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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中国与世界篇一
;摘要：新时期改革开放将中国音乐剧创作、表演及市场培育置于亚洲及世界的总格局中，以远法欧西、以我为主的世界目光确立起清醒的自我定位，通过时尚气息与华夏情结交融的创作原则和虚心描红、立足原创的表演教学，培养人才，产生出大批剧目，初步形成了一个活跃的音乐剧市场。就当前音乐剧市场而言，则表现为硬件过硬、软件疲软。只要我们狠抓剧本创作和制作人培育这两个核心环节，21世纪的中国音乐剧必将为亚洲和世界音乐剧艺术、音乐剧产业、音乐剧市场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音乐剧；世界目光；创作原则；市场现状；前景预期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
虽然，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舞台戏剧样式，我华夏先人创造了一种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戏剧艺术——戏曲(xiqu)，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剧(musi－cal)在艺术元素构成及整合形态上非常接近且已有上千年的辉煌历史，但中国人善于广收博纳的天性却使他们在20世纪初接触到西方早期音乐喜剧(music comedy)之后便也开始了将这种西方新型音乐戏剧形式本土化的探索。
虽然，从那时起，中国艺术家创作本土音乐剧的努力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作品，但中国在20世纪40－70年代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使这个创造进程选择了另一种适合当时国情的发展方向，音乐剧本土化的努力被迫中断。
因此，当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艺术家和广大观众在纷纷涌入的各种西方现代艺术中发现了音乐剧这种新型舞台戏剧样式并被它的艺术魅力所深深吸引时，被中断了30年的中国音乐剧的历史不仅得以接续，而且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和全民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本土音乐剧的创作、演出，以及表演教学、外国剧目引进、市场培育和商业化运作等方面在最近30年来均有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
30年前，中国艺术家最早接触到的音乐剧，是以《演艺船》、《俄克拉荷马》、《西区的故事》、《窈窕淑女》、《音乐之声》、《屋顶上的提琴手》等为代表的美国百老汇20世纪30－60年代一系列经典剧目。此后不久，英国人制作的所谓“四大名剧”也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书面文献、影片和录像便是这种非正式传播的主渠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四季剧团通过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的方式，将日本音乐剧的创作、演出和教学理念以及四季剧团的翻译剧目和原创剧目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带进中国的课堂和剧场；之后欧美、亚洲及大洋洲的音乐剧团也纷纷带着他们的代表剧目来华举行商业性演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最近20年间，在中国演出市场上亮相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音乐剧剧目便有20余部之多，其中，除了《猫》、《悲惨世界》、《歌剧幽灵》等经典剧目之外，新近在欧美上演并走红的新创作品(如《美女与野兽》、《狮子王》、《巴黎圣母院》)及复排作品(如《大河之舞》、《42街》、《为你疯狂》、《芝加哥》等)也在本国首演三五年后登陆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环境，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艺术家和音乐剧观众的世界性视野，使他们不仅获得了对当今世界各国音乐剧艺术进行零距离接触的绝佳机遇，而且也为他们在亚洲和世界格局中思考、选择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多种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现实抉择是：究竟是“远法欧西”，还是“近采日本”?
3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音乐剧选择的是一条“远法欧西、以我为主”路线，即将美国纽约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作为自己的老师，通过对欧美一系列经典剧目的剧场体验、教学临摹和文献研究，以领悟音乐剧的艺术真谛，借鉴其先进的创作和制作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坚持以我为主方针，根据中国情和观众需要，创造和发展中国本土音乐剧。
其一，中国古来便有“不到西天、难取真经”之说。百余年来，欧美一直是世界音乐剧艺术的发源地和创演中心，音乐剧产业及市场化运作最为成熟，其世界性影响和领先地位毋庸置疑，因此是中日两国艺术家发展音乐剧的共同的老师。在地缘阻隔不再成为障碍的信息时代，只有将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目光越过我们的近邻日本投向更遥远的欧美，拜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为师，才能把音乐剧的真经学到手。
其二，中国音乐剧从业者通过四季剧团所了解到的日本音乐剧，以搬演欧美经典音乐剧为主、创演日本本土音乐剧为辅，这很可能是导致日本音乐剧的表演艺术成就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原创作品质量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其三，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与西方文明一直保持密切接触的情形根本不同，数十年来中国观众与西方文化的隔绝状态，也不允许我们将搬演欧美音乐剧的描红路线作为发展中国音乐剧的基石，因为这样做无疑会因长期的文化隔膜而使起步中的中国音乐剧市场从一开始便脱离广大观众的支持和滋养，从而失去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源泉。
其四，华夏文明历来既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更有以我为主的创造天性。对于音乐剧艺术亦复如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人之所以选择远法欧西、以我为主路线，对音乐剧这种商业化的新型音乐戏剧形式实行“拿来主义”并加以消化，用来表现中国故事、描写中国人物、抒发中国情感，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强烈的自我表现需求和创造天性决定的。
综观近30年来的中国音乐剧，正是在这种世界格局与自我定位的双向互动以及对立足原创的自觉选择中向前发展的。这也足以说明下列事实：无论从数量和规模看，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本土音乐剧均大大超过翻译剧目和外国剧团来华演出剧目。
二、创作原则：时尚气息，华夏情结
中国本土音乐剧创作的主流，一直遵循着两个基本原则，即时尚气息和华夏情结。追求时尚气息以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能够使中国音乐剧从艺术观念和本体形态两方面将音乐剧与我国传统戏曲区分开来；追求华夏情结以彰显音乐剧的中国风格和东方神韵，能够使中国音乐剧与欧美、亚洲各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音乐剧区分开来。
30年来，中国音乐剧实践家在追求时尚气息、华夏情结途程中，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风格——即都市化风格、乡土化风格和综合化风格；三种风格，互相映衬，各逞其技，构成了当下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一道灿烂景观。
通俗唱法为主。这种都市化风格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出现的音乐剧《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年华》、《搭错车》、《芳草心》，后来的《山野里的游戏》、《巴黎的火炬》、《四毛英雄传》、《夜半歌魂》，以及近10年来上演的《未来组合》、《赤道雨》、《同一个月亮》、《星》、《三峡石》等剧，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种都市化倾向。
所谓“乡土化风格”，简要言之，就是把中国原有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主要是戏曲艺术，特别是像黄梅戏、采茶戏、花鼓戏、花灯戏、二人转等民间小戏)时尚化，以构建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歌舞剧。具体来说，这种乡土化风格，敢于借鉴欧美音乐剧的综合性艺术思维、舞台组合模式以及一切可用的表现手法，对各个不同的剧种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进行时尚化改造，使传统艺术转型为现代艺术，传统歌舞剧转型为现代音乐剧，以适应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在题材选择上，这种民族化潮流通常善于表现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农村题材，其音乐、舞蹈语言和风格与民族民间艺术有深刻而明显的联系，在二度创作上每每显出写意性和写实性相融合的特征，程式化的表演有所削弱，生活化的表演有所加强；在唱法上一般以民族唱法为主。这类“乡土化”风格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都市化”风格为晚，其代表剧目，较早的有安徽的黄梅音乐喜剧《秋千架》，广西桂林的音乐剧《白莲》，近期有浙江嘉兴的音乐剧《五姑娘》、云南昆明的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以及山西运城的民族歌舞剧《娘啊娘》、新疆的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等。
所谓“综合化”风格，就是在艺术思维、表现手法、音乐舞蹈素材处理等方面广泛吸收欧美音乐剧和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有益经验和形态特征，并根据剧目创作使命的需要加以灵活运用和自由嫁接，因此在整体风格上兼具“都市化”和“乡土化”这两种特色。其代表剧目有《黑眼睛，蓝眼睛》、《玉鸟兵站》、《中国蝴蝶》、《桂林故事》等。
整体看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这三种风格都还稚嫩，艺术上不够精致和成熟，因此市场和观众认可度较低。但这起码说明：中国艺术家在原创之路上不畏艰险，持续攀登，既未停步，更没有知难而退；只要我们把这种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发扬光大，再加上中国艺术家的聪颖和才智，相信中国原创音乐剧必然崛起于不远的将来。
三、表演教学：虚心描红，立足原创
从本质上说，音乐剧是一门表演艺术。虽然，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博大精深，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而且其强调唱做念舞的统一也在表演形态上与音乐剧表演艺术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但因其美学特征的虚拟性和程式化，还是与音乐剧的真实性和生活化表演美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另一种现实状况是，我国专业艺术教育分工明确，彼此壁垒森严，戏剧、音乐和舞蹈各成系统、互不往来，从而造成学话剧的既不能唱也不能舞，学声乐的既不能舞也不会表，学舞蹈的既不能表也不会唱。
这种状况与音乐剧表演艺术的高度综合性要求严重不相适应。
1、戏剧学院模式。以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班为代表。学员多来自各地话剧院团，大多是话剧演员出身，戏剧表演、台词等是他们的强项，但歌唱舞蹈则是其弱项。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又得到日本四季剧团在人员、师资、教材、教法、设备、资金等方面的帮助，加之有中央戏剧学院这个全国一流的高等艺术学府全部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强大支撑，因此这个音乐剧班办得比较正规，比较系统，也比较有成效。在学期间，该班师生曾在日本四季剧院资助下多次赴日本学习培训，并在日本同行的帮助下先后在国内公演了百老汇名剧《西区的故事》十个教学片断及全剧和日本四季剧团的保留剧目《想变成人的猫》，后在北京上演的翻译剧目《美女与野兽》便由该班学员主演。其教学成绩显著，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
2、舞蹈学院模式。以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班为代表。其学员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演员，课程设置也比较正规，对学生进行舞蹈、戏剧表演、声乐、台词及其他文化艺术课程的训练，并在课堂作业中排演了许多欧美音乐剧的片断。
3、音乐学院模式。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班为代表。学生大多来自有歌唱天赋的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毕业生，教学中特别注重声乐训练，因此其学生大多歌唱能力相当突出。相比之下，戏剧表演和舞蹈能力则稍逊一筹。近年来曾上演过《我为歌狂》、《六祖惠能》两部音乐剧，其创演质量在同行中反响甚好。
4、戏曲转型模式。以河南大学民族歌剧班为代表。学生主要来源于省内各地戏曲团体青年演员或戏曲学校(艺术学校)的应届毕业生。由于这些学生多系戏曲演员或戏校学生出身，自小接受了传统戏曲唱做念打舞、手眼身法步的系统教育，已经具备了全能型音乐戏剧演员的基本条件；进入河南大学之后，除了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之外，还在著名声乐教授武秀之指导下进行“假声位置真声唱”训练，使之经过三至五年学习掌握这种唱法，从而由传统戏曲演员转型为现代音乐戏剧演员，能够演唱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演出西洋歌剧、中国歌剧、音乐剧及戏曲剧目。多年来曾先后上演过歌剧《茶花女》(片段)、中国歌剧《第一百个新娘》和《叶子》、原创音乐剧《中国蝴蝶》及豫剧《走出一线天》。
5、职业艺术学院模式。以武汉市艺术学校音乐剧班为代表。学生主要来自武汉市各个中学初中毕业生中的有艺术表演才华者，进校后除了一般文化课之外，对之进行歌唱、舞蹈和戏剧表演等综合训练。三年之后，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基本掌握了音乐剧演员所必备的综合表演技能，曾上演过教学剧目《红鬼蓝鬼》。浙江、湖南两省职业艺术学院新近创作演出的音乐剧《五姑娘》和《同一个月亮》，其演员基本班底便是两院的音乐剧班学员。
6、社会办学模式。由于采用商业化办学模式，学生专业背景相当复杂，办学质量亦参差不齐。办得较好的是翻译剧目《美女与野兽》及原创剧目《蝶》这两个商业性音乐剧剧组的演员培训班。其运作方式是：剧目正式公演前，在全国招聘演员并按照音乐剧表演艺术的综合性要求对之进行多技能职业化培训，公演时这些演员便成为剧组的基本班底。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中国音乐剧表演艺术教学模
式不同，但其教学理念大多注意描红和原创相互关系的处理——在具体教学和课程设置中，欧美经典音乐剧作品及其精彩场面的临摹性排练占有很大比例，以期通过这种描红实践使学生对音乐剧多艺术元素的构成法则及其基本语汇、各种表演技能技巧的综合运用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较熟练的掌握；但在教学实验剧目的组织方面，则非常强调剧目的原创性和本土化，以使学生能够迅速适应中国本土音乐剧的具体情况和表现要求。前述《红鬼蓝鬼》、《中国蝴蝶》、《五姑娘》、《我为歌狂》、《同一个月亮》、《六祖惠能》等，都是由高等艺术院校为其音乐剧班学员量身定做的剧目。
中国音乐剧表演教学的“虚心描红、立足原创”理念，正是中国艺术家对于发展音乐剧艺术“远法欧西，以我为主”这一整体战略在表演艺术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音乐剧创演和表演艺术教学的高度理性自觉。
四、市场现状：硬件过硬，软件疲软
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繁荣，需要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强力支撑。对音乐剧艺术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音乐剧创作和表演人才的培养、剧目生产的数量与质量、音乐剧产业和音乐剧市场的成熟度等等，均属于软件建设方面；而剧场和演出设施、制作条件、资金来源等等，均属于硬件建设方面。
中国音乐剧市场，经过30年的培育已渐趋成熟。特别在中心城市，欧美经典音乐剧来华演出，多采用短档期、高票价的经营策略，因此票房业绩较好，而且培养了大批热爱音乐剧的观众，一个较为健全的票务营销系统也逐渐形成网络。相比之下，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市场现状不容乐观，除了《芳草心》、《搭错车》这两部剧目演出场次超过1000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外，大多数剧目皆因本身的艺术质量不高而导致票房暗淡，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无从谈起。中国音乐剧产业尚处在襁褓之中。
与这一现实相联系，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主要投资方仍是政府。迄今为止，我国公演过的原创音乐剧，有80％以上均是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制作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商业投资或官民合资。投资规模非常悬殊——小型制作约在100万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大投资高达6000万元。事实证明，这些巨额投资很少能够收回成本，更无望从中赢利。
就剧场和演出设施而言，中国各地大中城市均有适合中小规模音乐剧剧目的演出剧场数百家，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重庆、沈阳、西安等中心城市均有适合大型音乐剧演出的剧场和现代化设施。仅以北京为例：新近落成并投入使用的国家大剧院以及建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现代化剧场有保利剧院和世纪剧院，建于“文革”前的天桥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北京剧院、人民大会堂剧场等经过改造翻修后，均能演出大中型音乐剧；此外，首都剧场、民族宫礼堂、解放军歌剧院及海军、空军等大兵种礼堂等也都是适合中型音乐剧演出的场所。上述这些剧场大多配有现代化舞台装置和齐备的高科技灯光音响设备，其先进和豪华程度甚至可与某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剧场相媲美。
上述种种情况足以说明，虽然整体看来我国在这两方面已经做到“软硬兼备”，但两相比较，硬件过硬而软件疲软，硬件建设远远强于软件建设。
五、前景预期：狠抓两环，苦练软功
制约中国原创音乐剧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对音乐剧艺术和音乐剧产业的观念误差和认识误区、对“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的盲目迷信、投资与立项决策的主观随意、从业人员创作心态的普遍浮躁、票务营销策略的严重错位等等，都严重削弱乃至损害了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公众形象。但笔者认为，在上述诸因素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度创作；在一度创作诸元素中，最大的障碍是剧本创作；在剧本创作诸问题中，最突出的弊端是戏剧品格贫弱。由于绝大多数剧本立意落陈套，故事不动人，人物乏个性，情节少跌宕，冲突缺张力，展开无逻辑，从而导致音乐剧的一度创作在其起步之初便失去了戏剧品格和剧场趣味，其他综合元素因此无所附丽，音乐剧的整体性魅力必然大打折扣；何况我们在音乐创作、舞蹈创作、舞台美术创作及导演艺术等方面同样存在各色各样的问题。也正因为一度创作的低水平，导致音乐剧产业链在其启动之初便出现断裂，所谓上演率、上座率、票房营销无从实现，衍生产品等后续动作无法跟进，绝大多数剧目遭到同行和观众的双重冷遇也就可想而知。
业界同行渐渐认识到一度创作、特别是剧本创作的极端重要性，政府及相关制作单位采取公开征集剧本、举办剧本评奖、召开专题创作研讨会和剧本论证会等一系列措施，意在提高剧本创作的戏剧品格和一度创作的内在质量。随着音乐剧影响在中国的扩大和剧本稿酬标准的提高，必能吸引更多一流剧作家和诗人投身于音乐剧剧本创作行列。以我国戏剧艺术的深厚积累和从业者的聪明才智，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必有优秀之作涌现出来。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音乐剧制作人的不合要求。在目前体制下，中国音乐剧制作人大多由专业艺术演出团体的院团长担任，其中多数人懂艺术不懂市场；也有少数独立制作人，懂市场但不懂艺术且缺乏诚信。经过近30年来的创演实践磨练和市场洗礼之后，其中一部分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者会在摸爬滚打中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只需假以时日，也会成长为既懂艺术又懂市场、既有融资能力又具诚信品格的优秀制作人。
对于音乐剧产业链来说，剧本创作是龙头，制作人是核心。这是中国音乐剧两个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我国文化艺术从业者目前正在苦修苦练的“软功”。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众文化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文化娱乐市场日益繁荣的条件下，只要狠抓这两个环节并带动其他环节的全面提高和协调运转，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中国原创音乐剧在21世纪未来20年内强势崛起，并与日本、印度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一道，努力扭转亚洲与欧美音乐剧双向交流严重人超局面，为亚洲和世界音乐剧艺术、音乐剧产业、音乐剧市场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必然来临。
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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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攀岩，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绿的，却中途跌入深渊，这是由于根部已腐烂；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枯的，最终却登上山顶，这是由于根部已泛绿，因而越拉越坚实。国家也是这样。现在春天到了，祖国的树根已经发绿了，所以爱国主义将越来越有生命力。
张文木博士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发表专著《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及论文《论中国海权》、《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等，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和反响。
35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完成了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实现了中美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性转变。随后，华盛顿借中国之力遏制苏联，施压越南，缓解美国在东亚实行地区性控制的压力，最终摆脱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困局。
尼克松寻求与中国缓和，透过地区和世界战略均势的调整为美国争得喘息之机，从而更加有力地遏制苏联并最终打败对手。这一外交战略上的精彩之笔，即是国际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尼克松主义”。
时过境迁，中国已然成长为真正的地区性大国，并正大步迈向世界大国之列。而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却呈衰落之势，且出现似曾相识的情景——至2007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已持续4年。美军深陷中东沙漠的困境，让人自然而然回忆起越南的丛林泥沼，以至于连驻伊美军指挥官都无奈承认：我们面临越南式崩溃。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在中东重蹈越南战争覆辙？“尼克松主义”会否在中东出现？中国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应对世界政治变局？而在这一切中，地缘政治特点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就此，笔者与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学者张文木进行了对话。
小布什陷中东，美国国家战略能力下落
玛雅：今年是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35周年。1972年2月，尼克松政府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难以自拔的情况下，果断地打出了“中国牌”，通过转变美、中、苏战略格局，使美国摆脱困境，重整旗鼓，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张文木：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衰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战略文化、国家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管理。
再看国家战略思维。兰德公司作为美国的智库，是美国战略思维发育水平的标志，其能力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已不可比。那时的兰德公司有一批打过仗、有经验、有理论的军人参与，研究成果颇有份量。现在兰德公司的报告大而无当，不着边际放大炮，因为研究人员严重脱离实际，仅仅凭在学校学到的逻辑来推论“战略目标”，所以好看但不中用。而且目标之大，以至于不可能有相应国家资源去支持。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不匹配，是战略研究的大忌。小布什上任后将伊朗、叙利亚、朝鲜等“七个邪恶轴心”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几年下来将美国政治折腾得疲惫不堪。这说明美国的国家战略思维衰落。
在国家战略管理方面，以小布什为代表的这一代政治领袖人物，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的，不但政治经验缺乏，而且眼高手低，一付舍我其谁的富家子弟习气。他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前国务卿鲍威尔是小布什内阁中最有谋略的人，但是对小布什的霸蛮无可奈何，黯然离去。这种逆向淘汰战略人材的现象，是国家战略管理能力下降的重要标志。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为了自卫，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交战，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胜利，继而深入俄国，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初与英国作对，赢得西欧后，得意之际进攻俄国，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一开始侵略中国，初期取胜，1941年又对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三年便败；60年代美国又在越南战场上与中国和苏联交手，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小布什上台后，指名道姓向七个“邪恶轴心”国家叫板，但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他这是老虎吃天。所以说，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谁扩张，谁失败，失败的速度与扩张的广度成正比。纵观历史，概莫能外。
毛主席曾说，美国就那几个人，东边出点事儿调兵，西边出点事儿又调兵，调得过来吗？世界出现一百多个国家，就是因为谁都管不过来。各国的能量都是有限的，美国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有效力量边界最远就到关岛，关岛以西，它就是一只“纸老虎”，真打仗，就失败。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明证。
张文木：联系非常密切。有人说小布什外交是“保守现实主义”，其实他既不“保守”也不“现实”，他颇像11世纪发动“十字军东侵”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宗教狂热加上极不现实的理想主义。
小布什的个性争强好胜，这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明显。2002年小布什访问中国，登长城时问导游，尼克松当年登长城走到哪儿。当上到北侧760米高处时，导游告诉他，尼克松当年就到了这儿。小布什又往前走了几步，超过尼克松当年的高度。这种好胜的性格表现在国际事务中，使得小布什有勇无谋，有战无略，就像西班牙斗牛，见了红布就往上冲。
小布什这代人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用不着为衣食发愁，受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没有磨砺，哪来智慧？不像从二战过来的美国政治家。他的父亲老布什，海湾战争打得很漂亮，但他打败了萨达姆又保留了萨达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要用萨达姆南面牵制科威特，东面制衡伊朗。反观小布什的表现，毫无政治智慧，活脱一个现代版的堂吉诃德。
张文木：中亚地缘政治特征有点像中国黄河的地质特征，是松散的泥沙状，人不能往里跳。跳一个，下去一个，跳多少都是有来无回。中亚不是现代化的地方，整个经济细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构成，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也呈蜂窝状，打坏一个局部，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弥补。所以我把中东政治称作国际政治的“百慕大三角”，谁进去都是有去无还。美国人现在还没意识到这点，还要增加两万兵力。两万人在海上拿炮打还起作用，要想深入进去，再加十倍兵力都没用。
玛雅：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盖茨将伊拉克战争描述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冲突的集合体，实际上存在四场战争：一是什叶派内部的战争，二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三是当地逊尼派的反美战争，四是美国与“基地”组织的战争。
张文木：这正说明中东社会的复杂性和小布什有战无略的性格特征。美国打阿富汗就是一个错误，这是鲍威尔都已经意识到的一个错误：美国在阿富汗压根就没得到什么，不过充当了伊朗和俄国的战略清道夫。美国进入阿富汗，把曾经帮助它的塔利班给干掉了，等于左手打了右手。打完以后不得已，只能让亲俄的北方联盟接管，俄国人当然高兴。美国接着又南下，打掉过去的盟友萨达姆，结果上来一个什叶派政权，又当了伊朗的战略清道夫。一旦美国撤兵，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就会和伊朗、科威特改善关系，美国战略利益就失去了。
老布什当年打下的结果是什么？是“鹬蚌相争”——科威特跟伊拉克是作对的，伊拉克跟伊朗是作对的；沙特、巴基斯坦、塔利班顶着俄国，构成了相互抵顶的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木式结构。小布什上来三下五除二，把这个结构全打掉。中东本来是部分反美，现在全部反美，小布什为俄国和伊朗打出了一个伊斯兰反美新世界。
来中国谈哲学，“尼克松主义”救了美国
玛雅：当年美国在越南战场骑虎难下，尼克松政府推行“尼克松主义”，使美国摆脱了战争困局。尼克松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倚仗基辛格，人称“基辛格外交”。小布什眼下缺的就是这样的“高人”。
张文木：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比较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还有老罗斯福、小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等，都是治理世界的高手。他们明白，美国是海洋国家，必须通过大陆制衡才能治理世界，美国才能从中渔利。美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战略家，才有今天主导世界政治的局面。35年前尼克松来中国，说是来和毛泽东谈哲学，这话很有味道，因为顺利时的美国人在得到财富的同时却失去了哲学，所以他到中国来谈哲学。哲学讲的是有限性，讲理性边界。尼克松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次进入巅峰期，大量财富涌入美国，美国人再次失去哲学，满脑子都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小布什这届班子基本算不上政治家，只是一班巴顿式的军人，所以小布什使用国力的范围远远越过了美国可以承受的边界并不奇怪。小布什和拉氏、赖斯三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bush，丛林；romsfield，田野；rice，稻米。三个加一起，构成一个“丛林状态”——state of bush。鲍威尔跟他们走不到一起，只好离去，并承认他曾在联合国发言中提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张文木：美国为什么动伊朗？是因为解决不了伊拉克的问题。正如美国当年遏制中国是因为解决不了朝鲜、越南的问题一样。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知道，动朝鲜可以，动越南可以，但是动中国不行。小布什不懂这些，他解决不了伊拉克问题，就要动后边的伊朗。这样就陷入一个逻辑悖论：伊朗还解决不了，难道还要打俄罗斯？真要跟俄国打，那只有用原子弹了。对俄国用原子弹？那不是真疯了就是真傻了。现在从美国国内政治看，增兵是在“暗渡陈仓”；但从小布什的性格分析，他还真想“明修栈道”，到伊朗穷兵黩武。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小布什外交基本如此。他这人确实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愣劲。
战略是要有哲学的。前面说的那个登长城的例子，尼克松“登长城”思考的是美国必须向中国妥协的边界，小布什找的是“舍我其谁”的豪气和满足感。尼克松说到中国来与毛泽东谈哲学，今天的小布什不谈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哲学是设计力量边界的学问。航空母舰可以在海上开，却不能在沙漠开。伊拉克离海还不远，伊朗则是在中亚腹地。小布什得读读书，读读英国在阿富汗三次失败的教训。
玛雅：美国最新民调显示，56％的民众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选择，要求从伊拉克撤军。驻伊美军指挥官近日也承认，美国面临越南式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非但不撤军，反而增兵。他这种一意孤行，是美国人说的典型的“富家子弟病”。
张文木：要不是国会制约，小布什真敢打伊朗。现在总的趋势是，别人都不想打了，就小布什想打，拉姆斯费尔德也换掉了。这让人想起美国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的结果。中途换帅是转折的标志。拉氏下台和2006年12月美国跨党派组织“伊拉克研究小组”都具有风向标意义，意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可能做“尼克松式”的调整。但从根本上讲，美国目前这届政府还未真正意识到它对外战略的失误所在，还可能有一个“回光返照”，战略性的调整可能要靠下一届政府来推动。
张文木：现在已有“西风”压不倒“东风”的感觉。小布什无法在军事上解决中东问题，便造成一种可能，就是在四五年之内，尼克松主义将在中东出现。如此，就会造成中东的巨大真空，这反会刺激中亚及其周边大国的竞争。“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势力真空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单极霸权的过度扩张容易造成地区性反霸力量的高度联合，而霸权撤出后留下的真空则容易出现地区性冲突——1970年代尼克松主义之后，亚洲地区就出现冲突，比如越柬冲突、中越战争等。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中亚地区更是发生动荡。未来几年，如果尼克松主义在中东出现，美国对其消化期大概有10年时间，这对中国来说，原先估计的“战略机遇期”就延长了；但美国稳定后，对中国的压力又会加大。所以，中国应该把握时机，早做准备，多做准备，并且中国的准备不能是消极的，而应是积极和具有攻势的。
当前可谓“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古语云：“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前一句是送给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后一句则是送给小布什的。
运来天地皆同力，中华民族能否承接世界文明？
张文木：历史是一个文明轮回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文明比作天鸟，它总要有个地方落脚歇息。世界上能落脚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特征呢？最关键是它要有一个洲际主体地理板块。如果它的板块是破碎的，主体文明就很难扎根。历史上，古典文明最早是在东方扎根，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其中巴比伦主体板块条件较差，所以衰落得比较早。其次是埃及衰落。印度大约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衰落的。中国是最后一个衰落的，但仍有余威。
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的主导作用持续最久，就得益于它是一个洲际主体板块。它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别人不容易进入。中国同时还有一个在当时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即小农业经济，因此它能最快地汲取地区资源，最大限度地容纳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国家最开始是保护人的。国家起来后，就异化成生命体了，也得“吃饭”。这时人便成了为国家找“粮”的人。土地是较早的国家资源。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人当兵打仗，能打仗就有人贡赋。越打仗贡赋越多，贡赋越多越能打仗，结果国家就成为一个帝国。四大文明古国都具有这个特征。
历史上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不少，但并不是都能形成主体文明。世界是多元的，但主体是少数的。五千年智慧积淀下来的东西，只要国家主体板块不解体，就有希望。中国承载了当时的文明，在四大古国中最后一个衰落，说明它的持续力是非常强的——即使在西方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时，西方人还憧憬着东方中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是非常落后的，和中国没法比。正因此，拿破仑说，中国如睡狮，让它睡着吧，别去把它惹醒。
张文木：这是由于世界汲取资源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工业出现后，支撑国家的资源需求不一样了，土地不那么重要了，市场、矿产成为支撑国家的主要资源。基于此，不列颠岛上率先出现了新文明。
为什么不是在欧洲大陆呢？这是因为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还是一个比较大主体的板块。欧洲曾得益于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帝国。欧洲人今天特别怀念罗马时期，原因是欧洲现在深受破碎型地缘政治之苦。公元800年查理大帝时代又出现统一，但被他的三个孙子在843年时给分裂了。这一分，就像是一个孩子被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一劈三块：一块是法兰西，一块是德意志，一块是意大利。从此这三块就打个没完没了，英国由此大获其利。英国崛起就与欧洲破碎型地缘政治条件有关，使它成为一个“矢量和”最小而“标量和”最大的板块。这也是西方文明“天鸟”落户于不列颠岛的基本原因。西方文明崛起后，东方财富先从非洲和拉美，后从亚洲，被西方暴力掠到欧洲。在巨大财富的支撑下，欧洲才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欧洲的地缘政治特点，使它没有能力长期承载工业文明，只是由于北美洲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才将欧洲工业文明承接过去。美国吸取了欧洲的经验，坚决不允许国内出现多板块分裂状况。从华盛顿到林肯完成了国家建立到统一的任务，后来又不断扩张，最终成为一个绝对完整的文明板块，这为西方文明“天鸟”落脚北美打下了基础。
玛雅：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板块在地缘政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势？
张文木：美国地缘政治有其不利的地方，绝对主体板块的特点，使美国版图无遮无掩，有些“光膀子”的味道。两边的大洋不能起到遮掩美国“身体”的作用，这更使美国处于“裸奔”状态。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它必须将对手逼得远远的，为此它也得把兵派得远远的。但能越洋的都是大国，所以美国天定必须永远和大国作对。这就加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
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最佳状态，呈“螃蟹”状，东北这边有个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个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东北东南“两个胳膊”北南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大陆“身体”没有受到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为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优于美国的天然的地缘政治位势。
中国西部地区有两个大国，俄国和印度。印度的攻击力弱；且中国的西部空旷，这使中印俄有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势，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中，将继续产生优势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西方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能得逞。仅此一点就可知中国必然是有天命的国家，是新文明“天鸟”将再次落脚歇息的国家。
美国现在打中东，是“柿子捡软的捏”，与大国作对它尚无力量。从美国二战后的历史看，它的亚太政策都在回避与大国直接作对。朝鲜战争是这样，越南战争也是这样。中国一出兵它就想退兵，只不过是想怎样体面地退兵而已。最后没招了，在文件中说要用原子弹，实际上不敢用。美国不跟大国作对，就找小的，到中间地带去。上世纪找朝鲜和越南，现在又跑到中东去了。
玛雅：如此分析，美国为了台湾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陈水扁前不久抛出“四要一没有”，美国明确提出反对。
张文木：美国可给“台独”之实，但不会给台湾“独立”之名，因为美国不愿意让台湾回归祖国，更不愿意把台湾放在日本人手里。美国人不傻：台湾如果独立于中国，那它更会独立于美国而转向日本。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既不能回到中国，也不能独立于美国，更不能滑向日本。台湾是块肉，美国跟中国交换时可以一点点地割，不断地割，让台湾在不死不活、不强不大中对美国俯首听命。等将来有一天中国真正强大了，它会把已被榨得皮包骨头的台湾整个甩给大陆，以换取中国对其某种战略目标的支持。看看战后史，美国从来没有把台湾当成盟友，因为台湾对美国并不是必需的，台湾东面美国还有关岛拦着中国东进。台湾对日本是致命需求，而“台独”要想形成合力只有倒向日本。美国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也救不了近火，这使“台独分子”对美国的承诺并不信任。所以说“台湾独立”根本没戏，台湾回归祖国是必然的，除非我们内部推行所谓有与“台独”立场合污的“新思维”。因此，我们不能像当年戈尔巴乔夫那样，真的被各式各样的“新思维”忽悠晕了。
美国目前对台湾摆的“防御”态势是太平天国用过的“守险不守陴”的策略，也就是守住城四周的险地，自可保住城郭安全。美国是通过在冲绳、关岛及菲律宾的驻军而不是在台湾驻军，从北、东、南三面反制中国的。台湾其实只是座军事“空城”。毛泽东不占金门马祖，而是将其与台湾作为一个整体收回的方式应当对我们有所启示，台湾问题也应与中国对西太的格局需求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一道解决。美国对台湾所需要的并不是台湾的所谓“民主样板”，美国对台湾的希望在于阻挡中国改变西太战略格局。所以说，台湾问题是地区格局问题，格局问题又是台湾周边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台湾周边的“社会关系”，就是美国、日本及其他企图从中谋利的国家，周边的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迎刃而解。陆游有话，“功夫在诗外”。这话改用一下，那就是“功夫在岛外”。
张文木：印度版图很大，现在也是个大国，但它的版图是英国人留下的，几乎是个空壳，“内脏”虽没掏空，却已被破碎。如果说欧洲地缘政治好比“踝骨粉碎性骨折”，那印度则就是“盆骨粉碎性骨折”。印度国家政治没有主体性，它的民族心理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各邦之间的权力是分裂的，国内政治矢量繁多，各政治矢量间的“夹角”大，由此形成的合力要比中国小得多。到印度去旅游，它给人的感觉是国内的“长城”多，这说明它的政治单位在古代是破碎的。中国的特点是，长期以来只有边界盈缩，没有内部器质性裂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底盘尚在，能够复苏、再生。印度不同，不仅边界有盈缩，内部更有器质性裂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承接一个新文明的社会条件远不如中国充分。
玛雅：地缘板块是外在条件，中国文明的内在优势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都没细想过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国完成从分到合，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的深层原因。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日本胜于中国在于力，而五年后败于中国在于智。中国人思维中有着浓厚的辩证法积淀，善候天时，善守力量边界，准确地把握“翻牌”的时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人“讲政治”的能力比较强。比如，1941年6月，德国人向苏联宣战，1942年7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0月12日，毛泽东说：“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结果，1945年日本人和德国人均因“事尚彻底”和“不懂政治”（蒋介石语）而遭灭顶之灾；而当时“不堪一击”的中国顺势而为反成了后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并于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其间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中国人有那种基于大哲学和大历史且充满辩证思维的文化素养。由此而论，中国和谐辩证的世界观及祖国统一高于一切的思想，是保证未来中国崛起的文化原因。
中国现在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科学发展观，其宗旨就是在发展的同时减少两极分化。这对中国来说是绝对有利的。中国要崛起，它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极大。西方对资源的需求主要是靠对外战争和殖民地。中国靠什么？就得靠人心。今天讲和谐，首先得跟自己家里的大多数人讲和谐。一个国家，主体不支持你，就会陷入永无休止地内乱。家里不和外人欺；自己不乱，就没人敢动你。毛泽东看明白了，他紧紧抓住工农。中国当时能打败美国，关键是在国内有工农联盟政策的支持。今天也是这样，没有外边的资源来弥补，又要得到人人满意，既要资本效率，又要国内公平，惟一的方法就是优先多数人的利益，获得多数的政治支持，不然就出现格瓦拉。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是比地缘政治条件更具决定性且能保证中国崛起的政治基础。
玛雅：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七一讲话”中说，民心向背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试金石。温家宝总理近日重申“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要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体现了中央高层对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注重。
张文木：得人心者得天下，其实人心才是最核心的生产力，因为人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但人心不能靠“好施小惠，言不及义”来赢得，而是靠切切实实地从所有制上保证人民手上的生产资料，能够在现有体制中获得可让人民共享的利益。现在中国农民虽有土地，但土地不能赢利。国家要保证农民的土地产品可以持续赢利，这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要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中国？今天拯救中国的是科学发展观，是以人民优先公平为目标的和谐政策。坚持这个，行稳致远，中国的前途就是伟大的。
张文木：今天全球化出现这么多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承载的文明模式的弊端可能要用东方传统文明来矫正，这与过去东方传统文明的弊端也受到西方文明模式的合理矫正的道理一样。西方文明的思维形式是形而上学的，用成本量的增加来解决问题。这种模式曾推动过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解决了人类的机械思维劳动问题。电脑的出现，是这种思维模式达到了极致的物质化成果。但是这个模式的最大缺点是解决不了包括经验在内的综合性问题。在辩证法上，欧洲有大家，但不成为主流。欧洲基本上是形而上学思维统治。一切要讲究精确，要量化细化，要标准化，其结果社会为这些形式付出的成本无限增大。
比如打仗，尽管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辩证特征，但他那种打仗方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用量增加和“决战”取得胜利。跟医学上化疗相似，有红细胞有白细胞，全部杀死，活过来的一方就是决定结果的一方。东方文化不这样，讲究的是釜底抽薪，是使用成本的有效性。你这儿发炎，我在那儿给你败火，身体就平衡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治感冒，中国人号脉，五六块钱一副药病就好了；西医先动用一大堆机器化验，好几百块钱。中国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医“号脉”是一个道理，隔几天号号脉，及时对症下药。戈尔巴乔夫是“西医”式改革，上来就拿刀子往心脏捅，结果将本来可医的苏联硬给捅死了。
现在这个世界在发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发炎。这病西医已不灵了。西方人着急，动辄动粗打人。打了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又嚷着要打伊朗。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民不畏死，小民从来不可轻”，美国这下真没辙了。没辙，就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模式已走到尽头。当今世界出现小布什这种人，并不是小布什个人的问题，而是治理世界的“西医”出了问题。反之，近百年来东方人为了翻身，积极学习和掌握了西方文明优秀成果，同时也结合东方文明的优点形成新时代的东方文明，这对未来的世界治理当会做出大的贡献。
张文木：中国社会病重，其中部分病因不在于病本身，而在于治病方式，为治病而滥用“西药”药方。中国社会病主要是“脾胃不合”、“腹寒上燥”，也就是两极分化。这样的病持续用“西药”是很危险的。好在我们现在有科学发展观，可以调过来，最终可能渡过这个难关。现在构建和谐世界，特别是建设新农村，就是在用“中医”调理中国。“炎症”发在城里，可用药“消炎”在农村；“炎症”在局部，“消炎”在总体。房地产泡沫正在被挑破；局部腐败重灾区反腐部门强力介入，用“西医外科手术”迅速解决问题。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双管齐下，中国就会调理过来，恢复健康的状态。再加上我们太平洋东岸的那个“建设性战略伙伴”，现在智商急速下降。他们治理世界不信“中医”，那就无可救药了，就得让贤中国，让中医和谐辩证的方式来试试世界治理。
但中国也存在着潜在的顷刻倒塌的危险。危险不是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心。苏联解体时，军事上照样可以向美国“亮剑”，可思想之剑，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里，早已锈迹斑斑。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认为，西方能够用以打败中国的不是炮弹而是糖衣。那时的共产党人经受住了考验。21世纪前半叶，西方能用以打败中国的也不是导弹，而是西洋墨水和中国一些人食洋不化的口水。现在一些人有意妖魔化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虚化中国民族英雄人物。什么“岳飞不是英雄”，雷锋也不是宣传的那种榜样人物，黄继光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才去堵枪眼，等等。这些话说多了，中国人的脊梁骨就会被蚀断，灵魂被蚀裂，我们民族的存在就没有道德价值和历史意义了，知识分子就不能进行思考了。这是要命的，是会亡国的。好在现在这些人的洋人主子不争气，他们也是日薄西山。
今天的中国人能否经得住这“生命难以承受之轻”的考验？我认为，人生如攀岩，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绿的，却中途跌入深渊，这是由于根部已腐烂；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枯的，最终却登上山顶，这是由于根部已泛绿，因而越拉越坚实。国家也是这样。现在春天到了，祖国的树根已经发绿了，所以爱国主义将越来越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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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文艺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
黑格尔曾将艺术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他所说三种艺术类型中，“浪漫型艺术”并非仅指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其所述内容比较含混庞杂，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类型尚待研究。而且西方文艺始终是以“摹仿”或后来所说“再现”，为其发展的主导性潮流的，故他所说能够称得上真正独立艺术类型的，便只有前两种。而“象征型”同“古典型”之分，实际也就是古代东西方文艺之分。
黑格尔所说“象征型”和“古典型”两种艺术的区分，概括地说，即是文艺的喻象性（拟喻）和摹象性（再现）之不同，前者是把某种抽象概念“拟物化”，后者则是“拟人化”。那么除这两种艺术类型外，是否还有其他艺术类型呢？我们来看中国文艺。
中国文艺发展到最辉煌期的艺术形态，是以创造“意象一意境”为轴心的文艺，我们统称之为“意象文艺”。它既不同于以“喻”为特征的古代象征型文艺，也不同于以“摹仿”（再现）为特征的西方古典型文艺。这主要是指源自六朝而高度成熟于唐宋时期的诗、词以及元曲、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等。
所谓“意象”，顾名思义即是意和象的契合、心和物的同一、精神和自然的同构对应。不过这同一，却并非如希腊艺术是指对象本身的同一，而是主客体之间的同一。因此，它既非意义和形象之间的某种喻指关系，亦非主体对客体的摹仿（再现）关系。前者只是一种拟喻性形象，后者则是一种摹拟性形象。而“意象”则是被意化的象，或曰写意性审美形象。从哲学认识论上说，它源于“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从审美心理学上说，它根于心物同构的感兴论；从文艺创作论上说，则是情景之间的互根互生。如王夫之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别，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姜斋诗话》卷二）所以，文艺创作不再被看作某种抽象概念强加于物的拟物主义，也不是对客观事物作真实再现的写实主义，而是以个体瞬间触发的情思意绪（感兴）为始基的心物缘情论。宋范晞文曾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对床夜话》）即是对其所作最好概括。故在意象文艺中，写景即是言情，状物即是达意，景物描写也就成为抒发情感的特殊手段。中国诗人笔下的景物，总是被“意化”的景物，或如黑格尔所说客观事物被主观心灵化了。中国文艺追求心理感受、情感体验的真实，它既不离物而又超于物，同西方文艺只重感官物理真实的文艺观，形成鲜明对照。也正因此，西方文艺创作最高成就的标志是塑造“典型”，中国文艺创作最高成就的标志是创造“意境”。
彩和互补格局。
现代派：象征型艺术的回归
当我们得出文艺的三种基本类型的结论时，自然并未忘记出现于上世纪末而风靡于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那么，它是否也是一种全新的艺术类型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它只是向古代象征艺术的回归。当然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并非原始艺术的简单模仿。它们虽不像原始艺术纯出于群体无意识积淀，而是有现代哲学和科学为先导的自觉创造，但从本质上上却存在许多相似性共同基因。这主要从三个方面即可看出。
首先，纵观二十世纪现代派文艺流派及其发展历程，其走过的基本是一条不断排除理性而沉溺于自我思考，在神秘内省、巫术宗教情感和潜意识领域愈陷愈深之路，最终使艺术变成不可解亦无须理解的神秘符号系统。而创作动机的非理性和符号系统的神秘性，则正是原始象征型艺术两大基本特征。其次，现代派作家无一不是丑的张扬者，内心无意识世界的开掘者，支离破碎的荒诞世界的揭发者。从前期象征主义“将悲哀作夸耀”起，后期象征主义专写荒原美，表现主义专写怪诞美，超现实主义专写梦幻与现实交织的超现实美，以至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变态美，荒诞戏剧的荒诞美，黑色幽默小说的地狱美、恐怖美等，他们无不在反传统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而终代之以“变形”和“怪诞”。于是自然谐和的美不见了，象征性变形符号代替了真实再现。佩斯曾说：“怪诞是象征性地使用夸张，其目的是要表达更高层次的、更深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要揭示一个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世界更深刻、更紧张的世界。”(注1)单纯的夸张固然不一定就是象征，但怪诞却必然是带象征意味的夸张。西方的造型艺术，如原始派、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及抽象派绘画等，都无不使绘画艺术越来越变为无意识梦幻世界或本能主宰下非理性世界的符号象征。第三，崇尚无意识梦幻，崇尚非理性神秘体验的现代派作家们，一般都对科学和文明是人类进步提出怀疑，认为这恰恰是“科学和物质的失败”。在他们看来，科学愈发达、物质文明程度愈高，人的精神生活就愈空虚，人受物质奴役的“异化”现象就愈严重，整个人类受到的威胁也就愈大。现代派先驱之一的爱伦·坡说：“最大的废墟是最高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艾略特把现代世界描写成万物枯死的荒原，乔伊斯揭发现代社会的龌龊造成现代人格的破碎，卡夫卡愤怒控诉现代文明把人异化为虫为兽，劳伦斯猛烈抨击工业文明造成人性的压抑扭曲，荒诞派表现过分膨胀的物质文明把人压扁挤垮，黑色幽默痛诋灵魂空虚的现代人把人类引向毁灭。总之，随着现代科学对人的深层意识中种种隐蔽力量和潜能的认识，现代人对理性、科学、文明等都产生根本性动摇怀疑，他们深感传统造成的沉重负累和拘缚，故转而向自己还很陌生的异域文明或异质文化求索。他们从史前洞穴壁画中，从原始部落民族中，从岛国居民和东方古代文明中，去重新寻找创作的启示和灵感。高更、克立、马蒂斯、毕加索等都相继走过这一条路。而艾略特、劳伦斯、乔伊斯、卡夫卡、庞德等，也都同样瞩目于远古象征艺术。垮掉的一代则更要摆弃一切文明束缚，希望回到未开化时代去作“神圣的野蛮人”。总之，正是原始或远古艺术那怪诞离奇的造型结构，那非写实的图案化稚拙技巧，以及神秘的巫术宗教性象征内涵，才启示并帮助现代派作家终于解开人类童年期“心灵密码”，从而找到作为艺术之根的始初“原型”。野兽派画家认为只有原始艺术才能把那隐藏在心底的兽性冲动和蛮性力量激活，从而升华成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这种向原始艺术的主动回归靠近，正是现代派作家们的自觉意识。西方一些学者曾称此为文艺的“神话化”，认为“文学和文艺学中的这种神话主义，为现代主义所特有”，是“二十世纪文学领域所出现的神话‘复兴’”。(注2)这确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文艺“复兴”，不过其对象已不是希腊罗马，而是原始象征艺术。
三种文艺源于三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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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大调整，它表现在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新的外交形式的出现、全球性话题的突出和中国地位与作用的提升等方面。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外交也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政策的调整。
【关键词】世界形势 中国外交 国际格局 全球化 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法】d8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的“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 它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也更需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变化作出新的调整和努力。
一、当前世界形势大变革和大调整的主要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大变革和大调整具有如下特征：
1.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虽然在军事上独领风骚，但却遭遇了政治和外交的失败，影响力反而大大下降。它表明单凭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所欲为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美国不得不修改单边主义，加强多边外交。与此同时，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变化，金砖机制和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大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东南亚和中亚的政治稳定都成为对世界政治格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改变了自1648年以来影响国际政治的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多极、两极、单极格局，“极”的概念也在淡化，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多变的特点。
2.以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内容之一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欣欣向荣的新景观。自西方统治世界以来的200年中，第一次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的局面。它要求国际经济机制进行新的调整，对西方的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调控，改变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权的局面。
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大发展，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受互联网深刻影响的时代。互联网具有即时性、普遍性、全球性，信息传递瞬时到达，国家和政府控制信息的难度加大。它带来两大深刻影响，一是民众参与外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互联网信息对国家边界具有很强的穿透性。这两个因素都对传统的外交样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一国发生的事件更容易演发成为区域性事件甚至全球事件。以2008年“3·14”中国西藏拉萨事件、阻挠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以及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等国发生的政治动荡为标志，公民参与各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已经来到，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政治和外交的规则和活动方式。为适应这一变化，公众外交成为一种新的外交样式，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对本国民众和他国民众的影响。
5.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和2009—2010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率先走出危机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升。20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10.3%，达到 397983亿元，（按美元汇率计算达5.9万亿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此前的2.77%上升到4.42%；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也从此前的3.72%上升至6.39%，而投票权则从3.65%上升到6.07%。 这一客观事实引发了对中国的两种情绪：一是期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发挥领导力；二是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和焦虑，从而引发“中国威胁论”加剧。
二、不断调整和变化中的中国外交
世界形势的这种大变化和大调整，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外交本身也在审时度势，在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方针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变，为中国外交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进一步完善总体外交
“我国外交主要是国家外交，同时也广泛开展不同形式的政党和民间的对外交往。这几个方面的对外工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个大外交，有时称为总体外交，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外交决策、执行一体统筹，集中资源办大事。中国的外交决策权和执行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外事领导小组。2.大外交以国家间关系为主，外交形式多样化，外交主体多元化，有首脑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贸易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媒体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等多种形式。3.形成内外一盘棋的观念，促进内政外交的相互配合。外交为内政服务，为国内现代化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外交工作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外交的大战略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4.中国外交的总政策就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体内容则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经济是中心。在这个总体外交中，中联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处理中朝关系，协调中共与外国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团体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强调，在外交与军事，外交与对外经济的相互交织过程中，这种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调整中的关键
在大国关系中，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以及主要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中欧关系近年来波折不断，2010年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囚犯刘晓波更是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中欧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的缺失，但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并未动摇。中美关系则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关系，是中国外交调整中的重心。
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加大了美方对中国的猜忌，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不少美国人担心：如果2025年或者更早中国在经济上超越了美国，一个实力不断增加的更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问题，或者成为像当年苏联“卫星时刻”和日本实力大增时形成的对美国的重大挑战？因此，处于调整期的中美关系合作在加深，同时矛盾也在不断突出。
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中美双边关系一度陷入持续的冲突甚至对抗当中，传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2010年初起，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并重启对台军售，中美两军交流随之中断。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汇率问题政治化倾向严重。以谷歌事件为代表，此前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的跨国企业也开始不满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进入夏季，中美关系不见回暖，对抗却在不断升温。“天安号”事件以及黄海军演把中美两军推到了对抗的前台，双方军队高层不断发表针锋相对的强硬言论。黄海余波未息，南海波澜又起，美方对“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说法极为敏感，国务卿希拉里对此强硬表态，表示美国关注“南海问题”。一时间，双方大有走向重大战略较量之势。尽管双边关系波折不断，中美双方均认识到继续滑向对抗并不符合两国利益。恰在夏季中美对抗不断升温之时，中美之间高层官员频繁互访，沟通渠道始终保持通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实现转圜。2010年年底，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中美两军交流得以恢复，而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进一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调整。这次调整中的新内容是：确定中美要“继续建设伙伴关系”，“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双方同意进一步努力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以加强双边关系”。美国方面表示的姿态是：“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中国方面为了打消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强调了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也就是说中国无意把美国从东亚地区排除出去。中国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虽然美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相当长时期中，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领导人的访问就能调整到位，还需要长期磨合，尤其是在美对台军售、中国国内人权事务等问题上，考验着双方的外交智慧。
（三）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发展
为适应公众参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的局面，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机构专门处理相关的事务。同时，中国进一步推动孔子学院在国外的成立，先后成功地组织了中俄文化年、中法文化年的活动。中国对外国公众的宣传、公关活动、文化活动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公共外交的另一部分就是让国内民众更多地了解和参与中国外交。中国外交在这方面的变化，就是明确外交为民的理念。所谓外交为民，具体地表现于为中国公民在国外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和在国外的投资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加强领事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主动性，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公民、法人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应对我国公民在海外遭绑架、袭击等突发事件，有效处置涉我人员财产和劳务纠纷案件。根据外交部领事司提供的数据，2011年有关部门共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
同时，中国公众参与外交事务也有了新的发展。2008年3月14日，由于西藏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被西方媒体歪曲，伦敦、巴黎发生阻挠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个别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挑衅中国国家利益，美国媒体出现诋毁中国政府的反华言论，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空前的愤怒，再次形成了中国民众自发参与外交活动的高潮。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发起了自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强大声浪，使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政策，有力地遏制了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它也是中国民众参与外交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国家政府主导的外交主体的活动形成了较大的相互呼应的作用，使得中国外交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增加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新的手段和形式。
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并依托世博会的平台开展了密集的首脑外交、双边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多样的外交活动。其中，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新领域，备受瞩目。世博会在长达184天的会期中，共接待海外游客350万人次，举行了约2万场文艺演出和丰富多彩的文物展示，参展各国的政府之间、政府与民间机构之间、各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各国民众之间的谈判、交流、对话、协商数不胜数。 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和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介绍了国家现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展示了国家“文明、开放、和谐、进步”的新形象，拓宽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外交流的途径，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世博会期间友好公开的舆论环境以及来自境外500多家媒体的3000多名记者的采访报道，也使得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取得公认的成效。
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复杂，中小国家众多，大国环伺，局势动荡。以 “天安号事件”为发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美国也借机巩固同韩日的同盟关系，并派遣航母编队与韩国进行“威慑式”的联合军演。针对半岛局势，美韩日三国高层密集会晤，一度有抛开六方会谈框架另起炉灶之势。“天安号事件”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延坪岛炮声又起，朝鲜和韩国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2010年9月，中国和日本由于钓鱼岛撞船事件陷入对抗，日方采取了近年来少有的强硬态度，执意扣压中方人员，将中日关系推向冰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一向复杂，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普遍认识到中国崛起是客观趋势不可阻挡，对中国抱有相当的期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疑虑相当深，因而虽不情愿但也欢迎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 2010年出现的 “南海核心利益”风波等，对中国一直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造成了冲击和损害。
自2008年起，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猜疑，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同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合作的难度。在中日钓鱼岛事件、南海“核心利益”风波中都可以看到这类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存在使得中国周边安全进一步复杂化。在经济合作领域，《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苦心经营的“10+3”机制空心化。
中国周边局势的震荡对中国的睦邻外交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尽管中国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但已经具备相当的地区影响力，在妥善解决自身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完全有能力以更积极的姿态，采取合理的战略构建有利的周边局势。
中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有四点：1.合理评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美国回归亚洲”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2010年几乎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周边紧张事态的背后的确都有美国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但不能全部归咎于美国。美国的亚洲战略同样也包含着追求该地区稳定的成分。中美在此目标上并无分歧，因而中方应当理性应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客观评估美国在地区中的战略作用，争取做到因势利导。这在前述《中美联合声明》已经有所反映。2.在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了与东盟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沟通和互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的矛盾已有所缓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也相对比较成功。3.为稳定东北亚局势尤其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4.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在周边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客观上有助于周边国家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进而达到消除误会、增进共识、促进合作的目标。
（五）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
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事务当中。但是，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了较为普遍的质疑。在发达国家看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处在世界第二位，并因此在许多优惠贷款和经济援助中取消了中国的资格，同时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在涉及金融、关税、军备、环境、反恐、能源等问题的国际合作中作出超出国家能力范围的不合理承诺，承担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义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尽早实现经济复苏，遏制全球贸易额下滑和实体经济萎缩的趋势，在危机中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加强了与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一时间“地区大国”、“中美共治”等言论不绝于耳。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数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消息引起全球各大媒体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声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呼吁、建议甚至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也逐渐增加，它们期望中国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自己提供更多优惠和援助，一旦不能如愿以偿，便会据此质疑中国致力于区域合作或全球治理的诚意与努力。
这种身份的误读往往使中国外交陷于两难境地，给外交政策的制定带来不小的挑战。然而更大的风险在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之争成为发达国家集团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可趁之机。无论是在贸易谈判、能源开发、区域经济合作还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西方国家往往有意无意地暗示中国已非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人为制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与猜忌。2009年底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遭遇的外交困境和2010年中国南海的“核心利益”风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局面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以“同一个声音”争取权益的力量，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互信和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的不均衡性，贫富差距拉大，中国被划入“大国”、“富国”、“强国”阵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集中凸显出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削弱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合作共识的天然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发达国家挑拨发展中国家关系、分散发展中国家力量提供了借口和契机。
中国自己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另一种是中国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很大的国际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并且在各种国际场合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外交目标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对世界上许多重要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充当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
中国的角色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另一个是调整中国的国际作用的定位。
当然中国也注意到，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分歧也是必然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这对习惯于把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中国来说，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一个新现象。在经济上，中国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摩擦不断。2010年全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摩擦64起，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于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是最主要的形式。在能源问题上，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0年原油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5%， 进口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这与一些新兴国家在能源市场上构成了竞争关系，中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能源合作力度加强也引发了东道国内部反对派以及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指责。在政治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被误解为要“谋求国际社会的领导权”、“确立东方霸权”，“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甚嚣尘上。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间，由于地缘上的临近，这种所谓的“威胁”效果被放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国家倾向于积极引入美国等其他大国力量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寻求地区局势的“战略平衡”。
一是在坚持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深入、全方位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中国今后还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衡量中国的发展阶段并不能唯gdp化，要看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还处在“发展中”阶段，要始终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全面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充分引导和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
二是要认清发展中国家整体已经分化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使之有分类、有重点、有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自冷战结束后便日趋明显，除了“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之外，其他的群体性共同特征都发生了变化，相互间的合力在削弱、分歧在增大，与发达国家间的对抗性减少、依赖性增强，整体呈现出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利益诉求不一、政策偏好不同的多样性特征。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国若想维持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必须改变之前相对单一的“对不同国家的相同政策”， 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将国家间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双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对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要立足于合作和共同发展，充分认识到它们在改变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拓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对于亚洲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要立足于睦邻友好和区域共建，为中国的持续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中东、非洲、拉美等能源合作的重点区域和国家，要立足于互利共赢，在开发能源的同时着眼于东道国的发展和建设，通过增加这些国家的整体实力，来对冲西方国家插手和控制的风险；对于其他致力于本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壮大，应当也能够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积极因素。
（六）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与中国对全球和区域事务的积极参与
第一，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东亚区域的事务。中国积极承担了朝核六方会谈的主导国家的作用，虽然这一进程一波三折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结果，但中国推动的六方会谈已经达成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且这些成果今后仍然是解决朝核问题所必需的；中国推动了中亚区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合作的多边进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积极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包括了中俄哈吉乌土六个正式成员国和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蒙古四个观察员国家；中国同时也积极参加和推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边会谈，中俄印三方会谈，与东盟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的签署。
第二，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参加推动中俄印巴金砖四国的合作机制，并且致力于把这种合作推广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之间。2010年4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巴西举行第二次会晤，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事务的主张和声音，中国与世界主要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第三，在全球事务上，中国也表现出更积极和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的姿态。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推动会议达成了基本文件。墨西哥坎昆国际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在参会期间与“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欧盟等方面代表举行会谈，就资金支持、技术转让、森林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达成一定共识，为大会最终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的坚决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合作，力所能及地为美国、欧洲、亚洲国家提供了帮助，并且率先走出危机，为国际社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增加经济恢复的信心作出了贡献。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跑者”，充分利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广阔平台，深入参与和引导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并初见成效。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之外，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正处于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之中。
当然，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提高和学习的过程，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其一，中国多边外交活动数量众多，但布局分散，缺乏协同性。中国目前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专业的，也有综合的；既有政府间的，也有非政府间的，但加入这些多边机制的初衷都是直接地为了表明多边主义的立场和谋求多边对话的机会，惯性大于主动，没有整体的谋划，因而布局较为分散。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有了呼应配合的意识，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与合作原则成为坎昆会议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大国形成统一意见的基础， 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这种趋势仍需深化。中国多边外交需要全局性的谋划和一整套的政策方案，使各方资源真正盘活和汇聚流通起来。
其二，中国的多边外交以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以各种全球性国际会议及国际机制为主要形式，非政府组织、各类国际论坛、民间外交的作用有限。从国际范围来看，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主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多边外交中的新领域，非政府组织的空间日益扩大。但是中国在传统上把外交看做是利益攸关的政府行为，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外交活动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同时，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发育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参与外交活动的能力。
其三，目前中国在国际多边合作中，主要还是规则的追随者，而非体制的构建者，话语权相对较弱。虽然中国在多边舞台上从“参与者”变成了“主持人”， 但是在国际合作中影响力的增加并不天然意味着中国就此有了制定议题和修改规则的能力。许多基础性的和支柱性议题还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提出的，中方的外交空间仍然局限于在遵守现有国际组织规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团结合作。目前由中国发起并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只有上海合作组织等有限的几个，大部分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处于西方规则的支配之下。中国需要尽快实现从惯性追随到主动构建的转变，谋求更多的话语权，以适应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国际责任日益增多的现实。
结束语
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过去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规则都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这种大变化大调整，它是对各国外交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中国需要更冷静的思考，更理智的分析，更成熟的应对，更灵活的决策和更大胆的行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需要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如何面对这种变化？中国传统的指导人们智慧地面对各种变化的《易经》告诉我们，应对变化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的内容，一是变易，二是不易。
变易就是承认世界本身就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世界的变化具有多样性，并不是单向的、单值的变化，而是一种多向度的、多值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辩证“多值逻辑”思维。每一种世界形势都内在地存有“变”的元素，这些“变”的元素可以在主客观条件下向好的或者坏的方向或者不确定的方向转化，存在多种可能性。现在要求中国、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防止它向坏的方向发展，利用变化中出现的有利因素和机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好、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变化。周易中第四十九卦《革卦》是讨论如何变的方法，它指出变革旧的事物要顺乎自然，“君子以治历明时” ，就是变革一定要能够掌握时机，并且通过变革的规律来理解天下的变化，掌握变化规律的国家（君子）必须“与时偕行”。
不易就是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的大变化，必须要坚持原则，用不变的原则和立场来应对变化万千的国际局势。所谓不易，就是心中有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坚持和平发展不变，坚持多边合作不变，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不变，坚持可持续和各国共同发展不变。
总之，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坚持不变的原则，并积极主动地把握机会，促使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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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
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
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
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产业、信息等开始在世界某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布局，区域内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以及世界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都逐步提升。
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3、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使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
4、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
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
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近日，由中国（xx）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主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第85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xx省海口市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新挑战”“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走势及对世界经济影响”“开放的亚洲与世界”“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指出，逆全球化问题发生的重要根源，是发达经济体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失衡。总的来看，虽然逆全球化措施难阻全球化大势，但逆全球化问题将会成为各国较长时期面临的挑战。我们最好的应对之策是保持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中国经济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可以把优势和潜力更好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无论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是新动能的加快培育，还是传统动能的充分释放，都离不开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指出，当前全球化、区域合作呈现新趋势、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重大变化：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货币市场动荡，前景堪忧。二是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的趋势，其中，产业链结构发生变化引致国际分工的重要调整，这一动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三是在多边进程受阻的情况下，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重新凝聚共识，加大投入，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中国（xx）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分析认为，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不仅仅是我们发挥了比较优势，也在于我们善于开放和学习。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各国先进知识、经验和技术，同时需要更大的、更加平衡的、双向的市场。
在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徐善长看来，我国正在加快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主动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体系，要抓好以下六个重点任务：一是优化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二是联动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清单之外不得另设门槛和隐性限制；三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四是完善清单信息公开机制，不断丰富完善清单信息公开内容；五是推动清单措施与网上行政审批事项无缝衔接，逐步实现清单事项“一网通办”；六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协同推进。
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
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
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开云官网app下载安装手机版 范文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
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产业、信息等开始在世界某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布局，区域内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以及世界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都逐步提升。
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3、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范文参考网top100范文排行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使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
4、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
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
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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