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果五篇(通用)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合同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果篇一

这些法律的规定，确认了无效担保合同的归责原则是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按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民事责任。

无效担保合同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属缔约过失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也正是以民法上以过错为原则而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担保合同无效时，只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无效担保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的确定取决于债权人因担保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担保人和债权人对无效合同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1)主合同无效致使担保无效时担保人的责任，无论主合同的无效应归责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还是双方都有过错，也无论无效的结果导致的是返还原物，还是赔偿损失，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都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无过错的，因担保人的无效担保行为造成主合同债权人损失的，担保人应根据其过错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种担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指债务人与担保人违反法律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以及恶意串通欺骗债权人而缔结担保合同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还应注意的是，担保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要严格把握该种情形连带责任的适用。

(3)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仍然为其提供担保的，因担保人的无效担保行为造成主合同债权人经济损失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该种情形，要把握好担保人过错的内涵。此时担保人的过错，并非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而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以及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缔约过错，这也正是担保人不能完全免责的原因。

(4)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但是，以提供担保作为主合同生效要件的，担保合同无效时，主合同应确认未生效。担保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二条规定了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而当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是承担因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为此，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问题，在实践中，有人认为，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不享有追偿权，一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作为特别法的《担保法》对此也未作规定。二是在债务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时，才能执行无效担保人的赔偿责任，此时，何谈追偿权。

一是法律无禁止性规定，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因过错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从维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担保人因担保合同无效而承担了赔偿责任，为维护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享有追偿权。

二是债务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担保人，无效合同的担保人承担责任后，这种追偿权不能因债务人无财产而消灭，当债务人将来有财产时，担保人可依法行使其追偿权(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是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原本属于债务人的责任，债务人是终极责任人。

四是从责任性质上，虽然担保人的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担保人的过错是决定其在担保无效时继续承担责任的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确定一定的代偿责任的根据，担保人承担的责任仍有代偿责任的性质。

反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向担保人做出保证或设定物的担保，在担保人因清偿债务人的债务而遭受损失时，债务人向担保人作出清偿。而担保(guarantee) 是指法律为确保特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制度。

反担保只有保证、抵押、质押三种担保方式，而将留置和定金排斥在外。也就是说留置和定金两种方式不能作为反担保的方式，担保方式仅限于约定担保;而担保有五种方式，即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留置和定金是包含在担保方式之中的。

本担保的担保对象是主合同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申言之，所担保的是债务人对债权人之债务的履行、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反担保的担保对象则是担保人对被担保人(债务人)的追偿权。

该追偿权在担保合同依法成立时既已设定并在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实际发生，其性质为担保人基于担保合同关系及代债务人为债务清偿之事实而产生的一种新债权。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损失的债权在主体、发生原因及范围等方面，均有别于主合同债权人的债权。

担保对象上的特点为反担保的最基本特点，它既决定了反担保的其他特点，也决定了反担保与本担保、再担保的根本区别。

反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不同于担保合同，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因担保方式及担保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由债务人自己充当担保人的抵押、质押、定金担保中，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与主合同当事人发生竞合，均为债权人与债务人。而在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充当担保人的保证、抵押、质押担保中，债权人、债务人(被担保人)、担保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分别由主合同、委托合同、担保合同三种既有紧密联系又相区别的合同来维系。其中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为债权人与担保人，而债务人尽管与债权人之间有主合同关系、与担保人之间有委托合同关系，并且也要受到担保合同的效力作用，但却不是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在有关当事人未另外订立担保合同、委托合同，而只在主合同中订明有关内。

而反担保合同中债权人是在本担保中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并对债务人享有追偿权的担保人，即本担保人;反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即反担保人)，既可以由债务人自己充当，亦可以由债务人以外的人充当。主合同及担保合同中的债权人不再是反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反担保设定与否，方式与内容如何，均与其无关。反担保人只对享有追偿权的本担保人负其义务，即使本担保中的担保人无力承担担保责任，如保证人无全部代偿能力等，主合同债权人亦无权要求反担保人对此承担责任，例女口，乙向丙借款10万元，甲为乙向丙提供担保，丁又为乙向甲提供反担保，那么在甲无能力全部承担担保责任时，丙无权要求丁承担担保责任。

反担保与担保存在区别，但担保适用的原则、方法、标的物、担保物种类也适用于反担保。反担保与担保各有各的特点，如何选择在于具体的需求。在此华律小编提示大家，由于原本担保人的追偿权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因此反担保所担保的属于未来的债权。

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果篇二

合同无效后，当事人依据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对方。返还财产并不是违反民事义务所直接产生的法律后果，它的存在也不是法律对当事人主观状态予以否定性评价的表现。因此，返还财产不适用无过错原则，即无论当事人对缔结合同是否有过错，依据无效合同取得、占有的财产因无合法根据，都应当返还对方。换言之，即使是无过错一方占有了对方财产，也应当返还给对方。所有物的返还，是以物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能够返还为条件。因为民间借贷合同主要以金钱为标的，故返还借款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不能返还和事实上的不能返还之情形。因此，针对无效借贷合同而言，如果无效借贷合同尚未履行，则不得履行。如果无效借贷合同已经履行，取得借款的借款人应当向贷款人返还借款。

赔偿损失是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过错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过错，有单方过错和双方过错，无效借款合同的损害赔偿，也适用过错相抵原则。无效民间借贷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将给当事人带来损失，这里的损失，一般指贷款人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息损失，如果有其他损失，还应当承担赔偿其他损失的责任。如果贷款人已经提供借款，返还借款不足以弥补损失时，借款人应当赔偿损失;如果贷款人实际未提供借款，但合同无效是借款人过错造成的，则由借款人向贷款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如果合同是双方过错造成的，则由双方按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如何适用追缴财产的责任方式，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两种情况：(1)如果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对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收缴。对于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不能追缴;(2)如果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于赌博、贩毒、非法运输等非法行为的，对借款本息应当收缴。因为这种借款行为的当事人在主观上属于恶意，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从事的是非法行为，因此，应当予以收缴。

根据《合同法》第56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从此条规定可知，合同部分无效，其无效可以及于合同整体，也可以不及于合同其他部分。合同部分无效如果是决定性的，以致影响合同整体的，导致合同整体无效。这主要是指一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在民间借贷合同中，部分无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利息4倍的，高出的部分无效;(2)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200条规定，约定借款的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该约定无效;(3)当事人约定的计收复利的，复利的计算结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利息4倍的，高出部分无效，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借款合同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果篇三

上诉人李文与被上诉人中国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市b支行、第三人许成、王达路、张众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湖市人民法院做出的（20xx）五民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依法提起上诉。

原告主体资格

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涉及到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诉讼结果的承担。本案的原告主体问题，主要是关于案例中涉及的委托书签名和实际使用人不同而导致的诉讼主体确定问题。委托书的签字虽然是第三人王达路以第三人许成名义所填写的，但是根据第三人许成所讲他并不实际拥有该银行卡，且委托书上的账户也是原告李文使用其身份证开户，开户资金也是原告李文的。

虽然委托书的签名为第三人许成，但实际的拥有人确是本案原告李文，因为原告李文与被告之间存在侵害与被侵害的权利争议事实、其与被告存在权利保护的争议事实，而且原被告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笔者认为，法院认定李文是本案起诉适格的主体是正确的。

银行委托理财产品认购书有无效力的问题，涉及到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分配问题。本案所涉及的许成与b支行之间签订的委托书是由第三人王达路自行填写的，委托书上的客户签名也是由第三人王达路自行签字的，并非许成本人签名，虽然委托书上所使用的账户系原告使用第三人许成的名义开设的，但是实际使用人是原告李文，李文无法证明该委托书的签订是其授权王达路代替第三人许成签署，而且案件在一审两次开庭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乃至第三人许成、王达路都对委托关系的客观存在没有异议，所以本案系委托合同没有异议，即原告李文委托被告员工王达路为其购买理财产品，根据理财产品的购买流程来看，原告首先应在被告处存入足额资金，与被告签署理财产品协议并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以开通理财服务功能。原告李文认为将理财产品的内部操作流程和程序强加于上诉人是违反公允原则的，但是对于理财产品的购买来说，程序流程本身就是相当严格的，客户必须按照银行规定的流程才可以完成委托事宜并促成委托购买生效。

本案一审原告在20xx年7月曾在被告处购买了一次基金产品，原告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流程应当是知晓的，所以依据被告所提供的《中国a银行理财产品协议》范本4.4条的`约定“乙方（a行）与甲方（客户）签订《理财产品认购/申购委托书》的行为并不代表甲方已经成功认购对应产品，甲方认购成功的数额以乙方实际划转的资金为准。”原告与被告在签订理财委托书之前并未与被告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且在签订委托书之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将委托书确定的金额2902737.70元汇入其所开设尾数为3219的理财账户中，所以被告无法冻结并扣划相应款项，在其业务系统中也没有任何存档记录，笔者认为委托合同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

在委托书的效力确定之后，有关人员的过错及责任该如何确定？银行职员王达路的行为效力该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则是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认购委托书虽然成立但是没有生效，因为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但是原告李文认为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在签订委托书之前已经交给银行职员王达路，是王达路的职务不作为行为导致资金没有汇入理财账户中，而且王达路私自使用了李文账户里三四十万元。从案件有关事实来看，20xx年11月初王达路被李文要求还钱，在无钱偿还的情况下，李文要求王达路出具关于理财方面的单据，即为本案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是王达路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下私自伪造的，私自盖上了自己保管的业务专用章。由此可见，委托书并不是银行真实意图的表示，王达路虽然为银行员工，但无相应的授权，所以委托书对于银行来说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王达路私自伪造盖章应属个人行为。 从本案来看，王达路在西湖b支行的职务是运营主管，此任职期间也没有办理相关理财产品的职责，是李文基于和王达路的私人关系才将其银行卡及密码均交给王达路保管，王达路在为李文代办账户资金往来业务时并没有利用运营主管的职务身份，而是直接使用李文交给的银行卡以及银行卡密码。由此可见，李文将两个银行卡及密码交给王达路保管、使用的行为应属于两人之间委托关系，王达路代李文管理银行卡及密码也是出于私人行为，不具有职务行为特征，故不构成表见代理。鉴于此，两审法院均认为，银行对其职员非职务行为导致的损失应无过错，故不承担责任。

合理界定委托理财合同书的性质与效力。由于委托理财业务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金融服务，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尚未在合同法层面上予以规制，金融监管法规也更多的侧重于从监管金融机构的视角来规范，而很少对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合理界定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基础。有些地方法院已经试图在其规范性文件中解释委托理财合同，将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限定为是受托人和委托人为实现一定利益，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类资产根据合同约定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资本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交易、管理活动。这意味着受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交易和管理两大层面的内容。从合同法视角来看，现阶段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大致有委托法律关系说、代理法律关系说。借贷法律关系说、行纪法律关系说、合伙法律关系说、信托法律关系说，虽然委托理财在某些性质上与这些合同的特点有重合的部分，但是委托理财合同也与这些合同类型存在明显不同，无论将委托理财纳入上述任何一种制度中予以规范和调整都有与现实实务的操作不协调甚至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委托理财合同是兼具委托合同、信托合同和借贷合同性质的“无名合同”，它集管理、委托、融资于一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的合同类型，其法律性质和内容可以从监管层面上予以适当的指引，但是不宜过多强制性地干预。但是为了减少委托理财合同效力和法律后果上的不确定性，作为主导格式合同拟订一方的金融机构应该尽可能将合同的要素规制清晰，应适当考虑消费者（投资者）基本权利的保障，并应严格遵守既有的有关委托理财业务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来披露相关信息和保障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彻底杜绝“霸王条款”现象发生。

司法机关裁决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合意。正因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应通过合同来约定和规范，故司法机关在解决有关纠纷时应充分尊重既有的委托理财合同及其相关附属协议。在平衡银行与消费者（投资者）利益关系上，不宜简单地从消费者（投资者）是弱者的出发点来推定和裁判，尤其是对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问题，更加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没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宜否定合同或认定专业合同的部分条款无效。法院要尊重当事人意愿，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来进行界定效力问题从而达到相关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本案裁判否定了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是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情况而做出的裁判。司法实践中在委托理财合同效力上最易于发生争议的是，合同中有关理财收益的保底问题。如果委托理财合同有保底收益条款时，合同是否有效，保底条款是否有效？根据最高院20xx年就《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所出判决书，河北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公司之间签订了《委托购买国债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人（投资人，河北社会保障厅）将资金交付受托人（投资机构，亚洲证券公司）进行投资管理，以委托人的名义在受托人处开立了资金账户，本应是委托理财协议（委托法律关系），却因合同中存在了固定本息回报保底条款，并说明超额部分归属受托人所有，因此，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列协议的性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贷属于金融机构业务，本案中的受托人亚洲证券公司是不具有吸储资格的金融机构，因此上述系列协议无效。固定本息保底条款的存在使得委托理财合同成为了名为委托实为借贷的合同。因此被法律判定为无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规定：“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原则上不予以保护。对于履行此类合同发生的损失，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公平原则，确定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这里也沿袭了最高法院案例的观点，但是也仅规定“原则上不予以保护”。银行监管机构对于“保证收益”问题有一定的规范，即《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或相关产品中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应是对客户有附加条件的保证收益。商业银行不得无条件向客户承诺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率。”“商业银行不得承诺或变相承诺除保证收益以外的任何可获得收益”。这里也强调了不得“无条件”地对收益进行保底，其内容与最高法院的判例精神是一致的。该文件还进一步对商业银行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的附加条件做了明晰，即附加条件可以是对理财计划期限调整、币种转换等权利，也可以是对最终支付货币和工具的选择权利等。商业银行使用保证收益理财计划附加条件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应由客户承担。

银行应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并理性平衡银行与客户利益关系。近年来银行员工私售理财产品（所谓的理财“飞单”）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案虽然不是员工擅自代售未经银行许可的理财产品，但是员工与客户的私人交易易于被解读为银行行为，其性质上有类似私售理财产品的某些特点。为此，银行需要加强内部控制，防止员工未经银行许可而擅自销售各种理财产品。首先，应强化理财业务的销售和内部控制机制，明确各环节的流程和相关人员的职责。其次，要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强化员工的制度观念和内控观念，要求员工严格按制度和规程来处理每一笔业务。再次，要建立对于理财销售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各种业务票证、交易记录均应有常态化的事中事后监督约束。此外，银行应建立消费者（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的教育和辅导机制，提醒、警示消费者（投资者）陷入“飞单”或未经银行许可的其他销售陷阱中。

消费者应理性识别、应对委托理财服务的风险和责任。现代化的投资方式使得消费者使用手中的资金进行资产有效化增值，所以委托理财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但由于专业知识所限，仍有不少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及其风险认识不够深入，对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也缺乏一定的认识。消费者应主动加强理财风险意识，不能盲目接受金融机构理财人员的销售鼓动，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财产情况、投资经历及风险偏好等，理性地选择理财产品；要认真地了解和把握特定理财产品文件有关理财资金的投向、预期收益率、主要风险等。

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果篇四

这些法律的规定，确认了无效担保合同的归责原则是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按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民事责任。

无效担保合同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属缔约过失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也正是以民法上以过错为原则而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无效担保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的确定取决于债权人因担保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担保人和债权人对无效合同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1)主合同无效致使担保无效时担保人的责任，无论主合同的无效应归责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还是双方都有过错，也无论无效的结果导致的是返还原物，还是赔偿损失，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都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无过错的，因担保人的无效担保行为造成主合同债权人损失的，担保人应根据其过错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种担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指债务人与担保人违反法律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以及恶意串通欺骗债权人而缔结担保合同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还应注意的是，担保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要严格把握该种情形连带责任的适用。

(3)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仍然为其提供担保的，因担保人的无效担保行为造成主合同债权人经济损失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该种情形，要把握好担保人过错的内涵。此时担保人的过错，并非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而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以及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缔约过错，这也正是担保人不能完全免责的原因。

(4)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但是，以提供担保作为主合同生效要件的，担保合同无效时，主合同应确认未生效。担保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无效担保合同的担保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担保人是否享有追偿权?

《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二条规定了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而当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是承担因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为此，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问题，在实践中，有人认为，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不享有追偿权，一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作为特别法的《担保法》对此也未作规定。二是在债务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时，才能执行无效担保人的赔偿责任，此时，何谈追偿权。

一是法律无禁止性规定，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因过错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从维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担保人因担保合同无效而承担了赔偿责任，为维护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享有追偿权。

二是债务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担保人，无效合同的担保人承担责任后，这种追偿权不能因债务人无财产而消灭，当债务人将来有财产时，担保人可依法行使其追偿权(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是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原本属于债务人的

四是从责任性质上，虽然担保人的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担保人的过错是决定其在担保无效时继续承担责任的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确定一定的代偿责任的根据，担保人承担的责任仍有代偿责任的性质。

反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向担保人做出保证或设定物的担保，在担保人因清偿债务人的债务而遭受损失时，债务人向担保人作出清偿。而担保(guarantee) 是指法律为确保特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制度。

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果篇五

本文所称城镇房屋，是指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不包括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及当事人依照国家福利政策租赁公有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产生的纠纷案件。

1、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2、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3、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

4、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房屋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1、 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赔偿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本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2、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

3、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次承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5、因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时，次承租人请求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抗辩出租人合同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转租合同无效的除外。

次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可以折抵租金或者向承租人追偿。

6、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

其他

【本文地址：http://www.pourbars.com/zuowen/25809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