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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商训篇一
;内容提要：戴子儒先生是贵州民国时期的著名商人，他虽然僻居黔中，但经商的理念、管理的模式都不落后，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文根据安顺市档案馆所藏的安顺县商会档案，阐述戴子儒的经商理念、经营方式，分析其由学徒成长为企业家的原因及过程。对了解民国贵州商业状况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戴子儒黔中儒商商业贡献经营理念
戴子儒先生是贵州民国时期的著名商人，也是安顺家喻户晓的商界传奇人物。他是安顺新业公司总经理，民国时期县商会会长，解放后“32商联”筹委会主任，曾对安顺商业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2008年，笔者有幸参加了“抢救民国档案”工作。在整理尘封六十多年的原安顺县商会档案时，发现有一套内容完整，记录详尽的新业公司账本资料，其中有公司各“庄”报来的“流水账”，还有大量总、副经理给各“庄”的“指示”，“复函”和“电报”。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总经理戴子儒先生的办公文稿。只是当中记载的许多事情是外人所不知的。经过六十年的风雨沧桑，经过文革那样的大动乱之后，这批档案资料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实属罕见。它对深入了解戴子儒先生的历史贡献和商业理念，研究民国时期的安顺乃至贵州的商业经济，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一、戴子儒其人
戴子儒生于1900年，本名恂福，四川綦江县石角镇人。八到十三岁读私塾，十四岁慈父见背，家无生计，随叔出门谋生。先后在遵义江源顺盐店、綦江德裕盐号学徒，以奉养寡母幼妹。1921年，经人介绍，来到安顺“恒丰裕”当店员。渐有积蓄，成为小股东。以勤奋干练，受总经理帅灿章器重，被擢为副总经理。后来安顺“四大号”倒闭三家，而帅先生的“恒丰裕”不但一枝独秀，且资金增至千万银圆，成全省首富，戴先生功不可没。这些卓越的贡献使得他在1940年4月被选为安顺商会副理事长。1940年帅灿章先生出资组建“泰丰字号”，仍聘他为副总经理。1943年，他与董叔明等人成立安顺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安顺新业专卖物品公司，1947年扩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安顺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的重大转型，极大推动了安顺商业的发展。8月，安顺县县长饬商会改组，原会长邓羲之(贵谦)因年事已高，力荐戴子儒任理事长(即会长)。自此，他一直主持安顺商会工作，直到1950年，时间长达十年。《安顺市志》写他“任职期间，凭声望才智处理商界事务，深得商界和各界人士称道。”此外，他一身多任：商会理事长，县副参议长，新业公司总经理，济康银行经理，济腊会常务理事，劳军委员会会长，物价评议会常委……大大小小职务一二十个。在安顺，只要是关系全县的事，县长都要请他到场。故此，他为安顺商界和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商人，但又不全是商人。“他因幼年失学，深感痛苦，因此热心于社会教育事业，乐意帮助孤贫青年。”他与帅先生等资助办“三一小学”和“立达中学”。“他自己从上海、桂林、贵阳等地购置图书自学，还每日临池，练成一手好毛笔字。”1947年，西南商界选一位“国大代表”，安顺各届公推他为候选人，贵阳则公推省商会会长陈职民。他当即登报，放弃竞选，且呼吁选民投陈职民的票。陈职民十分感动，写信感谢他。当年越南革命家胡志明道经安顺，他曾找汽车送胡回国。这些都说明了他关心国家民生的胸襟和正直善良的为人作风。
1948年底，“泰丰”总经理帅灿章先生携款举家迁居香港时，曾邀他同往，为他婉拒。1949年lo月底，在蒋军西撤，解放军尚未到达安顺的所谓“真空”时期，他拒绝同县长逃跑，提议各界成立“安顺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兼任筹募组长。凭他的声望，当天即募得五、六千银圆作城防经费。为保护安顺，迎接解放，立下汗马功劳。顺理成章，解放后，他任安顺工商联筹备主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并赴京国庆观礼。1957年他被错化为“右派”，1962年“摘帽”。文革中，造反派逼迫他交代不实的诬陷材料，他气得脸色铁青，以“要实事求是”为由予以拒绝。他以自己的社会声望，丰富学识，超人的干练，高尚的人格为商人们争得了话语权，为安顺商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写安顺商业史，离不开戴子儒；而戴子儒的一生，就在安顺商业史中。
二、戴子儒对安顺商界之贡献
作为安顺商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戴子儒一生的成就与安顺商界几十年的繁荣发展相伴始终。戴子儒对安顺商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重大而不可磨灭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制定商业规范，促进商业文明
安顺在明清时代就是贵州的商业重镇，有“商业之盛，由于全省”之誉。民国时期，安顺的人才、生产力、资本金居贵州前列，是全省三个一等县之一，被现代经济学家誉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商品集散地”。抗日战争又给安顺带来发展机遇。1937年“七七事变”后，江浙沦陷，民国中央直属单位如军医学校、兽医学校、军政部采购站、铁道部测绘队等等，纷纷在战火中迁入安顺。安顺人口猛增两万，从224674人达到244664人。1941年，国军第五军军部(军长杜聿明)及其辖下200师(师长戴安澜)官兵移驻安顺休整，上万的军队人驻安顺，加上不愿做亡国奴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学生、教师、公务员、文化人、企业家、难民、伤兵等，使安顺人口又从24万猛增到262429人。人口的大量流入促成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安顺的经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经济格外活跃。加上“下江人”带来的各种新事物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一向地处边僻的安顺，呈现出一派战时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正是戴子儒执安顺商界牛耳的时候。
建立财会账本规范。簿记是商业近代化的标志，是商业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传统商业规则中，小商户是不记帐的，就是大商铺，用的也是流水日记帐，或用“四拄记帐法”结帐，用老式计数码算账。这使税务部门大伤脑筋。戴子儒致力规范这种传统弊病，统一使用簿记方法，并在银行、大商号、各店铺建起帐本。这对安顺商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极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员人数，每十人选一名。要求代表都准备提案，写成文字，小组发言，讨论通过，再整理成文，在大会发言。各次封论，都要记录。发的文件有“总报告”、“经费结算表”、“下半年经济计划表”等，厚厚一本，约一万多字。秘书处还将提案编印成册，下发各行业。这些文件还在档案局保存着。在此前，没有这种文档。这充分说明，没有商会的规范提高，商户不会接受近代经营理念，安顺不可能产生胸怀博大，精明干练的现代儒商。
除此之外，戴子儒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如：大力布告推广新式磅称，统一衡器；取消有碍公平交易的“牙口”，提倡明码标价，公平交易；既禁止商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又保护商人合法利益等。在安顺商界遭遇危机和苦难时，他也不遗余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如纸币贬值，他就派人到云南换三十万铜元来救市；他还处理多起有损外地客商利益的纠纷；为维护商家权益，他频频与税务、盐务协调交涉，费尽口舌等。安顺商业在戴子儒的一系列整顿措施下，逐渐形成规范、统一、有序的商业市场，他为之而作的努力也正是当时安顺商业得以繁荣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1947年，戴子儒以其非凡的领导才干，再次被选为理事长(第六届)。这时，安顺商会已有各“行业公会”22个，会员1674家，包括：银行、绸缎、纱、布、京果、百货、粮食、旅栈、盐业、餐馆等。1948年“行业公会”增至27个，会员1821家。蔚蔚然已是一派繁荣气象。可以说，安顺商业的繁荣景象与戴子儒的这一系列规范措施和努力是紧密相联的。
(二)实现现代商业转型，创办股份“新业公司”
中国最早的“公司”是1872年的“云南锡务公司”。贵州虽于1886年在镇远办起“青溪铁厂”，1898年在贵阳办起“文通书局”，1815年办“永丰纸厂”，到1928年诞生“贵阳电厂”，却均未以“公司”命名。安顺以前的商业店铺都以“字”、“号”命名。
1943年，戴子儒、董叔明、魏伯卿、孙起延、唐用奎等发起，成立了“安顺新业专卖物品公司”，并在兴义、安龙设分公司。内战后期，新业公司审时度势，收缩经营，1949年10月公司退股结账散伙。
这是安顺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使资产者与经营者分离，在信誉基础上，使资本金向企业家精英集中，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是有利社会进步的。1947年，他们经多次协商，决定扩成“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认购1000股，向社会发行股票4000股。每股1万元，募集资金5千万，股东95人。股东大会选董叔明任董事长，戴子儒任总经理，魏伯卿任副总经理，唐用奎任襄理，孙起延任业务科长。这也是安顺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除总经理戴子儒外，几位创办人都是安顺政商两界的有名人物。
董事长董叔明是县参议长，重庆政法学校毕业。既有官府头衔，又与安顺青红帮广有往来。他当董事长，既能使公司减少麻烦，又给公司带来方便。如贵阳《人报》登出文章，说“新业公司在安龙县开烟(鸦片)馆”。公司学员看见，立印报告。戴子儒马上请董叔明找《人报》交涉，直到《人报》声明“报道不实”才罢休。
魏伯卿大戴子儒十岁。他热心公益，办了一所“励志学校”让贫儿读书。在第四届商会选举中，他得票仅次于邓羲之，可见他在商界的威望之高。但他佩服戴子儒的能力，甘当副手，谦和就任副总经理。
业务科长孙起延，年轻时当学徒，经多年奋斗，开起了京菓铺，这就是有名的“延兴和”京果食品店。他家的月饼、酱油、醋远销兴义、盘县、晴隆、普安。他熟悉业务，熟悉市场，并且急公好义。解放前，多次为抗日将士、贫民百姓捐款；解放后，还出资创办了龙井中学。1958年当选为安顺市副市长。
第一、公司按近代企业制度组织成立。有董事会，有总经理，有监理。股票上市，定期开股东会，总经理报告经营情况。民主管理，科学经营，管理明显高于“字”，“号”“老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新业公司不经营鸦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与“利”上，不唯利是图。安顺自清末以后，迅速成为鸦片大宗产地。《续修安顺府志》说“年输出100万斤”，仅次于昆明。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费开支剧增。为了开辟财源，地方军阀竞巧立名目，公然开禁鸦片，称之为“特货”，所证税款谓之“特税”，只要缴足税费，就开绿灯。民国十八年，安顺有家商号运鸦片200担出省，被贵阳稽征所扣下，经查己完税费，于是呈请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派兵护送。驻安顺的副军长犹国才也干这种事。鸦片种植也让安顺人深受其害。据统计，“1949年，安顺烟馆有609家，瘾君子2915人，烟贩340人。吸鸦片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不乏实例。”所以公司开办，即与鸦片划清界限，这是深得人心的道义之举。
第三、新业公司以经营土特产为主。当时洋货充斥，生意难做，于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后来吴俊夫先生提出，避开竞争，专营红糖、白糖、烟叶、桐油、菜油、牛皮等土特产，立足本土，以土克洋。他的建议很受戴、魏二位经理的赞赏。公司立即集中资金搞桐油、菜油出口香港，同时组织回头货，将沿海特产虾仁、鱿鱼、黑白胡椒等运回内地销售。这样的经营方略使公司发展很快，并不断扩大。
在民国时期安顺商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安顺商业的繁荣发展是其历史的必然，而商业繁荣必然要求新的经营方式的转变，新业公司就是在这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商业转变契机中迈出的开创性的一步。它实现了安顺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的重大转型，极大地推动了安顺商业经济的发展。
三、戴子儒的现代经营理念
在戴子儒及其团队的主持下，新业公司经营有方，表现不俗，初步显示了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大转型中，安顺商人驾驭现代商业经济的眼光与魄力。同时在经营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戴子儒先生的现代经营理念。
(一)立足本土，积极开拓市场。
公司全国布点，长途贩运，用钉钉子的办法，挤出市场来。贵州经济落后，购买力不强，公司就面向全国开拓市场。公司派贺少恒到广州，派施荣光到汉口，派吴俊夫到南宁，还有在长沙、北海、成都、重庆等设分庄经营。每个庄都有货栈，有销售铺面，独立经营。总公司调度供货。经公司同仁的一番艰苦努力，硬是在竞争激烈的全国市场份额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注重人才培养，知人善任。
在戴子儒看来，人才比资金重要，所以他人主商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会计班”。他拟出简章，广泛招生，延师授课，并且亲自带头听课；有时也登台讲授，结合自己丰富的经商实践给学员上课。这种利用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培训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收效显著，其成果远远超过传统的学徒模式。会计班的举办，为安顺培养了一批新式商业人才，学员们知识广，观念新，接受新事物快。从中毕业的姚新民等青年骨干，后来都成为安顺商业界的佼佼者。
戴先生用的人，个个精干，忠心耿耿，业务能力很强。例如吴俊夫，有一次他微服简行，一路车船，押几十万大洋从贵阳到广州。在那匪盗横行的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但他硬把大洋如数运交贺少恒、沈兴祥。至今保留的档案里还有他携款出行的公函。总公司派他到安龙购糖供应重庆、成都和贵阳市场。他一到就调查糖源，很快把各糖区产量、成色、进价、市场季节写成报告寄总公司。糖收购入库，他打包过称，加固编号，注明斤两，然后开单交马帮驮运。马帮到安顺凭单交货，按包对号过称，分毫无爽。戴子儒爱才，请他坐镇贵阳庄。还有贺少恒，受命赴沦陷区上海考查业务，因道被阻，转赴汉口，后又奉命南下，一路探寻商机。到广州后，因广州价高，置新衣费钱，他写信让家人把衣服带来。他还写信建议公司，不报销“招待烟”以节省开支。这两封信现仍保存在档案里。还有魏伯卿、孙起延、施荣光、蒋镜明、张世华、吴顺卿等。他们当中个个都是佼佼者，都可独当大任。他们联起手来，就组成了一个精干队伍，撒开出去就是一张牢不可破，严密配合，运作协调的商业网。
(三)高度重视商业信息，采用现代化通讯、运输工具。
公司要各庄搜集信息，如物价行情、规格货源等。开始每天寄一次账单，后五天一次。在公司的档案里，这类账单最多。若遇急事，邮寄太慢，就用电报。为保密和省钱，总公司与各庄约定暗号，如称“鱼”为“支”，称涨价为“顺”，称烤烟为“经”，称胡椒为“胡”；“号”字代“20万”，“艳”字代“25万”等。这些暗号，外人看不懂。后来，通了电话，价比电报高，但更方便，公司毫不犹豫启用。运输是公司最头痛的事。为把安龙、贞丰的红糖运筑，起初是人挑马驮于崇山峻岭，马车颠簸于崎岖山路。白天日晒雨淋，晚上盗窃掉包，还时常发生意外。有一次红糖回潮，吴俊夫请安龙货栈烧火烘烤，不慎引发火灾，烧掉红糖60多驮(一驮70斤)。又一次，吴顺卿带学员乘客车到晴隆，途中翻车，虽两人万幸未死，但却把装有300万元的皮包搞丢了，造成惨痛损失。接受教训，公司不惜租用美国军车和毛铁桥的商车，后来索性买辆车来跑。这车多由聂子渊、杨肃震两个年轻学员押运。这些全都记录在案。
(四)注重商业信誉，宁可公司受损，绝不失信于人。
公司按时付红利给股东，有一次延时，也都开股东会阐明原因，承诺资金一到，立即补给。最感人的是，1944年11月至12月“黔南事变”，日寇攻占独山，烧杀掳掠，贵阳人心顿散，慌乱中物价暴跌。此时公司存货甚多。戴、魏两经理立即指示：“一、存货止售，转移乡下隐藏；二、所欠各债，一律归还。”并特别加写一句：“打完仗，还要作生意，不能失信于人。”此言掷地有声，令人动容。事后，国军汤恩伯部在美军轰炸机援助下，于1944年12月8日收复独山，9日收复六寨。消息传来，逃难者纷纷回筑。贵阳庄重新开张。战火中，两经理临危不乱，仍坚守诚信底线，实在难能可贵。
(五)注重集思广益，从善如流。
(六)关心下属，体恤员工。
那时做生意很艰难，货物人挑马驮，小路毛石，大路沙石，客栈旅舍稀少。生意人出门，一把油纸伞，一件长衫子，有汽车坐汽车，无汽车坐马车，无马车就步行，虽常年在外，却多不带家眷。吴俊夫先生曾在安龙、百色、贵阳等处坐庄，都是一人，妻儿都在安顺石板房，一封信十天半月。有一次他夫人生病，戴子儒知道后，立即派人去安龙接替吴俊夫，让他回安顺，等他辗转回到安顺，夫人病已医好。蒋镜明想回安顺过年，戴子儒立即派人接替，过完年，蒋先生说不想出去了，他也不勉强，好言安慰，表示理解。戴子儒是个性情宽和，心怀悲悯的人，平时对下属嘘寒问暖，乃至问医送药，分外体恤。物价上涨，不等员工开口，及时加发补贴。见习学员按时转正加薪，处处为人作想。这样的领导作风，自然给公司增添不少的亲和力。
这些经营理念体现了一个民族企业家在传统经营方式下的突破性和现代性，也体现了一代儒商在发展民族经济艰难道路上的智慧和胸襟。
民国时期的戴子儒为安顺经济发展呕心沥血，成就斐然，一堆民国档案无言地诉说了他的业绩。对于他及他那一代先辈前贤们来说，他们的贡献犹如列宁所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安顺民国商业档案》9全宗－1 目-38卷至508卷。(以下只写数字，不再写宗、目。)
[3]《安顺民国商业档案》9－138－卷10页。
[4]《安顺民国商业档案》9－1－38卷65页。
[5]《安顺市志》下，第1482页。
[6]《安顺文史资料·安顺人物》， 269页。
[7]《安顺文史资料·安顺人物》，269页。
[8]《安顺民国商业档案》9－1－164卷23页，44页。
[9]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第132页。
[10]《安顺文史资料·安顺解放前后》，第5页。
[11]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第132页。
[12]《安顺市志》，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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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抑卮（1875～1940），名鸿林，谱名玉林，字一枝，又字抑卮，出生于杭州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蒋海筹精明能干，从丝织童工干起，成为杭州蒋广昌绸庄老板，人称“蒋半城”，意谓蒋家独占杭城丝绸业的半壁江山。蒋抑卮自幼好学不倦，曾补授钱塘县学生员，28岁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光绪末年，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积极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出任银行常务董事30余年，把“浙兴”办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私营银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攫取中国铁路修筑权，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为抵制英美插手苏杭甬铁路，1905年7月，浙江绅商代表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决定组成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推举浙江名士汤寿潜为总理，招募股款，自办苏杭甬铁路。全省绅民踊跃购股，至1907年10月，共招得股款达2300万元之巨，为各省自筹铁路资金最多的一个。筑路工程随即启动，计划中的苏杭甬线改为沪杭甬线，由沪杭两地同时开工。
如此巨额款项，保管和运作成为一大难题。开始款项被存在上海、杭州的30多家钱庄里，支取十分不便。时汤寿潜已与蒋家结为姻亲，得知蒋抑卮留日归来，专攻财政经济，对他十分信赖，经常顾问参谋。喝过洋墨水的蒋抑卮，深知银行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提议成立专业银行，有效地保管和运用这笔巨款。不久，浙路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了他的建议，由公司附设铁路银行，业务独立于公司之外，以便“内顾路本”，又能“外保商市”。初步商定资本额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 元。
当时银行在国内属于新生事物，许多人心存疑虑，不肯贸然认购。蒋抑卮竭力说服乃父，率先购买1000股，由此带动各界纷纷跟进。1907年10月，按汤寿潜取“振兴浙江实业”之义命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中山中路正式挂牌营业，它是浙江省第一家私营银行。蒋海筹为三大股东之一，出任银行董事。两年后，蒋抑卮代父出任此职，成为“浙兴”的实际掌权者。他性格沉稳，天生具有商业头脑，又熟悉近代金融知识，指挥调度游刃有余。在他的主导下，“浙兴”一开始就注重信誉，坚持稳健存贷。短短几年里，除服务浙路公司外，自身业务迅速发展，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分行，发行钞票总额高达135万元。
与所有民族企业一样，伴随着近代中国时局的动荡巨变，浙兴宛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经历了一次次惊涛骇浪的冲击。第一次风波发生在成立后的第4年即1911年。是年10月10日上午，寓居上海的蒋抑卮忽然收到一份电报，称“湖北民军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他立即致电杭州总行，复电询问汉行资产负债数目。次日，邀请寓沪“浙兴”董事共商对策，决议马上启运10万元现银送至汉口，以确保汉口分行正常运营。不料，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各家银行相继停业，“浙兴”汉口分行也不得不宣告休市。过了几天，杭州城内盛传“汉口兴业银行倒闭”的谣言，顾客潮水般涌入中山中路“浙兴”总行大楼，纷纷要求兑钞提存，大家“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银行库存迅速告急。蒋抑卮临危不乱，再显英雄本色，一面派人火速从沪行调入现银10万元，一面不惜将家中存银倾囊而出，让家人用扁担挑着银元送到总行，以稳定人心。谁知这次风潮来势甚烈，两笔款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不得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求援。最后从大清银行杭州分行和两浙盐运使署借得白银35万元应市，局势才得以控制。
屋漏偏逢连夜雨。杭州方面刚刚安排妥当，浙兴上海分行又起风云。面对汹涌而至的兑钞者，同业中有人提议各家银行同时暂告休业。蒋抑卮闻言，断然反对道：“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他亲自出马，找新任浙江都督汤寿潜求助。恰好江浙联军要出兵攻打南京，需用现银发饷，汤同意把兑付银元的差使委托给“浙兴”上海分行。蒋抑卮便用这笔巨款作周转资金，应对越聚越多的挤兑者。当一箱箱白银摆在“浙兴”上海分行柜台里时，顾客放心了，聚在银行门口的人群当即散去大半。沪杭两地风波一平，汉口分行的局势也大大地缓和了。
“浙兴”一直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当时江浙沪一带比较著名的工矿企业几乎都与它有过业务联系。据统计，上海各商业银行对工矿企业发放贷款，浙江兴业银行名列前茅，多达600余家企业，其中20余家起死回生。实业巨子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急需流动资金，“浙兴”一次就贷给他25万元。1918年“浙兴”上海分行乔迁新址，张謇专程登门祝贺，风趣地对蒋抑卮说：“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位秀才郎多多扶持哩！”（张为清末最后一个科举状元，蒋抑卮早年参加县试得过秀才）1928年后，浙江兴业银行存款数额大大下降，但它对工矿企业的贷款有增无减。难怪曾受其支持的上海“煤炭大王”、“棉纱大王”刘鸿生，多次称“浙兴银行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而著名的钱塘江大桥，更是在蒋抑卮领导的“浙兴”的鼎力支持下，才最终完工通车的。
1933年8月，浙江省成立钱塘江大桥工程委员会，请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主任委员，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建一座横跨钱塘江的大桥，而且是公路铁路两用桥，需要花费庞大的资金。当时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必须向银行贷款。但投资这样规模的大桥，风险自然很大。杭州、上海两地的银行都在相互观望，谁也不肯贸然放款。那段时间，蒋抑卮也十分为难，如果“浙兴”上，别的银行也会跟进，但这毕竟事关银行的命运和发展，他心里也没有底。如果“浙兴”退缩，这桥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上马。他多次与“浙兴”董事长叶景葵围炉夜话，共商对策。那几天他正犯胃病，怀里揣着个锦缎小褥，为了大桥他顾不得休息。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已不可考，但结果是清楚的，“浙兴”與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联手组成造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而“浙兴”承担其中的一半，即100万元。
1935年4月，大桥正式动工兴建。此后，蒋抑卮一直关注着大桥的建设，从每笔贷款的使用、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到是否需要追加投资等，都亲自过问。大桥终于在1937年9月建成通车，但为了阻止日寇南侵，几个月后又不得不奉命炸毁。听到那声“轰隆”的巨响，蒋抑卮与当时许多人一样，不禁潸然泪下。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茅以升在原址重修钱塘江大桥。令人遗憾的是，此时蒋抑卮已去世多年，再也看不到这座曾经魂牵梦萦的大桥了。
结交鲁迅兄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
1902年10月，蒋抑卮满怀匡世救国之志，抛妻别子，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由于健康原因，又改学经济。不久，浙江籍留学生发起成立浙江同乡会，计划自办刊物《浙江潮》，蒋抑卮慷慨捐资100元作开办经费。《浙江潮》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刊物之一，由许寿裳任主编。鲁迅曾多次向它供稿。
1903年4月，经杭州学友任克任、汪素民介绍，蒋抑卮在东京结识了已在弘文学院读书一年的鲁迅。两人有同乡之谊，又言谈相契，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时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或者去东京的小茶馆里喝茶。许多年后，蒋抑卮回首这段往事，曾无限感慨地说，1903年春至1904年夏，他与鲁迅在东京一起度过的那段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蒋抑卮因患耳疾于同年夏天回国，结束了一年多的留学生活。三个月后，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转到地处东北的偏僻小城镇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两人天各一方，仍时常写信互相问候。1904年10月8日，鲁迅在日本仙台致信蒋抑卮，信中多写仙台生活情景及校中状况，怀念在东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信的末尾署“抑卮长兄大人进步”（这封信一直保存在蒋家，上世纪70年代，由蒋家后人捐献给国家，现保存在北京鲁迅纪念馆内）。
蒋抑卮回国后，协助父亲经营上海广昌隆绸庄。最初几年，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利润成倍增加。正当他踌躇满志、大显身手时，由于长年累月奔波于沪杭两地，不幸积劳成疾，耳病复发。因国内条件有限，不得不于1909年初再赴日本请教名医。当时，鲁迅已结束仙台医专的学业回到东京，与二弟周作人、好友许寿裳合住在东京西片町十番地的一所公寓里。他特地腾出自己的住室，妥善安顿蒋氏夫妇。又多方联系接洽，使挚友转入专门医院治病。其间，鲁迅经常与许寿裳一起去医院探望，还在病房内合影留念。蒋抑卮出院后，又回到鲁迅的寓所休养了一段时间。
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凡遇到什么有窒碍的事，就说“拨伊铜钱”（绍兴土语，“给他钱”的意思）好了。鲁迅因此给他取了“拨伊铜钱”的绰号，其中毫无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而已。周作人觉得，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有一次，鲁迅谈起正计划翻译东欧文学，希望能结集出版。蒋抑卮听了十分赞同，当获悉出版资金尚无着落时，爽快地答应垫出资本来，帮助出版印行。就这样，周氏兄弟早期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几天之内便决定了。后来，鲁迅的译作编成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1909年2月出版，印1000本；第二册于同年6月出版，印500本。印刷费用150元果真全由蒋抑卮垫付。事后，周作人一再感叹：“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指《域外小说集》）是不会出世的！”周氏兄弟委托东京和上海两地销售，上海寄售处就是位于英租界后马路（今宁波路）乾记弄蒋抑卮家开办的广昌隆绸庄，卖剩的部分后来保存在杭州蒋广昌绸庄和上海蒋抑卮家里。
对蒋抑卮的这一义举，鲁迅一直心存感激。十多年后的1920年，鲁迅为这部书重版作的序言中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盲目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周作人认为，话虽这么说，其实所缺少的就是资本。
后来，蒋抑卮和鲁迅来往日疏，但他们的私人友谊一直没有中断。1936年7月，蒋抑卮特地跑到位于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家里探望。鲁迅刚害过肺病，此时稍有好转。蒋抑卮本想邀请鲁迅到他在莫干山新建的别墅去避暑疗养，也想劝挚友赴日本治病，但都被婉言谢绝。不过两人相见颇欢，谈得投机。不料，三个月后，鲁迅竟溘然长逝，蒋抑卮闻讯十分悲伤，书写了“文章千古”的挽幛，以悼念这位亡友。
捐献大批古籍，遗命设立丝绸奖学金
蒋抑卮从小聪明好学，曾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和训诂，尤其服膺老师的文字学著作《文始》。成年后致力于银行业，无暇深入钻研学问，一直引以为憾。工作之余，他喜欢读书、藏书，往往手不释卷，自得其乐。
1918年，蒋抑卮和银行界同仁李馥荪、张嘉璈、钱新之等合资买下沪西宅地70余亩，兴建别墅区，取名“范园”。蒋家为园中大户，独占644号、646号两幢别墅。蒋抑卮在自家别墅后面建一幢三层楼的藏书楼，取名“凡将草堂”（汉代司马相如有文字学著作《凡将篇》），将千辛万苦收购来的图书珍藏于内，达15万卷以上。其中以购得苏州汪柳门万宜楼藏书为基础，陆续增添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尤其收藏江南一些名门望族的族谱共526卷、451册，以明成化和万历年间的抄本或刊本最为珍贵。他曾表示收集这些书籍的目的是研究前人“为学的风气以及文章的演变”。据蒋世承回忆，幼年时经常去凡将草堂玩耍，曾亲眼看到二楼两间大房子全是成排的书橱，里面存放着不计其数的线装书。
抗战初年，叶景葵、张元济、陈叔通为防止个人手中的古籍流失，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并于1940年聘请顾廷龙负责整理。蒋抑卮慷慨捐出明庶农业公司股票5万元作图书馆购书基金，又率先捐书9.7593万卷，计3.4463万册。他曾对顾廷龙说：“……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着互相通假的。”鲁迅、张元济、顾廷龙都曾向他借阅藏书，皆满意而归。受乃父的影响，蒋抑卮的几个儿子也热心公共图书馆事业，于1952年把凡将草堂留下的藏书1213种，全部捐赠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蒋家捐赠的这两批珍贵典籍，如今绝大部分珍藏于上海图书馆。
蒋抑卮生前在浙江兴业银行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新中国成立后划归上海市人民银行。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将这笔钱退还给蒋家。他们谨遵先父遗命，拿出其中的3万元，用于设立丝绸奖学金。通过浙江省政协的介绍，蒋世承代表蒋家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多次磋商，拟定名称为“蒋海筹、蒋抑卮丝绸奖学基金”，并订立评奖条例。至今，已有数十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获得奖励，其中不少人毕业后投身社会，为振兴民族丝绸工业贡献聰明才智。
编辑：黄灵 yeshzhwu@
江南盛夏雨后的下午，闷热而潮湿。当笔者穿过长长的林荫道，敲开杭州西子湖畔一幢公寓二楼的铁门时，一位精神矍铄、年过八旬的长者出现在眼前。“您就是蒋世承先生吗？”笔者微笑着问道。“是的。”蒋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客气地将客人迎入朝南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书房。宾主落座后，按电话里的约定，开始聊蒋先生的父亲蒋抑卮。笔者说蒋抑卮先生了不起，对社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蒋世承笑了笑，谦虚地说：“有过一些贡献，但不是很大。”接着，老人沉浸在回忆之中，似乎在脑海里努力搜寻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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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0月28日，山东国际儒商会启动仪式暨全球儒商交流会在济南召开。首批11个山东国际儒商会及企业代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驻鲁机构、商协会、企业代表共约600人参加了活动。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孙来斌出席活动并作了《汇聚全球儒商力量务实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
孙来斌指出，省委、省政府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弘扬和拓展新时代儒商精神，举办这次国际儒商会，正是危中寻机、加速畅通双循环通道的创新之举。当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济青烟国际招商产业园100平方公里产业净地蓄势待发，全省工程化项目体系支撑有力，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已经激活。下一步，将搭建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保障体系，在优惠政策、要素保障、服务效能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国内外优秀企業家到山东投资兴业。
针对本届儒商会，省发展改革委优选推介了200个具有明确合作需求的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达到6111亿元，涵盖“十强”产业、重大基础设施、新基建、工业技改、补短板强弱项、国企混改、平台支撑等七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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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一对矛盾结合体。受其地域和传统文化影响更大，鲁商，始终在义与利的矛盾冲突中追求和谐，在义与利的辩证中寻求统一。
惟因此，齐鲁商帮自古便背负着厚重的家国梦想。清末民国以降，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一大批山东商人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奋发图强，演绎了一曲曲时代悲歌。而今，商业企业家正在向社会企业家转型，儒商的义利之辩与家国理想也随之产生新变。
义与利，家与国
2002年，电视剧《大染坊》播出之后，坊间引发了一场“谁是陈六子原型”的大讨论。
青岛人猜测其是旧时青岛印染业的传奇人物陈介夫；济南不少人认为是东元盛染厂的创立者张启垣，还有人认为是东元盛的少东家张东木（张启垣之子）；周村人认为，陈六子的原型是周村人；《大染坊》作者陈杰的弟弟认为，原型是其祖父陈立庭。
其实，小说人物往往聚集了许多人的故事，更准确说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缩影，更甚者，就是鲁商的缩影。在那个时代，作为一名合格的商人，其身上肩负的并非仅是个人的发家致富，还有当时弥漫整个工商业界的“实业救国”梦想。
费正清在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批企业家都是民族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亡。
蓬莱人丛良弼创办的济南振业火柴公司结束了山东依赖“洋火”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丛良弼坚决撤回了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原料采购机构，追回了准备购买原料的款项。
抗战前，东元盛是山东规模最大的机器染厂，两位老掌柜张启垣、张启贞曾仿照日本“玉莲生香”牌红布生产“爱莲生香”牌红布，给日商以沉重打击。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济南后，东元盛拒绝实行“中日合作”，即使少掌柜张伯萱、张壤青被日军逮捕也未曾屈服。东元盛两位老掌柜悲病交加而去世，以少掌柜张东木为代表的第二代接过了先辈“实业救国”的大旗。
建国后，张东木和苗海南分别担任了济南市副市长和山东省副省长，国家终于给他们创造了挥洒自身汗水的平台。
1949年，苗海南一次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債”15万份。1951 年，他捐款15 亿元（旧人民币）购买战斗机2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全国工商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时代的儒商崛起
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商业的伦理道德。义利之辩是贯穿于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能够妥善处理“义”（道德追求）与“利”（物质利益）的关系向来被视为良商的基本条件。
许多鲁商在儒家“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义利观的影响下，既能在经背理念上做到“见利思义”，又能在商业经营效果上做到“先义后利”，将部分利润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及至当代，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形态同样遭遇诸多社会问题。家国不再是需要救亡的实在存在，而成为无形中需要依傍和扶持的对象。一个人的责任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给予和施舍，而是自我修正后的社会担当。
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说，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山东不乏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才干的“社会企业家”典范。
从古代的管仲、范蠡，到近代的孟洛川、苗海南，再到今天的张瑞敏、周厚健，一代代鲁商描绘并丰满着敦厚、诚信、仁义的儒商群像。以“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评判当下的企业家形态，儒商群体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救亡图存、商业谋利到社会共赢的发展阶段。
今天，我们频繁地讨论着“企业家精神”，其外延就是一个企业和其所存在的社会的关系。新时代背景下，一系列的变革引发的企业自我觉醒，使得企业生存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崭新时代，一大批儒商和他们的企业会拔地而起，他们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企业（家）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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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一百位各界人士以“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获得表彰。其中，澳门仅有一位上榜者，即已故的马万祺先生。他被誉为“率先到内地投资的澳门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澳门历史所知有限的人，对马万祺或许不太了解。他不仅在中年和晚年，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心力，而且青年时期就热忱追随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奔跑和欣喜。
马万祺先生不仅经商有成，而且通文史、精词章，创作了许多吟诵英杰、咏叹时代的诗篇，均已结集出版。据他的哲嗣、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马有礼说：“他喜欢写诗和书法，每有重大事件都会以诗词的形式记录并抒发感情。”由此，本文从马万祺三个时期的三首诗词中各撷一句为题，回溯其重要的人生经历和赤诚的爱国情怀。
“香江有幸会群雄”
马万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时在1919年12月12日，即农历己未年十月二十一日。因家境殷实，从小他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1934年他在广州南海中学念完初二时，父亲因病猝亡。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他不得不放弃升学，改去公民学校、私人教馆拜师求学，两年里打下了国文、史地和会计知识基础。
为了生计，马万祺先到一位父执开设的米行当学徒，从记账做起，随后接触收货发货、掌握行情、报关及联系各地商号，也与客户洽谈买卖。他为人诚恳，做事踏实，很快在同业中赢得声誉，也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经好友建议，马万祺托人打听了上海的食糖市场行情，结合珠三角地区盛产甘蔗的条件，果断地购置制糖设备，聘请技术工人，在珠江边上开办了小型的广大糖厂。这一年，他才18岁。
可是，正当马万祺的生意稳步发展时，日寇侵华的铁蹄一路从北到南，践踏到华南地区。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他放弃店铺和厂房，带着家人暂避乡下，然后远走香港，尝尽被迫背井离乡的滋味。虽然他和香港友人合作，先后开办永裕昌行、泰生行，经营粮油进出口生意，很快站稳了脚跟，但好景不长，随着日寇不再顾忌英国势力，军舰常到附近巡弋，甚至炮击驶往内地的船只，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到葡萄牙管治的澳门寻找机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不久，香港被日军攻陷。马万祺在港的生意损失不小，好在之前他已移居澳门，构建了新的事业平台。
马万祺在澳门一面扩大经营范围，与友人合资开办大丰银号、恒记公司并任总监督、总经理；一面参与社会公益，向同善堂、镜湖医院和内地的战时儿童教养院等捐款，受到商界及社会的敬重。
30年代末，马万祺患了肺病，到南华医社请医术高明的柯麟医生诊治。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成了心心相印的莫逆之交。柯麟原名柯辉萼，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926年加入中共，曾为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隐秘战线的斗争，后获派赴厦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秋经潘汉年建议迁居澳门，以开家庭诊所为业，负责联系和照拂正在养疴的叶挺将军。他直接受命于党中央，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但凡有机会也关心和引导社会人士（鲁阳、卓大宏、南草、梁志瑗：《柯麟传》，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99頁）。马万祺视年长十八岁的柯麟为兄长，经常就抗战时局和社会问题向他讨教。后来，柯麟之弟柯正平从香港移居澳门。他也是中共党员，以经营华南药房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与马万祺亦一见如故，同气相求。
富于正义感的马万祺，亲历国土沦陷的惨状，身经港澳寄人篱下的束缚，对民族进步和国家命运十分关心，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正是柯麟团结和依靠的对象。潘汉年听柯麟介绍后，有一次到澳门，专门与马万祺谈了话。从他们口中，马万祺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清晰认识，对中共的方针和政策也有初步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万祺到香港恢复泰生行，又在澳门与友人合办大华行，都是进出口贸易，与内地的业务联系较多，因而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和百姓困苦有所知晓。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尚未休养生息的人民再度陷入战乱，使他极感忧愤。在柯麟引见下，马万祺又相继结识连贯、方方、夏衍、乔冠华、许涤新、梅龚彬、朱慎修、千家驹和萨空了等人。他们有些是中共负责干部，有些是左翼爱国人士，都将马万祺视为自家人。于是，有些事情由马万祺出面较为合适，他们就直接托付他去办。那个时期，除了商界朋友之外，马万祺还有了这个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朋友圈，引导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红旗漫卷全中国”
柯麟要在澳门结交社会人士，增加进步力量，马万祺就向他引荐了何贤等商界友人，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澳门也为国家的未来发挥作用（关振东、陈树荣：《何贤传》，澳门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0页）。马万祺和柯麟，再加上人面较广的何贤，好比一个铁三角，成为壮大澳门社会进步阵营的中坚。
镜湖医院是澳门一所具有慈善性质的平民医院，历史悠久，由该院慈善会值理会管理。为了适应慈善事业的发展，1946年2月的一天，慈善会举行首次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将值理制改为董事制并选出董事会。既然有了董事会，专职院长的人选就成了关键。柯麟考虑与亲国民党势力争夺这个机构的领导权，便由担任该院慈善会财务部主任的马万祺出面，向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议请柯麟出任院长（鲁阳、卓大宏、南草、梁志瑗：《柯麟传》，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06-107页）。由于柯麟此前发起成立医院的西医顾问团，口碑甚好，在董事讨论时获得通过，并争取到澳督的允准。柯麟出任院长后，在马万祺、何贤等人协助下，对医院进行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提升了医疗水平，赢得社会大众的好评。
澳门中华总商会和中华教育会，分别是商人和教师的团体，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早期被一些保守的人士掌控，与时代的变化明显脱节。在柯麟提议下，马万祺和何贤一起做这两个社会团体领导层的工作。对于前者，主要是揭发值理会改选中弄虚作假的弊端，获得澳葡当局有关官员的支持，宣布原有的选举无效，在改选中摒除几个立场顽固的成员，何贤、马万祺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对于后者，马万祺出面敦请正患重病的负责人、圣若瑟中学教导主任陈道根入院治疗，又和柯麟对其进行说服和争取。终于，陈道根确立与落后势力划清界限的立场，将该会印鉴和档案交给马万祺等进步人士，由他们处理会务。
马万祺身在澳门，心系国家，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的一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谢常青撰著的《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记述了一桩史事：1948年初，一些爱国反蒋的国民党人士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李济深任主席。李在军界辈分很高，旧部不少，而美国有政客筹划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希望撮合二李合作，特地委托旅美的蔡增基赴港促成。马万祺与蔡增基本是老友，得悉他返国的意图后立刻告知柯麟、朱慎修。他们同去香港向潘汉年、连贯报告，认为这是美方希图分化中国的爱国进步力量，通过游说二李合作，阻挠人民解放战争推进。马万祺表示决不能让这种图谋得逞，他本人愿去做蔡增基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赞同。蔡增基抵港后，马万祺和他一起吃饭、喝茶、散步，几度对他坦率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美国希望李济深帮助李宗仁掌握政权的用意，劝说他不要被利用参与此事。蔡增基经过认真思考，觉得马万祺的忠告是对的，后与李济深会晤时虽转达美国方面的设想，但表示他自己并不赞成。李济深表明这是美国人企图操控中国的一厢情愿，他和志同道合者已经决定与中共合作，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马万祺送蔡增基登机返美前，又劝谕他从爱国的角度看待时局，哪怕保持中立的立场，有机会也可为国家建设效力。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些新解放的地区开始恢复经济，开展对外贸易。朱慎修在柯麟和柯正平协助下，通过马万祺、何贤等人具体筹划，开辟了山东及苏北与澳门之间的海上运输线，从解放区运出黄豆、花生等土特产到港澳销售，再从港澳向解放区运送急需的各种物资。这条航线的建立，对解放区活跃商业和振兴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一批职工在香港起义，首批十二架飞机北飞投向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但在港澳留下一批雷达和航空器材。马万祺和何贤从柯麟那里获悉国民党方面正派人四处查寻，觉得事关重大时间紧迫，马上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终于在几天后把这批器材物资装上两艘大马力的拖轮，从澳门驶入珠江内河运抵广州，再北上顺利移交国家航空部门。
经过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广州解放的大会，终于在当年11月20日隆重举行。柯麟被公推为大会主席，马万祺则担任司仪。当他在台上看着五星红旗飘扬、全场欢声雷动，心情分外激动。在随后解放海南岛和珠海口万山群岛前，他和何贤等人根据柯麟、柯正平的要求，设法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禁运的汽油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进广州，还向其他地区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军用物资，为解放广东全境做出了贡献。
“化雨春风临大地”
由于经过十年“文革”的磨难，70年代末举国上下痛定思痛，拨乱反正，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马万祺看到国家出现新的气象，满心欢喜，全力支持。
有一个情节较为人知：1979年4月中旬，马万祺率澳门工商贸易团参加广州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在会见时对他征询：“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马万祺爽快回答：“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十分赞成。”（黄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先生谈改革开放30周年》，载2008年10月9日广州《羊城晚报》）但外界不太知道的是：随后，马万祺偕夫人罗柏心乘机飞抵北京，应港澳事务部门领导廖承志之邀上门做客。廖承志问他：“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马万祺高兴地说：“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他讲了之前与习仲勋、杨尚昆会晤的情况。廖承志又告知有香港商界人士提出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議，马万祺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28-329页）。
第二年8月下旬，中央政府批准深圳、珠海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的规划，马万祺即与老友霍英东、何贤商讨到内地投资的项目，决定在中山县一处有温泉的地方兴建现代化的温泉宾馆。不到两年，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建成了，社会影响很大，对海外商人来华兴办实业具有示范作用。不久，邓小平视察广东时专程莅临中山温泉宾馆，马万祺和霍英东、柯正平到场迎接并与他交谈，受到很大的鼓励。马万祺又和何贤、卢道和合资组成佛澳发展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政府在当地投资兴建中外合资的璇宫酒店，一年左右完成，楼高十八层，顶层是当时内地第二座旋转餐厅，一时远近闻名，颇有吸引力。
为了支持珠三角地区加快经济发展，马万祺还和何贤、柯正平、霍英东、何鸿燊和陶开裕等集资合作，从事架桥铺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约三年时间，先后完成中山的沙口大桥、细滘大桥，顺德的三洪洞大桥、容奇大桥。（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47页）这四座横跨珠江支流的公路大桥于1984年底竣工后，从广州经佛山、顺德、中山到珠海，不论是人还是车，都无需再摆渡过江，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状况。当地政府和民众无不称道，誉之为功德无量的善举。
马万祺少时家庭变故，中辍求学，但后来坚持读书自学，钻研词章，因而热心教育，尊重科学。他在澳门不仅担任数个教育团体的负责人、几所私立中学的董事长，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商界人士筹办了东亚大学，即今日澳门大学的前身。他和冯景禧、何贤及旅港南海商会总共捐资350万港元，在故乡南海复办南海中学，又筹资复办元甲小学。此外，独资捐建南海人民医院门诊大楼，购置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等，并捐资创立南岸老人康乐中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改造佛山足球场等。几十年里，马万祺始终关心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牵挂内地民众的生活和福祉。无论是华东水灾还是汶川地震，他都毫不迟疑地捐出巨款，并发动社团和居民捐款捐物，只要身体健康许可，就亲往灾区了解灾情，谋划下一步的援助物资。他还应培育文学创作人才之需，捐资建造了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会址“文采阁”、合肥的“安徽文采大厦”。
1992年1月，邓小平再度南行视察深圳和珠海特区，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马万祺欣闻此事，对前往采访的记者畅谈学习邓小平谈话的体会：“我认为这一次南巡最重要的是肯定特区的方式是对头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他这一次来南方的最大目的在此，他认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他还指出：“如果继续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与整个广东省的发展会更快，珠江三角洲最邻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澳门，这对澳门的进出口贸易是肯定有利的。”（老冠群、谭志强：《邓小平南巡有利港澳发展——专访中国人大常委马万祺》，载1992年3月11日澳门《华澳邮报》）这番话，充分展示了马万祺所拥有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几乎每年都获邀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数度参加重要出访或外交礼仪活动，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亲历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和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盛大典礼，见证了澳门民众摆脱殖民管治，开始当家做主的欢庆场面。他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当选为第八、九、十、十一届政协副主席。2014年5月26日，他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5岁。
说起马万祺先生几十年里的动力，或可用2008年10月9日他在医院病榻上对到访记者说的一句话概括：“身为中国人，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祖国做些事，此生无憾。”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饱含着他浓郁的爱国之情。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
责任编辑 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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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大卫，中国致公党党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华一联合集团创办人、董事长。汉语言文学本科、风景园林硕士、企业管理硕士、工商管理博士。担任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副会长、mba导师、政协委员、高校兼职教授等社会职务。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刚刚从香港赶回上海，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咖啡馆，湛大卫接受了记者专访。眼前的湛大卫，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目光炯炯有神，语速不急不躁，看上去更像位心灵导师。
湛大卫说，他和同龄的中青年企业家大都有三个相同的感受，一是赶上了好时代，这就是古人讲的天时；二是在时代大潮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不断发展壮大企业，这就是古人讲的地利；三是20多年来自己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一直抱着珍惜、感恩的心态，诚信守法、扎扎实实做好企业，服务社会、报效社会，这就是古人讲的人和。
今年45岁的湛大卫，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他早年从房地产业起家，曾在汤臣集团任职。
“汤臣集团被称为浦东开发的‘急先锋’，是最早到浦东投资，也是实际资金到位最多的外商。小平南巡后，浦东开发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发展迅猛。就像现在雄安新区一样，是国家意志，势不可挡。”湛大卫经历了浦东开发的全过程。此后，他曾担任澳门名嘉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从业20多年，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从一开始国家禁止企事业单位建福利房，机关单位停止分房，到鼓励企业建商品房。从批租制度到招拍挂，及后来历次宏观调控、土地政策变革等等各种‘疑难杂症’都见识过了，问题看得也比较清楚。”房地产投资过热，当大家都在拼泡沫的时候，湛大卫开始转型私募股权投资，现在依然担任位于香港的富兰克林亚洲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共同主席。
在湛大卫看来，发达国家及国内像北上广这些大都市都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转化。当代社会的共同特征就是信息全球化。信息高度对称，信息高度透明。必须要有非常专业化的团队和非常强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和能力，才能使企业立足于不败之地。
湛大卫非常欣赏马云的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农业这个词会很时尚”
作为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湛大卫不认为自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做成世界几百强，考虑更多的是想通过一百年甚至两百年来做成一件事。
“知识分子做企业，有一种情怀在里面，不会为非作歹，不图虚名，不贪暴利，讲诚信，守法纪，愿意用工匠精神打造百年老店，穷尽毕生精力去培养企业的接班人。”2004年，湛大卫从昔日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转向微利的农业。
这始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湛大卫当时与浦东孙桥一批搞农业的人结识，自此进了农业的圈子，并逐渐形成一个分别来自高校、机关、民企、港台，以投资农业为乐趣的创业团队。
“今后50年，中国的机会、中国商人的机会和中国商人的挑战，重要领域之一在农村。”学文科出身的湛大卫表示，自己从2005年起关注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一直到2017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聚焦“三农”问题，给予农业特殊的体恤。
在摸索中，湛大卫发现，纯粹做第一产业是非常难的，他建议工商资本不要直接介入种植养殖，一旦介入种植养殖，就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都集约化了，农民怎么办？而涉农服务业，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是条可行的路径。
作为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dba）合作项目的学生，湛大卫说，“而三农问题要解决，需要民营工商资本的进入，靠体制外的因素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湛大卫一直觉得，民营工商资本介入三农，最好是介入三农的服务业。
作为一家以涉农服务业为主营的现代企业。华一集团业务领域涉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业科技、农产品现代流通、农村信息化等；农村社区服务业，包括乡土旅游、农村文化体育医疗、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设计、小城镇建设、农村金融等。这是我国较早全面布局三农服务的民营企业。
在农产品流通方面，华一集团以大宗农产品现货交易所的方式落地。一个重要项目是“中部农产品现货交易所”试验。在农业大省河南郑州已交付使用。湛大卫表示，这一项目的初衷有二个方面，一个是全产业链的标准化，即从土壤的改良，一直到产品卖到终端，整个建立一套体系，这是和传统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区别；二是可追溯可控制的农产品交易平台，让大家按设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交易。
目前，交易所着重三方面农产品的推广。第一类是农业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种子、种苗、化肥。第二个是农村的高附加值的土特产。农民要致富就是打工或卖产品，粮食作物基本上是国家控制价格的，不可能怎么致富。卖产品就是让他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就是所谓的土特产。这个土特产怎么样能够有订单，按订单去种植，怎样能够进行物理性状的改变，进行工业设计，怎样打造品牌，都有很多文章可做。第三块就是当地大量出产的粮油及调味品。
在这个过程中，交易所培养小农商，通过赞助资金，把那些返乡的青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当地的团委，组织到交易所，变成农民经纪人，帮助去做团购推广。
2012年4月，全国人大农委专门调研了这个基地，项目得到了调研组的充分肯定，都认为这个项目做得很好，把分散的农产品交易集中起来，形成河南的大宗农产品交易市场，让产销直接对接，对促进河南农业发展，建设中原经济区很有意义，对其他省份的农产品交易也很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湛大卫说，农业是个利润率相对比较低的行业，不过，涉农服务业的商业路径已逐渐清晰：服务业企业的模式一旦成形会爆发式增长。湛大卫举例说，比如服务外包，如果信息化模式在一个地区实施成功了，其他地方全部都是这个模式。
在农业领域，湛大卫的预言是，再过五年到十年，“农业”这个词在城市里将很时尚，不可能再使人感觉农业就是很低端的。然后再过五到十年，能在农村拥有一块农地，就是真正的财富。
“农业领域一定会出世界级企业家”
访美时，湛大卫曾参观全球最大农业企业孟山都总部，他的感受是，如果说农业科技领域中国稍微有点短板，比人家稍微差一点的是农业的生物技术，主要是体现在育种，种子种苗的育种技术，而这也是跟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分不开的。
在农业信息化方面，湛大卫在做的是研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村和农业物联网应用技术，主要侧重于两方面，分别是农产品的物联网及精准农业的物联网。比如说通过一个终端，清晰地看到每一粒大米生产的全过程。
多年来，华一集团有着清晰的经营理念：做民营工商资本进“三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致力于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社会化服务。作为一个新颖的商业模式，也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急需要的商业模式。华一集团的努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尽管之前有一些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有意投资，但华一集团没有接受。华一集团的战略决策委员会里集中了十几个与农业和农村相关的精英，有一些是退休的学者、前政府官员，有一些是行业很资深的人士，大家都愿意做这个事情。
在湛大卫的心中，现在国内还没有农业服务业领域的标杆企业，华一集团也没有做到，但华一的核心竞争力基本形成。湛大卫强调集团对规模并没有要求，定位是做小巨人企业，小而专、小而精、小而强，希望能做成上海农业服务业方面小巨人企业，靠内涵发展。
湛大卫表示，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农业领域一定会出世界级企业家，很大规模的企业一定会出来。就像以前的电子时代、oem（代2）时代、it时代一样，一定会出新贵的。
因在中国涉农资本市场、农村市场化、城乡统筹新兴服务业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湛大卫多次被国家有关部门邀请发表演说或介绍情况，多次受邀随同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出访友好国家，开展对外交流。
做“一带一路”旅游经贸民间使者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和2016年中央1号文件的不断推动下，美丽乡村建设又一次推向了高潮。湛大卫最早参与了上海观光农业的建设，“农村旅游方面主要是参与开发了上海著名的农村旅游区金山农村新天地”。
“作为上海新农村建设示范区的核心项目，金山农村新天地是一个集农业生产、科研、展示、销售和农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项目，是最早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基地。”为此，华一集团还收购了一家国际旅行社，瞄准农民出国游市场和乡村入境旅游市场。
到2020年，我国的小康人群将达到8亿人，且我国旅游业市场正经历深刻调整，尤其是中产阶层游客的消费习惯和出行方式正飞速变化，文化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愈加突出。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游不再是主流的旅游方式，人们需要更深刻、更多样化的旅游体验与感觉。
“一带一路”既是一条经济互通的商业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文明之路，还是一条宗教交流的信仰之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素有“佛教之路”的美誉。如今，与“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呼应，包括佛教在内的广大宗教界同样可以在这一宏伟战略实施中发挥出自身独特的推动作用，为社会和谐发展和各民族友好交流贡献出自己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通过印度、尼泊尔的佛教文化旅游实践，湛大卫表示，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佛文化的同时，既做好与当地宗教界的对话和交流，又能兼容并蓄、互相借鉴、互相支持、互相协作、共谋发展。
湛大卫认为，一是可以请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对方的在华投资展望，你有什么？中国需要什么？二是每年与驻华使馆共同定向组织几批各行业访问团，达成风向作用。另外，直通终端，承办在中国的旅游经贸推广会。
湛大卫正与有关方面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40多个国家的旅游经贸推广联合中心。
2011年，在致公党上海市嘉定区主委秦高荣的介绍下，湛大卫加入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宗旨可谓是顺应时代潮流，深入人心。注重侨海联系，对于我们联系海外华侨华人，企业开展华侨寻根旅游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加入致公党后，湛大卫积极参加党派的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工作，充分履行党员职责，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还实现着自己的参政报国梦。湛大卫先后向教育事业、革命老区、文化事业捐资1000多万元奉献爱心。
责任编辑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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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婆独处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他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她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孔东梅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
在家中,孔东梅衣食无忧,工作人员对她照顾得很周到。然而,她没有真正的童年,那时她就是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过马路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都要费尽周折。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员对孔东梅的管教非常严格,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种孤独可想而知。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如今她对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就源于母亲李敏和家庭的教育。李敏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孔东梅小时候身体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出去玩,母亲就给她买了很多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孔东梅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798”里的女老板
北京东北角的“798艺术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孔东梅。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孔东梅始终希望能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
(《女性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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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臭味儿淡了点，不是商人
粗而长的手指，数钱又写诗
圆规一样岔开的两条腿
以那边为圆心，都会在另一半划出弧形的离殇
每个文字都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着如何不务正业
一首诗歌写出来，如女儿出生
一本诗集出出来
俨然是有面子的家长
可是，商人只把你的赠予
放进铁锁的书架，加强炫耀
诗人，艳羡你
宝马和洋房，仅此而已
你处在，两峰间的谷地
什么真实的声音，能传出去
好大的风，才能吹进来
你的一生，只有两个读者
一是你的情人——她距你的心最近
二是同情你的人——看一只蜗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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