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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的地位 迟子建的人生经历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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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的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和与宁静｡接受采访时,她的语速和音调没有太大的起伏,她说自己对获不获奖没有太大的期待｡
当被问到女性驾驭历史题材有哪些长处和劣势的时候,迟子建回答:“我写作很少写关于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也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很信奉的一点是,优秀的作家不能与现实生活割裂,否则他(她)的作品一定非常苍白｡”
在大兴安岭中部一个叫塔河的县城边缘,有迟子建的一处居所,居所面对着一座山,窗下就是河｡虽然是县城的边缘,但那里介于农村和乡镇之间,还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状态｡在2002年以前,迟子建过着单纯的生活｡“那时候我写完一篇小说,然后打印出来,到邮局寄掉｡用很原始的方式,觉得那样也挺好｡更早的时候写小说是用手写,写《伪满洲国》用了6个很大的笔记本｡那时候刚结婚,生活安宁而幸福｡”
住在哈尔滨的迟子建经常会回到住在塔河的爱人身边｡走的时候坐火车,她习惯带着那些用来写小说的大笔记本｡走之前要跑到复印社把写下来的纸页复印下来,备份一下｡如果途中丢掉了,几十万字就惨了｡当时她在写《伪满洲国》,笔记本上已经写了30万字｡迟子建回故乡的时候,由于旅途漫长,有时拿着本子在火车上也可以随便写上几笔｡很随意很悠闲的状态,就像她的生活｡
跟爱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好,两年的婚姻生活给了迟子建安宁而幸福的感觉｡
然而,安宁和幸福如同秋天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在2002年5月的黄昏被一阵大风吹去｡爱人因为车祸而殒命｡迟子建的安宁和幸福生活在瞬间破裂｡
那是最艰难的一年,也是最伤痛的一年｡“我处理完爱人的丧事是大兴安岭的初春,树已经开始绿了｡真是奇怪,每年春天来的时候,我看见大兴安岭,觉得森林的那种绿是美好的,可是那一年我觉得那种绿苍翠得像眼泪,那些森林好像都被悲伤浸透了｡”
塔河的房子是迟子建和爱人的居所,这所房子对迟子建来说,无论是从个人情感还是从文学情感,都非常重要｡每年夏秋,迟子建会从哈尔滨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回到那里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觉得死去的人还活着,你跟曾经爱的人一起看过窗外的风景,而窗外的风景还活生生的,已故人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浮现了｡这是一种挺疼痛又挺温暖的感觉｡”
那时候,迟子建是用写作来疗伤的｡她飞快地用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其实不是为了要写什么,只不过是不要回到现实生活里｡“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有一种生活――我虚构的生活,它们是永恒的｡它们一直陪伴着我,在现实中和我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笔进入那个虚构的世界,我又跟老朋友为伍了｡那里有很多人在支持我,安慰我｡进入那个世界之后,我觉得自己获得了解脱｡那时候我觉得回到写作里,就像一个满怀忧郁的人去看心理医生｡”
现在迟子建一个人在哈尔滨生活,只有回到老家才能和家人在一起｡
每天的生活就是阅读与写作,到晚上的时候,精心给自己做点好吃的,晚餐喝一点红酒,饭后散散步｡隔一段时间,迟子建会回到故乡｡
迟子建在中国最北端的雪地里长大,漠河､北极村､木头房子､冰封的黑龙江､雪泥路上的马车构成她的童年｡“六月,漠河的夏天,是中国唯一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我小时候,那儿也就一百多户人家,现在也不过三四百户｡夏天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太阳两个小时以后又升起来,所以叫白夜｡等到冬天的时候,恰好相反,冬天黑夜漫长,下午三点多太阳就落山,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才升起来｡”
“那里的小学生,在冬天到教室的第一节课要点蜡烛｡可是夏天,三点钟天就大亮,还没有睡醒阳光就把你照醒｡当世界都是黑暗的时候,故乡的人吃完晚饭,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事情,就坐在火炉旁边,嗑着瓜子,喝着茶,听大人们讲故事｡全是鬼怪故事,讲得我晚上都不敢起夜出去,害怕,觉得黑夜里到处都有鬼在游走｡”
2000年,迟子建去挪威访问,在与挪威作家座谈中她说:“当我很小在北极村生活的时候,我认定世界只有北极村那么大｡当我成年以后见到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迟子建说她17岁第一次坐上火车,走出森林,“不管走到哪里,故乡在我心里,永远是最迷人的风景｡”
2005年,迟子建以一位年过九旬､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写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继长篇小说《树下》､《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之后,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被称为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和世界意义｡
迟子建是在故乡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太阳一升起来,就会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书桌前｡她在写作疲劳时,抬眼即可望见山峦的形影｡方桌上摆着一台电脑,还有她爱人生前最喜欢的一盆花｡
小说完稿的时候,是爱人三周年的忌日｡“那天晚上,我在姐姐和弟弟的`陪同下来到十字路口,遥遥地静穆地祭奠着爱人｡被焚烧的纸钱在暗夜中发出跳跃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颤抖的心｡”
对小说家的职业,迟子建说:“小说家不像演员,在舞台上一亮相,就会获得满堂喝彩｡我觉得小说家很像一个修行的人,虽然穿行在繁华世界里,但是内心会有那种在深山古刹的清寂感｡修习好了心性,不管世态多么炎凉,你都会安之若素｡”
2005年,迟子建和刘恒应邀到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做驻会作家｡
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每个作家都带着所来国度的印迹｡“因为生活背景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国家体制不一样,社会形态不一样,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风貌也不一样｡在那样的环境中更容易看清中国文学和中文作家的处境｡”迟子建说｡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创建人聂华苓很喜欢迟子建,她们常常在一起喝酒谈天,常常因为某个有趣的话题一起大笑｡
真正让迟子建动心的是旅行｡每天做的最惬意的事情就是睡个懒觉,起床步行去美术馆,去公园｡在芝加哥的时候,她每天都要去密歇根湖边｡“有一天正赶上芝加哥的第一场雪,我来到密歇根湖畔,湖畔人很少,雪花落在湖面上,苍苍茫茫的,那种广阔而苍凉的感觉让我很感动｡”
与美国相比,俄罗斯是迟子建更为心仪的国家｡“他们有真正伟大的作家,艾特玛托夫､屠格涅夫､阿斯塔菲耶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能数出一大串｡俄罗斯作家身上有一种大气,可能是因为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山川河流的精气都注入到俄罗斯作家的精神里｡他们身上还有很宝贵的品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缺乏的品质,就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他们对强权和不义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意志｡很多作家为了个人的信念,不惜被流放､监禁,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可以忍受,甚至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作家的这种气魄､信念和勇气是了不起的｡”
多年来,迟子建的文学行去过很多国家,走出去的收获就是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看清楚了中国文学｡“我在别人的国家走过,觉得自己就是过客｡有的人就是愿意在外面不停地走,他(她)会因为不断地行走觉得很舒服,觉得心里得到一种解放｡我不｡如果在外面陌生的地方不停地走,我会有一种漂泊感,我特别想安静下来,坐在一个角落,一个我熟悉的角落,生活､写作､读书｡那是我安宁和幸福的时刻｡”迟子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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