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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就是妥协的艺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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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作家余光中的眼中，婚姻是怎样的呢?余光中有着怎样的婚姻观呢?他为什么说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呢?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范我存结婚。这时他们来往已近6年了，彼此早已认定对方是自己惟一的选择，于是决定在9月结婚。快乐的准新娘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这对心灵相契的人，一致反对铺张庸俗的婚礼和吵闹的喜宴，并且向往电影中看到的西方婚礼，安静，圣洁，简单，隆重。虽然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教徒，不过范我存倒是经常陪着同学去做礼拜，参加唱诗班。她向卫理公会的牧师提出请求，牧师答应为他们主持婚礼。
9月2日，一对新人在卫理公会完成了婚礼，并在中山堂摆了15桌喜宴，宾客中包括了梁实秋、夏济安和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应该更是清晰。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她住进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那栋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协助婆婆一同持家。身体素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竟然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
小袋鼠的妈妈，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四月，在古战场》)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婚后两年婆婆去世，她开始主掌家务，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验，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为他腾出片写作空间
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当然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为他们的支柱。
余光中的朋友们都一致推崇他的人格和德行。有一次林海音跟范我存数落男人的不是，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像光中这么好的丈夫了。”余光中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好?”“我就是知道。”林海音信心满满地说。
丈夫好不好，当然只有范我存最清楚。“结婚后，他百分之百相信我、依赖我，虽然他不是常会说甜言蜜语体贴的丈夫，但是他以行动来表示对我和孩子的爱。”
“她的优点很多，”余光中说，“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们能契合，而且她能充分和我的事业、我的朋友融成一片。我们不但有共同的兴趣、嗜好，又有共同的朋友，婚姻怎么会不稳固呢?”
做夫妻40年了，两人鲜有吵架。余光中脾气虽急，但从不迁怒，而且脾气发过就放下了，心胸非常开阔。“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余光中的情诗又多又动人，其中写给妻子的历历可数。范我存淡褐色的双眸和象牙白的肌肤，早年在《咪咪的眼睛》、《灵魂的触须》、《当寂寞来袭时》等诗中，都一再浮现，那是年轻时期的炽热恋情;晚年的《珍珠项链》、《三生石》、《东京新宿驿》、《停电夜》、《私语》、《削苹果》、《风筝怨》等，已转化成相依相偎的不渝之情。
《风筝怨》一首写于1992年底，当时诗人先在英国和汤婷婷、张戎、北岛巡回演讲、朗诵，继而去香港担任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终了又和高天恩、彭镜禧、欧茵西同去巴西开国际笔会。一连在外两个月，非常想家，乃写此诗寄给咪咪，把自己比喻为一只风筝，飘零在海外，幸有长线袅袅，由妻在家掌握:
只因有你在地上牵线
才能放我到天外飘浮
这样的一念相牵，鸟所不见……
沿着袅长的北纬或东经
彼端的一提一引，即便是最轻
都会传到脆薄的`游魂
云上孤飞的冷梦，何时醒呢?
风太劲了，这颗紧绷的心
正在倒数着归期，只等
你在千里外收线，一寸一分
余光中和四个女儿的关系，也是云淡风轻。看着她们逐渐成长，童话变成了现实，余光中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这几个大女孩怎么办。早年，他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写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当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像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长女珊珊在堪萨斯大学修完艺术史后，久住纽约，已是一对儿女的妈妈;次女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返回中山大学，留在父母身边;三女佩珊是营销学博士，返台后应聘在东海大学授课;幺女季珊留法五年，学广告设计，常住温哥华。
四个女儿没有一个继承父亲创作的衣钵。对余家的女儿来说，有一位文豪爸爸，压力自然十分沉重。潜意识里避开文学之途，该是很自然的发展。“我们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写。”这是幼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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