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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努力给时间新的定义篇一
;不知该如何切近这个年轻人具体的心绪和样貌，却总觉得，她可以是一代人的象征，而“船长”的这句“听到”，也可以是存留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首短小的现代白话诗。
有意思的是，每次因什么事或情绪而想起这首《听到》，我就会同时想起，约两百年前，中年黑格尔在其《哲学全书》之“逻辑学”部分写有的一段话：“思维就是一种解放，这种解放并不是逃避到抽象中去，而是指一个现实事物通过必然性的力量与别的现实事物联结在一起，但又不把这别的事物当成异己的他物，而是把它当成自己固有的存在和自己设定起来的东西。这种解放，就其是自为存在着的主体而言，便叫做我;就其发展成一全体而言，便叫做自由精神;就其为纯洁的情感而言，便叫做爱;就其为高尚的享受而言，便叫做幸福。”（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之所以会对以上二者产生勾连之念，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微型文本”，虽然一个使用的是感性、大众的“流行语言”，一个使用的是“具体概念的语言”（黑格尔：《小逻辑》），其语意构成，却有着出人意料的相通相契之处——一个置身于某种具体生命处境中的人（“一个现实事物”），想要成为自主之“我”（“自为存在着的主体”），想要获得“怒放的生命”（“与别的现实事物联结在一起”），想要抵达充实、丰盈的“自由”、“爱”和“幸福”。
不过，《听到》中空着极其重要的一环，此即黑格尔所言之“必然性的力量”。此处，且不论黑格尔对“必然性的力量”所持有的庞大且幽曲的解释，而是先直观地将其置换为一个可流变物，一个在人们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更改、变易的x——比如“世道”，那么，埋伏于“隔壁的女孩”身上的巨大不确定性就在于，有没有哪种x，是她可以凭借着去通达她的“自由”、“爱”和“幸福”的？还是说，这个青年人最多只能赢得某种私人化的“小确幸”，她所依凭的，既非某种普遍的必然性，亦非某种同种种偶然性生长在一起的个体必然性，而是一些纯粹的偶然性？如果是后者，那么许多和她同时代的人，比如青年、中年人，甚或另一个她自己，就还会哼唱一句更早的歌词——“继续走/继续失去/在我没有意识到的青春”。这种哼唱，也将传递出另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及其底色：现实，虚无;忧郁，感伤。
这里面回旋着一个时代大众的复调：一面，是世俗功利性的狂飙突进，同时配备美学补偿意义上的普遍感伤;一面，是想要挣脱，想要拥有某种理想性，以解除虚无感对自我的围困。但问题是，任何人的“生命怒放”皆离不开自我同种种他者的相互交接，离不开彼此间的交接之道，因此，如果创造不出某种既宏大又幽微且经得住现实、历史检验的“道”（x）来，或者找不准它，那大众的“复调”就很可能变成某种阴郁的“单调”。人很容易选择倒伏，很容易选择从“上青天”堕入所谓的“温柔同眠”，或者说，从“上下而求索”堕入“苟且”。②而这一阴郁的“单调”，甚至还可能弥漫为一种笼罩性的时代精神，以致各界的种种反思、批判和建设行动丝毫也不能扭转它，最后反被它的洪流裹挟或冲散。
1987年，余华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在《北京文学》该年度第1期发表，从此之后，“十八岁出门远行”成为一个著名的人生隐喻——一个人从童少时期步入青年时代，不仅要跟广阔而陌生的他者遭遇，而且要跟许多曾经熟悉的他者再次相遇，同時还要跟父母完成更大程度的分化，在此途中，连他的肉体和心灵也将变成某种他者，有待重新认领和安放……所有这些，既可能带来一场生命成长史上的大交汇，也可能导致某种大断裂。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
这些话语，来自1950年代的中国。之后，现实世界不断变迁，它们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是某个年代集体的青春呓语，这其中，自然涉及当时那些青年人所依凭的“必然性的力量”之是非、存废问题，在那时，许多话语的主语，既是“我”，也是“我们”——一个可在想像中无限扩张的社会共同体，就像这首诗里的话语一样。而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个青年之“我”自始至终都没能同“我们”相遇，却只遭遇了莫名其妙且施“我”以暴的一伙伙“他们”，到最后，“我”只能独自担负个人的恐惧和悲伤，只能从那辆跟“我”一样“遍体鳞伤”的汽车身上找暖，这一路，那曾经遍布于《青春万岁》里的“必然性”早已失效，而另外的“必然性”则未露出半点影子。
于是一方面，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在一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青年身上，“自由”、“爱”和“幸福”又一次成为巨大的难题——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难题。对于这一难题，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巴金、戴望舒、殷夫、丁玲、艾青、萧红、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都曾予以呈现。而另一方面，难题固然常在，奔涌青年体内的种种热望也常在，正如王小波在其著名的《黄金时代》里所写：“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这段话，跟“隔壁的女孩一直在那吼一句：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很像。
以上只是撷取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零散片断，我们就已经反复看到，无论世情、世道如何，也无论历史难题消隐还是重现，有一种可称之为“青春性”的东西一直在那里，这就是：青年会对种种他者抱有一种热烈的、近乎“凶猛”的爱。窃以为，正是这份非同寻常的爱，构成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欲望核心，也正是它，将青年和儿童、中年人、老年人区分开来，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所有与青年有关的故事，实际都是围绕着它在转。
一切似乎皆因于某些断裂和分化的集聚。黄蓉爱上郭靖，是因为她从小没有母亲，长大后又跟父亲黄药师吵了架，闹离家出走，结果在郭靖那里，她“找到了”一个他者无条件的关心和友爱。小龙女和杨过走到一起，是因为她终究是一个独立于古墓的肉身性存在，杨过的到来，使她愈加无法同古墓世界合而为一，以臻浑然忘我之境，因此，对于杨过，她只能选择要么驱逐他，要么爱他，最终，与杨过这个“闯入者”的爱情为青年小龙女带来了同世界弥合的新路径，此间，杨过既是目的，也是桥梁。而“上海宝贝”倪可所期待的，似乎不仅是要同自己的男朋友欢合，还要同整座城市欢合。至于那些现身于神话、魔幻、科幻等等世界里的青年英雄们，他们共同的伟业，实际上就是乘着“虚构”的翅膀，比普通人更广阔、更深刻地奔向了自我和世界的“统一”，或者说，奔向了自我与世界的“融合”，而这有限的“统一”或“融合”之前提，恰恰是一个人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接连遭受到的，他和世界之间的各种断裂与分化，直至衰老、死亡将它们（各种断裂与分化）重新收回。
弗洛伊德有言，人类欲望的“精神本质”就在于“重新建立原初的满足情境”。（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高申春译，中华书局）而在个体意义上，一个人最“原初的满足情境”，至少可追溯至其婴孩时期，那时，他和世界之间的断裂与分化多半只存在于客观物质层面，而尚未从主观意识层面成为普遍且严酷的现实。有研究者认为，人类婴孩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并且，一旦其需要得以满足，他们就会“产生非现实的认知”，“以为自己拥有魔法般的力量，具备左右现实的全能”（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林和生译，人民出版社），因而他的母亲及其周围世界，就是他安然栖息的家园——一个被永远储存在人类“原初满足”记忆中的“伊甸园”。
在不断奔赴、前行的道路上，有太多青年“倒下”。单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众多青年人物形象乃至青年作家的创作实际来看，例子便有很多。比如在1990年代，陈染笔下的倪拗拗和林白笔下的多米倒伏于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自渎”，朱文笔下的小丁和韩东笔下的东平倒伏于虚无主义和对无能感的享乐，卫慧笔下的倪可和棉棉笔下的红倒伏于自我被他者（资本、酒精、毒品、颓废……）强行掳走的快感。在周洁茹的小说《我们干点什么吧》里面，“我”跟女友梅茜本来“是想干点什么的”，可到最后，我们却“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吃羊肉串，一串又一串”，而在此之前，“我”已经看见年轻同伴睡梦间的苍老，“那是一张老人的脸，布满皱纹和忧愁”，但这苍老，又何尝不属于“我”自己。再比如，进入2000年以来，孙睿用“草样年华”和“活不明白”命名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郭敬明供奉起他的《小时代》，《小时代》中的人物则供奉起“小时代”之“小”及众人之“小”，供奉起一种单向而贫困的社会意识形态，青年之快感转移和自我切割可见一斑。韩寒虽然不断发出批判之声，甚至还不失深切地指出，这批判之刃不仅要挥向“权贵”，挥向“群众”，而且要挥向“自己”，遗憾的是，如果批判者在不停发出批判的同时，却并不想办法脱离其同批判对象的“肉体关系”——物质利益的，精神利益的，或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体系，这批判和批判者又意味着什么呢？德勒兹和柄谷行人都曾讨论过，所谓批判往往是跟其批判的对象扭结在一起的，批判的存在，恰恰有赖于其批判对象的存在，有时候，批判甚至会加固其批判对象的存在。如此种种，让人不由想起，早在1991年，张承志就已经表达了某种激烈的不满，他说：“周围的时代变了，二十岁的人没有青春，三十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们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张承志：《离别西海固》，《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
人们的“萎缩”、撤退和倒下，并不意味着各种社会断裂与分化的消解，而是意味着加剧。可问题是，张承志本人曾经——比如在《北方的河》中——推举过的某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却并不能为青年提供可靠的出口。而使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无效的，不仅仅在于“后革命时代”去崇高化、世俗化的社会进程，包括普通人不得不去面对并深陷其中的“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而且在于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骨子里对社会大历史的挂靠冲动，及其对外部世界最终认可的深度依赖。进而言之，在对“自由、爱和幸福”的理解上，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存在着观念单一化的误区，比如其对人的日常生活及其价值的轻视，关于这一點，贺照田在其讨论“潘晓讨论”的长文时，作出过非常具体、深入的分析。③相应地，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也无法为世界上的普通人、卑微者和无名者留出真正的位置，因为它崇尚人的所谓“主体”的扩张，并以此追逐自我同社会的普遍统一性共在，此种扩张意志尽管是源于某些行动者的美好愿望，但当这种扩张型自我无视他者的牺牲和受难问题时，各种现实中的争执、冲突以及由此而生的苦恼和苦难就无从避免。
“陈清扬的裸体美极了。”
类似的绊马索还有不少，譬如人对各种所谓“中心”的向往与奔赴，譬如人对社会认可的渴念与争夺，它们时时盘踞在青年们——无论是作品人物还是作者——幽暗的意识或无意识里，并伙同人类社会中的权力等级制、财富等级制、劳动分工等级制等一道，制造着人跟人、人跟世界的断裂与分化，而在很多时候，这些断裂与分化不仅会危及人物，也会危及作者。2014年，“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坠楼身亡，以终结生命的极端方式终结自我与他者的“相刃相靡”，生前，他曾写下《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等充满悲伤的诗篇。2016年，“80后”导演胡迁发表了一部规模近乎长篇的中篇小说，名为《大裂》，2017年1月，其同名中短篇小说集出版，10月，胡迁自缢身亡。对于世间受压迫者的自杀，拉康曾将之理解为一种深不见底的拒绝，一种造反，可毕竟，它要求人从此服从于死亡——一种单一的、无可更改的存在状态。
若想继续“生活”——非苟活——下去，无论是作品人物还是作者，皆有必要再进一步，前所未有地再进一步，以造自己的反。比如，在钱佳楠《不吃鸡蛋的人》结尾处，周允到达了这样一个“解放”性的行动点上：“一切结束后，她大约会立刻打给朱玫要叔昂的电话，她不怕她会多说什么，然后打给他，她会呼唤他的名字，告诉他她不会后悔，她会说只有那些没有爱过的人都会后悔，他们不会。从此以后，她要过真实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⑤这段话，传递出一个当代青年试图“在自己身上改写时代”的心声，也传递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开始。遗憾的是，就《不吃鸡蛋的人》这部小说本身而言，这个“开始”还是来得太晚了些，如果它能在作品中间就已到来，那这部作品可以撑开的叙事格局，当会阔大许多，因为作品中人将行至更其深远的人我冲突和自我冲突中去，进而去创造更其坚韧、深刻、辽阔的自我，同时去创造能够支撑、滋养这一自我的天地和世界。
因此，我们的疑问仍在：青年如何才能前所未有地再进一步，以造自己的反？这里面，自然少不了其在思想上的不断勘探和掘进，个中动力，常与危机相关，更与人对危机的感受和认知相关，当然，在危机背后，仍是青年对种种他者和自我所抱有的那些难以割舍的爱欲。正是带着如此这般的疑问和考量，我反复端详着王苏辛小说《在平原》中的一个人物，她便是青年画家李挪。
李挪在绘画上有天分，有人说，她是x省艺考历史上唯一靠专业课成绩全国排名第一进美术学院的。之后的她，也一直成绩斐然，声名远播。然而在一次个展上，对她创作中的新变，却有同行评论说：“看起来是变了”，“可这根轴没变，怎么能算变呢？”事实上，这正是李挪自己已经意识到，却未能直面的问题——这些年来，她所仰仗的更多是一种技术上的秉赋与才华，一种少年式的“肆意饱满”与“横扫千军”，却没能真正深入画中事物，没能理解和创造它们的整体“秩序”，没能切近每一根线条、每一块色彩、每一个存在有无去留之“必然性”，没能找准那一根根可以让她“安放”世界的“轴”。
本来，李挪还心存侥幸，以为很快可以解决，或者绕过去走另一条道，但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使她只能承认危机的存在，它就像一根拔不出来的肉刺。“为了把它准确拔出来，她不得不终止与画廊的合作。那片蓝色顶棚的工作室，曾住着一些她觉得这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不过现在那都跟她没有关系。她不想再回到那里，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失望。她看到有这问题的并非她一个，他们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许没有，唯一的事实是：他们不愿意离去。她不愿意再看到那些人，他们的聪明如此陈旧。这种由个体蔓延到群体的失望让她发现，过去的成功只是对自身艺术感知力的集中消耗。”可以说，李挪所意识到的，乃一种属于同时代人的集体性的虚无，是人身在危机与停滞之中却不奋力拔出，反而逸享其乐的虚无，此正如我前面所言的人们对“一味的揭露与批判”之沉溺一样。李挪想要的，是“向上”越出，以“解救自己”。
于是李挪起身前往西部一所艺术中学，去教学生画画，并一步一步地，将自己的创作危机追至它的起源。在此过程中，李挪本人的问题与解决被交相推进，还有更年轻的许何的问题与解决也被一同带入，一个青年同一个少年，包括一个人的青年之我同少年之我不断对话，相互提问，相互应答。这么一来，在叙事上，单个人的危机就变成了共同的危机，单个人的解决也有了共同解决的意味。
最终，经由激烈却缓慢的挪行，或者说，经由如许何所感知的——“在暗与亮的交替中”，“一个微小的影子不断攀爬”，李挪将自我与绘画的断裂（创作危机）同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世界的断裂（精神危机）汇聚起来，合并一处去面对。如此，绵延在“怎么画”之前的，是“画什么”，而绵延在“画什么”之前的，是“为什么画”——就现在的李挪而言，更准确地说是“为什么还要画”。李挪“为什么还要画”？因为李挪仍然想经由“创作”安放一个世界，同时安放自己——“一个早已生长得更复杂多层的自己”，这些安放，如前所述，皆源自一个人对他者的需要和爱——所谓“自我”，其实也是一个他者。但这“需要和爱”若想捍卫“自由”而“幸福”的光泽，想要成为“好”的，而不是“坏”的，“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就必定要求人在尽力“让事物回到它自己”的同时，去寻找和建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寻找和建立自我与事物之间的“必然”聯系，这也就要求一个人能够“感知”更多，“承担”更多，更加坚韧和耐心，而不是像少年时那样，虽满腔热血，却极易“一厢情愿”、抽象地面对世界。
唯其如此，李挪才可能真正理解创作在自己这里的伟大“媒介”功能，才可能继续画下去，而不是举着画画的旗号去干别的。也唯其如此，李挪才可能“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画的是什么”，以及自己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她需要做的，是一场自我的“变法”，这“变法”绝不是某种惯常意义上的改变，不是那种“看起来大刀阔斧”，但实际上跟“不改变没有本质区别”的改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轴变”。⑥我们看到，通过对李挪这个人物的“创造”，王苏辛一点一点、极其耐心地将一个新的当代青年形象带到了读者面前，同时也将一个青年写作者想要发出的新的声音传递到读者耳边。
而这样的“创造”和“新声”，我们在袁凌的小说《世界》中也能读出。一个因煤矿事故而双眼失明的人，在身心遭受巨大创伤之后，竟能重新提口气起来，在亲人的陪伴下，一点一滴地修复、重建他跟一整片天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刘树立，刘树立的原型，叫邹树礼。在这个世界上，刘树立绝对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双目失明，他甚至只能算是一个普通人中的极卑微者，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他所“回归”的“世界”中与天地万物重新订交，与周遭他者建立起一种可以长久相寄的“必然性”联系，这场生命行动及其创造性，实属难得。同样难得的是，袁凌在《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书写意识和品质。从古至今，无数普通人和卑微者在世界上究竟拥有什么样的位置和意义？而在今天和未来，无数普通人和卑微者又将如何面对和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所有老年、中年、青年都可能遭遇和面对的大题。所有人可能都需要找到或创造出适合自己“回归”的世界，就像回家一样，而不是一味奔赴和寄托在某个充满中心化的、单一而陈腐的世界。因为在一个到处都充满了中心化冲动的世界里，世界的分化、断裂与折叠就必然存在，这样的生命舞台上，只会存在两种角色——主角和配角。青年们渴望“怒放的生命”，但在这样的世界和舞台上，无数青年势将沦为他人的配角，沦为永远的失败者和凋零者。因此，必须去寻找和创造新的“世界”——无数新的、解中心化的“世界”，在继续“解释”和“改变”旧有世界的地平线上。
从某个角度来看，正在重新“创造”普通人的袁凌并不孤单。“通过故事，通过写作，双雪涛给一群籍籍无名的人以生命的尊严，和不被遗忘的权利”（双雪涛：《飞行家》），这是印在小说集《飞行家》前勒口上的一段话。而孙频小说集《松林夜宴图》腰封上印的则是——“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在变成分母”（孙频：《松林夜宴图》）。王占黑的《空响炮》中，最抓人心的，是大都会里寻常里弄百姓的念想与悲欢。2017年，任晓雯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好人宋没用》。2019年，借助对小说《壮游》的书写，项静为一位日常生活黯淡无光的老人“安排”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壮游”，并使之同她的青年记忆联通起来，也同另外一个时代不同寻常的壮阔气息联通起来，从而让人不禁想到，这里面也潜伏着某种重新开始的冲动。以上这些，固然还只属于一些作家们的单独行动，但普通人和无名者在青年文学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异样浮现，或许已经在一小片飞羽上折射出某种新的群体的心志。
那么在未来，文本内外的青年能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解释自我和改变世界、改变自我吗？能更好地弥合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的断裂与分化，并创造新的人类日常生态吗？能为自己和他人开启新的时间吗？我希望能。我希望他们能行得更加广阔、久远，而非终又归于虚无。
① 见“虾米音乐”网页：https：///album/4424。
② 此处可参见吕永林：《一代人的精神“撤退”——以〈给我顶住〉〈繁花〉〈废都〉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4期。
③ 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载于贺照田、余旸、莫艾、何浩、薛毅、倪伟、董丽敏：《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唐山出版社，2018年。
④ 详细讨论请见吕永林：《那些与情欲缱绻一处的审美》，《上海文化》，2014年9月号。
⑤ 钱佳楠：《不吃鸡蛋的人》，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76页。并请参见吕永林：《一个人能否在自己身上改写时代——从钱佳楠小说〈不吃鸡蛋的人〉而来》，《上海文化》，2019年第1期。
⑥ 以上引文见王苏辛：《在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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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我们班到二楼阶梯教室看一部电影 ：宝葫芦的秘密。
这部电影主要讲了：一个叫王葆的小学生，在一次钓鱼的时候，碰上好运气钓上了一个万能的宝葫芦。宝葫芦可以帮助王葆实现所有的愿望。可实现这些愿望都需要先损害别人的利益。比如王葆想要一本新书，那这本书一定是宝葫芦从别人那里拿到的。王葆知道原因后非常不快乐。就把宝葫芦扔到了河里。
——————其实这只是一个梦。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王葆要参加学校的游泳比赛。他不相信没了宝葫芦自己就会失败，于是每天苦练。比赛那天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拿到了第一名 。这是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宝葫芦得到的成绩，所以那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快乐。
从中，我知道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任何成绩，都需要自己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万事都可能成功。
我在生活学习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在做作业时一遇到难题或者不会的生字 ，就会马上无问爸爸妈妈，自己不愿意去思考，去查字典。 结果往往答案有了，可印象不深，又记不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思考，去查字典找出来的答案，反而能印象深刻，不管过了多长时间都能记忆犹新 。
所以以后，我也要象电影中的王葆那样，不再贪图和依赖别人的帮助为我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难题。碰到任何难题，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答案。
用努力给时间新的定义篇三
;约翰·卡珀（john f.
copper），中文名康培庄，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罗德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斯坦利 j.巴克曼荣誉教授。
研究方向：亚洲和国际关系。
主要著作：《中国外交》（china diplomacy）、《中国的全球角色》（china"s global role）等。
【译者简介】
童东杰，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英文处助理翻译。
摘要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部分美国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比如货币战、贸易战、网络战、间谍战、太空战，而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战斗接下来可能爆发，“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从这方面讲，了解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显得十分必要，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正确看待中国崛起，美国人需要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关键词美国 中国 中美竞争 误读
美国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最近，美国对中国缺乏了解（也有人说误解）成了一个被广泛议论的沉重话题。对这个问题，美国学界、政界和媒体都忧心忡忡，并试图寻找解决办法。
过去，了不了解中国不重要，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确切地讲，对中国缺乏了解在美国已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美国学者、政治专家和政府官员都一致认为：中国正快速崛起，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强权。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许多人持这种想法，这些人还把中国看作是唯一能和美国一较高下的国家。目前美国仍是世界霸主，全球范围内势力广布，而两强相争很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这一观点也得到美国民众的认同。《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眼下美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中国的崛起，这不仅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很不稳定。换句话说，中美竞争很可能会以非和平的方式进行。历史上有过先例。实践派预测，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存的世界霸主，战争就一定会爆发。国际关系学者也指出，大国关系中各方实力和影响力的不均衡或快速演变（中国崛起速度非常之快）将引发局势紧张，至少会破坏稳定。
部分美国人认为，其实中美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比如：货币战、贸易战、网络战、间谍战、太空战，而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战斗接下来可能爆发。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友好相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崛起中的挑战者，那么中美开战这种情况就能避免。有人因此认为，美国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
但是，让美国人去了解中国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些权威人士称，美国领导人和普通民众都不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而且，尽管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美国也未采取改进措施。
美国不了解中国的表现有很多。首先，当谈到有关中国的情况时，美国人表现得相当困惑，甚至连一些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但他们似乎能找到借口，因为他们无法置身于中国，因此也就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思考。
其次，美国对中国缺乏了解存在于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当然还有国际关系领域，而且涉及各式各样的误解。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对美国也存在误解，并加剧了这个问题，但相比之下并不像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匮乏程度那样明显或严重。未来中国也不可能挑起冲突，因为目前美国正处于全力戒备状态。
了解中国须从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开始
长期以来，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一直视中国为一个独特的甚至是自成体系的国度。有人因此称这就是外界不了解中国的源头。说得直白点，可能正是因为中国独特性太强才导致中国变得“神秘莫测”——这个词在美国常被用来形容中国和中国人。首先，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不知道中国的起源。美国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并不存在起源说。传说中的黄帝并非中国的创建者，而只是一个维护者——中国一直存在。
这种情形就好比在上帝和万物起源的问题上，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当中国孩子问父母是谁创造了宇宙时，答案通常是宇宙一直存在，没有谁创造它（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关于造物的故事）。美国人更愿意相信宇宙是有起源的，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当然，美国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上帝又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他们也陷入到中国父母所处的困境之中。即便如此，他们仍愿意相信有造物主，无法接受宇宙不存在起源的说法。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例子无关紧要，其实它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问题：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欧美哲学与中国哲学有天壤之别。中国人深受佛教教义影响，比如灵魂转世。虽然《圣经》中也有类似表达，比如人死后或升入天堂或下到地狱，但美国人并不相信灵魂转世。美国人的基本推理方式来源于希腊哲学中的辩证法，与中国逻辑学完全不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这个问题比表面看起来严峻得多，因为很少有美国人研究过中国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太难的缘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并未大量教授关于中国思想的东西。比较宗教学这门课包含一些中国宗教的内容，但美国学生学完还是不清楚儒家究竟是不是宗教。美国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但中小学通常不开设。某些人反对开设汉语课程或是与中国相关的课程，认为中国语言和思维方式都太保守，美国年轻人会受其贻害（甚至有人声称汉语是一种倡导性别歧视的语言，事实并非如此，汉语中“他”和“她”发音相同，而西方语言里倒不一样）。
对中国缺乏认识还涉及到当前一个最为基本的误解：外国人以前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中国。最常用的名称是“中国”，在中文里是“中央之国”的意思。这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误解：美国人不相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许多世界地图把西半球放在中间位置），而中国人这么认为。
中国人还用“华”来指代中国，意思是“美丽壮观”，并把“华”字放到中国的正式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想传达一个理念，中华民族就其固有禀赋或审美标准而言，远高于其他地方或政治组织。西方人对此不理解，因为一个国家的本质和宗旨应该是保护公民，保证基本自由，促进经济繁荣，对美国来说这些可是民族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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