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范文(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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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范文(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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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成长,写一份总结吧!一个较为完美的总结应该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地概括出过去一段时间的重要成就和经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经典文学作品,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一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二

一是中唐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受文体、文风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这是文学本身更加直接的原因。(骈文内容的深化,体式上难以满足表达的需要)。

2、简答: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有哪些?

韩愈。

一是“文以载道”到“文以明道”:表明“道”与“文”的关系,韩愈十分强调作家思想修养,作家的人格是文以明道的根本所在。

二是创作上提出“不平而鸣”,出于《送孟东野序》,认为一切文辞与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将“明道”与对现实的批评联系起来了。

三是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观念,不袭蹈前人,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表达要流丽畅达,合乎语法。

四是创作技巧方面提出“气盛言宜”,注重作家养气功夫,这深受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强调在创作中形成气势。

柳宗元:大体与韩愈相似,不如韩系统、简明:

一是密切联系现实,“辞令褒贬”“导扬讽喻”。

二是强调古文创作还应尊重文学自身规律。

三是更加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

3、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是并非单纯的文学复古运动,更多的推动了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二是散文代骈,创造了一种题材广阔、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将诗赋情韵风神以单行之气运之,形成散文,这是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最为成功之处)。

三是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直接影响到了北宋的文学革新。唐宋八大家。(将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视作一体,故不应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四是文学理论上的影响。

4、论述:韩愈散文的成就。

一是在各类文体创新上有突出贡献,以碑志作品为多,将议论、感情、技巧融于一炉,“一人一样”的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此外,还有赠序、杂记、杂说等新体,诗韵入之,抒情、记事、议论,如《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

二是韩愈古文简洁精炼、清晰流畅,富于美感与艺术表现力,在文体革新上为散文开辟了新天地。并且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的融合贯通。用辞赋之押韵对偶;题材广阔,什么都写,发挥文章功用;比喻、议论、感情;口语、古语、僻语、奇语。

四是灵活应变,适可而止,风格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5、论述:柳宗元的艺术成就。

柳之主要成就在于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寓言散文的创作。

一、人物传记。

二、山水游记。

a.为其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开拓了散文反映现实、人生的新领域,体裁独立地位。

b.愤怒、悲哀、抑郁,曲折反映了对现实世间的不满与批评,如《始得西山宴游记》。

c.“心凝形视,与万物冥合”,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景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永州八记”(名词解释)。

d.艺术上,把握事物情态,生动再现,虚实、动静转化,重于传神。但境界稍显清冷寂寞。

e.风格:骨力峭拔、色调清冷,旷境、奥境的结合对比。

三、寓言。

a.体现出柳的创作独创性。

b.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

c.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形象完整,寓意深刻。

四、总体上说,柳文沉郁凝敛、冷峻峭拔。色彩凄幽,诗意浓郁,讽喻象征。并且为平民立传、山水游记天人合一意境的创造高出韩愈。

6、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内外)。

7、晚唐讽刺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a、三十六体(名词解释)。

b、晚唐小品刺世之作,篇幅短小,批判性强,匕首、投枪,皮、陆(《笠泽丛书》)、罗隐(《谗书》)。

唐传奇、变文、俗讲。

1、名词解释:唐传奇(唐文言短篇小说,在志怪基础上,融史传、辞赋、诗歌与民间说唱为一体的新小说文体。开始为单篇作品名称,至宋始称“传奇”;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传、记的区别)。

2、唐传奇兴起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有了文化娱乐需要。二是受科举行卷之风的影响。三是受古文运动影响。四是佛道盛行。五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3、唐传奇的发展阶段。

a.兴起:志怪的过渡,张鷟《游仙窟》。

b.繁盛:单纯志怪到描摹人情,是成熟的标志。

爱情:陈玄祐《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女娃传》、元稹《莺莺传》(对后世影响较大)、蒋昉《霍小玉传》(中唐传奇压卷之作)。

c.衰落:传奇而兼志怪的集子开始出现。杜光庭《虬髯客传》(晚唐游侠小说出的代表作;“风尘三侠”:名词解释)。

4、唐传奇的意义。

一是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虚实、情节传奇与现实性、想象与艺术性等结合。

二是文言小说文体的完全独立。

三是艺术手法上的多方面的进步。语言、想象、文采、风格。

四是文体的相融,诗词歌赋入小说。

5、名词解释:变文(p181)、俗讲(p184)。

补充:

1、南开名词解释:气盛言宜(出处、含义、与孟子的联系、作用)。

2、南开名词解释:不平则鸣。

3、南开:简述韩柳古文思想之异同。

4、南开:鲁迅先生为何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比之志怪小说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注重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

一是答一下唐传奇的名词解释(总),简单介绍下三个时期重要作品。

二是运用虚构手法。

三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了人物形象。

四是唐传奇的地位影响。

5、论述:韩柳在散文文体上的开拓。

一是理论指导实践。

二是形式自由,突破传统,扩大了散文功用。

三是诗化的情感。

四是艺术的成熟:骈散交融。

五是创新,散文创作新天地。

二十四、唐至宋代词。

1、名词解释:《云谣集杂曲子》(p186,敦煌曲子词、唐末、反映早期民间词的感情与风格);“诗余”(词:音乐、诗歌);《花间集》、花间词派(p193)、花间鼻祖、温韦。

2、简述:唐五代词发展概况(民间词——文人词——士大夫之词)。

a、初唐出现民间曲子词,主要是敦煌曲子词,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大多出自民间。

b、中唐,文人词普遍,占据一定地位。学习民间,形式较短小,显得清新、明朗、活泼,题材广泛。如张志和《渔夫》、韦应物《调笑令》,刘白的民歌风味更加明显,如《忆江南》。这一阶段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无专门作词者,较多以诗法作词,有绝句风格。

c、晚唐是词体手法、风格的定型时期,内容发生变化,民间词特点渐失。追求藻饰,香艳、纯情、唯美,“词为艳科”,这一时期代表作家有温庭筠、韦庄。《花间集》最早的文人词集诞生于这一时期。

a.温庭筠(飞卿)。

一是“花间鼻祖”,诗与李商隐为唯美诗风的代表,晚唐第一大词人,“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晚唐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二是词人之词,营造深美闳约的意境,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三是其词以静态描绘代替抒情,着力于细节,装饰,暗示手法,意象跳跃,效果含蓄。

四是在开创词境,出诗变词,注重文辞声律,却有不为辞藻所累的自然之作。如《更漏子》。

b.韦庄(端己)。

一是韦庄(端己)以词名世,“温韦”(名词解释),但风格不同于温飞卿,端己词疏朗、显直。

二是(飞卿开词为艳科,注重藻饰,浓艳见长),端己词则是对民间抒情词加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

三是其词以抒情为主,比较直接,主观,风格自然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

四是在成就上,韦庄将民间词的抒情带到文人词中来。写法上大力运用白描,摒除香艳气息,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l温韦词异同对比,简单而言:

温含蓄客观,韦直接主观。

温深美闳约,浓艳唯美;韦直抒胸臆,自然清丽。

温意象温柔,韦分明叙述。

温韦两人在“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d、五代以《花间》分前后,后期词以南唐为中心,代表词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正中,《阳春词》)。多重抒怀,疏淡、深厚,雅致。这一时期词开始表现人生遭际等真情实感,曲调清雅,声情谐和,“伶工”到“士大夫”的重大转变。词成为了抒情诗创作,对宋词产生重大影响。

a、冯正中:着力表现者,非情事的直接描述,是雅致优美的意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胃口,花间转向士大夫的重要枢纽。代表作有《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b、李璟(伯玉,《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c、李煜(重光)。

一是大作家应有的遭遇,前后期生活的强烈反差。阅历虽浅,但不失赤子之心,创作虽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宫廷享乐、离愁别绪、亡国悲痛。

二是他的早期作品沉溺声色,纵情逸乐,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真切率直。

三是重光后期词已由对外界事物的描绘转入内心情感的表白,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最感人的篇章是亡国悲痛之作,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四是艺术上,其后期词,白描写极度悲痛,旧事新境,时空跨度大,引发联想,感情容量大,又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引起共鸣。

l推荐阅读叶嘉莹先生《论温韦冯李四家词》。

3、晏殊(叔同、元献,《珠玉词》)。

一是宋初词坛影响最大,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主要以词名世、专攻令词。

二是“富贵词人”,消遣,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节制:富贵而不鄙俗,艳情而不纤佻,情之深厚转化为理之深远,哲思化的倾向。如“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三是善于营造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闲雅的无可奈何情调,些许敏感而旷达的惆怅。

四是语言明净雅致、构思曲折精巧,表达了对人生的眷恋之情。

4、欧阳修(永叔)。

一是尚未脱艳词传统,上承五代南唐,下开东坡疏隽与少游深婉。

二是风格多元,主要是深婉含蓄和清新疏隽。并将人生感受写进词中,提升了格调与扩展题材。如《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

三是赏玩的兴趣使其词显示出豪放之气,将诗词的抒情功能等同,欧词开风气之先。

四是也写情词艳曲,或细致,或泼辣。其作品中,小令、慢词;文人之雅与世人之俗,手法多样。

5、柳永(三变、耆卿、柳屯田,《乐章集》)。

一是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大变,教坊新声、歌谣俚曲制作长调慢词(名词解释:柳永是慢词体制的开创者,p298)。

二是创体创调密切关联,柳永慢词多用新调。(词的体制至柳始备)。

柳词以俚俗色彩著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俗与雅词分庭抗礼,题材内容描写城市生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歌妓(带有才子佳人的情调,追求灵肉统一),如《倾怀》,其写法开古代市民文学先声。

三是柳词亦有雅处。一是以赋为词,融合曲辞与辞赋长处,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发挥慢词铺叙之长,扩大了词的言情空间;二是羁旅新行役词不减唐人高处,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6、苏轼。

以诗为词:将词家“言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

l“以诗为词”的意义:一是突破“词为艳科”,士大夫化;二是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三是并非简单地视为诗词合流。

扩大词境:走向现实,面向社会。

采用词题小序交代所写的内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风格多样,不能以豪放囊括。

北宋亡后,分为南北二派。

7、秦观(少游、《淮海集》)。

晏欧“诗庄词媚”之格局至秦观登峰造极,婉约。

寄情深微,造语精巧,重返花间的倾向,突出男女情事,变病态描写为真情歌颂,如《鹊桥仙》(纤云弄巧)。

“专主情致”,融合小令慢词形成。但非一般的离愁别绪,气格与东坡相近。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踏莎行》(雾失楼台)。

抓住词体特质,抒情为主,情景兼胜。

8、周邦彦(美成,《清真》)。

北宋词之集大成者:

一是词调搜求、审定、考证,有集成创制之功。

二是写法上体物言情,描绘工巧,融化诗句,练字妥帖。

三是创作风格的集大成,总结。

慢词:知音律、备法度、风格醇雅。

一是发展柳永以赋为词手法,兼取各家词风,典雅工丽。

二是题材与柳词相似。

三是成就于咏物与羁旅行役词。如《六丑·中吕·落花》。

四是以思力安排取胜,将情节化引入,慢词之中。

五是语言流畅、声韵悠长,四声入词,浑厚和雅。

六是影响于姜夔、吴文英的词创作,一是骚雅清空,二是丽密质实。

10、李清照(易安、《漱玉集》)。

一是理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名词解释),创为“易安体”(名词解释,并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

二是前期女性,后期感伤情绪。

三是寻常语度入音律,语言流畅,善用白描,化俗为雅,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11、辛弃疾(幼安、稼轩,《稼轩长短句》,今人邓广铭先生有《稼轩词编年笺注》)。

一是生平思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首先是个战士,其次是位文人。

二是题材内容:英雄、农村、艳情、咏春。

其英雄词写爱国情怀,显英雄本色,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其农村词构成清新朴素的词格,扩大表现范围,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其现实生活中实有牢骚语,如“味无味处求吾乐,猜不猜建国此生”。

其咏春词六十余首,婉约妩媚,表明辛之才能,寓刚于柔,如《祝英台令·晚春》。

其艳情词并非一味地艳情,而显得情致凄切、率真质朴,如《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三是艺术成就:

以文、赋、经、子、诗为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创新精神。

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为两宋词人不能比。

“稼轩体”(名词解释):豪放格调出之(词境开拓),却不是温婉本色(词体特点)。

语言运用自如,效各体,用各种语言,民间口语,形成“深雄雅健”的语言风格。又善用典故。

12、姜夔(尧章、白石,《白石道人歌曲》,今人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一是生平落寞,布衣终身,流浪江湖。

二是其次往往清越高旷,摆脱轻浮,作冷处理。如《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情调伤感,无热烈语。

三是以表现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志趣为主,追求言外之意,不执泥于物,故“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家国情怀,开拓了婉约词的表现。

四是“清空”为风格:清雅的人品、清刚的笔法、清虚的情韵,如《扬州慢》(淮左名都);“骚雅”可理解为风格的材料,诗骚比兴、以江西诗法入词,清刚瘦硬。写法上单行散句,用宋调铸辞,是其新创造。

五是可说是豪放、婉约、清雅之刚柔并济之清雅派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姜精通音律,取法美成,而别成一派,影响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直到清代浙派词人。

13、吴文英(君特、梦窗)。

一是清真词的继承者,而转向质实一路。

二是“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时空跳跃,意识流。如《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

三是内容为酬酢赠答(人品受到争议)、哀时伤世、忆旧悼亡之词。早年模拟花间、柳永,但后来情词移情于物,外延广泛,语言痴迷,有如梦幻。

四是艺术上讲究用事、修饰,语言打破正常语序,显得深幽密丽,好用僻典。有晦涩堆垛之嫌。

14、了解辛派词人(名词解释,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陆游(兼具激昂雄快、清逸流丽)、王沂孙咏物之词(社交性、喻托性的双重性质)、周密、张炎(《词源》p368)、蒋捷以及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词人。

宋词补充。

1、名词解释:《白石道人歌曲》(对词律研究的重要意义);“七宝楼台”(出处张炎《词源》);“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对东坡词创作特点的描述)。

2、南开简答:简述唐五代词的发展历程。

早期民间词与文人词——花间词——南唐词。

3、谈谈梦窗词的主要特征49。

4、北大:谈谈宋代以赋为词。

柳永、美成——稼轩——姜夔、梦窗。

5、简要评述稼轩词63。

6、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慢、开拓、赋、雅俗。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三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四

(一)。

简介:

《中国文化史导论》,作者钱穆。本书以文明、文化两辞为主干,以时间、空间为轴心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亦不乏中、西两方文化的对比。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国内征战不休,民心惶惶,随着外来势力一同入侵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极度低落或许也是钱老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五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六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

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

(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谭玲艳李国俊作者单位:大庆石油学院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刊名:大庆社会科学英文刊名:daqingsocial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221关键词: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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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八

第1课孔子与老子

【典型例题】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a启发诱导b因材施教c学习思考相结合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b《礼经》c《论语》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无类d诲人不倦c

a有教无类b因材施教c温故知新d择优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九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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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郁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等哲学基础,并在古人们的心理、意识、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文章旨在通过对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趣味特质。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本文择以审美趣味视阈,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从意识形态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无疑是一切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而如果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美学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观点,即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与人有着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张扬,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而作为美学范畴,“天”与“人”所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原与审美的归宿问题。“天”在古人看来即是“人”及万物的本原与归宿,因此,对于美来说,也是其本原以及审美的归宿。中国古代美学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所不适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现美的过程中也总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

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善”指的是对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价值。与伦理学上所讲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人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功利价值(即对人有用有益),还有各种社会事物的功利价值(即是否与人类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将“善”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也为其美学理论打上了鲜明的伦理烙印。据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这里,“美”即是对美的形式的最高评价,而“善”则是对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的最高评价。在孔子对“美”与“善”的论断中,他提倡的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不仅把“善”和“美”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同样,孟子的“充实之谓美”里的“充实”也是指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这就是一种美。荀子也曾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在这里的美就是善。总之,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审美感的一致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接受某种伦理道德原则,既非受法律的强制,也并非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这就使古代美学在艺术上对情感的表现更为关注。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古老命题,其中就阐明了艺术是情感表现的萌芽,之后又通过《乐记》《毛诗序》及其他着作得以明确和具体的发挥。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情”与“理”相统一。古代美学认为真正的艺术无一不是真实无伪地体现了灌注于个体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离,应融为一体。因而古人日:“言,心声也;画,心画也”。以画竹为例,西方画竹,往往只画出竹本身的特点,把竹画得维妙维肖即可;可是竹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则不然,它更强调要在运笔中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国画中的笔墨不仅是气韵的表现,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境界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统一”两个观点之上的。“美善统一”的观念中,虽然儒道两家在关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争执,但最终都遵从“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达到此境界的途径以及对其意义与价值上的理解。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学中,如果达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源头,而从中分流出“美善统一”、“情理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几股纯朴的如清流般的观念。也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成就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

“趣”与“味”,二字的解释在古代颇多。

先说什么是“趣”。有解释为意旨、意味。《列子·汤问》中有“曲每奏,钟之期辄穷其乐”。“趣”不单单用在音乐上,而且还运用在绘画上。顾恺之在论画时,评《孙武》像为“古趣神奇”,又评《醉客》像为“变趣佳作”。还有说为兴会、兴趣,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有“恒恐八辈觉,损其快乐之趣”。可见在古代,“趣”就与艺术和人的心情有了紧密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一

主要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

人力资源财务审计的总目标是人力资源财务报告或财务报告中与人力资源有关信息的公允性,人力资源合法性审计的总目标是与人力资源有关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的总目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益性。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二

人力资源绩效审计贯穿于人力资源投入、运行和产出的整个过程之中,主要有:

一是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决策依据。通过对人力资源价值绩效进行审计,可以使管理者了解到人力资源上已经花费和将要花费的支出和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为企业关于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使用和开发等决策提供依据。

二是为计算人力资源的报酬提供价值参考,人力资源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依据是人力资源价值,根据人力资源在企业产出中的贡献大小决定人力资源的收益。

三是从员工和直线主管那里获得对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反馈,发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足及影响工作绩效的组织系统因素和员工个人因素,帮助人力资源部门在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时改进职能和角色,有利于提高管理者与全体员工的综合能力。

四是通过绩效管理有利于协调部门关系和员工关系,打造出高绩效的组织团队。

二、目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人力资源审计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二,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热衷于挖人才,节省开发成本,不愿在开发、提升员工素质方面投入资金,注重短期目标实现,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的长远战略规划。

其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1)理论定位缺乏可操作性;(2)审计实务缺乏推动力人力资源审计未能广泛开展,主要还是由于缺乏需求和动力,而缺乏需求和动力的主要原因是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地位的认识不足;(3)缺乏专业审计人员现阶段国内外并没有专业的人力资源审计人员资格认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虽然与人力资源审计人员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高质量的资格认证可以保证获得者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源管理素质。

应该采取的对策有:政府早日开展并完善人力资源审计,从法规、准则的制定到实务上积极推动人力资源审计的发展,以保证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管理,有效规划和利用。审计人员应以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管理理论或模型,例如人力资源指数,作为评价的主要工具,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及同业广为赞扬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定量指标为主,辅以定性指标,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做出适当的评价,针对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工作技能进行培训和资格认证,将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资格认证作为衡量人力资源审计人员任职资格的尺度。

参考文献

[1]李雪,陈茂芬.人力资源基本问题初探[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5).

[2]郑炜,李静.开展人力资源审计的重要性及制约因素[a].商业研究,,3.

[3]丁晖.人力资源审计与企业的发展[c].特钢技术,,3.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三

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古代山水画内向性图真转移。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1.古人对自然的看法。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2.儒、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3.老、庄的道家思想对山水画内向性的影响。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四

【点菜三规则】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

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

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

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比较关键人物,那么则要点上几个够份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最全的中国餐桌礼仪

一、座次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

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宾引座。

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

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

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你最重要的是要多做饭前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是比较重要的,这样客人也能大大领会你的预算。

况且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买单,客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作主。

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他,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而让他/她来点菜,除非是他/她主动要求。

否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你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是要让主人来点菜。

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

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

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它的什么”等等。

点菜时,一定要心中有数。

点菜时,可根据以下三个规则: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

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

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

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比较关键人物,那么则要点上几个够份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优先考虑的菜肴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请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

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那里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

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在安排菜单时,还必须考虑来宾的饮食禁忌,特别是要对主宾的饮食禁忌高度重视。

这些饮食方面的禁忌主要有四条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

国内的佛教徒少吃荤腥食品,它不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葱、蒜、韭菜、芥末等气味刺鼻的食物。

一些信奉观音的佛教徒在饮食中尤其禁吃牛肉,这点要招待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同胞时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脏病、脑血管、脉硬化、高血压和中风后遗症的人,不适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

对于这一点,在安排菜单时要兼顾。

比如,湖南省份的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

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

另外,宴请外宾时,尽量少点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会将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来,这也需要顾及到。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准吃请,在公务宴请时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餐,不准喝烈性酒。

再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

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三、吃菜

中国人一般都很讲究吃,同时也很讲究吃相。

随着职场礼仪越来越被重视,商务饭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讲究。

以下以中餐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礼有仪,得心应手。

中餐宴席进餐伊始,服务员送上的第一道湿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脸。

上龙虾、鸡、水果时,会送上一只小小水孟,其中飘着拧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饮料,而是洗手用的。

洗手时,可两手轮流沾湿指头,轻轻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

对外宾不要反复劝菜,可向对方介绍中国菜的特点,吃不吃由他。

有人喜欢向他人劝菜,甚至为对方夹菜。

外宾没这个习惯,你要是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说过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类推,参加外宾举行的宴会,也不要指望主人会反复给你让菜。

你要是等别人给自己布菜,那就只好俄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

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

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已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

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

决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象。

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莱吃,或者急忙把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莱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

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

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

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

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

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直向别人。

不要用手去嘴里乱抠。

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

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主人还没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先离席。

四、喝酒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学问讲究,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

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乎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六:端起酒杯(啤酒杯),右手扼杯,左手垫杯底,记着自己的杯子永远低于别人。

自己如果是领导,知趣点,不要放太低,不然怎么叫下面的做人?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tmd干吗要喝你的酒?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面了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五、倒茶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于商务餐桌。

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

冲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净,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难免沾上灰尘、污垢,更要细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

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

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

如果不管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人家一看到茶壶、茶杯上的斑斑污迹就反胃,怎么还愿意喝你的茶呢?现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给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热烫手,让客人一时无法端杯喝茶。

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

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

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

假如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淡茶的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胃把茶冲好。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湿。

不小心,还会烫伤自己或客人的手脚,使宾主都很难为情。

当然,也不宜倒得太少。

倘若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会使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

再次,端茶要得法。

按照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只要两手不残废,都是用双手给客人端茶的。

但是,现在有的年青人不懂得这个规矩,用一只手把茶递给客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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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五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3、毛义玲.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文学教育,2007,(10).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论文篇十六

一古代文学的历史还原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二)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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