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一
从"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入手，作者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乡土性的阐述。在作者看来，"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土气",是一种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藐视；一种是泥土、土地，是乡下人的"命根",于我而言，一个从农村来的人而言，土对我们，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村落的形成必须有土地的存在，土地， 带给我的是种踏实的归属感，突然想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作者论述的乡土社会中，我体会到了一种浓厚的淳朴气息，和谐的乡土社会在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内心真的希望，在世界的某一角落，可以一直有"土气"的存在。
乡下人因没见过先进的器物被称为"愚",但有些城里人，甚至教授在基本技巧上却不如乡下人，在我看来，各有各的长处，谁也没有资格对另一人做出评价。费孝通先生在文中论述了文字与"愚"的关系，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大家才会使用"特殊语言",推行文字下乡，的确需要考虑文字和语言的基础。
学习，若要打破今昔之隔，必须要通过记忆。"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读了这篇文章，愈发的感觉，任何一件事的实施，都是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比如推行文字下乡，不仅要考虑社会文字和语言的基础，还要考虑社会特点（基层）。
作者以苏州人家城里的水道、走廊为例，展开了对"私"的表达，"私"与"公"相对，"私"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以"自我"、"自家"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利欲的诱惑，有些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社交的圈子也变得越来越乱，作者提到了孔子的"推己及人",我认为，人都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由己及人，使自己拥有一种宽阔的格局，一种心怀大事的气魄。
社会的格局决定道德。课本上学到了我们的行为应该以道德为标准，以法律为底线。我认为，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引导，引导着个人去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提起道德，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是"百善孝为先",其次便是"忠义理智信",作者提到了"仁","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核心，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应该通过学习，见闻丰富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有格局的人。
看到文章的题目《家族》，倍感亲切，因为从小生长在大家族里，村里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刘，从小到大，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家，对于离开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曾有制作了一份简易家谱，发现，四世同堂的我们家，真的很幸福。作者在对家的阐述中，尤为认真的指出了其生育功能，家是绵续的。
作者说，男女有别。不仅是生理上的区别，更是一种在社会分工，地位上的区别，大概正因为这种区别，才形成了安稳的乡土社会（作者一直在强调，乡土中国是安稳的社会），因为对感情方面的是不太了解，而且文章读的也不是很懂，所以，也没什么感想。
作者以"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开头，引出后文乡土秩序的维持是靠一双看不见的手来维持的——"礼治",不同于法治的被动，从作者的论述中，我感受到礼治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由内而外的规范，乡土社会是传统的，因而"礼"在其社会里发生作用便成为顺理成章，乡土社会给我的感觉是"车马很慢",在慢悠悠的生活状态下，礼治社会出现了。
在礼治的乡土社会中，社会秩序必然是稳定的，但也有例外，一定会有人因为特殊情况而"逾矩",诉讼便变得必要，但又由于乡土社会传统、稳定的特殊性质，那些从西方引进的法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发生着很特殊的副作用，传统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制度的碰撞，使得推行法下乡成了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一直以来，课本中的权力与权利是同时出现的，作者从社会合作与社会冲突两个角度分析权力的存在。当今社会，权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是比金钱更诱人的，作者看来，权力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在乡土社会，在小农经济的体制下，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微弱无力的。
这篇文章，作者带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提出：在乡土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对社会规律的论述中，引入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确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我认为携着社会契约的教化权力在维持社会稳定、慢步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但从"缘"字来看，我认为"缘"代表一种关系，由于乡土社会的稳定性及社会的生育的持续性，在规模比较小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范围较小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又多了一种地域上的联系，即地缘关系，血缘与地缘像两条丝带，维系着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乡土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迁，时势造成了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慢的，这种"慢",又导致了时势权力的不发达。这样，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就存在四种权力：同意权力、横暴权力、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
从欲望到需要，作者由时势权力想到了社会计划，因计划就"需要",作者在文中又将欲望与需要为我们做了区别，由于这篇文章读不太懂，所以没有更多的感想。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二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老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 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 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老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三
《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四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我想这点体现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罢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这才是我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一遍，我还会读第二遍、第三遍。希望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五
看到书名的瞬间，我最先关注的不是“中国”，亦不是“乡”，而是“土”。我们现在提到“土”，更多的有一种蔑视、看不起的感觉。比如别人说你穿的很土气，没人会以为别人是在夸赞他。但是在阅读完《乡土本色》这一章后，我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开篇就点出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拥有乡土性。这“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土地的重要性。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具有乡土性，在农村生活，以种地为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贵。乡下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但是在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成长，没有陌生人。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慢慢的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这不是见外了吗？”这是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语句，这是出于一种对于熟悉的规矩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中国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熟悉的规矩之上，如果社会的信用是建立在一种熟悉地规矩之上的，什么事都是约定俗成，这就跟我们现在说所的道德绑架有些类似，这对于我们要去建立一个信用社会和一个法治社会是很不利的。
不是说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那样思想落后、固执不前，其实只是说中国乡土社会知识的匮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乡土社会”也在不断地“打怪升级”，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乡土社会也意识到了思想解放与学习的必要性。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单纯的依靠土地，现代工业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效率，农产品深加工提升效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快递产业的发展，拓宽了交易的范围等等，乡土社会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仍在继承，同时乡土社会为适应现代新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努力。不过现在的乡土中国传媒工具的普及，乡土社会的思想较以前来看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是有些固执的思想存在，我们要想社会能够全面的发展，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落下，一起进步、成长，我们才更容易去构建我们想要的社会。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六
《乡土中国》最开始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此刻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貌。”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了冲击。中国出现了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了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联不稳定的特点，但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正因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联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能够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向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齐，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但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此刻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型的含义，不仅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礼貌带来的结果。
此刻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一天和很多人在一齐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此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此刻的人们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礼貌征服了落后的礼貌，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但是中国此刻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但是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礼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刻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能够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七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赌博，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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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乡土中国有感篇八
第一章是“乡土本色”。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至于这些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怎样具有着乡土社会的文化的根，后面会有详细的分析。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待续）
读乡土中国有感篇九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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