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哲学的作用论文（汇总18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反思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表现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写总结时，我们还应该注意语言的流畅性和条理性，使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以下是专家为您推荐的相关书籍，供参考。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一

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

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

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您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视野雄阔，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

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谢意!

同时也感谢学院为我提供良好的做毕业设计的环境。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设计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着的作者。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

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

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

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xx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

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

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二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教育学传统问题解析

研究马克思教育学能够深化对人的本质和发展理论的探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社会价值取向正确以及全面推荐你认得发展.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育学中必须要从马克思教育学整体入手,把这个理论与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1.传统的马克思教育学研究意义

研究教育学是从哲学角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入手的,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人的本质开始入手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是以人为本质的.对于马克思教育学它的哲学效应更高,它能够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强调认识自然世界的产物,也能够改变自然世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对教育学有新的认识.不断的研究能够拓展方向,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第一,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中,也能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正义.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教育的转型阶段,从以往的应试教育转型到素质教育,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教育学林论对教育部公平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根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公的现象.并且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的改变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的完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

第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深埋藏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中,一定要坚定人才培养,正确树立马克思教育学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目标.

第三,马克思的教育学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相结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这样就过于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其中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这种教育学思想就与当代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了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2.马克思教育学是改善大学教育的根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国民素质这方面,这样要提高国家实力就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这样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从小学、中学、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大学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实践.发展他们与社会联系,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发展学生综合实践的能力是进行教育改革最根本的表现.

3.大学教育存在问题

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在遵守马克思教育学规律时缺乏一定的自觉性,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教学学理论进行研究,但是没有得出很好的了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了马克思教育学与整个马克思理论整体的关系.忽视马克思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导向.这些是教育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速度非常慢,这与主张利用马克思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进程和教育发展不能够结合.根据一些书店的调查,目前只有一本书解释了以上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的教育学不是课本里边的抽象理论,他能够有效的通过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在当下马克思教育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教育学的关注度不高.同样也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这就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只是从概念逻辑进行分析,甚至用现代西方教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这不符合马克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资料很少,这样就不能够完整的研究.就会造成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这样虽然,这个问题的价值论和认识论有一点相符.但是更多方面是孤立了教育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特点,这种单一性非常不可取,要从整个社会中入手,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更完整性.

4.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问题解决办法

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价值论和认识论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研究来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的状况.应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讨论人实现价值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的价值,忽视人的个性发这两方面,只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利于人在社会中发挥,不能偏向于哪个价值论和认识论,这样就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起重工的应用.

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进行研究,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出发.马克思教育学理论把整个教育改革比喻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改革,这样就包括了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方方面面.要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大的范围去了解这个教育学理论,另外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够改善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中,要把这个理论与整体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这样能够更深层次的研究,得到更深刻的理论.教育学理论关系到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应用这个教育学理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要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

参考文献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三

摘要：社会上流传着众多关于哲学无用的说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哲学没什么用，不像其他学科一样，但是实际上，哲学的作用无可置疑，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哲学的作用，从内容角度讲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艺术上等等;从对象角度体现在对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对国家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上;从作用的程度上，既有个人生活的小事，又有国家乃至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

关键词：哲学;作用;无用

一、“哲学无用论”的局限之处

首先，从概念上入手，许多人认为哲学的概念模糊不清，上学时课本所教的知识哲学似乎是唯物和唯心两大思想之争，具体的哲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些枯燥无味的概念和拗口的定律，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其实，这种看法实在是太狭隘了，哲学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

至于究竟什么是哲学，不同的哲学家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哲学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a，意思是“智慧”、“聪明”，有智慧的人叫“sophos”。

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变成“philosophos”，“philo”是“爱”的意思，“sophos”是“智慧”的意思，两者合起来就是“爱智慧的人”的意思，所以“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这里的“智慧”不单指科学，而是包含世态万物的知识。

在中国词典里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哲学的一些理论和内容只是纸上谈兵，不如自然科学来得实在和具体。

我们在怎么想、怎么做之前，不会先想一想哲学的原理，而是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前辈们的经验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其实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是专门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特殊规律的学科;而哲学则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科。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在具体的工作和学习中，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去翻哲学资料和理论，但是我们的具体行为却都是哲学思想的实践。

再次，从哲学家的作用上分析，他们认为哲学家是最无法思考的人了，哲学家所谓的“对其他科学的指导”都是最简单的常识性的理论，没有几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是靠哲学取得成绩，所有的一切都要靠科学去解决。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表面上好象并没有生产出关于那些问题和观念的知识，但是哲学家做的是思考如何使各种知识“有机地”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合理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指导人们和谐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

二、哲学的作用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源于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社会意思的精神物，人天生具有思维、意识、思想等等诸如此类，这是人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自然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性和特殊性。

同时，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又是哲学的具体内容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说等同于人类本身。

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差别，而非去抹煞和忽视这个差别，这也可以说是人活着的最高意义、价值或境界。

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这个区别，做人类所特有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去获取和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所必需的精神需求。

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活着需要有思想，有见解。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也可以称为精神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目的、核心，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世界观、解释世界相联系。

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又可以称为物质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方法论、改造世界相联系。

人虽然是精神物，但归根结底是物的一种，只不过是物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而已。

人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需要各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来具体指导的，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同时，认识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关于实践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对我们以后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这是哲学的间接性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哲学作用的表现形式

哲学的作用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工作中无处不在，它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公式，在你遇到问题时把哲学公式、哲学体系或哲学常识代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和相对正确的结论。

哲学是一种用来解答问题的思考方法，具有先验性，即当我们面对陌生事物的时候，哲教你如何认识、了解和判断，进而解决。

而当我们面对熟悉事物的时候，哲学有帮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态度发现老问题的不同和新特点。

哲学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来说是抽象的，它虽然不能表现在食物表面而被我们的肉眼所直视，但是它可以再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帮我们来更加具体地了解哲学的作用、体会到哲学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战略性，战略性是指人们做事情、解决问题的大体办法或基本原则。

二是预见性，预见性即前瞻性，即提前知道尚未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事情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三是洞察力，洞察力是指人们对个人认知、情感、行为的动机与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

四是敏锐力，敏锐力，指的是一种综合能力，体现了一个人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以及直觉感知能力。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四

摘要：在当前高校教育中,无论学生的学习兴趣、专业方向,都在入学支持在学习好基础性文化课程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成为了我们日常学习的必修课.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于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一经问世,就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它的科学性、正义性和实践性,而这些特性归根到底只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有了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科学性、正义性和实践性,也才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和自觉发展的不竭动力.离开了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如何实现两者的结合呢?这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将两者联系和对接起来的“中介”.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地走进人民群众内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因而,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即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为内容向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灌输”,这就是我们所找的“中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我们要长期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用先进的理论灌输给大学生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学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生学习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加速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门较为高深的学问,涵盖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同时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意义.高校学生正处在人格趋于完善,思想接近成熟的重要时期,能够有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会使得学生的人格塑造更为完善,对于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开放,大学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象牙塔,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很多学生容易在经济大潮中迷失自己,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久经检验的真理,尤其在思想指导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在学习一门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吸取其思想精髓来提升改变自己,让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社会思维更加敏锐,以便学号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一、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当前社会的发展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思想领域也有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然而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更方面的实绩来看,中国在指导思想领域并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舶来品的合适与否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被广泛的接受源于其科学性与真理性,并且都是经历过实践与时间检验的,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富强自主的道路,从宏观上来看中国适合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人们实践方式的多元化,然而中国的今天和平稳定,多则生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其次,高校学生处于理解力与辨别能力突飞猛进的阶段,也是走向工作岗位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什么样的思想指导能被其接受,对于其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单单是贡献大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方向路线的正确.坚持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懂得正确的索取与奉献,明晰自己肩膀上的责任,学会向着更崇高的理想而迈进,缓解当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对学生们思想的不良影响.

最后,高校作为大部分学生的学业终端,是其学习生涯的结束,也是社会角色的开始,不少学生在走向社会前就已经有了形形色色的实践经历,在初次接触这些时很多人会感到迷茫与彷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来对其进行指导,一旦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很有可能使其行为方式产生错误,从而影响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后,一旦在其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意识,以此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能更好的保证其健康的发展,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现状

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已有多年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生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指导性同学生们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学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使得教育成果不断,教育教学质量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来自于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教学环境的不断优化,指导思想在其中的贡献尤为突出,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教育才有了当前高校和谐稳定的现状,当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有一些不足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大的形式是好的,小的方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进行微调整.

(一)一定程度的形式化

高校所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相当大的部分是卓有成效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存在只灌输知识,不解释原理,只照本宣科,不深挖精髓等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很多学生从思想上想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自身理解力,社会阅历的有限对其深层次的理解难以到位,这就需要我们的高校授课老师予以深层次的讲解,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其学、任其用.

(二)理论与实践的相分离

究,同时重要的还是为了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高校在开展马克思教育时要重视理论与时间的同步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能真正为学生们所用.

三、如何更好的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

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状况,直接反应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效而深入的教学与实践,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开花结果,反之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学生思想进步教育的忽视,认真研究怎样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对学生的负责,更是对社会的负责.

(一)避免形式化教育,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思想的交流,不以机械化考试为目的对学生进行检验,考试的目的是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以便其进行自学研究,提升自己的思想,完善个人人格.能够避免形式化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行为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引起学生的迷茫已经学习兴趣的缺失,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哪怕范围小形式简单,只要达到让学生懂得如何利用理论武器来开展实践活动,就已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的发挥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海波.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深层归因及可能的出路〔j〕.黑龙江高校研究,,(02).

[2]汪信砚.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哲学动态,,(05)

[3]贾松青.马克思主义永具生命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五

普特南以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态度，把发展意义理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以饱满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在意义理论这片充满挑战的领域中进行孜孜不倦的艰苦探索，在意义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为意义理论注入了新观念，使意义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面貌。1.普特南提出意义理论研究的外在主义路径普特南所处的时代，处于主流地位的意义观念来自立场完全相反的两派理论。一是来自弗雷格()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语义学派。在该学派哲学家看来，人们之所以能理解的意义，是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头脑之中的某种状态掌握了“意义”这种抽象实体。另一个理论是来自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新主义哲学学派。该学派主张，当人们的信念发生改变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和指称都会发生相应地改变。普特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从个体的角度说，确实不一定要谈论语词的意义，只要告知一个语词的外延并描述这个词项的使用者的个人信念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我们就需要谈论意义，否则，就无法保障交流的顺利进行。普特南认为：“问题不在于否定‘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谈论‘意义’的方式，我们不应该去问什么是意义，而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1)怎么才能算是知道一个语词的意义，(2)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我们所谈论的两词具有同样的意义。”[7]正是由于普特南改变了关于“意义”的提问方式，他所讨论的焦点就随之由内涵(传统哲学家讨论意义的方式)转向了外延(或指称)。这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其直接后果是，普特南不再像弗雷格传统那样把意义看作是决定指称的抽象实体，而是开始将意义看作是由指称所决定的。这样，探讨的重心就转向指称如何确定，以及个体参与到语言共同体的谈论时所需要的基本能力等问题。普特南的意义外在论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在普特南看来，正是因为传统意义理论的谈论方式导致了关于意义的哲学问题被长期误读。“……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的话，它应该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关于语言的那些荒谬观点，从来都反映着两种特殊的而且极有核心意义的哲学倾向：将认识当做纯个人事情的倾向，以及忽视世界(世界中的东西要多于个人所‘观察’的东西)的倾向。忽视语言分工就是忽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来自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就像大多数传统哲学一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关于语言，一种更好的哲学和一种更好的科学，应该把两者都包括进来。”[8]普特南这种独辟蹊径地研究意义理论的思维方式，给意义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方向与路径，使意义问题的正确解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使本质主义的研究变得有意义本质主义曾经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批判而成为“无意义哲学”或“烦琐哲学”的代名词，哲学界曾一度“谈本质而色变”，大多数哲学家都努力使自己同本质主义划清界线，惟恐自己不小心被划入本质主义阵营而影响自己的学界地位。直到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1971年一书的问世，本质主义才恢复了自己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普特南也是借助本质主义来建构其意义理论，使本质主义的谈论变得更有意义，也使本质主义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确证。普特南反对“说某物属于某一自然种类不过是将一组属性归于它而已”。他指出，构成一个自然种类的那些对象的集合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成员。例如，“柠檬的‘定义特征’是：黄色，味酸，具有某种皮等等。”然而，尽管一个未变黄的绿柠檬也许是一个稀有之物，但我们把它当作柠檬来谈论并不矛盾。[9]我们知道，普特南考虑到对于他的责难的可能回答。但是，普特南拒绝那种可能回答。他论证道：第一，“有关的自然种类的正常成员也许在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些成员。”第二，“自然种类的这些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也可能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本质’却没有改变到要使我们不再用同一个词(普特南这里所强调的同一个词指的是我们赋予其相同意义的同一个词，而不仅仅是拼写上一样的词———笔者注)来称呼它的程度”。[10]不难看出，普特南的这两种回答透露着这样一种：一个适用于某一自然种类成员的词的'意义是惟一地与这些成员的“本质”相联系的。艾耶尔就此指出：“这种假定既考虑到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把具有这种本质的类的一个非典型的子类看做正常的种类的实例这种可能性，也考虑到该种类的真正典型的成员所表现出的属性在时间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这两种情形中，该词的意义都保持稳定，因为它是稳定地与本质连在一起的。”[11]普特南分析了我们上述所谓的本质是如何决定的问题，[12]如，“水(water)”词语外延的固定性。我们可以用实指的方式来辨认“水”这种物质。其它物质要想成为这种物质，它们必须与我们所指的样品具有相同的液体关系。普特南认为，这种方法构成了“水”这个词的操作定义。在一定时期内，科学发现表明，那种被认为是属于“水”这个词项外延的物质成分是h2o，因此水就被定义为任何具有h2o化学成分的东西。正是这些化学成分构成它的本质。普特南明确表示，一旦水的本质是h2o得以确定，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水不是h2o的可能世界，不论使用“水”这个词的使用者是否清楚地知道水的本质。普特南关于语词意义的确定依赖于语词外延的本质的想法不仅仅适用于如“水”一类的自然种类词，在他看来，其他语词，例如人造物名词，也同样适用。这就表明了这种理论的普适性。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借助本质主义思想，使得意义理论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更有规律可循，也使我们试图掌握获得语词意义的规律有了遵循的基础。这是普特南意义理论的一个巨大进步。3.从奎因手中拯救了意义概念奎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发表对当代流行的分析———综合区分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普特南辩证地分析了奎因的观点，既肯定了奎因的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又指出了其批评走得太远，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这典型地体现于奎因对待“意义”范畴的态度上。普特南认为，奎因的批评被奎因本人和其他一些人解释为具有这样的含义：随着分析———综合区分法的失败，“意义”这个概念也将整个地消失。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六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七

[摘要]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关键词]

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精神

一、引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多年哲学发展的总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哲学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有人把康德哲学比作西方哲学史上的“蓄水池”。在德国，第一次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康德。康德所说的批判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名词意义上的批判，他通常把批判和先验作为等同意义上的名词来使用。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既超越于唯理论又超越于经验论的新的哲学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批判哲学，如何使康德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益成分，使之在人类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体现出应有的文化精神价值，这是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影响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的康德哲学，康德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哲学，是因为他推翻了18世纪末流行于德国和欧洲各国的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发动一场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创立德国古典哲学。人们通常将康德的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他提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打击17、18世纪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不变的观点，为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虽然他的思想中包含一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但是总体看来，康德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依然囿于莱布尼茨d伏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从1781年起间，康德先后发表了三部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阐述他的认识论思想、伦理学说和美学观点，构成所谓“真”、“善”、“美”的批判哲学体系，由此康德哲学进入“批判时期”，康德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他在“批判时期”所阐发的哲学思想。

康德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称这个体系根本就是独断论，同时康德也反对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康德为了批判的需要，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现象”和“自在之物”。康德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产生感觉的客体，即所谓“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客体是不可认识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的“现象”。很显然康德哲学既想要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时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倾向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说：“事实上，既然我们有理由把感官对象仅仅看作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而承认了作为这些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自在之物是怎么一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象，也就是只知道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感染的方式。”在康德哲学中，感觉不反映对象，现象不表现本质，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和现象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总体上来看，康德哲学围绕着“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在他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的基础上，论证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尽管康德哲学自始至终都带着调和折衷的特征，但是他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走上两条道路：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表现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相继发展康德批判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唯物主义道路上，费尔巴哈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形成了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以“人”为基础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由此，德国古典哲学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终于结出两大硕果：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康德哲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应有之义

康德是第一位给自己的哲学挂上“批判”招牌的哲学家，他赋予“批判”以新的理解和作用，认为“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明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他把自己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去批判一切，但是康德同时也预见到“批判”道路的艰难。在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展开批判时，康德充满自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仅仅“是为了判断一个原则或一个事实的价值而进行的检查”。康德辛苦工作的结果，虽然终结了旧的“形而上学”，沉重打击了神学和宗教。但是，他却从一个片面走到了另一个片面，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走向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开辟批判的道路却又处处有所保留，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充满矛盾与无奈，最终不得不滑入形而上学的泥潭。那么批判究竟该如何展开呢？我们说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批判谢林，以及费尔巴哈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中所用的“批判”，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只是由于这些哲学家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欠缺，他们的批判和否定往往带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批判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因此正确的批判态度是全面地分析与综合的态度，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态度，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四、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与哲学理念的创新

（一）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

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破旧立新”，把对旧哲学的批判改造与对新哲学理念的创新发展统一起来。首先，康德在理性能力的分析基础上，对传统的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过对理性能力范围、界限和有效性的揭示，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对于科学认知具有优先地位。其次，康德在理论理性部分，虽然坚持理性主义知识本质论原则，认为是时空和知性范畴的先天形式赋予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但他同时承认受物质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质料。在他看来，没有经验质料内容的理论形式是空的，而没有理论形式的经验内容则是盲的。最后，确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并力图在实践理性优先性基础上，以判断力的“目的性”理论来统一两者。尽管这在康德那里并未真正实现，但康德由此建立起一种先验理念本体论、先验形式主义伦理学、先验主义实践哲学以及理性主义宗教哲学和先验美学理论，从而转换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恢复西方希腊哲学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力图摆脱科学主义控制的能够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新观念和新路向。

（二）康德哲学理念的创新

正因为康德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全面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给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从康德走向现代的。康德以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分析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把科学认知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内，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关于有限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事物的本质性知识等这一方面的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康德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他根本上是以此将人们引向一个不同于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领域，是要从实践理性上来确认作为理念存在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建立起理论上的本体论、价值论、道德观才能为解释世界、社会、人生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也才会使人的生存、行为、意义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保证，人格的伟大与尊严也才能油然而生。实际上，这也是必然的，只要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有“终极关怀”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还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中，不同的生活理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的体现，因此，与其说康德是近代哲学的批判者和终结者，不如说他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五、哲学需要批判的精神

综观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任何学说、思想及观点的提出，无不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当前我们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上。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反复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凡是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时，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然而，这个“批判”却往往用的是“批评”的含义，即“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尽管西方哲学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思想也的确包含一些很先进的、很科学的观点。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凸现的当代，东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即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批判地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八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2个月。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九

所谓信念就是根据自我暗示，在潜在意识中被宣布和反复指点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把你的愿望反复的告知潜在意识的过程中，你就变成了有信念的人。拿破仑《成功的哲学》。

人们一般都不太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尤其是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幸福的向往，我们的各种需求实在是太丰满了，但是呢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就自动的去追求了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放弃了我们本以为我们想要，但事实上我们就要不到的东西。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用心的发现一下，到底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这种最想要的东西就可以被我们变成可以清晰的表达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说给自己也说给别人。当这些话被明确的说出来的时候，他的这种作用就更凸显了。

妈妈觉得你这点做的非常好，有很多时候你非常坚定的说，我一定能做成什么，当我听到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捏把汗，但是我又特别的高兴，我觉得你这种一定要做成什么的意念就是所谓的信念，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未来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发现那些我们实际上不敢都要的东西，比方说妈妈从小当了这么多年干部，我是真心的想当官儿啊，可是呢，当每次在我的时间选择的时候，面临学生和孩子家庭的需求的时候，我都把学生和家庭放在前面。当领导的一些事情放在后面，这就让我知道原来虽然我内心当中非常渴求也是我曾经非常荣耀的干部生涯，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真正选择的才是真实的，所以我就现在安心的当一个小兵，当一个好妈妈，当一个好女儿，当一个好老婆，当一个好老师，然后呢，我就把这种我的真实的选择当做一个信念，不断地加强我自己如何当好老师和妈妈的行为。也坦然面对我实现不了的愿望，对它说no.

西乡隆盛说过：“越是不惜生命，越是不贪官路，越是不图名誉的人，越不好对付，但如果不是这样不好对付的人就不能患难与共，来完成国家大业。”

如果在人的心底的某一个角落里存在私欲，那是使不出劲儿来的。

有句古话说无欲者刚。还有人说，现在最知名大学问家都是那些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的人，他们完全凭着兴趣和为他人造福的意愿去奋斗，这种奋斗有无穷的动力。世俗中人们看别人的时候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这个人有什么家世啊，有什么样的背景啊，但是事实上到了比较高端的层次，人们的家世他们的背景都帮不了他。人们在经过了各种选择取舍之后，最终留下的可能就是他们矢志不渝，需要去实现的梦想。这种梦想可能一开始是很难清晰的，很多人是经历了各种权衡取舍，到了一定的年龄，甚至年龄很大了，才发现自己真实的愿望。但是一旦人们认清了自己的愿望，那么他们就不会顾忌什么人情世故，不会顾及之前的基础，一往直前地去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外力都不可能去干扰她。

妈妈到了这个年龄就经常感觉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真的是太难得了。一旦有这样的人，不管他的身世，不管他的性别，不管他的年龄，不管他一切的外在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就这一个事业来一起讨论。那么这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我觉得共产党员称呼别人为同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用词，它表明大家有共同的志向，这真的是太难得了。而这种同志呢，我们也发现，()往往只能在我们追求的某一个相似的方面有同志的感觉，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仍然不能够要求对方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如果我发现某一个人在我的追求信念的道路上是有共同话题的，是可切磋的，那么我就会非常的开心，这也就是我的.一些同学关系为什么那么融洽的原因，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又有相似的专业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可谓说是非常难得的朋友。

德国著名博士巴普洛夫说：“理解生活意义的人显得年轻，而且长寿。”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意义呢？归根结蒂就是是否有基于爱的行动。那么识别人的方法是什么？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具有帮助弱者的心。

家长会上你们的老姜说同学们对她的评价让她极为开心，说她是知性优雅又有少女心。这就是你们的老姜为什么快50岁了还被评为有少女心的人。

妈妈现在也感觉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啦，我觉得是因为当我做了很多的减法，当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知道我是基于热爱去做为喜欢的人做一些喜欢的事，为自己做一些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变得尤其的年轻和开心。

对弱者的关心确实能体现人的爱心。在这一点上，妈妈做的有点儿过。我从小对很多学习不太好，或者是家庭需要帮助的同学都付出了非常多的无私的关心和热情。这两年妈妈看了心理学的书，发现人们对于弱小人群的关心为什么会特别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通过帮助这些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是比他们优越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另外一种虚荣心。所以我想说，虽然我们需要关爱弱者，但是我们更需要去在平等意义上凸显自我的价值，让平等的人能够尊敬我们，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战国时代的武将武田信玄，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不要做自己想去做的事儿，而要高兴的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这样他必然会完成大业。”

这一句我也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们的时间是那么的宝贵，我们想做的和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些都是在抢夺我们的时间。重要的和不紧急的事情往往就是被那些我们想做的不重要和不紧急或者不重要且紧急的事情给抢占了。在我们进行时间管理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些我们不想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优先的去做，反复的去提示我们要去做，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通过行动实现那些重要的事情，获得了自己最想要的，但最难能的梦想。在这一点上，妈妈做的也不好，但是我有了一个意识，就是我会经常的提醒自己去做一些我不愿意做，但是应该做的事情，希望你也能慢慢的多做一点这样的自我提醒。

实现目标=精神状态*行动力*能力。

人们在碰钉子的时候后果有好坏之分。怎样看待钉子就困难呢？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为了使我成长而存在的，如果把它克服了自己就能成长壮大，通向目标之路也易于开拓。也有人认为哎，因为那个不行，因为这个不行。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对达到目标来说，得出的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事情是客观发生的，所以人怎么想是很重要的。

怎样才能让对方喜欢上自己呢？第一，自己要喜欢对方，不能戴有色眼镜去看人。第二，对任何人都要赤诚相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容易相处，好的有时小小的关心照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相反，有时由于一时出口不是也会伤了对方的感情。

领导者的条件，第一要确定超过实力100倍的目标，一马当先冲向敌阵，有同比自己更有才干的人一起工作的本领。第二，要具有深厚的爱，要暴露自己的思想。第三，使对方了解自己，笨人最终是要胜利的。

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一个日本青年改革者的自述。日本德田虎雄著。

写给金子

.9.17

山大附中正心团队13班家长刘润筱妈妈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

低碳社会是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道家思想集大成的《庄子》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其中物论是最为集中的部分。

《庄子》物论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低碳文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庄子》天人观与低碳经济。

1、“工乎天而俍乎人”：低碳生产的目标。

在天人关系上，《庄子》反刻意人为，认为“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而理解这一道理，才能做到安时处顺，否则，“物有结之”。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一”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山木》)，并非所有的人为都不合天性，但只有“全人”能够做到“工乎天而俍乎人”(《庚桑楚》)，亦即做到精通天然而又擅长人事。

从天人关系上看，低碳生产方式是以“工乎天而俍乎人”为目标的。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效利用能源、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与空气环境质量的双赢。

2、“物物而不物于物”：低碳生产对工业文明的回应。

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可以进一步还原为一个如何待物的问题。

《庄子》待物有三重境界：“与物相娱”(《大宗师》、《则阳》)、“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化育万物”(亦即“内圣外王”，从道的高度出发，以精神化育万物)。

从待物层面看，低碳生产是达到“化育万物”理想境界的一个桥梁。

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处于“与物相娱”阶段，今天的工业文明仍处于“物物而物于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物的反主体性表现得特别明显，自然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问题凸显。

为了回应这一困境，建构低碳社会的呼声高涨。

低碳生产因“物物而物于物”而起，要解决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并为“化育万物”奠定基础。

3、“自化”、“天均”：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如何待物，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物的运动———物化。

《庄子》认为物化的基本特征是自化(《在宥》：“涂处无为，而物自化”)，亦即事物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物自身，不假人力。

其次，物化是一个物质以不同形态循环往复的过程，庄子称之为“天均”。

从物化观看，“自化”、“天均”可以作为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条件下，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物质在人为的干预下加速运动，同时由于人类的贪婪与无知，其运动偏离了“天均”状态，致使可持续发展的链条断裂。

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其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所能吸收的度，造成全球气候剧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所呼吁进行的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无不带有“自化”、“天均”的特征。

二、《庄子》人生论与低碳生活。

1、“完身养生”：低碳语境中生命的意义。

《庄子》以“完身养生”为人生最基本的目标。

《庄子》的养生经强调“与物逶迤而同其波”，“不以人物利害相撄”(《庚桑楚》)。

“完身养生”，包括“完身”和“养生”两个方面。

“完身”，说的是乱世之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让王》)。

“养生”说的是物质的生活方式，认为保养健康的形体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物质有余却没有养好形体的情形也存在。

现代性的工业文明蕴含着“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的矛盾，这一矛盾激化的后果对于人类来说，一是在对物的争夺中大量生命被戕害，二是在对物的过度消费中身体被戕害。

为什么要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期望能生存下去。

由是，生命的意义又面向和回归生命本身。

《庄子》“完身养生”的贵生理论，剖析了戕害生命的'因由，张扬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低碳语境下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启示。

2、“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庄子》人生论建构在对“天”与“物”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就人生最重大的生死问题而言，《庄子》认为，要妥善处理“天行”与“物化”的关系，最佳的状态是像圣人那样“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因而也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平等主义情怀看待万物，把个人置身于自然之中，要求个人的生命按照“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的自然规律运行，最后又回归自然。

寓言“庄子将死”讲述庄子反对厚葬，认为自己有天地、日月、星辰等“万物为赍送”(《列御寇》)，已经得其所哉。

无疑，这是一种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3、“知道达理明权”、“还以物与人”：低碳生活方式的行动方案。

《庄子》认为，尽管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但是舍弃人道也是不可能，因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

如此看来，物害与物累实在无法避免。

对此，《庄子》提出的方案是“知道达理明权”(《秋水》)和“还以物与人”(《渔父》)：对于外物的伤害，应通达事理以随机应变；对于外物的牵累，应各守其真，把物还给物，把人还给人。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自觉性；其次是达于理、明于权，通晓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机理和应对方式，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科学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强调其实践性，真正做到“还以物与人”，让物和人都回归本身，回归到自然状态。

三、《庄子》历史观、政治观与低碳政治。

1、“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低碳政治的社会选择。

庄子所处的时代，“世与道交相丧也”(《缮性》)，是典型的乱世，“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骈拇》)。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祛箧》、《马蹄》)和“建德之国”(《山木》)：“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

显然，《庄子》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所在之世以及文明尚未开化的边陲之地作为理想世界的典范，所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

但从低碳的视野看，这种社会选择却是合理的。

在《庄子》的理想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绝对的零碳社会。

因此，低碳社会的构建在生态上需要向蒙昧时代回归，而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终须面对的一种政治选择。

2、“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三代以来的世道为何不如上古时代?《庄子》首先把责任推到了“物”之上：“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骈拇》)此处所谓的“物”，指的是诸如“小人之利”、“士之名”、“大夫之家”、“圣人之天下”之类的“政治事业”。

尽管规模不同，但作为身外之物而迷失人的本性却一无二致，其结果是“天下尽殉”。

《庄子》不可能对现代个人主义、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进行批判，但直指阶级社会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弊端，对于当今社会的物化、异化现象有着同样的批判性意义。

经济的增长是现当代国家所追求的最大政治，而正是经济增长论这一现代性发展理念加剧了环境破坏、资源耗费，使得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上。

低碳社会是构建需要在政治上摆脱“丧己于物”的枷锁，而且碳政治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争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

这些方面无疑也是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3、“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低碳政治的运作理念。

在政治上，《庄子》从根本上否定“治天下”的观念，认为使天下自在宽松才是正道(《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

实在不得已要统治天下，还不如采取无为之道。

从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为之道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焉”，“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胜物而不伤”(《应帝王》)。

国家作为一个大物，不能随意当被成一个物支配，治理天下百姓同样如此(《在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庄子》“在宥天下”的政治观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反面和镜鉴，它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因子。

在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中，从“在宥天下”的政治观引申出来的低碳政治运作理念应该具有宽广的“天下”(全球)视野，具有无私、平等、宽容的品质，具有取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情怀。

四、《庄子》物论与低碳文化。

1、“万物毕罗”之道：低碳文化的精髓。

《天下》是一篇总括诸子百家物论的物论。

其要求是“明于本教，系于末度”，亦即人们既要深通作为事物根本的道，也要了解事物的细枝末节，做到二者的统一；其关键是要求人们如何不至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低碳文化关涉低碳社会的象征性层面，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种种低碳现象所蕴含、体现的精神。

此处庄子之道阐明了以道统物的实质、内涵、要求和关键，昭示低碳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以道统物、以精神驾驭社会的文化运作，可以看作是低碳文化的精髓。

2、“应于化而解于物”：低碳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念。

庄子学派对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物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而庄子之学，“应于化而解于物”，在吸收、批判其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齐物论和外物论，对于道和物的认识比其他各家更为通透。

事实上，《庄子》物论中许多价值观念也能作为低碳文化的价值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贵生(如“爱人”、“爱己”)、平等(如慎到的“齐万物以为首”)、宽容(如老子的“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宋钘和尹文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节约(如墨家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等。

当然，《庄子》虽洋溢着批判精神，但缺乏勇于探索万物的科学精神，也存有贬低具体事物的倾向，这些都不可取。

3、“与天地精神往来”：低碳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庄子》高度颂扬人的文化自觉，认为人只有“形全精复”，“形精不亏”，才能做到与天然万物相推移(《达生》)。

但同时又认为，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扰乱了天下万物的物性。

这种矛盾态度发映出当时人们尚未达到道德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未能真正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社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困境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型态，作为从文化上对工业文明反思和批判的成果，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自觉。

但是，相对于社会进步的要求，人类还需在道德素养和科学知识上进一步完善，达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到彼时，人类驾驭物的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层面，低碳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一

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二

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受贵校和张百春教授之邀，我曾经于和两次来到这里举办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

我的这次系列讲演是对北京师范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我们协同人学研究所之间友好合作的延续，也是我个人与张百春教授之间友好关系的延续，我们之间己经有多年的学术交往。但是在我们的合作中，这样大规模严肃的学术活动还没有举行过。现在我们打算在这里举办一个系列讲座，它们构成一门内容独特的课程。我们将考察许多主题和各种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问题和主题无法容纳在一门课程或学科里。首先我们将考察一个历史问题，从基督教诞生到今天。我们还将讨论俄罗斯文化、拜占庭文化、西欧文化，如果时间允许，可能还要涉及到日本文化。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哲学问题，也是在一个比较广阔的范围考察，从古希腊哲学直到今天的后现代哲学。此外我们还将涉及宗教、神学和心理学问题。不过，内容和主题上的这种多样性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要把听众搞晕，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理解现代人，学会描述他。我们将要表明，旧的古典科学己经没有能力描绘今天的人。我们将提供对待人的现象的一些新的可能立场。我们在这里要突出一个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协同人学。这个立场主要是由我以及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宄所制定的，但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逐渐地也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大致提纲。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讲。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哲学的起源及其开始阶段，这个阶段尚处在独立的俄国哲学传统出现之前。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完整的现象，俄国哲学属于庞大的欧洲哲学传统。欧洲哲学源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今天。在这个传统框架下，欧洲每个主要民族的文化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俄国哲学就是这些地方的民族哲学传统中的一个。不过，在这些欧洲地方哲学传统中间，俄国哲学很独特，它与其他地方哲学传统有明显的不同。

为了理解俄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个性面貌，为了理解欧洲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多样性，首先我们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即一般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说，哲学应该干什么。每个民族的哲学传统都有其普遍的任务：哲学应该以特殊的方式，即以哲学的方式表达自己民族的社会和人的精神内容、文化内容和精神追求。俄国哲学应该表达俄国社会和俄罗斯人的追求，表达俄罗斯理性形态的基础。

就性质而言，哲学的这个任务是普遍的。每个哲学传统在开始自己道路的时候，都应该有个一般的任务。这就是说，应该首先有一个需要用哲学形式来表达的资源。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描绘俄国哲学在其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源。

学术界通常认为，俄罗斯文明文化的有机体及其历史存在开始于罗斯受洗。罗斯受洗是个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接受基督教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传递，即从拜占庭向罗斯传递一种广泛的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包括物质的和思想的内容。对我们的主题而言，思想层面的内容是主要的。我们用一个词组来表达从拜占庭传到罗斯的这些文化和思想的内容，这就是本课程的第一个基本概念：东方基督教话语(bctoohtiixpicthahckugcyp)对我们这门课程而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下面我会给出它的定义)。

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向罗斯传入，这就是俄罗斯文化过程的开端。在俄罗斯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俄罗斯意识的历史上，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作用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正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塑造了俄罗斯意识，决定了它的结构，成了其内容的基础。后来，在俄国历史上，当哲学开始产生的时候，东方基督教话语又决定了俄国哲学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准确地界定，什么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描绘其内容。

我给出的定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首先是一套话语。什么是话语(gcypc)?我是在一般的学术意义上理解话语的。话语是一个符号过程，是表达实在的方式，是理解实在的一种语言。具体而言，东方基督教话语是由东正教，即东方基督教创立的，它包括塑造东方基督教(拜占庭，然后是俄罗斯)的心智(mehtanuet)和文明文化有机体所需要的精神的、观念的和认识论的资源。这套话语大致是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创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特点也形成了。这个主要特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基础是一定的基督教宗教经验。理解这个特点的最好手段是对比。在四世纪，离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分裂还很遥远，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己经形成了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套西方基督教的话语managhftxpicttahckhujgckypc)西方基督教是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产生的，它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完善的教会组织，发展出完善的无所不包的教义体系。尽管这个任务是很自然的，但是，东方基督教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这里，而在另外一方面。对东方基督教而言，主要任务是使人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自己个人的精神经验和宗教经验，就是最初基督教信徒，即基督的学生们所获得的那种经验，他们曾经直接与基督发生过个人的交往，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他们达到了与基督的结合。这样，东方基督教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获得真正的基督教经验，即追求神，与神结合。显然，这个任务的特点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建制性的，而是个人的，存在意义上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就需要另外的资源。假如首要任务是获得经验，那么就要发展一种特殊的实践，以便培养这样的经验，展示如何获得这样的经验。其实，这里也有自己的普遍逻辑。在每个文化里，在每个大的世界宗教里，也都会出现这样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以建制为主，创造完善的学说，另一个趋势是不以建制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人获得一定的经验，通过一定的手段铺设自己的道路。

我尝试做个类比。在中国文化里，儒家强调生活的组织建制方面，相反，道家则强调获得个人的经验。由此可见，儒家更类似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道家类似于东方基督教(东正教)当东方基督教把获得一定的宗教经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在公元四世纪，它就开始制定相应的修炼方式(实践，npakthka)这种修炼的任务就是再现真正的宗教经验，即与神交往的经验。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发展出东方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即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静修主义实践(hcuackahnpktka)这种修炼的一般结构，在当时立即就清楚了。在这个修炼过程中，人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改变自己，从一般人的通常状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里，人可以与神结合。这里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清楚地理解人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应该构建一个过程，在其中要改变自己。这个状态可以用一个东方基督教的特殊概念来表达，即神化(〇〇〇weut03c)其意思是与神结合。这是东方基督教的基本术语，主要理想。在这个状态下，人与神结合，因此他要经历非常巨大的改变，在他身上不但有人的特质，而且还要有另外一个存在层面的特质，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尽管这个状态只涉及到个人，但是，当时就清楚了，孤立的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应该有一个共同体，其成员共同制定这条精神道路。

需要什么样的经验，如何获得这样的经验，借助于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获得它，这不是一个人的任务，而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完成的任务，是多代人努力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一个传统，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其成员在从事一种特殊的修炼。当东方基督教为自己提出获得一定经验的任务后，它就要同时形成两个东西，一个是一定的人学实践，人学过程，在这里人将改变自己，这个部分涉及到个人。此外还需要集体，要有集体的任务，就是要成立这样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要从事这种修炼，逐渐制定修炼方法，当这种修炼方法被制定出来后，还要将其保存下来，并完全精确地传递下去。

这样，东方基督教话语应该有自己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静修主义。从内容上说，静修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静修主义实践，第二是静修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即实践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就是静修主义这个词的基本内容。当我们说静修主义时，指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又看到，静修主义这个词所描绘的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每个宗教文化里都应该出现，比如在道教里，既有个体修炼的人学方面，也有修炼集体方面，即成立共同体，建立修道院，制定修炼方法，并传递这个修炼方法。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就被称为精神实践(yxobhahnpkthkk也可以翻译成灵修)和精神传统(gxobhahtpaguu)这样我们就大致地解释了什么是静修主义。至于静修主义的具体历史，我们会用专门一次课去讲解，就是明天的第三讲。

静修主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东方基督教是个复杂的现象，静修主义表达了基督教实质自身所规定的部分。但是，罗马帝国的'遗产，罗马多神教也进入到东方基督教里。在自己道路的一开始，从四世纪开始，在东方基督教里，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己经具有了罗马多神教的特征。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罗马帝国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就是对政权的神圣化使国家建制合法化。国家赋予宗教的任务是，在所有臣民，所有公民的意识里，确立世俗政权本质的神圣性。这里不但是政权的神圣性，而且还包括政权的体现者的神圣性，即确立政权及政权领袖的神圣性。罗马官方宗教，古代罗马多神教的礼仪，就履行了这个功能，即使政权及其体现者神圣化。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时，皇帝必然要把这个功能交给基督教。早期基督徒所创立的那个基督教没有担当这个功能，当时的基督教对待政权的态度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根本不把政权神圣化。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其内部发生了改变，新的组成部分进入其中。我们用一个词来描绘这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神圣化(cakpauauu)。所谓的神圣化，就是肯定某些现象、对象、建制和一般的人间存在秩序与神的联系，根源于神，具有神的本质。对哲学家而言，很明显，在神圣化背后有一个哲学立场、论点。如果我们断定经验生活里的一个现象或事物拥有神的本质，拥有与神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说，它们拥有某种神圣的本质，就是说，在世界和神之间，在经验世界与神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

显然，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宗教性。如果我们说，人可以追求神，通过交往的途径与神结合，那么我们并不说，他有某种本质，这个本质具有神圣性^我们说，如果他用自己的能(hp1u)追求神，这时他就与神有联系，如果他不追求神，那么他与神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一种能的联系，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联系。这样，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了能的宗教性，这个宗教性就是由静修主义表达的。但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其中就有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种类型的宗教性，即神圣化的立场。于是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就出现了两个组成部分：神化瀞修主义)和神圣化，它们拥有不同的本质。因此，基督教不是均质的，在它的组成部分里包含了能的宗教性因素，即人在个性交往中与神发生联系，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全部关系。但也有另外一种宗教性，另外一种立场，即认为在世界上有神圣的东西，如神圣的礼仪，神圣的建制，首先是国家政权及其体现者，即皇帝。

这样，在东方基督教里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宗教立场，它们引起了不同的后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但不是和谐的，而是冲突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或方法，可以描述历史过程，其手段是考察这两个宗教立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每个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这个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跟踪这个关系的演化。就一般特点而言，在东正教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通常就是神圣化。但我们记得，基督教宗教性最实质的方面是另外一个部分，即我们所谓能的宗教性，静修主义，神化。这些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代，是基督教文化繁荣的时代，它们为基督教文化带来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会有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组成。这套话语从拜占庭传到罗斯，并成为俄罗斯意识需要加以表达的资源。

我们要记住，东方基督教话语有两个组成部分，神化范式和神圣化范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在每个时代形成了它们之间特殊的关系，我们要研宄这个关系是如何变化的。这就是我们研宄俄国历史的方法。因此，下面我们就过渡到俄罗斯。

首先，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传递到基辅罗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详细描述俄国的历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指出俄国历史中的三个主要阶段：基辅罗斯(910—13世纪)莫斯科罗斯(14一17世纪)俄罗斯帝国(从18世纪到十月革命)。我们看看，这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关系。

获得了积极的发展。但可以说，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本真的基督教立场，即静修主义和神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把基辅时期理想化，将其视为俄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关于俄国历史的这个早期阶段，历史学家们的这些意见有些夸张，但是他们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在基辅罗斯确实存在了正确的基督教，理想的基督教，它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基督教的基本方针，如慈善，社会公正等.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很长时间里，在几百年内，在宗教和国家里，另外一个立场获得强化，即神圣化的趋势增长并占主导地位。神圣化范式首先表现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国家政权越来越强大，它越来越要求宗教服从自己，宗教不但要为国家服务，而且要为最高政权服务，并对其神圣化。除了与政权的联系，这另外一个范式，即神圣化范式还表在礼拜仪式上。神圣化倾向越是强烈，日常的经验生活因素就越被认为是神圣的。在这种情况下，曰常生活方式受专门的礼仪规约，任何事情都不能简简单单地做，在一切里都有礼仪的、神圣的和神秘的方面。日常生活自身成为神圣的、礼仪化的。这种状况与历史的动态过程对立。既然一切都是神圣的，日常生活成为神圣的，那么国家和社会就脱离了实际的历史过程。既然国家和社会里一切都是神圣的，那么它们就不需要任何发展过程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其中结束了。社会成了一个僵化、神圣的机体:上边是神圣的政权，下面是神圣的日常生活，一切都变成了庞大的礼拜仪式系统。历史在这里结束，历史不再发展。俄国在莫斯科罗斯时期就朝着这个静止的、神圣的和礼拜仪式化的社会发展。东方基督教意识的指向是另外一种类型，它追求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性交往，这个方针显然区别于哲学的惊讶，它导致另外一个过程，不是发展哲学，而是发展精神生活，这种精神发展的自然表现就是静修主义实践，而非哲学。无疑，要实现这个方针，意识也要进行某种理智活动，它应该有理论任务，发展出某种类型的神学，理论话语。但是，这个话语与哲学话语不一致，因为它首先要包含活生生的交往经验的见证，并遵循这种经验的指引。这种见证是通过特殊形式的论题和论点来表达的，这些形式是哲学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教义的形式。这种类型的意识导致特殊类型的理论话语，它区别于哲学。这就是所谓的教义神学，在古希腊世界是没有的，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有，它与哲学构成竞争。

其实，对待哲学的特殊而复杂的态度不但在俄国有，在拜占庭也如此。拜占庭意识对待哲学的态度也是很特殊的。在西方古典意识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拜占庭的哲学在哪里?很难界定，什么是拜占庭哲学。初看起来，那里只有神学。所以在西方古典学术里，在近代和启蒙运动的一开始，就形成了对拜占庭理智生活的经常性的轻蔑态度，说那里没有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断定，拜占庭是个静态的社会，没有发展出任何理智生活。只是后来，到了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拜占庭有独特的理智生活，思想创造，但这个创造是在另外的形式下发生的，这个形式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提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类型的意识。由于这种类型的意识把个性的宗教经验放在首要地位，那么它就不能发展出哲学，只能发展出一套神学话语。

不同于首先在希腊，然后在欧洲出现的那种哲学形式。

在俄国，在东方基督教话语基础上，哲学没有产生。拜占庭之路有所不同，它毕竟尝试从神学过渡到哲学，但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哲学。就是说，拜占庭企图在东方基督教话语基础上，创造自己独特类型的哲学。在拜占庭末期，在这方面甚至取得过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己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到西方哲学传统框架之内。

如前所述，俄国文化的历史顺序是这样的：起初，最积极的文化形式是文学，然后是历史思想，最后逐渐地出现了哲学思想。至于说到俄国文化的形式问题，具有实质意义的是，俄国当时没有出现大学文化，没有形成学术和学者的共同体。那些早期的哲学过程是在典型的俄国特有的形式下产生的。当时在俄国有一些人数不多的私人共同体，它们被称为小组。此外，就是朋友们之间的私人谈话，这些谈话起初是在贵族沙龙里，然后是其他阶层的沙龙里经常举行。但这里没有西方社会的现成的文化形式，比如大学和科学院，这些东西在俄国很晚才出现。因此，早期的哲学过程在俄国主要是在私人谈话和朋友们的小组里出现的。在俄国社会里，在学术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没有形成发达的建制。但是，借助于俄罗斯综合，强大的思想和文化的潜力得以发挥，并在其他形式里获得表现，比如在私人家里，私人小组里。在这里也有理智的显著发展，这还不是哲学过程，但可以称之为前哲学，哲学的开端。

通过这些小组的形式，在私人家里的小团体，私人谈话的形式，俄国得以开创自己观念发展的重要时代。起初是文学小组，它们逐渐成为理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小组。在私人争论中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在19世纪代，特别是在30年代出现一些小组，它们的主题是纯哲学的，起初它们受到谢林哲学的影响，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小组里，一些独特性的主题逐渐地成为思考的对象，比如俄国历史的机制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己经是历史哲学的思考了。大致可以说，第一代、第二代小组都有文学指向，浪漫主义倾向，在它们之后，在第三代小组的文化里，己经出现了哲学性质的小组，它们开始制定独特的哲学思想了，这就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小组，它们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俄国哲学史里的重要片段。

有这样一个小组，其成员发展出俄国中心论的方向，认为俄国不应该被看作是落后的民族。在俄国实际上出现了自己真正的历史道路，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会形式，与西欧不同的社会形式，以后也应该继续如此。与西方社会形式相比，俄国形式有自己的优势。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小组，这是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小组。其成员也同意，俄国的发展和社会形式与西方的发展和西方社会形式之间有根本的差别，但对这些差别的评价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差别不是优点，而是不足、缺陷，它们表明了俄国落后于西方。这两个小组分别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西方派所说的俄国的不足和缺陷，在斯拉夫派看来，恰好是俄国的优点。

于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开始形成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立场，在俄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纲领。尽管它们还不具有哲学的形式，但己经是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了在这个时期，与这两个小组并列，不依赖于它们，出现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人们经常说，他的哲学对俄国哲学的产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恰达耶夫写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了其历史哲学方面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他完全独立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小组。但是他的立场接近于西方派，而且是西方派里的一个极端形式。恰达耶夫断定，俄国历史至今都没有实现任何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完全是无意义的，无结果的。相反，他把西方历史与俄国历史的无益处对立，认为在西方实现了基督教的理念和价值。在其第一封信中，他甚至断定，在一定程度上，在西方己经实现了上帝的国。很好理解，这种对俄国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激烈否定，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激发了俄国的思想过程。

在俄国哲学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少被理解，甚至根本就不提及的因素，这就是尼古拉一世时代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官方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自己的意识形态纲领，其中最著名的论点是由教育部长乌瓦洛夫表述的，即这样一个著名口号：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这是一个明确的思想纲领，也产生了自己的影响。俄国社会的文化圏子相对于这个官方意识形态处于反对派立场上，并且表达了自己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轻蔑。但实际上，当时这个文化圏子没有明确形成的思想纲领。因此，尽管文化圏子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待官方意识形态的消极态度，但是，这个官方纲领，其中所包括的观念、思想，以及术语自身在事实上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这也是对俄国哲学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我们看到，到19世纪40年代初，俄国己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思想场景：西方派小组、斯拉夫派小组、恰达耶夫历史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己经足够形成第一批思想学说，即西方派学说和斯拉夫派学说。这是最初的一些思想学说，以后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传统.

在自己存在的第一个阶段，斯拉夫派学说和西方派学说都有了自己的文本，借此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是决定性的阶段，即公开的论战。这些论战发生在莫斯科，总共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大约在1842一1845年之间。这些非常积极而活跃的讨论和争论是俄国文化史上以前所没有的片段，它们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在这些论辩过程中形成了对俄国历史的新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还不是哲学的。在这两年的积极论争中，两个小组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双方彻底断绝了关系，甚至是私人关系。但这些争论的结果是，两大学说都具有了自己完善的形式，这就是西方派的学说和斯拉夫派的学说。就内容而言，它们包含两大主题，第一是俄国的问题，第二是个性的问题，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三

冥冥运古，当第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注入混沌的海洋，生命由此开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此生命有了大胸怀；“巍巍呼高山，汤汤呼流水”，自此生命有了知音；“有了锲而不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自此生命有了愁绪“所谓伊有，在水一方”，自此生命有了爱情的朝思暮想，生命，源于水。

苏子贬于黄州，泛舟赤壁，于是他的生命为水所占据，有了水的胸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水予他的豪迈，“惟江山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是水赋他的胸襟〃情怀，他为水所成就。

“既生瑜，何生亮？何生亮？”秋风送去熊火，胜得赤壁战瑜气煞，羞终命丧黄泉。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私，宽广，博大荡漾在江面，周儿你为何不给水一隙之地呢？涤荡你嫉妒的心。生命，为水所成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诠释着李白的深情厚谊，“花白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水诠释着李清照的相思之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诠释着愁的数量，“水何渗澹，山岛竦峙”水诠释着曹操的雄心壮志，生命，为水所诠释。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一树丁香灿烂的纷扬着，香气氤氲。人们吮吸着清香。拾起一片掉落的花瓣，放在鼻间上嗅嗅，感受生命，感受水的存在，树安静的沉睡着，安静的接纳着“从今若许闲来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生命，为水所包容。

水的鼻息，你感触到了吗？

水静静的流着，带着它的灵魂，带着它的气息缓缓流动。遗留的脚印上，生命聚其精华开始成长。撷一叶草，苍翠欲滴；拈一片藓，翠色、欲流，生命，无人不充斥着水的鼻息。

生命，为水所成就。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四

摘要：理性在生存论的本质上是“有我之思”，就是主体之人自觉我“在生存”，并且“去生存”。

理性的认识论域限在于：一是感性与悟性的限制;二是主体性的限制;三是对象性的限制。

理性的价值论承诺包括：一是对确定性的承诺;二是对生存意义的承诺;三是对理想未来的承诺。

关键词：理性;生存论;认识论;价值论

一、理性的生存论根据

理性是人的理性，而且是“在生存”、“去生存”之人的理性，即理性只能是处于“生活”之中的人的理性。

故寻找理性的存在根据，必到人之生存中去寻找。

无人之生存，即无人之理性，即人之生存乃人之理性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理性并非人先天所有，而是后天培育之能力。

由人类发展史可知，人类的发展经历了由无知到有知，由“知他者”再到“自知”的渐进过程，故中国人讲“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便是对人之理性的赞美。

由现代社会的“狼孩”、“猪孩”等特异事件也可以看出，理性需经社会后天培育才能发展成熟，从小与世隔绝之人无法发展出完整的理性与健康的心智。

人之生存如何会发展出理性?在于人之生存面临各种自觉选择，人必须自觉选择自己生存的样法，这种选择过程就是运用理性之过程，亦是理性发展之过程。

人就是在不断的人生自觉选择之中发展出自己的理性的，人的这种自觉选择必然包含着自我的一种价值判断，即“我应当如此”：而“我”亦能给出“我应当如此的原因”，或许这种原因为“我”无法明确说出，但“我”之一切行为必然可以追溯出某种潜藏于我心中的内在原因，此原因即为主体之人的价值选择，即为主体以其自觉存在而给出的价值承诺。

动物与其他生物可能有知觉，有反映，甚至有选择，但它不会自觉到“自己”在选择，也就是说它只是本能地在选择，因为它没有“我”之意识，故这种选择只是某种“天命”，是“他者”让其如此选择，而非它自由选择。

也就没有价值判断在里边。

所以动物的行为可以很伟大，却不是为了崇高。

人不是自然存在物，一切行为皆自觉而为，一切选择皆为自觉选择，故崇高之人是自己选择了崇高，卑微之人是自己选择了卑微，这就是康德说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原因。

人有自觉选择，这是人的理性标志，但理性的自觉选择并不否定人类思维的其他方式的存在。

因为人的理性自觉选择过程必然处于思维过程之中，理性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理性思维的运用过程，而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非只有理性一种。

就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进路与对之进行的哲学反思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停留在耳目感官的直接感受性上的感性思维，任凭外物引导感官的欲望。

此时“我”虽在思维，但此思维并不为我所用，而是我为思维所用。

我随顺感官欲望追逐外物，欲望支配着我，我则沦为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感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非我之思”。

二是在我自知为我的警觉(前提)下，由自我认知而知晓我应当如何。

“应当如何”也就是一种价值选择，也就要承担自我选择的责任。

从而对进入我感官之内的一切进行价值评判与取舍，并当然地承担起这种评判取舍的后果，这就是理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有我之思”。

此外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非常态思维。

就是思维完全进入对象之中，与对象达成一体，从而彻悟对象，这就是悟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无我之思”或“忘我之思”。

而这种划分不是截然有别的，三种思维形式是彼此渗透，动态流行的。

但毫无疑问，理性思维是人类根本性的常态思维，向下指导着感性思维，向上可以提升入悟性思维，所以说人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理性的存在。

而并非绝对的理性存在。

人的理性思维往往是不纯粹的，也不是万能的，而是受限的。

“人类的心智，正如其肉体一样，是被拘禁于肌肤之内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人类理性进行划界，理性只能在现象界进行思维。

而不能对本体界进行思维，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

理性虽然受限，却是人类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必须使用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理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无论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

康德说“人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人类没有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类生存的有效工具，人类应当恰当地运用它。

这就暗含着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历史的事实，那就是人类也会错用自己的理性。

当人的自然本能被削弱，就必须发展出本能之外的理性能力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保证自己的生存。

或者说，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超越自己的本能，从而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无论哪种原因，都有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人已没有纯粹自然的生存本能，现实的人只能运用理性来生存，这是人的天命。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说：人是理性的存在者。

理性对于人之生存，存在相对之两面。

一方面。

理性虽为生存之工具，却非临时性工具，而是“须臾不可离也”的生命存在要素。

理性既生，就决定人之视听言动，纵使人在睡梦之中，仍有理性的参与。

凡有意识，即有理性的参与，理性即为意识的根基。

人可能运用自己的感性或悟性去思维，但这种运用都是以理性为基础才得以进行，是理性在操纵感性与悟性，最终的意义获得，仍是一种理性的获得。

尤其当人把自己的感受与领悟表达为语言，这种表达只能以理性的方式，运用严谨的逻辑才可能说出，才可能让自己与他人理解。

而所谓“丧失理性的行为”，恰是以理性为基础才可以发生，无理性何来“丧失理性”?事实上，所谓“丧失理性”只是理性被错用。

并不是理性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理性之为工具，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确与错误，归根到底它需要依赖主体之人的把握与运用。

故理性可能错用，可能产生与主体本来愿望相反之结果，甚至走向“非理性”。

理性虽为主体生存所必须，却非生存本身，亦非主体的生命存在本身。

所谓“理性主义”，实质是把理性等同于主体的本真生命存在，使理性代主体之生命而发言、而行动，本质上是使主体丧失了主体性，即丧失了生命自身的存在本质，而把丰富的生命主体自身交付给了工具性的理性思维，使主体的生命成为受理性支配的奴隶。

故理性不等于主体性，更不能取代主体性。

理性主义遗忘了生命本真的存在，使人之生命丧失了主体性，其实质是只见客体，不见主体，只知生存，不知生命。

法伊尔阿本德说：“从西方理性主义一产生，知识分子便把自己看成老师，把世界看成学校，把‘人民’看成顺从的学生。

”理性取代了主体的地位，世界成为理性支配的对象，民众成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理性动物”。

但主体也不可能真正地“反理性”。

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走向“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反动，恰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非理性”思维的结果，实质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反省，其解决之道只能在理性的域界内寻求，而不可能通过非理性的渠道对治所谓的“理性主义”问题。

尼采的哲学“疯狂”地反对理性，但其思想与语言表达仍然是理性的，否则我们如何能理解他的“疯狂”呢?故真诚的思者不可能否定理性，对理性的否定仍然是以理性在否定理性。

如何判定理性的得失呢?只有用人的生命去体悟与验证。

理性是生存的工具，但生存并不是人的本质，生命才是人的本质，生存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才是主体的本质存在。

所以人在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时，要保有自己的主体性，保有主体的生命本质，用生命的本真去评判理性的对错，而不仅仅以生存去评判理性。

二、理性的认识论域限

(一)感性与悟性的限制

理性是人类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却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所以理性是受限的。

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理性思维必然受到感性思维与悟性思维的限制。

人类的思维是统一的，感性、理性、悟性只是逻辑划分，不是实然划分，故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决定了理性思维不会单一地发挥作用，时刻都有感性与悟性的影响与参与存在其中。

在现实的思维过程中，除非有意的思维控制，这三种思维方式总是在综合发挥作用。

理性是最根本的认识方式，但理性总是在感性的基础上作出分析、判断，而在逻辑思维的困境中也自然利用悟性思维激发想像与灵感。

作为现实的人，无人会有意地控制或运用某种思维方式，总是思随境转，在不同的境遇中，在不同的状态下，某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居于主导地位，但也不会完全排斥其他思维方式的运作。

当然作为人的思维，又总是以理性为根本，人的感性不同于动物的感性，是奠基于理性之上的感性，故人有比动物更丰富的感性。

同样，人之所以有悟性。

恰是以理性为前提，正是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为基础，才会有人类悟性的发生，悟性是理性的升华。

故人类思维是一整体，本无所谓感性、理性、悟性之分，只是在哲学反思中，当人类思维运用理性逻辑对思维自身进行反思与分析时，才把三者区分出来。

理性的逻辑通常以一条暗线贯穿于人类思维过程中，尤其贯穿于人类的话语逻辑之中。

即使是感性与悟性，当其诉诸语言表达时，都不得不陷入理性话语逻辑的规范之中。

理性在客观上受到思维自身的“感性”与“悟性”的限制，但理性往往不会自觉到这种限制，而是把感性与悟性的参与过程都当作理性自身的运作过程，把感性与悟性都化解在理性自身当中，从而把思维的一切成果都当作理性的成果。

所以通常对思维的理解都是指理性思维，尽管这种“理性思维”是不纯粹的。

而当主体有意识地排除感性与悟性，以单一的理性思维考量世界，就会使理性走向绝对化，使人类思维“硬化”，丧失思维自身与生命自身的丰富性，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这种“单向度的人”就是只具有单一思维取向的人，就是只会在理性的对象化世界中思维的人，这种绝对的对象化思维造成见物不见人，只见客体世界的存在，而遗忘了主体自身。

理性的思维特征就在于主客二分，即理性把自身作为主体，从而取代人的主体性而把认知对象作为外在于理性之思的客体，即使是反思主体自身，也是把主体之“我”当作客体来考量之，从而产生理性凌驾于主体之上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理性对主体的僭越。

呈现出理性出于主体而又反对主体的特征，内含着下面将要论述的理性必然面对的主体性与对象性问题。

(二)主体性的限制

理}生不等同于主体性。

理性是主体性的表现，却不是主体性本身，这是本文要强调的重点。

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进路中，理性在事实上被等同于人的主体性，实质是把理性的主动认知能力错认为人的主体性，从而以理性取代了真正的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也就是人作为主体本身的丧失，主体之人拥有了代言主体性的理性，却失去了理性所代言的主体性本身，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主体之为主体，在其具有主体性。

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认知外在客体的能力，而这种认知能力主要体现在理性的对象性认知之中，故理性容易被错认为主体性本身。

而人之主体性，不只表现于理性，还有上文已述之感性与悟性。

如果主体无视或蔑视感性与悟性，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理性误当为主体性的全部，从而丧失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

也就是说，如果以理性取代主体性。

就是以局部代整体，使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丧失。

而主体丧失真正的整全主体性，理性也就失去了整全主体性的监督，就可能犯错。

因为理性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没有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控制，理性就可能走向主体生命的反面，而理性的错误，是以主体的名义犯下的，故理性与主体性共同遭到诅咒。

因此，当现代与后现代的哲学家开始反思理性主义的病痛，提出“哲学的终结”。

以“非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对理性主义之时，“主体性”也同样遭遇被“终结”的命运。

由于理性取代了主体性。

故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主体性自觉就表现为理性的一枝独大。

主体反对封建神权的胜利变成了理性反对宗教信仰的胜利，不是人的主体性取代了上帝，而是以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理性登上神坛，理性主义成为一种信仰，并最终产生所谓的现代性问题。

所以理性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主体性的真正觉醒。

而是对真正的整全主体性的遗忘，甚至是对整全主体性的扼杀，所以理性主义并没有带来现代人类主体性的自我实现，相反现代人感受到的是心灵无所栖居的“空虚”与“烦恼”。

西方哲学在对理性主义作出反思的同时。

也对主体性作出反思，但却是在没有对理性与主体性进行区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反思，所以尼采不但喊出“上帝死了”，而且对理性主义与主体性进行同样的批判和否定，在反理性的同时也预言了“主体性的黄昏”。

但真正的主体性能够被消解吗?理性主义的泛滥并不是主体性膨胀的结果，恰是主体性沦丧的结果，所以尼采批判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主体性，或者说在本质上，尼采的哲学预言恰是对真正主体性的呼唤。

他呼唤真正的“超人”。

而“超人”的本质不过是人的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的觉醒与喷发。

只是在西方哲学的思维进路与话语逻辑之中，尼采还无法把人的理性与真正的主体性区分开来。

从价值论角度思之，理性主义的泛滥又是主体性自我价值选择的结果，是主体有意而为。

也就是说并不是理性“有意”要取代主体性，而是主体把自我主体性的发展片面托付给了理性，是主体遗忘了人的感性与悟性，忽视了生命的丰富性，所以这在本质上是主体作出了错误的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因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性只是一种思维工具，工具之运用取决于运用此工具之主体，工具本身何罪之有?所以理性主义问题的根源一定要问责到主体自身，而不能停留于理性批判。

既然都是主体犯下的错，那么主体何以犯错?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主体有意犯错;二是主体误判犯错;三是主体被迫犯错。

但主体之为主体，在其有自我选择，懂得趋利避害，故有意犯错的可能性较小，而相对的，因误判或被迫的可能性较大。

主体之一切行为，都暗含着一个先天性价值判断，即此行为对主体有利，否则主体不为。

由此可以判定，理性主义泛滥，内在暗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即主体认为理性主义对主体有利，能带来主体所需的一切。

所以主体才给予理性太多的权力，使理性在事实上取代了主体性，造成所谓的理性主义。

所以理性主义的发展恰是来自主体的授权，主体给理性发展以动力，可见，主体的价值误判可能是造成理性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时代已经发展到所谓的后现代，人类理性已经自觉到理性主义的危险，人类主体对理性主义潜藏的危机也有所觉醒，而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却仍然无法解决呢?这就要追问主体犯错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即“被迫犯错”。

被谁所迫?只能是被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所迫，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构成，资本的谋利本性都在强迫着主体之人放弃自己的主体性，片面发展自己的工具理性，助长理性主义，造成“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物化与异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受资本支配的生产机器。

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学说内含着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根本解决之道，只有改变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以资本谋利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才能最终解决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问题。

(三)对象性的限制

理性思维是对象性思维，理性只能认知客观对象而不能认知主体自身，即使理性反思主体之时，也是把主体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而成为客观对象的主体就失去了标志其主体地位的主体性，从而已不是真正的主体，所以主体永远是理性认知的视域盲点。

而在真正的客体认知中，客体对象外在于理性，与理性相对而立，呈现在理性面前的只是客体自身的一个面向。

理性如何把握客体对象的全体，如何把握客体表象背后的本质就成为理性认知的难题。

而支配整个客体对象无穷分类与变化的内在本体更是哲思永恒的追问。

整部西方哲学史在本质上都是对哲学本体论追问的历史，当理性思维走到穷途末路，找不到最终的本体时，现代哲学就取消了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但这种“取消”与“拒斥”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战术，问题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

“20世纪的哲学大都拒斥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的哲学更具批判性;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本体一神学的’各种主张的无根基状态或者说其合法性的不正当性绝不是一眼望去一清二楚的。”没有形而上学，没有本体论的哲学更是先天无根的思想梦游，无法实现安顿思者身心性命的哲学使命，所以西方哲学从未放弃过“重建形而上学”的渴望。

对象性思维的有限性直接来自于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具有与外在客体同样的时空限定性的规制。

客体因为具有时空有限性才可以成为主体观察思考的对象，无限的存在(如果有无限存在的话)无法进入主体之人的思维视域，因为主体之人也同样是有限的存在，而有限无法认识无限，部分无法认知整体，有限包含于无限之中。

部分包含于整体之中，无限与整体无法成为有限与部分的对象，也就无法为有限与部分所认知。

所以主体之人只能认知有限的时空客体，而有限的时空客体也并非能为主体所全部认知，因为主体与客体在存在论上是本质同一的时空存在。

都是局限于时空之中的有限存在，主体并不比客体更具优先性。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五

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就哲学的词源而言，它的意思主要指热爱智慧。

但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对于哲学是什么因人因时因事一直有不同的定义。

就当代学术界而言，哲学主要指人们在对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系统化、理念化的世界观，是从性质上、逻辑上对基本问题进行认识从而发现和预测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及客观趋势的学问。

而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从总体上研究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哲学的三大重要研究领域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对思维和存在也即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既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为考察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主体是人，人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就存在性质而言人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过程。

一方面人的存在与灵长目其它动物和周围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又与灵长目其它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它动物依特定本能、固定方式生存，而人则在成长早期依一定本能和一定方式生存，在生存中又发展和完善了本能、方式，如此循环，在高一级的程度上构建自己、完成自己。

二是就存在状态而言，人又是有着自主思维能力的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存在物。

一方面通常情况下人会从自身出发，按照某一思维方式去考察和认识世界的状态和属性；另一方面人会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改造外部世界、塑造外部事物，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外部世界、外部事物，通过实践使得主观客观化，这就必然发生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也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一、唯物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就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派别的规定而言，作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的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相对立的。

按照区别而言在不同时代有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相对应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也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一般坚持了存在（物质）对于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观点。

就世界本原而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则是物质的产物或反映。

反映在人的大脑里就是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作用于存在。

要进一步明白为何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就必须了解唯物主义的演进过程。

在古代，部分人认为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所形成的，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气、原子或金、木、水、火、土单独构成或组成的。

例如中国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而在国外，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了原子唯物论，他认为世间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究其本原而言只是原子与虚空，人的感觉和思想也是由这些原子所决定的。

怎么决定？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表面会经常流溢出一些原子，形成波流之后在空气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影像。

而人的感觉和思想便是这些影像对于感官和心灵的作用。

以上这些人的认识，虽然谈不上科学，但都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同时，他们还尝试以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联系与变化，推动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究竟是什么继续思考。

（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之所以具备了机械的性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就它的认识而言，哲学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物质才是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基础，它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存在。

应该肯定的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于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深化认识对于反对当时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也有它的科学之处。

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把哲学上的物质等同于物理学上的物质，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原子，原子有什么样的属性，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属性，进而由物质组成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属性。

那么整个世界就有机械以及形而上学的性质。

例如霍布斯曾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

”他把所有的运动形式都认为是机械运动，虽然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概括，但是由于没有看到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将某一运动形式上升为普遍运动形式，就会在解释物理、化学、生物、社会运动时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唯心主义。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和认识也带有机械性。

例如拉美特利认为归根到底，人只是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

至于人的感觉，则是由外界对象刺激人的感官神经，由感官神经将某一物质传入感觉中枢中，人便能接受各种感觉。

拉美特利的观点，虽然把大脑看作感觉的发生地有进步之处，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还是用机械的观点去说明人的组成和功能。

另外，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领域也有不彻底性。

因为采用机械的观点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变化，也抓不住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由人的思想决定的，从而成了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阶级斗争经验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具有能动性。

何为能动性？一是思维（精神）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物质），二是思维（精神）通过实践能够反作用于存在（物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说明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以新的哲学概念。

列宁给物质以经典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这里有一问题，当今自然科学的部分最新发现是不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

在笔者看来，关于物质的哲学定义也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发展。

二、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作为唯心主义哲学两种基本形式之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被先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精神所决定的，而物质世界仅仅是这种客观精神在历史进程和具体条件下的产物或表现。

就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而言，实际上它是把人的思维（精神）或一般概念加以绝对化之后“飞跃大脑”成为了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某实体，宗教就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代表。

中国南宋时期的朱熹就曾主张：“理在事先”，他认为“理”是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的，世间万物各有其“理”，“理”就是世间万物运动的规律。

他认为“理”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世间万物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国外的柏拉图和黑格尔也是类似的观点。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创造的，理念世界才是本原。

黑格尔则把现实世界的本质归结于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辩证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外化为自然界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

（二）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一道认为思维（精神）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存在（物质）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区别在于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因素而不是某种客观精神，例如人的感觉、经验、心灵、意志等是世间万物产生和运动的根源，而世间万物只是这些主观因素的产物或附属品。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没有自我的主观因素，就没有外部世界、外部事物。

例如中国明时代的阳明，就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认为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依赖于主观因素而存在，当主观因素消失时，物、事、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因。

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法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经显现出了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过渡的趋势，例如过多的宣扬上帝就在你我心中。

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从客观向主观的转化，不仅是宗教的一大变化特征，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大变化特点。

三、结语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就根本上的分歧而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即到底是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还是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决定作用上观点和立场不同。

有人认为唯物主义宣扬物质至上，唯心主义宣扬精神至上，这都是不正确的。

就整个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来看，相信唯物主义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坚信唯心主义的历史人物也办过好事。

谈及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要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任何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简单对立的理论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言：“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

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极端或绝对正确化，虽然科学已经证实了思维（精神）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但是谁又能完全证明“缸中之脑”这样的哲学假设是根本错误的呢？况且这样的哲学假设还有很多。

哲学的基本问题昨天、今天、明天总会有人去探讨，但是要想让哲学焕发出巨大的魅力、生命力，让掌握哲学的人能真真正正体会到哲学所带来的实惠和快乐，还是要靠有实践能力的人去一点一滴地践行，去变革自己、去改变世界。

只有在掌握哲学的人受益之后，哲学才能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才有由“冷”变“热”，更好地发挥解释、指导作用的机会。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六

文章从女性的视角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从女性的视角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中国哲学现代化作用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它应该成为全部人类的思想财富。

谈到中国哲学，身为中国人，我感觉非常特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犹如满天繁星，层出不穷。

他们个个都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了对其所在时代的社会、人生的思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从封建社会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社会的文化文明。

反而让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变得淡然无光了。

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代哲学家的努力，把中国哲学思想系统化、具体化，让中国哲学思想得到更多更好的传播。

但是，他们都是在模仿西方哲学体系来构建中国哲学，给中国哲学披上了一件具有西哲特色的外衣，同时，用一些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阐述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观点、思想。

使得中国哲学一直在同西方哲学的对比和碰撞中缓慢前行。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应该把自己传统哲学思想中积极、肯定的因素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给予我们社会、阶级、个人行动的准则，为我们当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服务。

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是蕴含在一些古典书籍中的。

古代文言文是我们现代语言的起源，但是在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许多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多的词语已经在语言的发展中销声匿迹了。

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文章中才可以看到。

因此，学习中国哲学，首先就要学好古代文学，做好对古文的训诂工作，要对古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

对古文的语法及运用有相当的熟悉，从根本上掌握住文章原有的意思。

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相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的内容要庞大和芜杂得多。

在它本身的体系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学说的相互抵触和矛盾的方面。

同时，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家根据自身学说的继承和发现，创立了不同的论述方式和观点。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要结合到时代的需要，给中国哲学注入生机和活力。

三、学习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中国哲学对现代人生价值观念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生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的立本之基，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支柱。

中国人有着许多的优良传统，而这些优良的传统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陶冶而铸就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观念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确立了人生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家国同心的精神的体现。

“人之初，性本善”对人心向善的肯定。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对人性善恶的发展和内心修养的关系作出阐释。

说明人心的善恶在与自己的良知和修行。

对人性善的肯定和追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人的完美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就是对社会发展贡献，就是对善的终极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完美维护。

中国哲学的重点就是伦理学说，中国哲学就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如何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学说，因此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永远会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

怎样用那些有着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关于环境、安全、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终日专研于故纸堆中，或对某一古人学说的究根问底，搞一些书斋式的学问。

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学者所应持的治学的基本态度吧！

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七

一、近代佛学的振兴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其间虽时有所谓“中兴”，然自五代至于清末，总的趋势是日益没落了。到了近代，随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同时受到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佛教的兴趣和风气的影响，也带来了佛学的振兴。推究振兴近代中国佛学事业者，当自杨文会始。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他出身仕宦之家，但少年时即不喜举子业，性任侠，好读奇书，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也甚有兴趣。中年后，他专心于佛学，深感佛教典籍佚失严重，给深入研究佛学和弘扬佛法带来极大困难。于是,他集合同志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亲任校勘，重刻方册藏经。1878年和1886年，他前后两次随曾纪泽和刘芝田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治、经济，研究天文、地理等。在第一次赴欧期间，他于伦敦结识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以后，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许多我国宋明佚失的佛教各派重要典籍，陆续刻印出来，引起了人们研究佛教各宗派的兴趣。同时，杨氏以金陵刻经处为据点，与四方学人研讨佛学，后又创办了“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亲自讲学，为振兴佛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材。杨文会本人在佛学方面是“教宗贤首(华严)，行在弥陀(净土)。”但他对门下弟子则各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家一说，因此，其弟子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释太虚等，都各擅一家，有独到的造诣。杨文会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变法革新运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与当时一批社会革新人士有密切的往来，因而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章太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的影响。

杨文会逝世后，他的弟子欧阳渐(竟无)、陈镜清(穉庵)、陈义(宜甫)等先后继续主持金陵刻经处事业。欧阳渐以后又创立了“内学院”，释太虚则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家，对中国近代佛学的发展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近代社会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以下我想列举一些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与佛学关系的情况，这也许会加深我们对佛教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的感性认识。

近代中国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思想代表，无一不受佛学的影响。如：

康有为(1858-1927)，早年“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又曾居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自编年谱》)。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而在讲到康有为西樵山这段生活时说：“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梁启超此说不免有过实之处，但它确实也反映了康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氏并没有一篇专门论佛学的著作，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经常引用佛说以为比类，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如他著名的《大同书》一书，一开始就标出“入世界观众苦”，历叙人生入世种种之苦达三十八种之多，正是袭用了佛教鼓吹出世主义常用的说教。在书中，他还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这也正是佛教对人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再则，康氏在行为上，也一直以释迦牟尼为榜样。他自述道：“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已。”(《自编年谱》)。

梁启超(1873-1929)早年即对佛学有浓厚兴趣。虽说“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一八九九年，他在《自由书·惟心》一文中，即鼓吹佛教“三界惟心”之说为真理。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能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一九二o年，他游历欧洲回国后，更专注于佛教研究，发奋要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因此，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佛经，还曾一度到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法相学。以后，他陆续写出了一批佛学研究的论文(后来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这些论文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经过这番研究，梁氏对佛学理论更为推崇。他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是“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又说：佛学“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佛教心理学浅测》)他以至声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在人生观、生死观等问题上，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晚年，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一封家信中，甚至认为佛教所说的“业报”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而他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也就在于此。(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谭嗣同(1865-1898)三十岁时恰逢中日甲午战争，因而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激剧变化。从此他抛弃传统旧学，努力接受新学、西学，同时受吴嘉瑞(雁舟)的影响，开始学佛。不久，又在南京随杨文会学佛，深得华严要旨。他著《仁学》，企图揉合古今中西、科学宗教于一体。然而贯穿其中的中心理论却是佛学。他以西学与佛学相比，认为“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具体地说：“格致家恃器数求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上欧阳瓣姜师书》)他对儒、佛、耶三教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从时间上讲，“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从空间上讲(指教义之博大及传播)：“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仁学》)总之，“佛能统孔、耶”(同上)，“不论何教之精微及诞谬不可究诘，佛书皆已言之，而包扫之也。”(《上欧阳瓣姜师书》)再则，他认为，儒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同上)，并且在《仁学》中列举《大学》与唯识、华严相通融之处，声称“斯教(儒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所以，他在《仁学》开卷时即指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后来，杨昌济(1871-1920)在阅读并摘引了谭氏《仁学》中的沟通儒释的一些论述后，认为历来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并说：“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学，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条)后来，杨昌济确也认真地选读了一些佛学典籍，谭嗣同重佛思想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班。

严复(1854-1921)是近代传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原富》、《穆勒名学》等，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然同时他对佛学思想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受到不可知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佛学中“不可思议”一语，乃“佛书最精微之语。”(《天演论》按语)又认为，“宗教之多思维，殆莫若佛。”(《法意》卷二四按语)“佛道修行之辛苦，其所以期其徒之强立者，他教殆无与比伦也。”(同上卷一四按语)

其他维新派人士中，诸如唐才常、汪康年(《时务报》创办人)、夏曾佑(著名史学家)、宋恕、孙宝瑄等，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八日曾有如下之记述：“丙申(1896)秋，海上集同志七子，曰吴雁舟(嘉瑞)、曰谭甫生(嗣同)、曰宋燕生(恕)、曰梁卓如(启超)、曰汪穰卿(康年)、曰胡仲逊(惟志)、曰孙中愚(宝瑄)，其人多喜圆教，统志游觉海，一日皆于光学中现身。乃为偈云：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可见这些人对佛学的崇尚。唐才常(1867-1900)是谭嗣同的同窗学友，并且是一起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的同志，他在思想上受到谭嗣同很深的影响，同样十分推崇“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唐才常集·辨惑上》)也认为“微点(质点)者，释家之微尘也。……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欤!”(同上《质点配成万物说》)夏曾佑(1863-1924)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在给杨文会的一封信中说：经过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比较，他认为，“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语不诬，至斯益信。”(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六)可惜他没有留下专门论述佛教的著作，无法深入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但我们从梁启超对夏氏的推崇备至中可窥得一二。梁氏说：“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越发现他是假。”(《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亡友夏穗卿先生》)

不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深受佛学的影响，就是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等也同样深受佛学的影响。如：

章太炎(1868-1936)推崇佛教，精于佛学是人所共知的。他早年经夏曾佑劝说，曾“略涉《法华》、《华严》、《涅盘》诸经”，然“不能深也。”一八九七年三十岁时，在上海与宋恕相交，宋劝其读“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但“读竟，亦不甚好。”之后“偶得《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以上均见章氏《自定年谱》)但从总的倾向来讲，这时的章太炎还是以儒学为其思想主体。如他在一八九九年所作的《儒术真论》的附录《菌说》中，在引述了宗密《原人论》“策万行惩恶劝善，同时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的说法后，评论说：“夫六经之说，诚亦有权，与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穷原反本，则其实确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显性这上者。……而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3页)一九o三年章氏因《苏报》案与邹容同时入狱。在狱三年中，他研读唯识宗慈氏(弥勒)、世亲的著作：《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等，“乃悟大乘法义。”这是章氏思想变化的关键，之后他说：“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菿汉微言》)因此，当他一九o六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大肆鼓吹要用宗教(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坚定革命的意志，以达到“众志成城”。接着，他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佛教的文章，提出要建立无神的宗教(佛教)，以至《民报》被时人讽刺为“不作民声作佛声”。对于佛教各宗派，章太炎最为推崇者是“法相之理”和“华严之行。”

吴虞(1872-1949)，是近代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一九二一年《吴虞文录》出版，胡适为之作序，称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对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不仅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又怎能想到他对佛学也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并受到相当深的影响呢!他自称：“学术知识虽渐有系统，而于安身立命之地，终觉茫无所归着。”“自知其于学有进，于道殊未闻也。此后当以佛学为归宿。”他认为：“宋儒之学本出于禅，乃背本辟佛，自立名高。孔学既非，宋学亦不足学，则非佛学之广大精微，何所依皈?人不可无宗教心，有此足以慰灵魂而安心性矣。”(《吴虞日记》上册第208页)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圈读佛典，与人讨论佛学，是他日常读书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晚年，他甚至打算“将小书房收拾为静室，供佛像。所有佛学书并专置于静室，每日除预备讲义看书外，必以二三小时居静室诵佛书，”以“为收束身心，减除烦恼之不二法门。”(《吴虞日记》下册，转引自《中国哲学》第八辑第413页《吴虞日记选刊》)据他日记所记载，截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他已藏有佛典二百七十一部，八百六十三册之多。

杨度(1874-1932)，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怪杰。他早年醉心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说，从而成为清廷筹备立宪运动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当君主立宪救国论彻底破产后，杨度一度潜心于佛学研究。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发展，杨度又投身政治运动，并于1929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逝世前曾自拟了一付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正是杨度一生的自我总结和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杨度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1916)，遁而之佛的，至1928年答梅光羲书，论新佛教，前后沉溺于佛学十余年，他曾自述道：“余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虎禅师论佛杂文·江亭词序》)他对于佛学主要信奉禅宗的顿悟说。但他又认为，在顿悟之前及顿悟之后，都必须有渐修。他还提出，要建立一种删削一切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地狱等)，以及所有违反人生生理戒律的“新佛教”。他声称，这种新佛教“一以论理科学为归”，通过“发明心理相对论，以明本心无我，一切皆空之旨。”他认为，“今世之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躬自问，亦无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已，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因此，他称他的“新佛教”为“无我主义”或“无我宗”、“无我法门”。并且说：“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渡众生，一齐成佛。虽人性智愚不等，而不用于私我之争，但无对待阶级，即为平等自由。”(以上均见《虎禅师论佛杂文·答梅光羲书》)杨度是继章太炎、太虚之后，又一个试图以建立一种新佛教以为救世之用的人。他的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也是近代中国相当有代表性的一种佛学和哲学思潮。

熊十力(1884-1968)，早年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亲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役，以后潜心于研究哲学。起始专精王夫之，然意犹未足，后入欧阳竟无创办的内学院学佛。熊十力在哲理上虽然最终推重的是宋明陆王心学，但对佛学也许之甚高。他认为，“佛学理境极高”，“西洋哲学，随科学之进步经验日富，根据日强，论理日精。其始乎征实，而终乎游玄，不极堪宝贵?然而彻万化之大原，发人生之内蕴，高而莫究其极，深而不测其底，则未有如佛氏者也。”他又说：“自吾有知，恒困乎无量无边之疑问，而不得一解，而吾终因佛学而渐启一隙之明焉。”(《十力语要》卷一《答薛生》)熊氏自视颇高，精思深研。他出入儒释，以释明儒，以儒补释，广采博取，融通诸家，欲自创一哲学体系。他的早期代表作《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等，是以儒家《易传》阴阳翕辟的思想去改造和补充佛教唯识学的种子说的。同时，又以唯识论的分析、组织方法，融合儒释体用理论，提出了一套以体用为中心范畴，体不离用，即用显体，体用一如的思想体系。从而不仅在佛学唯识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而且对传统儒学关于“体用”论的理论也有所发展。因此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梁漱溟(1893-)，后期思想以传统儒家为主，这是无疑的。但他曾经历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崇佛过程。他曾说：“我自二十岁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专心佛典者四五年。”(《究元决疑论》单行本附记)一九一六年他发表长篇读佛论文《究元决疑论》，一九一七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并出版《印度哲学史》等，可说是他这一时期研究佛学的成果。以后，他著有《唯识述义》等研究佛学的著作。一九二一年梁氏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其思想折入以儒家为主的标志。然而，这也不能说佛学对梁氏思想从此再无影响。一九七八年他在为《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作补述中说：“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说“一生归宿于佛法”未必是实，但至少可说梁氏一生未脱出佛学影响之范围。

此外，如著名学者李石岑(1892-1934)也曾十分推崇佛学，认为“佛学的提倡，不特于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上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上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上一层保证。”(《佛学与人生》)又如朱谦之(1899-1972)在一九二一年也曾一度“决定皈依佛法，到西湖出家去”，并打算对佛教进行一场革命，“组织一种宗教新村”，“想跑到佛教里打个筋斗，使佛教混乱一顿，放出一道红光，我就站在上面，照耀全世界人类上。”(《七十自述》，《中国哲学》第三辑)再如著名的电机工程学家王季同(1870-1948)认为，佛法圆融，既“不是其他宗教和近代西洋哲学所可比拟，也决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唯识研究》序)。他写的《佛法与科学》、《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以及为周叔迦《唯识研究》一书所作的长序，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由此可见，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而且也波及到自然科学方面。

其实，在近代哲学、史学、经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界的知名学者中，尚可列举出一大批出入佛学，与佛学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名单。此外，尚有许多近代著名学僧的学说和情况，由于本文的主题所限，也只能略去介绍了。但仅就以上所列举的很少一部分近代思想界、学术界代表人物与佛学关系的情况，也已经足以说明佛学对近代中国思想的重大影响了。

二、近代佛学发展的某些特点

本文开始时就提到，近代佛学并不是中国古代佛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西学的传入而重新振兴起来的，因此也就带来了某些与古代佛学不同的新特点。据本人浅陋的看法，是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希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是近代早期思想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即有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如他说：“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时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乌知为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乃缘历劫之业力障翳深厚。执妄为真，认贼为子，自扰自乱，自愚自惑，遂为对待所瞒耳。”“声、光、化、电、气、重之说盛，对待或几几乎破矣。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故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有西学而佛学乃复明于世。”(《仁学》)

又如章太炎早年在《摘楞严经不合物理学两条》一文中，既指摘了《楞严经》中一些譬喻不合近代物理学的实证知识，而同时也认为经中有些论述是合于近代实证科学知识的。如他引《楞严经》中这样一个比喻：病眼者视灯光即“别有圆影”，而好眼者如长久注视至于疲劳，则也会在虚空中“别见狂华”。章氏评论说，这一比喻完全附合近代光学原理，并且说：“此则释迦早知光浪，似已高出奈瑞(牛顿)。信乎耶稣诸子不足当其芥子也。”(见齐鲁书社出版《历史论丛》第四辑)

再如，谭嗣同、章太炎的好友孙宝瑄也说：“观《华严》，其《世界品》中所云世界种，盖聚多世界而名之。又云：或作江河形，或作回转形，或作旋流形，或作轮辋形，或作坛墠形，或作胎藏形，或作云形，或作种种珠网形。如是等语，盖与西人天文家言所谓星团、星气、螺旋白云、天河诸星状之说暗合，奇哉!”(《忘山庐日记》上第182页)又说：“《华严·十地品》之第五难地中有云：此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观以上所说，则知世间人以为讲佛学者皆将屏弃一切，不尽人事者，误也。且所谓技艺，无论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如地火水风四字，包括西学无限)、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及种种技能，包括无遗，亦可异矣。”(同上第184页)

在这方面，更有许多佛教徒，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佛教生存的需要，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专著，以论述佛学与现代最新实证科学的一致性，以至称誉佛教为“科学的宗教”。吴虞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摘录了当时上海《大陆报》关于英国佛教徒克尔贝获得日本大僧正头衔的报导，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氏(指克尔贝)谓，佛学所以能浸入美国人生活中者，以其为科学的宗教也。盖当此科学昌明时代，人类咸欲以科学试验真理，于是他种宗教咸遭难关，而惟佛学为人所认为具有科学的根据也。质言之，佛教者，乃心理学的哲学之宗教也，其与化学、物理及天文诸学科，罔不相关。”(见《中国哲学》第八辑《吴虞日记选刊》)这段话很可以代表当时世界佛学研究的一种倾向和特点，同样也是中国近代佛学的一个特点。

(二)突出地强调佛学的哲理性质，而不是单纯地把佛学看作一种宗教说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欧洲佛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如康有为就说过：“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欧洲十一国游记》)又如上引杨昌济在读谭嗣同《仁学》后即表示过，对佛教“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而章太炎则曾专门详细地阐述了佛法非宗教，而为哲学的道理。他积极宣扬，佛教与其他所有宗教有一根本的区别，即凡宗教都要崇拜神鬼(无论是多神也好，一神也好)，而佛教则是不礼鬼神的“无神论”。他在日本的一次讲演中说;“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觉’字，般若译来原是‘智’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而(尔)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细想释迦牟尼的本意，只是求智，所以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出来。”他认为，佛教中虽也还残存着“六趣升沉”等宗教的残留物，但“终是哲学中间兼有宗教，并不是宗教中间含有哲学”。因此，“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他还进一步论述道：“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所以，“若晓得佛法本来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纵使未能趣入实证一涂，在哲学的理论上，必定可以脱除障碍，获见光明。”(《佛法果应认为宗教耶?抑为哲学耶?》(载《中国哲学》第六辑)这种思想，章氏以后在《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中，再一次加以申述。他说：“夫牟尼出世，人天之师，次有马鸣、龙猛、无著三大士，穷幽体玄，发扬胜义，荡荡乎固无得而称焉。教戒不可以发智，故开玄学以导迷;玄学不可以见心，故依静虑以求证;静虑不可以接物，故广万法以应机。或乃次之宗教，云与基督、天方同斑，高者亦云徒为伦理，斯所谓以牛蹏测大海也!夫佛陀者，译言觉;般若者，译言智;瑜伽者，译言相应。本所以趋道者，为断尔炎而证真如，岂真蹩躠以为仁义哉!徒以大悲观佛，斯已浅矣。所证者无境界可言，现身者无自依之性。故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亦云佛当在心中说法。明以此方老聘之言，则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夫何有宗教之封执者乎!”

杨度也说：“是故佛教云者，非迷信的而科学的。”(《论佛杂文·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他认为，“今日世界为科学之世界，如欲将东洋固有之佛法介绍于世界学者，普及于世界众生，则非有论理的科学法门，不能随缘应机，说法度世。”如以此来衡量固有佛法，“禅宗壁立千仞，无可攀跻，似不如相宗条理万千，应于时势，易使学人得其途径。”所以说，“其中解剖心理，最近科学者，莫如法相一家。”“然于佛教中求无上上乘，终以禅宗为归。”(《论佛杂文续·唯识八偈序》)杨度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力图融汇最上乘禅宗和三论、法相等，建立一种新佛教的。经过精心的研究和组织，他的“新佛教”，“遂于心理学上发明一种科学的新学说，名曰‘无我论’，即‘心理相对论’”。他声称，“方今世界哲学，唯心唯物二派对立，皆以研究宇宙真理为事。然予所谓心理，所谓一切唯心。则与此派唯心哲学大异。以为一切人类以及动物，对于宇宙万物，一心所现，各各不同，无自得有同一世界，且其所谓宇宙万物，限于一心所现，无自得有全体世界。予今身为人类，但就人类之心里，发明其相对之象，明其本来无我而已”。对此发明，他十分自得，认为“此理论与方法，中外古今诸心学家及佛学家，实皆未发明，即偶及之，亦未彻底，”然而“今皆一时解决，实于佛学界开一新纪元。”所以说：“此无我宗所立教义，一切合于论理科学，所有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之诸戒律，概与扫除，若与旧义相比，直为佛教革命。”(《论佛杂文二续·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

与此相关，近代一些思想家就时常把佛学与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比较研究。章太炎曾把佛学唯识学的许多观点与西方古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我论等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如章氏说：“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他还把佛学的最高本体概念“真如”，与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进行比较。他说：“佛家以为正智所缘，乃为真如，柏拉图以为明了智识之对境为伊跌耶(idea理念)，其比例亦多类。”(《建立宗教论》)他指出，在承认“真如”或“理念”为唯一真实这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佛教认为真不离俗，离俗无真，这与柏拉图视“理念”为离一切个体而存在的纯粹抽象，又是不同的。他说：“康德见及‘物如’(物自体)，几与佛说‘真如’等矣。”(《菿汉微言》)但他对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康德“终言物如非认识境界，故不可知。此但解以知知之，不解以不知知也。卓荦如此，而不窥此法门。”(同上)又，章氏认为，佛教是坚定的无神论，而“精如康德，犹曰‘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可谓千虑一失矣。”(《无神论》)章氏这种比较研究甚多，这里不能详论。

梁启超也曾把佛学与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加以比较研究。其中，他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全面地将康德哲学与佛学进行了比较。他说：“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他认为，康德“直搜讨诸智慧之本原，穷其性质及其作用”，是“与佛教唯识之义相印证者也。佛氏穷一切理，必先以本识为据柢，即此意也。”他还认为，康德知性论中关于必须对对象加以联系、综合思考的理论，“其义与华严宗之佛理绝相类。”他还说：“佛说有所谓‘真如’。‘真如’，即康德所谓‘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谓‘无明’，即康德‘现象之我，为不可避之理所束缚，无自由性者也。”“康氏以自由为一切学术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与所谓不自由者并行不悖，实华严圆教之上乘也”等等。其中，有许多是把康德思想与佛学理论加以简单生硬的比附。

至于以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则更是随处可见。著名的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以唯识学释齐物，以齐物明唯识。章氏对此作十分自得和自负，认为如《齐物论释》，“可谓一字千金矣。”(《菿汉微言》)又如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大学》盖唯识之宗也。”唯识“前五识转而为成所作智，《大学》所谓修身而身修也”;“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第七识转而为平等性智，《大学》所谓诚意而意成也”;“第八识转而为大圆镜智，《大学》所谓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谓执(第七识)，孔之所谓意”;“佛之所谓藏(第八识)，孔之所谓心”。“智慧者，孔谓之道心”;“业识者，孔谓之人心”。总之“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即未有能外佛经者也”。其比附融合之处，使杨昌济叹为：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

(三)着重强调佛学非出世、非蹈空，而有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早期佛教侧重于个人的解脱，消极避世，出世主义比较明显。大乘佛教兴起后，开始宣传佛祖慈悲救世，普渡众生的宗旨，于是出现了佛法既为出世而又不离世间的矛盾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展中，除少数学佛者借以遁世外，大部分倡导佛学者，均响往着从佛学中求得某些应时救世的精神武器，从而认为佛学绝非蹈空、出世之谈。

如梁启超说：“象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谭嗣同说：“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又岂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论者暗于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谓山林习静而已，此正佛氏所诋为顽空，为断灭，为九十六种外道，而佛岂其然哉!乃若佛之静也，则将以善其动，而遍度一切众生。更精而言之，动即静，静即动，静即动，尤不必有此对待之名。故夫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励，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章太炎也说：“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见《中国哲学》第六辑)又说：“或执释教为厌世，或执释教为非厌世，此皆一类，偏执之见也。就俗谛而言之，所谓世者，当分为二：其一，三界，是无生物，则为器世间;其一，众生，是有生物，则名为有情世间。释教非不厌世，然其所谓厌世者，乃厌此器世间，而非厌此有情世间。以有情世间堕入器世间中，故欲济度以出三界之外。”(《建立宗教论》)这是章太炎对佛教“厌世”、“非厌世”的一种十分有意思的解释。

谭氏和章氏的好友孙宝瑄在评论那些治佛学为蹈空的说法时说：“余谓，我国自来治佛学者，大抵穷愁郁抑不得志之徒，以此为排遣之计，故堕于空也。若真能治佛学者，其慈悲势力，不知增长若干度，救世心愈切矣。救世心之切，则一切有益于群之事，无不慷慨担任，且能堪破生死一关。如谭浏阳(嗣同)其人者，谁谓佛学之空哉!且以经济著名如康(有为)、梁(启超)辈，皆研治佛学之人。如谓习便空，则此一辈人皆当息影空山，为方外人，何必抢攘于朝堂之上，以图变法救国耶?公辈既不读佛书，不知佛学之大，而妄加訾议，似可不必。”(《忘山庐日记》上第393页)即使象杨度这样的人，他的转向信佛，完全是政治上“君宪三败”后的消极遁世之举。但由于他爱国救世之心未泯，在学佛的道路上也没能完全忘情于世。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他的学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总结过去的入世法上，探索一种新的入世法。这一点，在他的《新佛教论》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予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亦无一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已，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因此，他遍考中外古今各家学说，最后认为，欲求无我主义，只有从佛法求之。“于是发心学佛而为修行”，并且从而创立了一种“心理相对主义”的“无我主义”的“新佛教”。他希望，“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渡众生，一齐成佛”。由此可见，杨度虽不得已而遁之学佛，然而在他的心目中佛法也并非单纯的出世之法，他的心尚期之以“改进将来社会”呢!又如，一九一八年由太虚、章太炎等发起，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宣扬佛教的团体——“觉社”，其宗旨即所谓要以佛法思想去启迪青年，导归正途。他们在“觉社丛书”的出版宣言中声称，“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惟我佛无上正等正觉之教”，才能“立人之极”。因此“觉社”的建立“固将宏纲异道，普悟迷情，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也。故本守当修自觉行回向真如，修觉他行以回向法界一切众生。”(转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八六册，东初：《民国肇兴与佛教新生》)

(四)从佛学理论上讲，近代佛学以唯识学最为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中国佛教至隋唐而极盛，主要宗派如三论、天台、华严、唯识、净土，禅宗等均已发展成熟。然自晚唐以后，禅宗独盛于佛坛，除净土法门亦因简便易行而有相当影响外，诸如天台、华严、唯识各宗，均趋衰落。宋明时期这些宗派虽亦时有高僧振兴之，但终不能与禅宗相匹敌。加之，宋明以来，特别是明末以来，佛学的发展趋势是：在教外进一步强调三教合流，在教内则强调宗(禅宗)、教(净土、华严、唯识、天台等)融合，以至各教派经典散佚，仅亦不绝如缕而已。近代佛学的振兴，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发展了三教兼治，教宗并融的趋势，诸如隋唐宋明时期那种固执的宗派之争，门户之见，很少见到了。

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并不是说佛教其他各家理论在近代一点也没有继承和发展，而是就发展的程度和社会的影响相比较来说的。如本文开始时即提到，杨文会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也就是说他在理论方面是推尊华严宗法藏的学说的。为此，他专门编集和刊印了《贤首法集》(收法藏的经疏论著计二十一种，其中多种为宋明佛藏内所无)和《华严著述集要》(收有二十九种华严宗专著)，为研究华严宗理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系统原始材料。同时，他本人还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一书(按，此论相传题为马鸣造，真谛译，但它与《大乘起信论》一样，疑是伪作)以发挥华严思想。他的弟子中，如谭嗣同是深有得于华严无尽圆融，一多相容、三世一时等旨意的，但同时也深受唯识学的影响。这在谭氏《仁学》中有充分的反映，此不赘述。又如章太炎深研“法相之理”，而同时对“华严之行”也极为推崇，认为其说对提高人类道德大有益处。净土法门，除杨文会笃行推崇，并汇刻《古逸净土十书》(其中不少是国内长期佚失的著作)、《净土四经》等外，当时尚有一著名净土宗法师，名印光(1861-1940)者，也大力予以提倡。其影响所及，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也均信奉之，如近代著名的画家，音乐家李叔同(1880-1942，法名觉音，号弘一)和他的弟子丰子恺(1898-1975)等都是佛学净土法门的信奉者，弘一法师且精于戒律。禅宗方面，有著名爱国诗僧敬安(1851-1912，别号八指头陀)，以及如上面所提到的杨度的以禅顿悟理论为主体而构想的“新佛教”等等。

至于近代对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和发展，则可说是自唐玄奘、窥基后，千余年来未有之盛况。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是如同章太炎所说的，由于法相唯识之学的“精深”，“缜密”，适合于近代学术的趋势的缘故。同时，也可能与窥基《唯识论述记》等一批唯识学的典籍重见于世有关(《述记》一书在我国早已佚失，杨文会通过日本友人访求得到刻印问世[1])，从而引起了人们研究唯识学的广泛兴趣。近代推崇和研究唯识学者甚多，杨文会门下即有如章太炎、欧阳渐、梅光羲、李证刚、蒯若木、释太虚等一大批以研究唯识学名家者。其时研究唯识学者还有“南欧北韩”之说，“南欧”即指创办“南京内学院”的欧阳渐及其门下(如刘定权、吕澂等)、“北韩”则指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及其门下(如周叔迦、朱芾煌等)也是专门研究玄奘、窥基的唯识学的。不过，他们所理解及发挥的唯识学，是各有所不同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进退佛说。”其实，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等原因，除少数专治佛学或佛教史者外，其余谈佛者，几乎都是“以已意进退佛说”者。因此，虽同言法相唯识，而不免各有所异。

欧阳渐深研和恪守玄奘、窥基所阐明的传统唯识学，他在唯识学理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如他说：“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揭示出大乘有宗唯识、法相在理论上的不同之处。他从义理、经典依据等方面作了翔实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这在佛教史上是一独到的见解。欧阳此义一发，深为章太炎所赞赏。他在引述欧阳上述说法后，讲道：“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内学院缘起》，见《中国哲学》第六辑)然而欧阳渐的观点，同时却为太虚所否定。他认为，法相不能独立言家，无论唯识宗还是性宗都不能离开法相而谈论。因此，就唯识宗言：“凡属遮表言思所诠缘者，无非法相，一一法相，莫非唯识。故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见《太虚法师文钞初集三编》)

章太炎认为，“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齐物》大旨，多契佛经。”(《齐物论释》)甚至认为：“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同时，他又把儒家论性与唯识八识相比附。因此，在章太炎的唯识学中，杂糅着老庄、孟荀之说，正所谓“常以已意进退之”者。章氏的这种状况，遭到了熊十力等人的批评。熊氏以为章太炎根本不理解唯识。如章氏以王阳明良知有知是知非为自证分，熊十力就批评道：“此说甚谬”，认为“章氏既不解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又不了何谓良知。”(《十力语要》卷一《答谢石麟》)其实，熊氏又何尝不以已意进退佛说呢!他认为，护法、窥基的唯识学中，在现象外立本有种子以为本体，从而将体用截成两片，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根本迷谬。他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一套“新唯识论”的理论，希图纠正旧唯识学中的谬误。

按照熊十力自述的“新论与佛家元来意思根本异处”，大约有以下几点：甲，“佛家思想毕竟是趣寂的”，而“新论则为纯粹的人生主义，而姑置宗教的出世观念于不议不论之列。”乙，唯识“虽主即用显体”，然“颇有体用裁成二片之嫌”，而新论则主“即体即用”，“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丙，新论以翕辟、生灭两义，进一步说明“用者体之用，无体即无用，离用亦不可得体。故乃于流行无住之用，识此即是如如不动之体”，从而由随顺俗谛而结归真谛义趣。丁，新论以翕辟义，破旧师(指护法、窥基)聚集名心之说，因而“顺俗则心物两皆成立，证真则境空而心亦俱空。”(以上见《十力语要》卷一《讲词》)其实，熊十力在讲到即体即用时，反复以大海水与众沤喻体与用虽分而不二之旨，即是以华严之理论补充唯识，而他所谓“本体流行，即作用显现，亦即所谓翕辟者是”，则完全是援自易传阴阳翕辟，生生不已之意。因此，当熊氏新论一出，即遭到欧阳竟无等维护传统唯识学者的批评，认为新唯识论援儒入释，背离了唯识要义。对此，熊氏并不否认，且说：“夫取精用弘，学问斯贵，博览遍观，唯虞孤陋”，“融摄诸家，讵为吾病。”(《破破新唯识论》)

太虚也是声称要建立“新的唯识论”者，并著有《唯识新论》。但太虚所谓新的唯识论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根本不一样。他所谓的“新”，据其自述是由于：“唯识宗学不但与唯物科学关通纂切，正可因唯物科学大发达之时，阐明唯识宗学;抑亟须阐明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耳。夫然，亦可见新的唯识论之所以为新的唯识论矣。”或者说，唯识学由于“能转科学而不为科学转，圆成大用，与科学始终相成相用，故为新的唯识论也。”(《唯物新论》，《太虚文钞初集第三编》)他还说：“佛乘唯识宗学，其贵理真事实，较唯物科学过无不及”，“必明唯识宗学，诸唯物科学乃能消归自己成妙用焉!”(《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同上第一编)总之，太虚标榜的新的唯识宗学，无非是调和唯识宗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理论上的矛盾，收集某些“新近之思想学术”，从而使唯识宗学能适应新的思想学术的需要。由上面简略的介绍中，即可看到唯识学是近代佛学理论中开展得最为充分和多彩的。(由于各家理论十分复杂，非本文所能包含，当有专文评述)

最后，需要附带提到的是，在近代佛学的发展中，佛教史的研究，也由于在近代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是近代佛学史研究的开拓性著述，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胡适关于中国禅宗史研究的论文等，则是近代研究佛教断代史和专题史方面的重要代表著作。此外，诸如关于《大乘起信论》、《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楞严经》等佛典的考证、论辨，以及佛教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三、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哲学中的佛学影响

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对此我们应当作如何的评价呢?我想首先需要弄清佛学所以得在近代重新振兴，以及在思想界发生广泛影响的原因(或者说背景、条件)，然后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来。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文已经提到的，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受到欧美研究佛教兴趣的影响。如果说，杨文会早年创立经处，发愿刻经，还仅是从国内佛教衰坏、佛藏佚失方面考虑，那末当他两次随使欧洲，了解到欧洲学者对佛学研究的兴趣，并结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等后，则其振兴佛教的着眼点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曾说：“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尔格尔曾发此议，立佛教学会，从之者十余万人。然其所知，仅佛教粗迹，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故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今欲重兴释迦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佛教振兴策二》，见《等不等观杂录》卷一)当他得知《大乘起信论》梵文本已不可得，于是准备“将来即据梁译翻成英文，或亦欧人入道之胜缘也。”(《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同上卷七)后来，在他的协助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成了英文。由此可见，杨仁山后期的刻经、办学是受到西方学者对佛学研究兴趣的影响的。但他又认为西方学者仅得佛教粗迹，因此进一步立志振兴中华佛教文化，俾使佛教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让“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这种情况，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有介绍。他说：“英士韦廉臣著《古教汇参》，遍诋群教，独于佛教则叹曰：‘佛真圣人也。’美士阿尔格特尝纠同志创佛学会于印度，不数年，欧美各国遂皆立分会，凡四十余处，法国信者尤众，且翕然称之曰：‘地球上最兴盛之教，无若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兴者，其佛乎’!这种思潮随着西学一起传入，而佛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新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西方学者在哀叹西方物质文明破灭的同时，转而激赏东方精神文明，这对佛学(包括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上面曾提到，太虚认为要以“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这方面以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论述最为典型。

如谭嗣同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例，认为：“日本变法之易，亦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仁学》)章太炎也认为，“日本资阳明之学以兴，馨香顶礼，有若神圣”(《答梦庵》)，而阳明之学，“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答铁铮》)。同时，他们又都以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因此，认为民德的改造，革命道德的培养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章太炎对于佛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更是反复加以申明。一九o六年他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即大声疾呼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他所说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说：“我们中国，本称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又说：“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人们“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次年，章氏在《人无我论》一文中，又强调说，他之“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指儒家周公、孔子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恃世。……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汗俗。若夫《春秋》遗训，颜(元)、戴(震)绪言，于社会制裁则有力，以言道德，则才足以相辅，使无大乘以为维纲，则《春秋》亦《摩拏法典》，颜戴亦顺世外道。拳拳此心，独在此耳。”(《人无我论》)此外，他还声称，“吾所以为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兰若(佛寺)”。他认为，“明季之士，所以蹈死如饴者，幸有禅观摄其意”。而且也只有佛教才能“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答梦庵》)。总之，章太炎认为：于今之世，“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建立宗教论》)。因此，“作民德者，舍此(指佛学)无他术也!”(《答梦庵》)

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是章太炎等人都十分推崇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因而认为，“舍已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章太炎还特别强调佛学(禅宗)“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精神，认为这种“依自不依他”的自强自立精神，“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答铁铮》)，是革命者最可贵的品德之一。谭嗣同相信佛教“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的理论和不生不灭，灵魂不死的说教。因此，他认为可以“以心挽劫”，“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上欧阳瓣姜师书》)”。他甚至宣称，只要参透了“身为不死之物”，则“虽杀亦之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斖亹”(《仁学》)。谭氏正是以此来激励自己的斗争意志，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

(三)借助教慈悲救世，众法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以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把佛教慈悲、墨子兼爱、孔子仁爱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博爱，看成是一回事。至于佛教众生平等之旨，更是为当时的人们所称道。谭嗣同说，印度古代社会把人分为四等，“佛出而变之，世法则曰平等”、“惟佛独幸，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之统也。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举凡民贼所为一切箝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谭氏十分推重佛教“破对待”之说，认为“无对待”，然后“平等”，“无人相，无我相”，然后“人我通”而达平等之象。他激烈地抨击封建等级纲常，说：“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五伦之中，惟有朋友一伦“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然而“若夫释迦文佛，诚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空诸所有，弃之如无，而独于朋友，则出定入定，无须臾离”。他还说：“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无畏”(以上见《仁学》)。

梁启超也认为：“佛教之信仰也，必以为教徒之智慧，必可与教主相平等”，“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章太炎也曾明确表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而谭氏鼓吹的“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上欧阳瓣姜师书》)，以及章太炎强调的“依自不依他”等等，则都是他们心目中的个性自由或意志自由。

此外，近代佛学的振兴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有密切的关系。从要求变革封建制度，连及对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孔孟程朱儒学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西学也还一时未能很好消化接受，佛学却有着传统的渊源，于是就应运而振兴起来，一则作为中西学沟通的联系点，一则补充思想上的需要。其实借佛学作为批判宋明或封建礼教的思想理论武器，在明末清初以来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中已有此种风气。如李贽、龚自珍等人都是突出的例子。这种风气对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推崇佛教和近代佛学的特点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当需专文论述)。再次，近代佛学的振兴与佛学理论本身的精致，其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以及近代一些思想家的学术好爱也不无关联。如章太炎就说过：唯识法相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菿汉微言》)

通过以上对近代佛学的特点和近代佛学所以重新振兴起来的原因的介绍，我想对评价其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的影响，是可以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了。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说，佛学作为一种宗教的理论，从本质上讲它是与科学和现实相违反的。纵使近代这些思想家都尽量想把佛学与现代声光化电等近代实证科学联系起来，企图把佛学说成是符合、包含这些实证科学理论的，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佛学的发展中，虽然有一些人批评佛学中的轮回、报应等种种落后迷信等思想，声称要改造旧佛学，鼓吹佛教的无神论性质，但没有一位佛学的提倡者不是照样信奉着一切唯心所造，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一佛学的最根本理论。因此，象谭嗣同等人企图把宗教(佛教)与科学融为一体，只能是一种幼稚、天真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这一股始于近代佛学的风气，至今也还在一些佛教信徒中有相当的影响，诸如《佛教科学观》、《佛法在原子时代》之类的作品，也还在社会上流传，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以近代实证科学知识比附佛学，从而认为许多经过现代实证方法获得的理论在佛经中早已有之，或以此证明佛教是一种科学的宗教等等，都是一种肤浅的认识，甚不可取。但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从佛教的某些学理或思维方法中得到某种启发或借鉴，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这个基点出发，目前世界学术界中，已就佛学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之间的某些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动向。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都多少接受了一些实证科学的知识，从而使他们在某些哲学理论中超过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体系最后又都归结为唯心主义。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接受实证科学而走上近代唯物主义的道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佛学“三界唯心”“一切唯识”的思想的影响是造成他们陷入唯心主义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就这方面来说，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中起了消极了作用。

然就佛教理论本身来讲，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如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思维和逻辑分析论证方法等。且佛家善譬，其中多有理趣(犹如道家《庄子》)，对于人生修养，亦不乏可借鉴之处。应当说，在近代佛学的开展中，许多思想家对于佛教辩证法思维(结合儒家《易传》等朴素辩证思维)的发挥(如谭嗣同的《仁学》)，对于中国近代哲学没有完全走上西方近代哲学机械主义的道路，可能是有一定影响。又如一些思想家注重佛家因明方法(如章太炎、欧阳渐等人)并由此与西方古典的推理逻辑和近代的归纳逻辑学相结合，对改进近代哲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这方面来说，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又不能简单地概括以消极了。

其次，从社会现实方面来说，佛学原本是一种消极遁世的精神麻醉剂。古往今来，有多少在人生旅途上失意或彷徨苦闷的人们，去到佛法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啊!这在近代中国也不能例外。如杨度之一度信佛，很明显是由于政治上受到压力，思想上苦闷的原因。又比如鲁迅，在一九一三年前后，他对社会、人生前途感到彷徨时，也曾大量阅读过佛学书籍，因此佛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然而，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看，在近代中国，更多的思想家都是要借助佛学来激励道德、改造社会。以至出现谭嗣同这样的人，以佛学的某些理论为精神支柱，而义无反顾地为社会改革献出自己的生命。除上文已提到的谭氏的说法外，梁启超在为谭嗣同所写的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谭氏自“闻《华严》性海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谭嗣同传》)。由此看来，佛学在近代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如果由于谭氏为改革献身时夹杂着对佛教灵魂不死说教的崇信、从而去责备他为愚味，我想是不公正的。应当看到，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建封势力的阻挠，近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力量十分软弱。同时，他们又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对改革社会的积极性和巨大力量，而只寄希望于他们中间少数圣贤、英雄的救世心和献身精神。他们借佛学“救世”，“依自不依地”等思想来劝世、自励，激发人们去发挥个人的主观努力，去冲破封建罗网，树立自主精神等等。我想这里一方面反映他们思想上的幼稚性，但同时又不能否认他们意欲借此改革社会的真诚愿望。而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又确实对社会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当然，这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所起的有限作用，如果至今还以为佛学能救世，那只能坦率地说是愚味无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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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作用论文篇十八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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