一特定形象以表现和暗示超越这一形象的含义和观念。象征中既包孕着比喻中的暗喻成分,又包孕着寓言表述中的比附因素,但又有所生发和放大。美国学者劳・坡林(lawrenceperrine)指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的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这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过它所说的。”
在文学艺术的幼年时期,象征常通过事物与形象之间的比附来实现。如在我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熊罴是吉祥的象征;乌鸦是不吉祥的象征等等。在西欧基督教中,百合花总是象征着圣洁的童贞,洁白的羊羔象征着信徒等等。
这种早期象征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事物与形象的比附内涵比较确定,不想现代派的象征主义那么晦涩和丰富,暗喻的成分较多,但是象征内涵比较丰富的作品也已经出现。这可以从屈原的《橘颂》和《山鬼》的比较中看出来。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橘颂》与《山鬼》是否同为象征作品的讨论中,梁宗岱先生就认为《橘颂》是有象征意义和象征手法的寓言,而《山鬼》则是象征体作品。也就是说,此时中国已有象征体的诗赋出现了。
当然,现当代关于象征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深化和发展,现当代艺术意识中的象征,已不是用事物与形象之间的简单比附的方式所能达到的了。现当代艺术意识中的象征是一种创造艺术,一种新观念的寻求与诞生,现代的象征艺术魅力表现在:它往往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意蕴丰富、深邃,不是一眼所能望穿的。它大体有如下一些特点:(一)象征的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二)表现对象的荒诞性,这里的荒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形象形态上的荒诞性。如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天等。二是生活情理上的荒诞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三)艺术的抽象意义渗透于整个象征意象之中。
二
鲁迅的创作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但鲁迅的创作却很受屈原和外国现代派的影响,特别是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从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时,就具有象征主义色彩。这一点,矛盾早在《读〈呐喊〉》中就指出:《狂人日记》是浸着“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的,“狂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色彩较浓的人物形象。在这篇作品中,“古久先生”、“陈年流水薄子”、“狂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日子等,都具有浓烈的象征色彩。
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写作,大致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从作品整体来看,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如《药》、《明天》等。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药》中只有那一圈围着坟顶的红白花才是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其实这篇小说很有几处使用了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在环境的设置上就具有明显的象征色彩。“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者”。这里设置的环境是黑暗的,“夜游的东西”和“什么都睡着”从表面看来是对当时虚构的时间和环境的描写。而其实鲁迅这种描写是有其深意的,不是很具有对当时中国现状的象征意味吗?在小说的结尾处有一个细节也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结尾,肯定是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但对于其象征的意味,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乌鸦是革命者的象征;有的认为“意在创造一种开阔深远,明朗生动的意境和气氛,与写在夏瑜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有相同的作用”。我认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恰恰表现出象征意象的审美特征。每一个读者在对象征意象的审美过程中往往能领悟到意象所载负的某些抽象观念和哲理,但好的象征意象往往使人始终也难得出最确切的结论。不同的读者,因为知识、经验的结构不同,智慧程度不同,便会对意象“猜出”不同的意义来。所以文学象征意象所包含的意义显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药》的结尾由于采用了象征艺术手法,从而丰富了《药》的意蕴,使整篇小说给人一种玩味不尽的感觉。使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空间,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小说在象征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事物有某种暗喻和象征意义。如:前面提到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和“族里的人”;《药》中的“华大妈”与夏四奶奶;《故乡》中结尾的“路”以及《狂人日记》中的“房屋”;《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等等。这些人或物,其表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本身,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下来欣赏和思考,而且其蕴含的意义又总是难以一言道尽的。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既有意蕴性,又有层次性。
鲁迅白话小说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寓言性”。这一点,在《故事新编》里表现得得尤为明显。孙刚先生把《故事新编》的文类定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寓言”其主要理由是《故事新编》中的人物以思想的“类意象”出现,即他们不再是他们本人,不是个别对象的个别特征的表象和观念,而是关于一类对象的综合表现和类型化的观念。[4]这样,这些人物和故事就不仅仅是人物和故事,而是某种哲理和观念的表达,充满了象征体类的特点(《出关》、《采薇》等)。你很难想象鲁迅只是在演绎历史故事。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充满了鲁迅对时事的看法,可是你若把它与当时的时事一一对照,又很难讲对照的是哪一件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我认为鲁迅的作品像但丁的《神曲》一样,“兼具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特点。
三
鲁迅白话小说虽然大量使用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甚至某些篇章也可以看成是象征体类的作品,鲁迅自己也对象征主义做过一定的研究,但鲁迅并不是一位刻意追求象征主义的作家。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波特莱尔的作品并评价《恶之花》时,认为波特莱尔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美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的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因此,鲁迅对古人和外来的象征艺术手法和象征主义,不过是采用“拿来”的态度,用象征的艺术性手法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服务,不是照搬,而是将其现代化与民族化。鲁迅曾说“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本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众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是要有地方色彩的”同时,鲁迅认为现实主义是可以容纳现代主义因素的,认为现代主义中,强调主观性的合理部分,创新的精神,都可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吸收融合。“一切事物虽然以独到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异国,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
鲁迅虽然主张融合吸收,但绝不盲从,而是严格区分。在二十年代初,有人把一些非象征主义的小说说成是象征主义的。对此,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以李四的作品为例,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就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8]以讹传讹,鲁迅认为这是很可怕的现象。鲁迅这种认真严谨的学风、文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一)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二)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统治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四)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五)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六)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三、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叙事方式的特点则是小说作者个人风格的最直接的彰显。作为一位在理论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实践上以30多部中短篇小说垂范的小说家，鲁迅在小说叙事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极具个性特征的叙事风格。准确把握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特点，对于我们实施鲁迅小说的教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鲁迅小说叙事方式主要具备简洁、冷峻、从容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简洁。
简洁体现小说家叙事时信息呈现的高效。鲁迅继承中国文学语约意丰的传统，在有限的篇幅里多角度多层次呈现丰富的信息，表达深厚的情感，传达深刻的思想。其小说文字的投放量与呈现的信息基本成反比，显示出同时代及后世小说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和高效率。他一生虽然没有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留存的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就承载的信息量而言，大多可视作长篇巨制的浓缩。为臻此效率，鲁迅的叙事力求简洁，在内容的剪裁、文字的删削、叙述角度的精选、结构的安设等方面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他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有意识地“简化”旁观者对当事人行为的反应。《祝福》由此而变成一个“我”所知道的苦女人的故事，《孔乙己》记录的是一个酒店伙计眼中的落魄读书人的遭遇。《药》采用双线结构，让夏瑜的革命活动与华老栓一家的琐碎生活构成对比，在突出主旨的同时，省却了不少的篇幅。否则，茶客谈话中的夏瑜狱中生活，改为正面描写，既费笔墨，又不能见出当时民众对夏瑜事迹的反应。至于鲁迅通过词语的推敲打磨造就的“简洁”，教学中可沿袭古典诗词的“炼字”传统。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七个字，写了四种动作，表达三种情感。鲁迅小说中叙事词语的简洁，也在追攀这样的高度。《孔乙己》里表现孔乙己为“回敬”别人对自己的奚落而“排出九文大钱”，被打残后的“摸出四文大钱”;《药》里面华老栓在装钱的衣袋外反复“按一按”，康大叔“抓过洋钱”后还要“捏一捏”;凡此种种语词的选用，都可看出鲁迅对文字最大表现力的有意追求。在教学鲁迅小说时，应当留意这种有些“刻意”的追求。
(二)冷峻。
冷峻指的是小说家叙事时情感表达的高度节制。简洁的外在标志是文字的投放量，而冷峻的标尺是情感投入的深度。小说家的情感越深厚，其叙事越能收敛情感的偏向或外溢。鲁迅小说叙事的冷峻，是对中国文学似淡实浓外癯内腴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在教学中，我们尤其要扣紧鲁迅作品里那些貌似无情实有情的文段和句子。《祝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我”问四叔家的短工祥林嫂“怎么死的”，结果短工这样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就是典型的“冷峻”!反问里蕴涵着短工的愤苦和无奈。读者正是从这样的“无情”处感受到“有情”。
《药》里面当茶客们谈完夏瑜的狱中生活，为华老栓、华小栓的“好运气”进行廉价恭维时，鲁迅写道：“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这句话真是“阴冷”到读者的心里，激出却是作者对普通民众“哀其不幸”的一腔热血!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一
周四上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上的是我很喜欢的内容――口语交际。一上课，老师就请两位同学表演了一个不成功的劝说例子——一个“孙女”劝“爷爷”戒烟，倒被“爷爷”反说了一顿，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在分析了刚才两位同学为什么没劝说成功的原因后，老师提供了四个“劝说”素材：劝爷爷戒烟；劝他人在公共场合别大声喧哗；劝他人别天天玩电脑；劝朋友不要乱扔垃圾。并让我们找同桌或前后排同学自由组合表演。
我立刻选择了素材一，有了前车之鉴，加上我以前劝爷爷戒烟的经验，我觉得很有把握。于是我和同桌卢恒大决定合作表演。他自然演“老爷爷”，我自然演“孙女”。可是，他演的老爷爷，怎么那么像一个老顽童呢？算了，老顽童就老顽童吧。可是，我拿什么方法对付他呢？嗯，对于这个“老顽童”，我还是用事实说话比较好。劝说，可是一种艺术呢！开始表演了。第一组是王豪等三位同学，整体设计得还可以。但有一段劝说词没设计好，很没艺术感地用了强迫的方法，于是，一个80分送给他们。轮到我们了。
我搬了把椅子放在讲台上，开演！“爷爷，您知道吗，外国有一个人，一分钟吸了60根烟，结果死了！”“爷爷”正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得地抽着一根烟，听了我的“新闻播报”，慢悠悠地发话了：“别拿这个吓唬你爷爷，我抽烟又没那么快，有我什么事？”看着卢恒大那一副“我早知道你会劝我戒烟”的样子，我假装着急地说：“唉，一根烟能毒死一只小白鼠，二十根烟下来，一头牛都会丧命啊！”“去去去，我又不是牛和鼠，别吓你爷爷了！”我貌似无话可说地走回屋，实际上――几秒钟后，传来了我的叫声：“天呐，网上讲又一个人因为吸烟得肺癌死了！
全世界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因此丧生？！oh，mygod！”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此时，那位“爷爷”竟然忘了他的戏份！我只好再编几句了，但在观众的笑声下，我又笑场了……终于，这位“爷爷”记起了他的戏份，走过来，瞟了一眼“网页”。几秒钟后，传来了“爷爷”的声音：“天呐，这个害死人的烟啊！”终于表演完了，老师给我们打了90分。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二
俗话说，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当孩子一出生，我的脑子里第一个问提就是：我该怎么教育他。我已经被耽误了前半生，可不能再耽误我孩子的一生。带着这个问提，一直苦苦的搜寻着。谈论对孩子教育的心得，经验。从正反两面的例子，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真的是心想事成，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确实，首先要与孩子成为朋友，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不要用父母现在的年龄，经验，来评判孩子的是非标准，而是要让自己回到孩子的年龄阶段，重新伴随着他一起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对他教育，引导，这样才会有传统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而非当今社会的父子关系。
第二，是对孩子的'尊重。现在的孩子是打不服的，只有无限的关心，呵护，引发他的善心，孝心，才会顺顺利利，茁壮成长。最主要，不要将父母的价值观，梦想，强加给孩子。
第三，孩子的生存能力最重要。学会经济。学会当家。面对竟争。学会独立。面对人生低谷，挫折。面对社会中的种种陷井，都要能从容面对，培养生存能力至关重要。
第四，信任孩子。信任他，他就能做到，就会无话不说，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这样，家庭责任，社会责任，都培养起来了。早恋，不听话，等一切问提都有办法解决，一句话，慈爱入骨，孝心会让孩子坚守原则，坚守道德底线。
最后是成长的氛围，古有孟母三迁，昔有范仲淹的母亲，面对人生的挫折，仍教范仲淹发达后要照顾受难的人，今有美梦老师与诸位家长的殷勤奉献。母亲教育孩子这是天下安定最重要的力量，唯有好的母亲，好的太太才能出圣贤人，出君子，造福社会。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三
周末下班回到家，儿子在看电视，见了我说：“妈妈，周末了，我要看电视。”
“好的，我来给你做饭。”
“不用了，我买了面包，来，你来吃一口。”儿子把面包塞进我嘴里，一如小时候，一个水烙馍，紧紧攥在手里，从放学的路上拿到家里：“妈妈！咬三口！”我轻轻地咬着，每一口，都是幸福。
儿子不吃，我的晚饭就很简单。
然后去转街，去看琳琳朗朗的时装，看匆忙中过往的人群，感受凡俗中的烟火。
知道儿子吃不饱，路上又买一份煎饼，带回家，给儿子。然后母子一起看电视。同样的，我睡去后，他就把声音调小，去玩游戏。
昨天中午，下班回家，匆忙中只做了米饭，炒鸡蛋和一份紫菜汤，微微酸楚地问儿子说：“吃得惯吗？”
他喝了一口紫菜汤“很好喝耶!妈妈，人的贫穷不是永远的。”
那一刻，我暗暗的潮湿了眼角。
下个月，就十五周岁了，是个懂事的年纪。而你的懂事，已经很久了。
六岁时，夏天的傍晚，狂风乍起，天昏地暗，把窗户吹的.啪啪响，雷声隆隆。我吓得趴在床上，打你父亲的电话，在喝酒，回不来。小小的你，去关门，把凳子都搬过来抵住，对我说：“妈妈不要怕，有我呢。”
看惯了我和你父亲的争吵，看惯了妈妈的哭泣，有一天晚上你对我说：“妈妈，你离婚吧。”我惊诧不已。妈妈的忍耐，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家呀。
我要等你长大，而你一直在催：“妈妈，你离婚吧。”
去年，你站在你父亲面前，俯视着他：“要过你就好好地过，要不你就离婚，我鄙视你。”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你：“孩子，跟着妈妈会吃苦。”
“不怕。”
“孩子，你没有完整的家。”
“人家周杰伦的父母也都是离婚的，又怎么着了。”
就这样，我们母子单独在一起了。
妈妈终于不再承受太多的折磨，痛苦。而你，无疑失去一些什么，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一份父爱，一个完整的家。如果当你初是另一句话：“妈妈，别离婚。”我就仍会坚持忍受，直到你离开这个家独立生活。但你没有这样做。
我用我的幸福换你一个快乐完整的童年，你用你的幸福还我一份自由。孩子，你有多懂事。有几个孩子会这样做呢。邻居家的阿姨都气的抑郁症了，想离婚，因为孩子不想离，就都忍下来了，女人，大都是为了孩子生活的。
自小到大，没有问我要过零花钱，要过零食，要过衣服。过年的压岁钱，是你买资料和一年的零花钱。今年的不多，爷爷奶奶的都没有了，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爸爸也只给了一百块钱。说是他没有抚养你的责任，是妈妈要独力抚养你的。可你还是坚持自己买一箱方便面，我不忍心，又给你买了一箱子，你是那么爱吃方便面。
昨天，你递给我100块钱：“妈妈，我的鞋子开胶了，你去帮我修一下，再帮我买一双。”
我推开：“你的钱还不够你买资料的呢，今年初三了，要花的多一些。”
“没事，爸爸以后请我吃饭我不去了，我问他要一点钱，够买资料的了。”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爸爸喜欢请人吃饭是因为喜欢有人陪着喝酒，不会折钱给你的。
我再推，他再推给我，坚持给我。
这样穷的日子，从来没见你有丝毫的抱怨和委屈。每天背了书包快快乐乐地跟我打招呼：“我要离家出走了哦，不回来了。”
而我，也不愿给你过多学习上的压力：让我们做个普通人，过平凡的生活。
不惑的母亲，如果愿意，也还是可以再嫁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再也不愿意，给你丝毫的委屈。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四
读张爱玲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意象了。她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一个个意象让人目不暇接。张爱玲用她那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感性世界，在她丰富的意象间游刃有余，加强了作品的寓意。用意象暗示作品中的叙述视角，张爱玲以人物心理为依托创造出了独属于她的艺术风格。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张爱玲用她那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创造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现代女作家，笔名梁京。19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其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父张志昕为晚清名臣张佩纶第三子，祖母李菊耦系李鸿章之女。她七岁开始创作，熟读古典文学名著。父亲给了张爱玲古典文学方面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母亲教她英语并在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方面给了她西式的熏陶。贵族世家的没落、世事的沧桑，形成了她敏感、脆弱、悲观的心理气质。后来张爱玲又在中西文化交杂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因此，张爱玲的文化修养既有满清贵族的豪华，又有西洋文化的时尚，中与西、新与旧的冲突及互渗，自然而然地表露在她的作品之中。1943年张爱玲回到上海，成为职业作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具有在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特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这位天性内敛、不善与人交流的才女，在通俗与先锋、古典与现代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站在女性的角度，用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揭示那个时代背景下，女人生存困顿、无奈与苍凉。对笔下的女性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我愿意尝试分析张爱玲的一花一沙，并以此证明张爱玲的成功。
一、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钟爱的意象很多，即使那些已经包含了一些设定的象征意义的传统性较强的意象，不但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感性世界，还加强了作品的寓意。张爱玲也能用她那超强的推陈出新能力，将这些意象营构得出神入化。同一意象的不同转换间接构成叙述中的不同层面;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
1.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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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中对太阳意象的书写也不同，试看以下几段：
这是小说的开端，太阳的意象把我们拉入了历史的长河。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
《金锁记》中七巧的女儿长安因不能忍受母亲的折磨，太阳的意象尤其多：
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照在房里，像纸烟的烟迷迷的蓝;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灶白瓷砖的厨房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
太阳黄烘烘照在三人脸上，后阳台的破竹帘子上飞来一只蝉，不知它怎么过了夏天还活着，趁热大叫：“抓!抓!抓!”响亮快乐地。
小说几次提到太阳，“正午的太阳”“下午的大太阳”，秋天里不该那么厉害的太阳，都给人生活的实在感。如果说《金锁记》和《茉莉香片》中的太阳还没有脱离开月亮的阴冷和清黑，那么在这里张爱玲是彻底地赶走了虚无，找到了生活的落脚之处。从乡下走进城市的阿小是这样，张爱玲也是这样。而女性生命意义的悲剧性也在这里达到了高峰，这样的意象旨在说明只有放弃所有对命运的努力，让心灵完全被琐事所占据的人生才是稳妥的。
2.鸟。
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味，张爱玲笔下鸟的`意象俯拾皆是。
她用如神之笔营造出众多鸟的意象。如，“屏风上的鸟”是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命运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频频以“鸟”为意象去描绘她笔下的女人。
假鸟为喻，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很多见的。张爱玲将女人、命运、飘忽的鸟联系在了一起，描绘得凄美绝伦。
二、“有声有色”的语言。
张爱玲的叙述语言主动追求音乐美、色彩美，形成了“有声有色”的独特风格。
1.音乐感。
张爱玲凭借对音乐独特的体悟力，把对音乐的偏爱融入小说里，用语言直接描写音乐本身。如：
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这里，作者营造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意象，将流苏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2.色彩感。
张爱玲从小就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和绘画能力，她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色彩。
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色的天也熏红了。(《倾城之恋》)“野火花”是《倾城之恋》中最精彩的意象，野火花预示了红红火火的“谈”恋爱。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乔琪)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沉香屑第一炉香》，此处，“橙红色火花”的意象描写很简短，虽无细致的勾画和渲染，却生动而深刻地将葛薇龙的命运赋予了火花的象征意义。
三、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的举动、对话，甚至光线、背景都反映出心理的进程。张爱玲也最擅长以通感方式将声音、气味、色彩、触觉等感官印象调动起来，或贯通，或跳跃，或糅合，或剥离，使意象更为新奇，更富于弹性。她还善于运用不同感觉方式的变幻，将意象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将意象中极微妙的情感色彩表现得更为立体。看下面的例句：
她(七巧)到了窗前，揭开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色窗帘，季泽正从穿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裤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前者，是《金锁记》中七巧的爱情幻灭时作者所做的描写，七巧与姜季泽的“决裂”，同时也是她对自己埋藏已久的爱情的诀别。这里的时间从一点扩展到一百年，强调了悲剧的延续与永恒。另外，作为一种传统意象，本身就常常与“怨女”形象相关联。七巧的“怨”就这样一层一层鲜明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后者，鸽子的意象是从七巧眼中出现的。迟来的爱情转眼又无望，被她赶走的“坏男人”季泽却被“白鸽子”这样温柔、美好的意象围绕着，这是七巧对季泽身体的渴望，也是她对自己那种温柔情感的既留恋不舍，又无法留住的惆怅。
以具体的意象写抽象情感的例子，如下面的关于鞋子的意象：
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行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红玫瑰与白玫瑰》)。
两段文字都出自《红玫瑰与白玫瑰》，前者是振保一方面感觉到来自王娇蕊(红玫瑰)的诱惑，一方面深深懂得“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因而感觉到“一阵凄惶”，落叶那“没人穿的破鞋”，是寂寞的、不健全的灵魂，只能踽踽独行;后者是振保在同他的妻子烟鹂大打后的内心感触，她的绣花鞋像一个怯生生的鬼魂，懦弱，毫无反抗力，然而既是“鬼”，就有着一种来自虚空，却作用于现实的压力。因此，第二天，“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
张爱玲是一个感悟型的作家，她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理念介入创作，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她所热衷于表现的主要是她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感悟。通过她所营构的这些奇炫的意象，用丰富深远的想象力，苍凉悲壮的意境，犀利娴熟的笔锋，体现出她自己对人性的冷静又痛苦的思考，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她是一个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独特的作家。她的小说，其艺术之深湛绝非一般流行作品所能比拟。张爱玲用她那丰富多彩、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在她的丰富奇炫的意象间游刃有余，创造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格。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五
去年10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和女高音歌唱家朱佳莉将在由国家大剧院和美中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歌声琴韵”交响音乐会上联袂演出。
此前，两人接受了《中国青年报》及其官网中青在线的专访，他们就“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与娱乐”、“音乐与人生”、“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等话题进行交流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该进入市场。
主持人：网友很关心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盛中国：我觉得我们改革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文化、艺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比如，现在电视台都有一个末位淘汰制，我说，对末位淘汰制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地淘汰。
文化体制改革，如果说让所有的艺术都进入市场，能生存就继续下去，不能生存就结束生命，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全世界那些极具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很多受众。比如古琴演奏，靠卖票，许多年轻人不太喜欢，不买票，怎么办？凡是从事这种受众很少的艺术门类的人，国家应该像保护文物一样把他保护起来。我不指着你赚钱，我还投钱给你。
最能赚钱的、最有商业价值的、受众最多的是流行的东西，我不反对这个，但是应有个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产业。帽子戴在文化上，可文化越来越弱化，只剩下了产业，也就是只剩下钱了。
要分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娱乐。
主持人：谈到这一点，我们特别想请你再接着说一说，因为对于很多青少年来说，娱乐几乎等同于文化，包括很多媒体，文化版变成了娱乐版。
盛中国：我去某沿海城市演出的时候，有位主管文教的市长，陪我观光市容。他非常自豪地对我讲：盛老师，你看看我们的文化怎么样，挺好的吧。我没理他，他说了3遍，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说，恕我直言，您这儿只有娱乐场所，没有文化设施。他很奇怪，怎么这么说？我说什么叫文化设施？音乐厅、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这叫做文化设施，你给我看的都是歌舞厅、桑拿店，这些不能称为文化设施。
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的群众，拿娱乐消费替代了文化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国民需要使命感，能够承担起一份责任，如果我们只懂得娱乐，不去崇尚文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扮演那个角色，就没有办法承担这种责任。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一个月当中去过几次真正的艺术场所，如果仅是去歌舞厅或者看一些草根的东西，比如二人转，笑了半天以后出来了，心里什么也不想，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一个人在娱乐面前，是有选择自由的，比如你喜欢跳舞，她喜欢唱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文化面前，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分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娱乐；你花掉的钱，哪些用在娱乐上，哪些用在文化上。对这方面的消费心里要有个数，特别是年轻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怎么到达这个高处，离不开精神的依托，而精神依托是离不开文化的。
比如音乐，有愉悦人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化人的一面。流行歌曲，说到底唱的内容就是热恋、失恋、怀乡、怀旧，不能再唱别的东西了，形式决定了它。我觉得很多深刻的东西，还是要通过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文学去展示。我们要让自己的精神肌体非常健康，就要吃精神里面的主食，不能仅仅吃零食。
有音乐伴随，人生才完美。
主持人：您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中国琴童成千上万，学琴考级成风，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盛中国：现在我们让孩子学提琴、学钢琴、学民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孩子学音乐，都要做钢琴家吗？不可能的，但是值得学。因为从小就学过音乐的.孩子，一定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孩子，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孩子，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审美格调和审美情趣的孩子，他会本能地拒绝暴力和丑陋。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小时候学过音乐，是在孩子幼小洁白的心灵里，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写上第一页，终身受益，这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科学家，像袁隆平、李四光会拉小提琴，钱学森会弹钢琴。虚构的福尔摩斯大侦探，破不了案子就拉琴，用艺术思维提高他的灵感，把案件破了。爱因斯坦也拉提琴，索尼的大老板当指挥家。他们都不是从事音乐专业的。可是，因为有了音乐，他们的人生很丰富。有音乐伴随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
有的家长进入了误区：96%的孩子，既然不是作为专业来学的，定位在素质教育层面学音乐，那父母就不要逼他们，更不要看中考级，该拉什么就拉什么。记住一句话，让孩子快乐地学音乐，才是正道。
还有3%~4%的孩子是搞专业的，要找一个明白的老师，孩子要极具天赋，不是一般的天赋，包括乐感条件和心理素质。
应该强调学生个人的内在修炼。一流演奏家和二流演奏家在技术上来讲没有区别，主要是人格魅力上的区别。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人类，装的是全世界，想为他们去做点什么，你的感染力是不一样的。个人魅力修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到一定时候，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他也一定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人，能够欣赏别人还能欣赏自己。
你内心爱人类，爱人群，充满着很美好的情感，你的音乐才真挚，才感人。
朱佳莉：我觉得应该重视各方面，不光是唱功，还有人品，做人的方方面面，整个成长历程是不是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刻苦练习来取得成就。
要让孩子真正地喜欢音乐，不是把它作为以后可以升学的条件。我在音乐学院里就发现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好多学生有点音乐基础，到临考大学了，家长一看自己这个省的录取分太高了，算算学生的文化课分数可以考上音乐学院，就来了。他们根本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适合唱歌，不是真的喜欢音乐，要去音乐学院学习。所以，他们进学校以后很茫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毕业后要做什么；认为已经考进大学了，能拿到本科文凭了，等毕业时再说吧，等到了毕业时全傻眼了，都找不着工作。
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
主持人：现在的青少年对流行音乐的关注可能胜过对古典音乐的关注。
盛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现在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们的审美确实要变化，特别是年轻人。
年轻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听流行音乐。在音乐里面，他既有十分之七在听流行音乐，同时还有十分之三在欣赏古典音乐。前者是在消磨、玩乐，找一种宣泄自己的方式；后者提升自己的修养，净化自己的心灵，两个都不能缺。既有主食，又有零食。就是流行音乐里面，也有高低雅俗之分，高者表达的那种格调和古典音乐是不矛盾的，很清纯很真挚，没有媚俗的东西。一些电影主题曲就非常感人。但是也有很多比较低俗的流行音乐，表达的是非常不健康的小市民心态。
易生优等教育。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六
今年寒假，我读了《收获成长的金秋》这一本书。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金秋十月，碧空如洗，凉爽舒适。沉甸甸的果实结在树上，那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承载着的是农人一年的寄托和梦想。秋天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牺牲，什么叫奋斗;秋天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收获，什么叫成长。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收获，每一个秋天的收获。成功者，秋天最幸福的人。收获成功的喜悦，是秋天最美的一道风景。这本书为我们敞开成长金秋的大门：美好的人生，需要有农夫一样的耕耘和付出。
这本书的其中一篇文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颇深：《热爱生命》。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我们的生命，虽然说生命的长度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只要去做好每一天，去享受人生的每一天的乐趣，生命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色彩!对呀!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啊，如果我们不去享受它的乐趣，只把它当成痛苦的话，岂不是特别可惜?正如作家三毛所说：“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回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
生命，那是自然会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诺贝尔。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似得投入了平静的湖，在我心中激起了涟漪。这篇文章让我深刻的体悟到了生命对我们的作用，生命的快乐与沉重都是由自己做决定的，聪明的人明白，要珍惜每一天，做积极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让这一天丰富多彩!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七
张爱玲的小说是生活的。张爱玲的大多数小说里我们所能看到只是生活情节，通过人物情节的发展，展示人性的一面。即使像《倾城之恋》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将重心偏离，战争、革命不会替代酒杯与爱情。《封锁》呈现的是在**年代上海大街的电车里的一个故事，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然而它又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首先，文本构建出了一个时代与传统的悖论。“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电车停了。电车外的人在奔跑，叫喊着，“眼睁睁对着看，互相惧怕着。”这个时代是恐慌的。然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电车构成了一个与时空相隔，仿佛是存在于时代之外的一个世界。其次，在特定的空间里，时代沉默了。电车本身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可运行的系统，外在系统沉默了，但这两个系统的语素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传统。
二、拟合机制：要素的重复与散点的拟合。
解构主义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了“重复”理论，他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将其大体归为三类：，细小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大;，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读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在《封锁》的诸多人物中都是空虚的，静的背后是习惯的慌乱。因此，这些人物的重复是属于(1)类的。当然，“熏鱼”夫妇的对话以及“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一场景的重复是属于二类的。张爱玲小说本身构成了第三类的重复。这里，我们不妨引入一个概念――散点图。散点图是在回归分析中，数据点在直角坐标系中的分布图。散点图表示应变量随自变量而变化的大致趋势，据此可以选择合适的函数对数据点进行拟合。我们不妨进一步延伸将文本中的人物看作是一些具有某种性质的点，电车就是一方坐标图，这些人物依据某种关系散布在这个坐标里。他们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这里，就可以拟合出一个公式：
f(x)=i*x;。
f(x)表示悖论，i代表时代环境，x则表示人物动作。这些人物动作x与时代环境i的'相关关系就是一种悖论关系，即f(x)。
通过这些人物的表现，通过这些重复现象的结合，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作品的内核便显现出来，在散点拟合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这一关系。
三、abc模式的阐释。
然而，《封锁》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在董培芝、吕宗桢和吴翠远的三角结构中，它们不仅满足于以上公式，同时在悖论之中还有一层悖论关系，即男女关系。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方法加以挖掘。
美国心理学家艾尔伯特・艾里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情绪abc理论，他以一句话作为abc理论理念上的起点：“人不是为事情困扰着，而是被这件事的看法困扰着。”所谓abc，a指事件(accident)，b指信念(belief)，也称非理性信念，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后，对该事件的想法和评价;c指这事件发生后，人的情绪和行为结果(consequence)。通常人们会认为，人的情绪是由诱发事件a引起的，abc理论指出，诱发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的见解原因，而人们对诱发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和解释才是引起情绪更为直接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
诱发事件a想法b行为结果c。
吕宗桢避退董培芝气气她也好!调情。
吴翠远吕宗桢调情气气他们也好!交好。
吕宗桢因避退董培芝而转移到吴翠远旁边，不曾想，靠的太近而产生了误会，继而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就这样他为了让董培芝看到，转述给他的妻子，进而气气她，以平他心中的怨念，调情开始了。然而，正是因为吕宗桢的调情，吴翠远也是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但是吴翠远的行为是没有第三者承受的，她只是在自我心理的平衡，也就是说，她最终气不了她的家人。这就为下文失衡创造了条件。症候也就在于b上。可以说，吕宗桢至“调情”阶段，他的“气气她也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的行为已足以使第三者董培芝“竟退回去了”。吴翠远的“气气他们也好!”却必须要吕宗桢充当她与她家人的第三者才能够完成。‘叮玲玲玲玲玲，’摇着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将行开放，这一事件直接刺激吕宗桢终止了他的调情。吴翠远的“计划”也就此中断了。“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吕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翠远烦恼地合上眼。”这一切都“带点开玩笑的性质”，然而，这玩笑是苍凉的。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八
管乐艺术教育是通过对音乐作品的赏析、演奏和创作，从而达到审美教育的功效，是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大学生的培养和提高，不但可以依靠第一课堂教学来实现，第二课堂的训练和社团活动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一、管乐艺术教育可以拓展团队协作精神。
管乐艺术在表演过程中，不但有个体的单一演奏，还有多人的合奏与重奏。管乐合奏是通过多件乐器间的相互配合来演奏不同的声部，这就需要多人来协作完成。如果没有团队的协作精神，各自为政，那么演奏出的音乐将失去旋律的优美、节奏的统一、音色的和谐，从而失去人们精神的愉悦需求。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管乐团队训练活动，通过不同声部的演奏、人与人的共同协作，在完成音乐作品演奏和再创作的同时满足他们对实践操作环节的好奇心和兴趣。管乐艺术教育是一种具有创新性、趣味性、挑战性、思想性的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大学生可以通过管乐的训练、演奏和创作，拓展团队协作精神、提升学习成绩、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二、管乐艺术教育是高校美育工作的需要。
国家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就审美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文件。管乐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学生在欣赏、表演和创作音乐作品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分析，并从中获得相关的人文信息，通过眼睛、耳朵、嘴、手的相互配合使用，使自身的罗辑思维、感性思维得到发展。高校教育不但要重视理性的理论教育，还要重视感性的感情教育。既进行了学科知识传授，又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管乐艺术教育以优秀的音乐作品为载体，使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因素，通过审美实践活动，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通过浅层显性的教育环节，挖掘和开发了对大学生深层隐性的教育；通过素质的拓展训练，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管乐艺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相对于钢琴、弦乐等艺术种类来说，管乐的学习周期较短，完全可以从零开始，通过一至两年的学习，就可以掌握一些基础的演奏技能，演奏一些简单的音乐作品。所以在高校中普及管乐艺术，能够使大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愉悦和美的体验。
三、管乐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
高校的审美教育直指大学生的心灵、情感，关乎生命状态。目前，社会各界对高校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一些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又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许多普通高校都处在转型期间，育人环境令人担忧。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一种不容乐观的态势，特别是大一学生适应不了与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容易产生情绪郁闷低沉、缺失奋斗目标、自控力不足等负面现象。管乐艺术教育不仅是掌握一件乐器的演奏，或是一首乐曲的表演，而是通过学习实践的过程，进行情感体验，通过演奏过程展现自身的良好风貌，体现精神美与行为美，帮助学生在艺术活动中进行审美体验，产生愉快的心情、良好的精神状态，寻找自信心、自尊心，纠正一些不良的的身心行为。
四、管乐艺术教育是高校团学工作的需要。
当前，是“互联网+”的时代，高校大学生都沉浸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人与人的交际变为了人机互动，对现实社会活动缺乏融入感。高校通过组建管乐表演团队，开展演出交流活动，给予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正确的导向和帮助，帮助大学生逐渐融入社会活动，丰富文化艺术生活，为艺术展示提供舞台，让其成为推动国民艺术教育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综上所述，国家大力开展审美教育、素质拓展教育，其目的就是通过高校教育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的人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本文中分析了管乐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拓展的作用，希望高校在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教育中能加强对管乐艺术的关注，使之成为美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何哲弦.高职院校管乐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作用[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
[2]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九
1、一切从婴儿期开始。
不要以为让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家伙听音乐是对牛弹琴，这个时期帮助他建立节奏和旋律的感觉非常重要。而且，这是他们从音乐中获得满足的开始。
2、在客厅和孩子的卧室都放置可以播放音乐的设备。
我们应该让孩子的生活充满音乐，因此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在孩子经常活动的客厅和他的卧室放置录音机、cd机或者收音机，随时可以让孩子聆听到乐音。
3、允许孩子制造各种声响。
两三岁的孩子非常喜欢身边事物发出的声响，筷子敲到碟子边缘的声音，核桃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所以，只要他的举动不是过分扰民，就不要阻止这种对声音的探索。到了五六岁，他的野蛮创作自然会变得和谐悦耳一些。
4、随音乐起舞和高歌。
鼓励并且带领孩子跟随音乐来做出动作，并且放声歌唱。不要担心你们的动作不好看，或者五音不全，只要让孩子感受到音乐带给你们的愉悦就好了。
5、让音乐更加生动。
你可以准备一个小木棒，一边听交响曲的时候，一边假装指挥的模样陶醉其中。你还可以在孩子用铲子敲击锅沿的，饶有兴趣地坐下来，问问他最喜欢哪个锅发出来的声音，并且给他演示什么样的声音叫做“柔和”，什么样的叫“低沉”，什么样的叫“刺耳”。
6、给他提供接触各种乐器的机会。
时常带孩子到乐器行转转，在那里总会遇到正在挑琴的专业人士。让孩子看一看小提琴和二胡有什么不同，听一听电吉他可以发出什么样的的奇妙声音，看一看古筝是怎么弹的，或者借机会亲手触摸一下钢琴的琴键。这些都会提升他对音乐的兴趣。
7、把玩具乐器放在孩子随时可以接触的地方。
不要把他的小木琴、小铃鼓束之高阁，放在他随手可及的地方吧。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释放，让孩子只要想，就能随时奏上一曲。不过购买玩具乐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音质是否优美，音量是否可以调节。不要让孩子小小的耳朵被噪音毁掉。
8、鼓励孩子当众表演。
获得认同和赞赏会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所以父母可以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能够当众表演。
9、参加一次音乐会。
观看现场演出，绝对会是一次惊心动魄、回味无穷的体验。即使孩子不能完整地听完就闹着要走，他也已经吸收了该吸收的部分。注意，你可以把演出的范围理解得广一些，音乐会只是一种形式，此外，芭蕾舞剧、音乐剧，甚至京剧等戏曲，都是让孩子感受音乐的好机会。不过孩子较小的时候，最好不带他参加交响音乐会和摇滚演唱会，现场如雷的声响可能会吓着孩子，甚至影响听力。
10、让孩子看到你是如何醉心音乐的。
即使是对音乐一窍不通的父母，一样可以鼓励孩子多多接触音乐。孩子们在意的是你的声音，你醉心于音乐的感受，以及制造声响的快感。
11、不要限制孩子听某一类的音乐。
相反，你应该给孩子提供机会，让他能够接触到各种音乐类型，儿歌、民谣、古典音乐、乡村音乐、爵士乐以及你最喜欢的流行歌曲。
12、不要太早让孩子进入到高度发达的乐器的学习当中。
因为5岁以前的孩子对乐理知识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手指的小肌肉不是非常发达，自控能力也还没有特别充分地发展。如果他直接进入到器乐演奏的学习，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很可能就此对音乐丧失兴趣。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二十
我认识的辅导员中，许多是音乐老师、音乐爱好者。我想这决非一种巧合，而正说明音乐对于少先队是多么不可缺少！它需要辅导员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去指点引导。
是的，少先队需要音乐一直受到领导和音乐家的重视。它有自己的队歌，有自己的鼓号谱，它的坚定、有力而富有儿童语言特点的队歌，鼓号声表现了当代中国少先队员的精神风貌。当孩子们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当他们庄严地举着队旗，打着队鼓齐步行进时；当他们以天真的话语朗诵自己的心愿时……多少人被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看到了希望的一代。
孩子的生活需要音乐，少先队的集体更需要音乐带来欢乐和激励。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说：“对于我，作曲是灵魂的自白”，乐圣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孩子虽不懂什么是哲学的启示，音乐却能叩响他们心扉。
六十年前，当少先队的前身共产主义儿童团在闽西苏区成立时，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苏区团中央不忘立即给孩子选定“时刻准备着”作为儿童团的团歌。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这一首简短、有力的歌博得孩子的极大喜爱，顿时吸引了许多农村儿童要求参加儿童团，它象号角一样召唤了儿童。记得有一篇华北抗日游击区的通讯报导，记载一个女战士深入农村教唱歌，开始只有几个人，女战士唱一句，孩子们学唱一句，他们越唱越有劲，结果，村里正在吃晚饭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正唱歌的女战士周围，不由自主地都兴奋地唱了起来，可以说在战争年代里，通过唱歌团结教育少年儿童，是党的宣传工作传统，很多老同志在歌咏活动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包括受前苏联歌曲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
1950年全国建立少先队，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即请诗人郭沫若作词，请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音乐家马思聪作曲，为少先队创作了队歌。建队初期参加少先队的当年的队员，现在已是中老年的同志，可能都还记得这首亲切、富有内涵而熟悉的曲调。
新时期少先队队歌选用了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反映儿童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歌曲，是一首受到儿童喜爱的歌，一直歌唱至今。
音乐也广泛地运用在少先队的各种活动中，大小联欢会、春游、秋游、庆祝节日、夏令营，无不需要音乐的伴随。过去常有以一个主题展开的队会，通过诗歌、音乐或戏剧的表述加深印象。这可说是一种很好的传统，在通过音乐文艺表述主题的'同时也提高了这方面的修养，并易为儿童接受和喜爱。几十年来我国诗人和作曲家热情地为少先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歌曲，丰富了少先队的生活。
如在电影《祖国的花朵》中，少先队员到北海春游，他们划着小船在湖面上抒情地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浆》?，?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歌》、动画片《小猫钓鱼》的主题歌《劳动最光荣》，以及《快乐的节日》、《我们的田野》、《多么幸福》、《娃哈哈》、《一分钱》、《嘀哩嘀哩》、《采蘑菇的小姑娘》等等都是几代少先队员曾经唱过的，很具备儿童性格特点，抒情、激励、幽默而活泼的歌。
在回忆过去年代的生活时，有的辅导员推荐给孩子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一首非常抒情而富有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由女作曲家瞿希贤作曲，词作家管桦作词。歌曲以一个静悄悄的月夜的意境开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中的每一句都抑扬顿挫且细腻地表达了孩子纯真的感情。如果演唱也能用最美的音色、旋律、节奏来表达歌中的情与爱，少年儿童们就会得到很好的音乐美的感受。选择这样的歌就很有份量。
一位电影演员谈他学习音乐的体会，说“音乐是演员的内功”，后来，他进一步体味到“音乐是做人的内功”。内功，该是心灵的功，心灵的涵养吧。音乐给人以美的感受，给人以愉悦，但它不只是娱乐，也是心灵的，精神的，智慧的充实和启示，是文化修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迎接21世纪的儿童教育中，希望有更多中外音乐名作和音乐家能被介绍给全体少年儿童，让少先队员们得到更多的音乐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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