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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houseof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
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
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
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
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
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二
中和哲学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提出的重要哲学思想.中和由“中”与“和”两个词构成,这两个词各有多种含义.先看“中”.中有多种意义,与中和有关的含义有四:一是中间、内里,如居中、国中、城中等.尸子卷下:“荣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二是中央.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三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如适中、折中.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四是正、中正.书・大禹谟:“允执厥中.”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贾公彦疏:“使得中正也.”再看“和”.和亦有多种意义,与中和有关的有三:一是不同因素、事物的和谐、统一.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作者：张为民作者单位：济南大学,山东,济南,250002刊名：理论学刊pku英文刊名：theoryjournal年，卷(期)：”“(3)分类号：b2关键词：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三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
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
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
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
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
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
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
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
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四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教育学传统问题解析。
研究马克思教育学能够深化对人的本质和发展理论的探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社会价值取向正确以及全面推荐你认得发展.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育学中必须要从马克思教育学整体入手,把这个理论与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1.传统的马克思教育学研究意义。
研究教育学是从哲学角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入手的,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人的本质开始入手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是以人为本质的.对于马克思教育学它的哲学效应更高,它能够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强调认识自然世界的产物,也能够改变自然世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对教育学有新的认识.不断的研究能够拓展方向,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第一,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中,也能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正义.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教育的转型阶段,从以往的应试教育转型到素质教育,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教育学林论对教育部公平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根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公的现象.并且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的改变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的完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
第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深埋藏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中,一定要坚定人才培养,正确树立马克思教育学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目标.
第三,马克思的教育学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相结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这样就过于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其中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这种教育学思想就与当代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了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2.马克思教育学是改善大学教育的根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国民素质这方面,这样要提高国家实力就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这样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从小学、中学、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大学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实践.发展他们与社会联系,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发展学生综合实践的能力是进行教育改革最根本的表现.
3.大学教育存在问题。
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在遵守马克思教育学规律时缺乏一定的自觉性,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教学学理论进行研究,但是没有得出很好的了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了马克思教育学与整个马克思理论整体的关系.忽视马克思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导向.这些是教育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速度非常慢,这与主张利用马克思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进程和教育发展不能够结合.根据一些书店的调查,目前只有一本书解释了以上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的教育学不是课本里边的抽象理论,他能够有效的通过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在当下马克思教育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教育学的关注度不高.同样也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这就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只是从概念逻辑进行分析,甚至用现代西方教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这不符合马克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资料很少,这样就不能够完整的研究.就会造成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这样虽然,这个问题的价值论和认识论有一点相符.但是更多方面是孤立了教育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特点,这种单一性非常不可取,要从整个社会中入手,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更完整性.
4.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问题解决办法。
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价值论和认识论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研究来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的状况.应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讨论人实现价值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的价值,忽视人的个性发这两方面,只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利于人在社会中发挥,不能偏向于哪个价值论和认识论,这样就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起重工的应用.
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进行研究,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出发.马克思教育学理论把整个教育改革比喻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改革,这样就包括了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方方面面.要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大的范围去了解这个教育学理论,另外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够改善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中,要把这个理论与整体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这样能够更深层次的研究,得到更深刻的理论.教育学理论关系到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应用这个教育学理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要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
参考文献。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五
摘要：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着许多高度的契合点。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是不可不面对的一部分，中国哲学是理解中国人内在精神的一面镜子；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外来文化要植入中国，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赖以生根的沃土，所以，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
根据其产生和存在的地域不同，可以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根据其学派的不同，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种哲学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以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与中国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长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有着多方面的高度契合。因此，合理地阐释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给予了中国传统哲学深刻的改造，使得传统的文化因素、哲学因素都注入了充满活力的有机内容。
首先，在中国哲学中，我们所运用的确立本体观念的策略，对于解决“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何以是可能的”理由，提供了有益资源。中国哲学在建立哲学本体论的过程中，所遵循的是一个直觉与逻辑相统一、知识与境界相统一的策略论原则。掌握了其策略论原则可以适当地防止不可知论、相对主义等的发生。因此，正确地认识确立本体观念的策略和掌握其相应的策略论原则是中国哲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其次，中国哲学中所阐述的人性论思想对当今我们正确认识与把握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指向作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东西方人，在对人性论思想上的理解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基于“人性论预设”的差异。
以心作为本体。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气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它突显出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的整体化和系统化的这一特征。这一特质在中国哲学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哲学中常常把本体概念视为“虚位”概念；二是将本体理解为是相互包含、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的不同方面的整体实在性。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循序渐进地融入中国哲学的体系中，成为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武器，拥有了能够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推动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真理。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着相互整合的“整合点”，有着相融和相通之处。具体表现为：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传统朴素唯物论有相通之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线，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要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一元论”指出，气是物质世界的本源，是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进一步表明物质的多样性，当然“气一元论”并不完善，但也为朴素唯物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契合之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及其策略论等的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也同样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理论传统。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再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的相融之处。辩证法的思想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客观性，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一直延续至今为我们所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思想中，同样也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在描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事物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矛盾规律的总结、质量互变规律的反映，等等，这些辩证法思想都充分展现中国哲学在古代中所呈现的优秀资源。
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经验总结，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资源，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有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1]王守常，张翼星，陈岸瑛，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六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七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陆国家，原始时期人与人之间组成部落共同生活，食物是当时人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并且围绕生存展开他们的思想。
后来劳作耕种为其提供了食物的来源，逐渐的中国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人们的思想也受到了这一因素影响，对于农业极其重视，因而土地成为了争夺的对象。
家族制度也逐步产生，以血缘为纽带，有了老幼尊卑。
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从而衍生到了很多方面，同时也促使了儒家学说的产生。
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人民对于农的渴望和灵感。
可见农业对于人们的影响之大。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极为活跃的阶段，随着周王朝统治的失效，原本官师不分的局面就此打破，官吏丧失了职位，流散各地，以私人身份开始教学，从而产生了各个学派。
后来先后有两位历史学家司马谈和刘歆对各家进行了分类，司马谈将各家分为六个学派，刘歆则将其分为十家，其中主要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
两位对于各家门人的出身也做出了论断，但又各有各的欠缺之处。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理论，司马谈所说的“六家”思想，是从六种不同的人之中产生的。
套用刘歆的话：儒家的人多处于文士。
墨家的人多为武士。
道家的人多为隐者。
名家的人多为辩者。
阴阳家的人多为方士。
法家的人多为法术之士，这些人所建立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自的阶级。
首先，儒家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先秦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孔子与孟子，之后便是荀子。
前面已经说过了各家的起源，周王朝统治失效，官、师分离，私学兴起。
孔子（孔丘）便是私学中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一书之中，实为他与弟子们的对话，由其学生记录搜集成书。
孔子之后的下一位较为重要的哲学家便是墨子。
按照书中的分类，墨家主要源出于侠士，他们是周天子时期，在军事方面为诸侯国出谋划策的能人。
其思想主要记录在《墨子》一书当中。
与此同时，墨子也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他想将传统的制度与孔子学说一起否决掉。
据《论语》所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传授其学说时期，曾遇到一些“避世”的隐者，他们多为个人主义者，并且认为孔子的学说没有太大用处，道家便是由这些人所创立的，这些隐者要为自己的隐居赋予内在的含义，因此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以此来支撑他们隐世的原因。
法家则是由一群法术之士所创建的，他们在先秦时期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治理大国的法术的，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代表着法家的顶峰。
以上便是各家的起源和代表人物。
就这样先秦时期产生的各家思想，在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与争论中不断发展，有的学说就此没落，而有些学说则吸收融合了其他思想得以保留。
二、法家的衰退与思想的延续。
法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他们在先秦时期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治理大国的法术的，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代表着法家的顶峰。
在他之前，法家已经有了三个派别，一派以慎为首，他以“势”作为政治和治术的最重要的因素。
另一派以申不害为首，他则强调“术”。
还有一派以商鞅为首，最重视“法”。
韩非则认为三者缺一不可。
在治国之道方面，法家提出见解，君主可以势立法，以此来统治百姓，再用术来驱使他人，让别人替其做事，自己保持无为而无不为。
法家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为统治者所采纳，到了秦王朝更是步入了巅峰，秦王为了保住刚刚打下来的江山、统一的中国，采取强硬的统治措施，重视法律，对于违反法规的人更是严惩不贷，近乎到了残忍的地步。
甚至焚书坑儒，试图以法家思想为首位，统一中国思想，走向了一个法治的极端。
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法家可谓是独尊。
但是人们在这样残酷的政治压迫中，难以生存，从而引发了起义，秦王朝的統治顷刻覆灭，改朝换代。
法家也受到牵连，为人民以及后来的汉代统治者所冷落。
与此同时，儒家以其温和的思想再次兴起。
汉代开始，法家思想已不再适用，所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应时代的需要推崇儒家，甚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走上顶峰。
而此时的儒家已经发生了变化，受到了其他学说的影响，尤其是阴阳家，董仲舒要为当时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根据，因而把阴阳家的天人学说以及形上学的根据与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在一起，以此维护汉帝王的统治。
所谓盛极而衰，汉朝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退出了舞台，中国陷入了魏晋南北朝的频繁战争之中，人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说研读儒学经典，儒家日渐失效，在这一时期转而代替它的则是道家思想，佛教（禅宗对后来儒家影响深远）也逐渐传入。
直到隋唐又统一各国，儒家才再次兴起。
这一时期再次兴起的儒家，已不再是以往时期的摸样了，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
原先的典籍依旧留存，但已经难以满足这个时代的精神需求了。
随着之前道家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人们的兴趣点也发生了转变，更加倾向于形而上学、超道德价值亦或性命之学等问题。
因而儒家经典如《论语》、《中庸》、《易经》等都需要新的解释和发挥，以此解决新时代的需求与问题，从而我们称之为“新儒家”。
三、结语。
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途中闪烁过各种不同的王朝。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有其哲学思想，而在这百家当中，仅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少数几家越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留存在我们的映像之中。
要说这是偶然，我不相信。
在我的想法里，这几家的学说思想，或多或少顺应了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的需要。
因此王朝的统治者、政治家们才会去宣扬它，人们作为这些思想的发声者和承受者才会将它传递下去。
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些学说之所以产生，并且得以发展亦或渐渐没落，都是因为它们满足各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政治乃至社会环境的需要，它们或多或少的能够满足人们心灵的慰藉，巩固政权的统治，维护社会的安定。
反之，未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学说，则逐渐衰弱。
例如，在秦王朝时期，法家思想对于维护政权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一时兴盛至极。
然而，秦王运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过于残暴，导致人民起义，秦王朝很快覆灭，法家思想也因此做了替罪羔羊，走向了下坡路。
汉代的初期，较为温和的儒家思想则由于法家的没落获得机会再次兴起，因为这样的儒家思想为当时的百姓、政治集团所需要，有利于统治，所以他们才会去推行乃至宣扬。
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学说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王朝更替、时代变迁、思想变换中艰难前行的。
儒道两家的思想在这场时间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主要的两大哲学体系。
儒学中对于“仁”的推崇，以及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
道家则破出了这套伦理体系，给了人们另一种思想模式的选择，并和佛教一起，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亦或是一种交融合流。
儒道两家在这段时而动荡，时而稳定的历史当中，对于人民和统治者来说都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们既是人们思想的集成体现，也是统治者手中牵引的绳索，这也便成了它们留存的原因。
与此同时，法、墨、阴阳等各家也在历史中起到了各自的作用，法家思想蕴含在法律制度当中，伴随我们左右；墨家虽然偏向功利，但也正是人性的多面体现，难以避免；阴阳家的五行八卦、鬼怪轶事，或是寓意深刻，或是蛊惑人心，总有个中道理。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八
近年世界其他国家出现的反社会运动、社会不平等、网络运动等事件导致社会紧张，重新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以提升青年的参与意识与能力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并深深地嵌入到其他国家学校教育教学过程和政策设计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自身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优势，寻找新的生长点，才能有效地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政治准则和要求对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影响促进学生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笔者从哲学的道思维、文化思维、公私思维和方法思维四个层面，深层次剖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和特点。
一、“道”中育人，德智契合。
与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德智分离不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资源源远流长，贯穿古今教育全过程。《中庸》开篇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以来，就十分重视借助”道“理念对自身本质的把握并指导方法的采用。所谓”道“中育人，是遵循大自然的法则和宇宙运行之规律，基于政治道德观念的习染和价值性知识的传承规律，依据万物之性，解除人性之障碍，帮助学生自我实现，达到明道、知道和行道而完成成人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教育实践中，修”道“涵盖政治、价值、道德、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起着激励、引导、预测方面的功能。这也使得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天然地包含在政治、教育、伦理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分合并进过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道德教化思想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重教化理论的阐述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轻教化理论自身的论证和检验的特点。这虽然造成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缓慢，但也造就了政治道德培养与智力培养的整合的天然而成，发挥了强大的政治道德培养功能，形成了人们深刻的价值判断力。
我国在继承和发扬已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1984年创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独有的学科特点。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正式确立。在这个文件中，明确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下属的六个二级学科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培养目标、学科研究范围和课程设置以及相关学科。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成形，从哲学上而言，就是要形成自身的科学性知识形态及系统化的理性认识结构，有一整套自身的科学概念和范畴。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来源，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科学劳动而汇集的知识总和就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
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德智契合的，是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延续中华道德思维的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势，独立设计了自身的学科知识体系，又通过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渗透价值性知识而发挥教育功效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体现我国政治优势，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有着特有的研究对象、领域和范式，具有科学性；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体现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统_。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核心内容，培养学生学习和钻研马克主义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青年现实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坚定青年的政治立场、方向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也就是“高扬科学精神，以科学规范和方法去认识、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的学科，既体现在其智育价值上，更体现在其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上。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被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知识性服从、服务于其意识形态性，以促进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旨归，否则就会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在我国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既注重牢牢占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阵地，又注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提升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和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德智统合，需要探索研究型教学理念，培养问题意识、双主体意识、探讨意识、开放意识、能力培养意识五种意识。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在于解决教书与育人的脱节问题和学生知与行脱节的问题，让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教育本质，实现知识、能力与价值观培养三者的有机统一。
因此，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智德契合的，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跨学科性特点决定的。”道“中育人的传统造就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既与其他智力学科存在部分教育内容交叉，又引入了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其他学科内容,还借鉴、移植教育学、数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某些理论方法。
二、以”文“化人，人格涵养。
与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神学文化特质不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深深地扎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之中，它的内容和形式都附带着深深的文化印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形式，也彰显出我国的文化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宏大叙事，又是个体关怀；既是意识形态灌输，又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从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来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以礼化俗“,教人行”中道“,提倡政治道德习惯的养成，幸福生活的习染。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以”积极入世“为其教育哲学。不管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观，都反映了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世俗性文化属性。法家、纵横家的治世方式更是彰显中国人的积极入世精神。
”理性贵于一切“的思想成就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人至上的思想。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彰显人的价值、重视人格的养成成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一大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或者说，我们要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大都可以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找到深厚的渊源。以传统文化教育为契机，促进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从传统民间文化来看，中国人信仰的不只是在神圣世界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神，还重视从人世间挑选出杰出代表作为自己喜爱的神灵。中国民间虽然有敬畏鬼神、信奉宗教之习俗，但对鬼神的崇拜、敬畏掺杂着功利动机。民众世俗神的文化观念直接影响民间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国家与宗教机构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政策，使得现代中国人延续和强化了世俗性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的大众化实践正是这一文化的现实诉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就是要传统优秀文化内容及其方法的现代运用，结合时代需要和主体诉求，创新性地诠释和转化传统官方和民间教育两种资源，丰富当前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健全人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得到弘扬，是一种主流的革命教育文化，在实践上逐渐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目标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共舞，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文化因素使得人的环境要素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它与社会环境的其他子系统一起构成实践活动的基础，而且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中形成双向建构的”文化力“。社会文化浸润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不同个体和群体中输入、传播、输出和反馈，逐渐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政治和道德素质。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是自觉建构社会文化场域，融入人的交往实践，激发社会的创新和活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能合理引导人不断超越当下物化的、异化的、对象化的束缚，趋向更为理想的、可能的、无序丰富的精神家园。
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社会、个人和他人、主我和客我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实践中产生、发展。而这些关系的调节与理顺涵养出明德守法的公民，既需要软约束的道德文化，又需要硬约束的法治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与实践来调节各类社会关系，逐步实现人格培养与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相适应相协调，还采用社会学、科技哲学、法学的方法开展研究，推进学生人格培养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进程。基于哲学探究，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宗旨在于提高青年人的`精神境界，帮助青年加深对生命的正确理解，涵养健全人格，实现自我发展，达到成人目的。
因此，从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从主流文化到民间文化，都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他们都重视人们关系的协调，强调以”文“化人，以正面人生发展为切入点，主张修身成仁，涵养人格，塑造人的理想信念。
三、己立”群“中，公私交融。
与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以追求个人至上的目的不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中蕴含深厚的集体主义追求。为了能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必然要追问其研究对象的价值目标，更离不开对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探究，离不开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区分。回溯华夏文明的源头，家庭教化的公私交融特点明显。西周正式提出”有孝有德“的道德纲领，确认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的基本道德规范。在深厚的家族观念传统影响中，中国人传承了家族观念，孕育着朦胧的群观念。真正意义的公共观念，是随着国家的建立而得到确立的。从”公“一字的字面意思看，它刚开始指场域、政府，后来演变为公共事务和政府责任，实体意义与政治意义兼备。”公“观念受到家天下思想的制约，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社会成员的修身基础上的公德培养、公共规范建构，较少涉及公共生活的提升。宗法社会中家即国、国即家、公私不分，导致中国传统公私关系的层次不清，时常发生群被己代替或己被群遮蔽，但是不可否认家庭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群的价值在民族危机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在政治教化领域，中国人提倡天下为公、公为立国之本、大公无私、崇公抑私。
集体，又有个别意义上的集体；集体主义中的”集体“应当体现全体成员的利益和意志；集体主义中的”集体“应当是真实的集体。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的公私要求进行层次划分，主要分为对优秀者的高义务和低权利，对中等要求者的中义务和中权利，对普通群众的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的三种类型。在这一阶段，群的观念、公的观念被集体的观念取代，具有了阶级性。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私“不是私人利益，而是指私人领域与个人利益。
要深入把握集体的本质，即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特点，必须以看得见的利益为突破口，即要从学科对利益关系的调节功能和学科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思想政治教育为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实现和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积极引导，也正视并积极应对市场经济自发性滋生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的挑战[。在现代社会价值多样多元多变的背景下,公私关系通过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分化。社会利益种类多样表现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部分利益与整体利益、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等。从动因与根源，从客观依据与现实需要来认识，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核心范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分化加剧，群体矛盾凸显，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趋于明显，公德教育缺失，挑战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随着社会公共领域向网络空间拓展，人们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网络化，公私关系、群己关系出现了新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公私领域的研究，才能更有效治理网络空间，澄清价值误区，引导网络舆论和青年价值取向。因此，在群己关系分化基础上发展的公私观，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于新型公私关系，要加强公私德教育的整合、思想道德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的整合、道德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的整合，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中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
四、显”隐“互补，重视灌输。
与西方关注”道德是否可教“不同，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直接指向”如何教、教什么“的问题。正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巨大惯性作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非常重视灌输，同时强化内在修养与外在塑造的协调。《说文解字》对教育进行解释，提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做”善“也。这就是说，古代教育是从上向下施加影响，从而外烁人格,形成”向善“道德人格。古代非常重视礼的社会规约功能，《周礼》记载了”以礼正俗"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一套系统的德目文本来开展的，既有《诗》《书》《礼》《易》《春秋》等正规教材，又有《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家训》等各类通俗读物，还有法治实践产生的无形教化影响。在理念与实践上，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走德目主义路线，在历史长河中承担着教化人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所谓德目主义，就是国家以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为基本内容，以道德条目为中心编制教材，开设特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并配备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引导学生认识、认同政治道德品质的一种直接的教育形式。这条路线的显著特质之一就是教育灌输。在方法上，主要有教化与修身两类，分别着重倾向人格修炼和道德体验。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之教、环境陶冶、践履笃行都是教化的方法，而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和积善成德则为修身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灌输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逐渐显现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列宁认为，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一种教育不是由外向内的注入，没有一种教育不是以相对确定的真理性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话语体系中的灌输，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内容，以启发与引导为方法，以促进工人阶级自觉为意图并以人的自主发展为结果的理论教育活动。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由国家统_规定，由教育部统一规划大纲、教材、课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设置强调原理、概念的输入，教材强调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马克思主义需要灌输与研究型教育理念，这里的灌输绝不等于注入式教育，而是全面发挥学生主动性上的自我思考，这里的研究型教育是符合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灌输才是有效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重视启动其他隐性的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唤起学生情感，通过情感导航态度，态度最终影响行为。或者说，为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验教育，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找准学生的需求点、激发学生的兴趣点；同时还要着力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学生喜爱、教学效果好的青年教师，发挥身教示范的作用，加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有效转换。在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既要传授理论知识，又要在教育内容与形式方面自觉挖掘人格教育资源进行施教，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途径的合力作用，把握力往何处去的问题，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方法是教育者通过受教育者直接外显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而发生影响的方式与过程；隐性教育方法是教育者通过受教育者间接内隐的非特定的心理活动而发生影响的方式，教育者以隐性课程、文化传统和环境情境为介质引导受教育者体验、分享有益于个体身心、个性全面发展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以解决学生实际问题为重点，采用具有层次性、通俗性的教育方法，比如说理疏导、典型示范、正面启发、社会实践、行为训练和网络监管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效果的前提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种统一具体表现为同一性、兼容性、互补性，这要求教育内容要实现时代性、对象性和政治性有机统一，教育形式要实现时效性、对象性和生动性有机统一。
总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现实境遇出发，深层次梳理与剖析其内在规律与特色，这也是其永葆活力和学科基业长青的前提与基础，是学人学科自信生发的重要条件。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九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
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
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
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
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
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
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
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
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
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
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
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
摘要:作为近代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之间存在的关联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探讨的焦点。从哲学的概念来看，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人类思维解决的是理论哲学的问题，而人类存在本身解决的是实践哲学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身体问题”作为现象学的首要课题，并且认为身体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根本，是研究哲学问题的根本，随之诞生的“身体哲学”“肉身哲学”成为英美哲学的主要范式。人的身体是直观接受和感触世界存在的媒体，基于“身体哲学”研究大学体育训练的开展价值，对科学提高大学生体育训练的成效有着重要价值。
人的存在是哲学研究的基础，阿基米德曾说:“哲学的诞生源自于人类对一个现象或一个事物感到好奇，感受于这种好奇的无解，人类认识到自身的无知，因而为了摆脱这种无知而进行了哲学思考。”这里的哲学思考产生于人类的思维，通过思维去实现对好奇事物或现象的思考，主要强调了人类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然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身体哲学”(也被称为“肉身哲学”)则更多关注人的身体作为一种哲学存在的作用和价值。
客观上看，人的身体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上的，是人与世界万事万物发生感知的唯一媒介，至于有些学说提到的“人的精神可以游离于身体之外”这样的论点，目前尚未有科学的认证。因此，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们认为身体的腐朽将终断人与世界的连接，人的发展本身是以人体的发展为根基，人的思维也随着人体的不断生长发育而变得丰富和多元，如此可见人的身体存在对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意义。体育锻炼，是人类发自身心对自然世界产生的需要和冲动，“生命在于运动”也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客观世界必须要参与运动以维持身体与意识的互动，以此追求身体机能的日渐强大，从而以身体为媒介探究更多关乎生命、生存和平衡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体育训练，人类还可以追求生命的延续、维持健康的状态，因此体育训练对于人类身体而言是一种忠诚、可靠的存在。从“身体哲学”的视角出发，科学地认识人类进行体育训练的价值，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开展体育训练，而开展体育训练能够保障人类身体健康，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而平衡人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大学生多项课程中，体育训练被称为“体育”，是任何专业大学生必须参加的课程。从哲学角度出发，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从身体哲学视野来看，体育训练既是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为了使大学生身体发展更适应社会需求而开展的系统身体训练，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帮助大学生认识。
“身体”语言学上所表述的“身体”，指的是肉身。史蒂夫帕克在《人的身体》一书中解释人的身体为人的骨骼、肌肉、皮肤、身体构造和运动组织的结合，该书对大到身体的整体概况，小到毛细血管、表皮组织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阐述，而这里所指的身体是一种狭义上的身体，并不能完全覆盖身体哲学中所指的身体内涵。身体哲学研究的范围更广，简言之，身体哲学研究的身体分为“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表面”指身体本身，即肉身;“深层”则覆盖身心发展、身体的感知和存在的意义等。［1］从“表面”来看，通过体育训练，大学生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肉身”的运动机理，体验骨骼、肌肉、神经等互相结合的运动效果，提高身体素质，维持身体与客观世界的平衡。从“深层”来看，通过体育训练，促进身体与客观世界的接触，有益于大学生身心发展，帮助其认识身体对于体育训练的需求，从而掌握身体在哲学世界中的重要价值，了解体育训练对于身体健康、生命延续的意义，感知“身心如一”的境界，达到更高的精神追求。
(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身体哲学”最初的理论认为人的身体和思维是分割对立的存在，历史上称之为“身心二元”理论，然而通过身体哲学的不断演化和发展，身体哲学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提出完全颠覆“身心二元”哲学认识的新理论，他认为“肉体”不是单纯地割裂性的存在，而是肉身加心灵的融合性存在，与中国儒家学说中“身心一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简言之就是人必须通过身体才能认识世界。大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身体机能基本已经发育健全，但心理发育仍未达到健全水平，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存在偏颇，因此通过体育训练，大学生能够用已经发育健全的身体与客观世界发生接触性连接，进而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训练，大学生的肌肉得到了有效拉伸和延展，骨骼得到强度和韧性的.塑造，神经系统受到合理的应激刺激，自身脏器和血液流动都更加健康，韧带坚固、关节灵活，这是肉身的健康发展。而通过肉身的健康发展，学生会有更加充足的体能和精力去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压力，能够开展丰富的兴趣爱好，调动更多的身体机能以适应社会生活。体育训练作为一门课程的同时，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兴趣爱好，避免了学生将过多的体力和精力浪费在不良嗜好和恶劣影响的社会行为上，并为学生创造与客观世界正向的联系，为更高地精神追求提供身体素质保障。现实世界中，必然不会存在脱离肉身而单独行动的思维，因此思维的发展必然建立在肉身的发展基础上，也就是说，要想达到学校教育对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首先必须建立在大学生拥有强健体魄的基础上，可见大学体育锻炼对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促进大学生“自在身体”的养成。
放眼目前大学体育训练的开展，大多将精力放在肉体的锻炼上，注重学生身体机能的开发和运动潜力的锻炼，而忽略了对学生“自在身体”的塑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体育训练通过长时间的摸索与积淀，除了对训练者进行肉体机能的锻炼和运动潜力的开发以外，实际上还累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人类通过体育训练所能获取的最大财富其实是运动精神和运动态度，是一种挑战人类肉体和精神极限，释放潜在能量，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拼搏精神和态度，这一点在竞技体育中体现得较为完整。比如，跳高运动员一次次刷新自己所挑战的高度，短跑运动员在长期锻炼中突破速度瓶颈，游泳运动员克服水中缺氧的困境挑战闭气的时长等，这些都是对人类普遍肉身极限的挑战，在挑战过程中，通过体育锻炼实现精神力量的突破，坚持、突破，再坚持、再突破……这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内涵。但在当代大学体育锻炼中，普遍缺乏这种体育精神，往往以达标、及格为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陷入一种疲于应付的局面。身体哲学讲求人的身体的“自在”，作为西方第一位将灵魂、精神视为非物质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人类身体活动的主宰，也可以说，人类应该先学习体育精神，摆正体育态度，再进行体育锻炼。就大学体育锻炼而言，应重视对大学生“自在身体”的塑造，在体育锻炼中更多地宣扬坚持、突破的体育精神，以达到对学生“自在身体”塑造的目标。
三、结论。
“身体哲学”作为西方盛行的一种哲学理论，经历了“身心二元论”的错误，转而发展为“自在身体”的合理论断，与中国儒家“身心合一”的理论不谋而合，这个过程中渗透着先贤的智慧，也凝聚着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接触过程中的高度智慧，其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本文就“身体哲学”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认为大学体育训练应遵从“身体哲学”的基本理论，注重大学生精神力量和意志力的塑造，使其对体育训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整个大学教育中，体育训练是一门必修课程，它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让学生拥有强健体魄的同时，培养学生坚持不懈、勇于突破自我的精神，对学生学业的开展和未来步入社会后的个人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现今健康中国建设和全民健身的大背景要求，更应在大学生体育训练中注重“体育精神”和“体育态度”的塑造，强化学生“体育习惯”的养成，为学生打造宽松的体育训练环境，减少因考评、达标等体育划线制度对学生自身发展的压制，解放天性，从个体出发寻求大学生符合自身发展的“自在身体”养成途径，将体育训练成为一种精神追求和快乐的动力，最终实现身心合一的美好境界。
参考文献。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一
哲学依据的选择，决定着教师教育的基本走向。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主要表现为哲学依据的选择，依据不同的哲学观念，教师教育将会形成不同的基本走向。教师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其基本走向与人性论主张、教育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而言，人性论与教育哲学提供了教师教育的哲学依据。人性论从总体上提示了教师教育的发挥作用的方向，教育哲学解读了教师教育究竟要做什么及能做什么。忽视这两方面的哲学考虑，仅仅关注技术层面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教师教育的问题。人性论的善恶分歧演绎出的内发说与外铄论，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向。基于内发说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能，最大限度调动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外铄论教师需要加强对受教育者的约束和引导，充分发挥环境在受教育者成长中的主导作用。在实践中，人们并没有执著于一种人性论认识，往往是对内发说与外铄论加以同等重视，教师教育出于职业主张，更重视了从外而内的教育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从内而外的教育作用，这样的选择符合整体性哲学观念对受教育者的重视。教育哲学流派众多，古今中外主张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是都会剖析教育的本质，甚至包括那些明确反对教育本质存在的主张，也从另一个方面解析了教育的真谛。教育的本质必然决定教师教育的本质，这是我们思考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的基本前提。
此外，各种哲学主张也将直接影响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如“遵循教师生命的整体性、自主性、独特性、超越性是教师教育的前提性要求”，这类主张同样是整体性的哲学意蕴的反映，发生作用的途径依旧直指人性假设和教育本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理念与过程哲学渊源密切，虽然过程哲学并没有过多明确指出整体性的主张，但其理念的宗旨无不与整体性相关，此意义上的整体性与传统的认识，尤其是系统论的整体观点截然不同。后者重视的是事物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着眼于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关系，前者重视的是事物内部的过程性及外部的生成性关联。
事物不再是作为可以分解的部分组合，而是作为相互内在的过程存在。事物与外部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而是相互生成的关系。这种整体性主张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教师教育的考虑不再仅仅基于教育者的立场，而更多地开始关注受教育者的立场。在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设置上，开始摆脱单纯的职业需求，回到教育的轨道上来。具体地说，教师教育不再是某种知识及传授技能的训练，而是体现教育理念的教育精神塑造和未来教育者的培育。在以往的教师教育中，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提法相对较少，原因在于缺失整体性的哲学指引，偏执于某种所谓满足实践需要的职业培训，丢失了教师教育的教育真义。在实际生活中，教师群体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与当初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偏离不无关系。
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奠定了教师教育的生成意识。教师教育的主体是明确的，在倡导受教育者重要地位的今天，受教育者自然成为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体，这种主张只是对某种教育理念的最为简单的实在化，从而将预设的主体进行了现实推演。既然主体是预设的，那么如何预设就影响着教师教育的现实品质。整体性的哲学理念根源于过程哲学的过程性，强调事物在过程中流变、展开，预设主体呈现过程性。预设主体是人为活动的前期建构，属于理论假设阶段，因为人为活动终将由预设主体掌控，最终决定着人为活动的性质和品质。一种教育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师的教育活动，关键在于其预设主体担负的实际任务和职责，以及这些任务和职责背后折射的精神。
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将奠定教师教育的生成意识，生成意识是流变的，具有现时性和最强活力。过程性重视当下生成，生成具有最强大的创造性。传统的教师教育认为，几乎一切在实际活动开展前就预订了，实践者只能是模拟或实现预订。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强调实际活动的开展只在当下生成，其间蕴含着无尽的变数和可能。教师教育的参与者能够最大可能地在过程中实现自己和体验自己，而实现和体验的方式就是生成，也是最具活力的创造。进一步而言，这样的过程既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更是自我更新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教育者在创造着自己，受教育者也在创造着自己。
事实上，所有的要素都在生成中，意义和价值只在生成中产生。解读教师教育共同体，促进教师教育的主体确立。教师教育过程性的主体预设，解决了实施中的意义生成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师教育主体地位的实际确立，与教师教育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解读，将会促进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在实践中，受教育者的地位取决于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认识和行动。教师教育共同体是在一定的专业规范的基础上，旨在研究教师教育问题的固定的团体。教师教育共同体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囊括了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和所有相关人群，无论是职前教育或职后教育阶段，还是相关的认识者和实践者，在整个培育的过程中，都形成对受教育者培养的合力，这有助于教师教育的主体确立。
事实上，在不同阶段及不同人员眼里，教师教育的主体是存在分歧的，尤其在职前教育阶段，主张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意见既是传统的呼声，也是现实的强有力主张。毕竟，在培养教师的起初阶段，教育者几乎控制了教师教育的整个过程和品质，表面上看来教育者是必然的主体，占据着决定性的位置。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提出，为我们全方位地考察教师教育活动提供了过程性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真正衔接教师教育整体的是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者，教育者的实际载体一直处于变化中，这只是为了满足受教育者的成长需要才出现的。
反省能力本位，回归教师教育的教育本义。传统的教师教育本位问题指向能力，塑造符合教师职业能力要求的专业队伍是教师教育的本位追求。基于能力本位，教师教育的体系是单一的，直指合格教师应该具有的素养，这些素养包罗万象、内容杂陈。在整体性哲学意蕴下，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是教育而非教师。合而言之，教师教育是为了培养合格教师的一种教育活动。既然是教育活动，能力培养就成为开展教育活动的依托，以能力为本位，单纯重视能力培养的教师教育活动就会偏离这一过程的本质追求，导致培养出来的教师只具有熟练的教学技能、技巧，而缺乏合格教师所应具备的教育精神和人格。对能力本位的反思突破了以往对能力取代知识的赞誉，反省能力决定一切的武断，明确提出教师职业情感问题和信仰问题。情感问题和信仰问题的具体提出，实质上反映的是教师教育的本义回归。
强调在以能力为基础的前提下，要注意培育“未来的教师”的健康的教育情感和笃定的教育信仰。也就是说，教师教育的能力本位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状况，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教育终究不能脱离教育的真义，否则就会沦落为简单的职业培训，无法给予“未来的教师”以足够的精神培育，进而影响到现实的学校教育生活。今天存在的学校问题已间接地反映了教师教育能力本位的严重后果。
重建教师教育体系，开发教师教育的层级目标。教师教育能力本位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重建教师教育体系，开发教师教育的层级目标。“基于层级目标，教师教育目标应该是三级:一级目标———教师，二级目标———教育者，三级目标———教育研究者。”教师针对教学，教育者针对教育，教育研究者针对教师人生意义和教育工作改进。在这一体系中，教学与教育、教师与教育者、教育者与教育研究者有了明显的区分。
这种区分并没有割裂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而是使原本整体性的本位问题表现得更为准确而鲜明，使教师教育的部分之间相互内在地关联，使教师教育的整体蕴涵于每一具体部分之中，而不是混沌于单纯的、唯一合格的教师指标上。这样的教师教育本位，既全面反映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哲学意蕴，又真实反映了教师教育的本位只能是教育，而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能力。教师人生意义之所以能够纳入考虑范围，既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有益尝试。目前，学界对教师教育的思考，从趋势上折射了对教师教育本位问题认识的转向。比如有的学者提倡在教师教育中关注教师的幸福感问题，至于对教育信仰等问题的思考，已经从教育精神培育深入到操作层面，可以预言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将成为引领教师教育重建的首要问题。
追求模式创新，实现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取向。解决了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主体问题、本位问题之后，就需要进入操作层面，依照整体性的哲学意蕴考虑教师教育的模式问题。表面上看，教师教育模式与其他性质的教育模式相比较具有统摄作用，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量教师教育的运行，实际上这种上位作用必需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或行为，才能够实现教师教育的目标追求。模式问题是教师教育理论向教师教育实践转化的中介，一种教师教育理论能否得到实际应用，取决于它能否形成相应的教师教育模式，体现为具有操作原则和规范的程序性方式、方法的集合。
教师教育模式演变的历史主要集中于教师教育主题的演变，不断演变的主题充分体现了教师教育的整体性。从简单的职业培训到自由宽泛的选择性的教师教育，充分考虑了新时代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变化。任何环节的独特性都将在这一整体中得到体现，更不用说社会性需求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时至今日，教师教育模式需要走向多元化，追求模式的不断创新，因为只有多元化的教师教育模式才能满足社会的整体性需求，只有不断创新的教师教育模式才能实现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取向，教师教育整体性的哲学意蕴终将体现为不断推进的具体的操作模式及操作行为。梳理教师知识结构，确立实践知识的核心地位。
教师教育模式的运行离不开教师素养的规划和规定，教师素养是随着时代演变的，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但其基本构成成分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大体可以分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在此三种成分中，教师知识结构始终是教师素养中的基础部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的养成需要以专业知识的掌握为前提，否则技能的形成、情意的养成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按照知识的分类，教师专业知识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教师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实践性几乎贯穿了教育的各个要素。从目的、内容到方法都充满了实践性，实践知识必然成为教师知识结构中的核心成分。
对实践知识的重视与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也有关联，因为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才能培育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未来的教师”。目前，人们对实践教学的关注，从侧面反映了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是符合现实发展逻辑的。
总而言之，教师教育模式的实践取向在各个方面有所渗透，实践知识、实习及实训体系较为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实践取向，究其根源与教师职业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有关。因此，教师专业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与教师教育实践性的实现密切相关。只有塑造具有类似医学、法学等实践取向鲜明的教师教育，才能切实解决教师教育的质量问题，最终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二
外国文学教学是实现当代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哲学意识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理顺了外国文学教学与西方哲学思维方法培养之间的关联性和统一关系，结合恰当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哲学思维培养一定能成为外国文学教学内容的增长点，哲学思维培养也将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新视角。
文学教学；哲学思维；思辨方法。
文学与哲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是艺术的、审美的，因而是具体的形象化的；而后者是思辨的、逻辑的、推理的，因而具有抽象的理论色彩。二者各自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在文学中，普遍是通过特殊而揭示出来的；相反，在哲学中，特殊是通过普遍而揭示出来的。我们亦承认，文学与哲学同处在社会文化大系统中，两者关系是密切的。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关联说”认为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又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有所配合。因为人能知道何者为真，善，美，人就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亦就能适应人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会受到哲学的影响。第二，哲学可作为文学批判的工具。因为文学作品是诉诸语言的表达，而用语言表达的食物都有线索及理路可供探寻，有它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因此，哲学可用外在的观点，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涵义，价值（吴锡民，1994）。
（一）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在西方大部分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为一种综合思维能力，甚至上升为一种较全方位的人文精神，要求一个理性的批判思维者具备诸多人格特质，如好奇性，开放性、系统性、分析性、探理性、批判性、自信性和成熟性。它培养的是一种富于创新意识的批判精神。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历代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的让学生意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批判思维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质疑答问能力，更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在不断的批判中实现不断的创新。
（二）哲学辩证思维培养。哲学辩证思维具有全面联系和系统整体的特性。对外国文学中复杂的文学现象，如何摸准其发展脉络。对前景做出准确判断，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例如，我们只泛泛地讲解表现主义、心理分析主义等等，而没有对这些主义的出现做出分析，不能辩证地看这些主义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就会使这些知识单摆浮搁，不能上升到规律的层面上，也就不可能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外国文学教学中，必须注入辩证法，用辩证法来融会贯通，对其正反两方面进行准确的剖析。
（三）发散思维培养。发散思维培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个方面。善于进行发散思维，导致忽发奇想，超前想象等等，都能激发出灵感。当然，发散思维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站在坚实的基础上的。任何一种想象，都是在某一个系统中进行的。以外国文学而言，与其他的学科一样，是整个学科系统中的一个。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就是站在外国文学这一层面，向周围进行思索，或者说，向周围进行发散，由内而外，由表及里，在深思中碰撞出火花。
（四）哲学理论思维意识培养。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思维阶段划分为前运算思维，具体运算思维和形式运算思维。后两个思维阶段就是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阶段。抽象逻辑思维又分为两种形式，一为经验思维，一为理论思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前者是在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的.属性和特点的比较而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后者是通过对事物的各种属性或特性的关系的分析而进行的思维，大学生在熟记时能抓住主体、标出重点、编拟题纲即为理论思维的表现。
（五）求同求异思维的培养。求同思维是指在两个或多于两个的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求共同点。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事物共性和个性的把握。我们所要求学生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如对18世纪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通过观察、感受、分析判断的过程中提升了哲学思维能力。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增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定义越来越取决于思维品质的高低，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作为主干课的外国文学在当前人才培养的格局中应该找到更加适合自身的位置。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培养，首先离不开的是教师的创造性思维，这就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不仅传知识更要传思维方法。一方面，要能随时把所教知识的最新成果以及学术界正在争辩的论题溶进教学内容中去；另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地站在批判与创新的最前沿去启发学生和开拓学生的思维。要让学生具有怀疑、挑战与开拓性，首先教师自己就要具有怀疑、挑战与开拓气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努力结合自己的科研，采取一些与课本、权威不同的角度、方法，或针对疑点、难点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外国文学课程本身充满审美愉悦，通过教师带有批判性、创造性的导读，会更加充满生气。
（二）建立民主的宽松氛围，树立学生自信心，是培养哲学思维能力的前提。氛围看似一种无形的元素，其实它蕴含在师生互动与活动之间，体现在课堂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中，使完全可以被师生与观察者感知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可以影响课堂教学活动效能的关键因素。积极的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进行思维活动的前提与保障。具体来说，可通过组织小组合作学习，组建有利的座次来增进教学效果。在理论上，萨特的“介入文学观”主要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观。理论思维培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运用适当的西方文艺理论进行解读是可行的，但久而久之容易忽视了东方文论乃至中国文论的存在。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重视学习中国文学、文化，东方文化积淀的养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布置学生写读书笔记或读书摘要也不失为一种培养理论思维的好办法。
（三）整合教学内容，建构哲学教学内容体系。知识传授的有效性和知识体系本身的建构也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比较纯粹，以史为线索，阶段性的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著作、作家，这一模式较为固定，缺乏新鲜感。我们是否可以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适当并入比较文学的有关内容，尤其是渗入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其次，除了按思潮进行教学外，是否可以按文学类型的划分，进行戏剧、小说、诗歌专题的教学，并举行戏剧表演，小说改编、诗歌朗诵等多种活动，开辟第二课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思维。
（四）梳理课程教法、考法。除了传统的讲授法，谈活法、讨论法，准直观教学法外，还应当重视单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列如对戏剧的学习，可以形成专题，并联系中国传统戏曲展开探讨。以此类推，还可以构建国别文学专题，如一定时间跨度的美国文学专题、英国文学专题。同时，完善文学哲学思维考核模块方式。建立多层面的考核体系，包括记忆层面、理解层面、创新层面。其中创新层面主要考核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观察、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改革，使学生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较、融合，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4]于春丽.开云KY官方登录入口 语文阅读教学中哲学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研究[d].长春师范学院,2012.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三
近段时间以来读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本书，并写下了这篇读书笔记。这本书对每个学习法律的人很重要，要多重要，读过才会知道。现在看了这后有些收益，记录如下。
首先我来介绍下此书作者。博登海默，1908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移民美国后在华盛顿大学研习美国法律并于1937年获得ll.b学位。从1951年开始担任犹他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律教授，并于1975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荣誉教授，1992年去世。博氏是综合法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哲学。主要论著有：《法理学》、《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正义》、《权力、法律和社会》、《责任哲学》和《英症状法律体系导论》等。然后再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全书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历史概论中介绍了自古希腊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各派西方法律哲学的概述（包含作者对法律的哲学思考和作用的哲学思考）。第二部分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以及第三部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20世纪的西方法律哲学，一般来说有三大派别：社会学法学、分析法学和新自然法学。作者倾向于所谓“统一法理学”（或“综合法理学”）观点，既主张不以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来解释法律；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受社会、经济、心理、历史、文化以及各种价值判断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全书贯穿了这一思想。该书是作者对法律的基本性质以及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进行哲学上的分析。该书的价值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它能引起读者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因为时间关系我仅就本书第十一章节中正义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故本读书笔记也仅就此部分中正义的概念及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这两个部分展开重点阐述。
本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九节关于正义的概念部分作者分了四个小部分来进行论述，分别是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契约正义及个人的非正义观。同时作者分别从主观向度和制度的层面进行了分析。而第五十节分析了正义与自然法的联系。以下就此两节内容内容进行介绍。
一、正义的概念范围。
(一)历史上典型的正义概念。
第一种是乌尔庇安和西塞罗的观点。这两人的定义强调的是争议的主观向度。“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公平的意愿和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据此,作者做出了如下发挥。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正义要求关注他人,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上述定义都着重强调了正义的主观向度。故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第二种便是圣·托马斯·阿奎拉和埃米尔·布伦纳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正义不应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还要具体化为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圣·托马斯·阿奎拉和埃米尔·布伦纳这两人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二)博登海默界定的正义之四重含义。
第一种是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然后,作者提出了一连串有关正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由享有立法权力的当局来处理的。博登海默还列举了一些分配正义的表现形式,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家之长发布的令和规定的罚则、采邑的工时、评分制度的公平性和分配奖学金的确当性等等。第二种是矫正正义。习惯法、国际法则、工资水平和矫正正义是指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某个社会成员所违反时,该社会成员就应承担赔偿、返还不当得利、接受刑罚等责任。矫正正义通常是由法院或其他被赋予了司法或准司法权利的机关执行的。它的主要适用范围乃是合同、侵权和刑事犯罪等领域。
第三种便是契约正义。即在正常情形下,当事人处于自愿而订立的合同是不存在不正义的情形的。但如果一方当事人隐瞒或故意错误表达相关信息,或一方当事人倚其优越的实力地位而将条件强加给对方,或一代表人在毫不考虑他（她）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利益的情形下就签定集体协议,那么,虽然那些合同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但它却仍具有不正义的污点”第四种便是个人的非正义观。即“奉公守法的人和公平的人都是正义的”。最后,作者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认为上述所有有关正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论式:“个人应得的归于个人”。
二、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
(一）自然法的概念。
在法理学思想史中正义观念往往与自然法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自然法概念也并非唯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条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样的效力”，那么它就是自然的。按照圣·托马斯·阿奎拉的观点，自然法视为“人类普遍的和根深蒂固的品性”。而赫伯特·哈特认为自然法是“任何社会组织为了存在下去而必须拥有的”。这几个人的观点相似。与此对应的特里斯琴·沃尔夫持绝对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理性永恒不变；鲁道夫·斯塔姆勒与卡多佐法官都用相对论的方法,认为自然法是相对的、可变的。而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约翰尼斯·梅斯纳,艾尔弗雷德·维德罗斯。作者认为,以上这些自然法哲学家的观点尽管有分歧与异议,但仍存在一致性的要素,即“自然法是由应当得到承认的原则和准则构成的,而不管它们在一个国家或其他共同体的实在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也就是说自然法是高于国家法令的一种更高的正义原则。
(二)自然法随着正义观念的发展而发展。
把以上的正义要求描述完以后,作者指出,应当根据生物学和心理科学中所取得的进展对人们在立法方面的基本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修正。由于人的道德情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自然法的宽容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很久以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则为法律所禁止；在过去,人们对轻微的罪行也适用死刑,但在今天，死刑只被限制适用于少数几种极为重大的罪行；一个现代国家的成员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安全都比混乱社会所能期望的安全程度高得多。作者在这里再次赞同了自然法的大多数倡导者所提出的“恶法非法”的观点。
(三)自然法是正义的最低层次。
从书中不难看出正义制度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自然法,它是正义制。
度的基础；第二层次是“被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是正义的规范和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可能得到了明文法的承认,也可能没得到其承认；第三层次是最高层次,“它是由一个更完美的和更理想的秩序的蓝图规划构成的,而这一规划则是一个国家的实在法所无力实现的”。据此,正义概念范围极广,不仅关注法律有序化的迫切的、即时的目的,而且关注它的远大的、终极的目的。
综上,是我对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近乎皮毛的理解。博登海默对正义的阐述是理性而精彩的，整本书是深刻而又有创意的。博登海默的正义论值得学者们深究,就算仅仅细致阅读了此书的一两个小节我也不得不为他那抽象、发散而丰富的思想而感叹。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实质,正义也是法律永恒的主题，而博登海默对正义的这场探讨给法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四
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
我们首先不要误解了“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本身。
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
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共识和差异，它要求提供的是我们各自对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且通过对话来明确差异和共识。
在我看来，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
在这里，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这个提法并不是说政治哲学成了哲学的首要部门从而获得某种统治地位，而是说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哲学存在论的政治性和政治本身具有的存在论意义。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形态。
因此，下面我们将从政治与哲学的当代变迁来阐释这一命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阐释我们对政治哲学这一范畴的基本理解。
我们都知道，哲学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简洁定义，也是最高定义，这就是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追求。
但问题在于对智慧本身的理解。
就作为哲学典型发端的古希腊来说，智慧被明确地规定为理论知识，其基本的目标就是揭示绝对真理。
不仅哲学的功能被理解为认识，而且认识的目的被把握为揭示真理。
我们把这样一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称为认识论路线的哲学。
在这条路线上，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沉思，追寻不受经验和现象干扰的自在真理。
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
在这条路线上，不论观念与对象符合，还是对象与观念符合，哲学真理只能被理解为符合论的知识。
关于存在是什么并且我们如何知道存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成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
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
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
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
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
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
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
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
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
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
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
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
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
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
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
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
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
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
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
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
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
正好。
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
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
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
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
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
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
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
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
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
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
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性爱都在政治中被构成。
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
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
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五
西方哲学流派迭出，理论丰富，要做好历史性的研究就必须根据其演变历程，追根溯源，梳理出脉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这一基本模式，即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西方哲学的演变进程包括许多哲学要素的发展，常常显现出一定的脉络。这些思想的脉络在历史上相互交织，成为了西方哲学史特定的研究对象。把握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可以有许多维度，只有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透视历史才能从各个侧面去把握西方哲学史的整个图景。这也是追寻西方哲学史线索的意义之所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这个维度强调的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学”或其他。例如从哲学家的师承、学派、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方法等视角来把握的脉络就是突出了“哲学”的维度。
首先是以哲学概念、范畴和哲学问题的变化发展为线索。西方哲学史家们在这一方面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以哲学家们的种种“问题”为基点来展开对各个哲学体系的阐述的。作者叙述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时，大都先讲其“问题”， “探讨的问题”、“注意的问题”、“提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等等。但是梯利只是以问题作为体系的开始，不是始终以它为线。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则算是一部经典的问题和概念的历史。虽然伽达默尔曾以文德尔班没有针对问题提出新问题为由，判定其哲学史为假问题史，但是从对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研究上看，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史教程》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概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元素，研究哲学离不开对概念、范畴的哲学史梳理，而每一个哲学概念、范畴又都与某些哲学问题相关。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寻找哲学问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明。的确，哲学史常常令人觉得哲学似乎总是在重复着那些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种无休止的批判和探索在一些人看来根本毫无意义，与其在这里兜圈子，还不如去找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做。但是，哲学本身就源于惊奇，没有对世界、对人生的追问，就不会有哲学。为什么从泰勒斯至今这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总有一些问题是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这就说明哲学问题看起来虽然玄妙，实际上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只要有人类，这些问题就会相伴而生，成为永恒的问题。这些根本的问题在思维的历史运动中不断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理论不断更新，这也就使得寻找问题的主要路线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必然。
其次是要理出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的脉络。这不是水獭祭鱼式地按照编年体的模式罗列哲学派别，而是重在西方哲学史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黑格尔第一次揭示全部哲学史是必然性的有次序的历史，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但是他夸大了“历史中的理性”因素，为了解决个人思维的偶然性混乱，以自己哲学上先验预设的内在逻辑次序为标准，忽略了历史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时间次序，对历史进行主观剪裁和拼凑。历史本身是经验的事实，历史研究虽然加入了主体的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是一个融入“创作”与“写生”的作品，它最终不能脱离经验历史，历史图景的描绘更不能忽视对“生”的还原的努力。黑格尔把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寻求当做一种哲学创造。所以，要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首先就要跳出其唯心主义的桎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在哲学史脉络梳理中的重要性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否则，我们就会像黑格尔所批判的“某些动物”那样，只听见音乐中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进头脑。
有了对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性的梳理，才能理解一种理论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矛盾使这一理论最终走向困境，同时另一种理论又是如何诞生的。哲学家之间常常产生跨世代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如果缺乏对思想内在必然性的认识，缺乏对事物逻辑的自觉，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也就不能更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史。从哲学维度来追寻西方哲学史脉络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得以凸现。所以，大多数西方哲学史的编写都以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为脉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是极具代表性的著作。
“做哲学史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历史科学地’做，一种是‘哲学地’做。”〔3〕哲学史虽然定义了其“哲学”的领域，但它终究还是“史”，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把哲学史还原为历史而加以考究是必要的。笔者从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方法》一书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书中曾以哲学史研究的困境来反思思想史研究的出路，得出了不少新方法。本文又以此为出发点，回到哲学史研究的层面上去重塑哲学史脉络。
比如葛教授在书中提到思想史要眼光向“下”，要与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宗教史等方面携手。这颇类似于他介绍的日本历史学家丸三真男的史学方法。这一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丸三真男分别借用了地质学和音乐学的两个概念“古层”和“执拗低音”来说明其历史研究方法。他强调，在古层的上面是儒、佛、自由民主主义等外来思想，但底层也就是日本本身的文化却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虽然欧美近代思想居于主旋律的位置，但也常常被低音部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有时又被主旋律掩盖，但它始终存在。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他强调重视“古层”和“低音”。这一方法如果借用在西方哲学史脉络的重塑上就是要重视每一种哲学思想形成之前的文化积淀。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决不仅仅属于哲学家本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虽然处于古层之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主旋律，但那古层之下和低音部分的东西应该值得哲学史家去探究。比如不研究古希腊的神话、诗歌就不可能更好的了解西方哲学的起源，不研究古希腊晚期的民间犹太教等各种宗教的流传、融合以及教义的变迁，也就不能把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文德尔班也认为，内在联系的线在哲学史上经常被打断，所以，还有一条线是值得探索的，那就是“来自文明史的因素”。“因此在哲学史中，除开对于对象的基本特性有经常性的依赖性(内在联系因素)以外，起作用的还有从文化史中或从当代的文化现状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此必然性说明了：为什么思维结构本身的历史存在权利不是持久不变的。”〔4〕这就说明了时代文明背景也限制和影响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这些观点与哲学观念史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观念史派主张哲学史是文化史、观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范畴、哲学流派的历史。
从这一维度来重塑哲学史脉络，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曾有过一个范例。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尝试过“文化史”的写作模式，在时代社会政治的广泛联系中去分析、把握哲学论辩的生成条件。“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5〕可以说，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来自他的时代，来自当时社会的需求，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如科学发展的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等。哲学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甚至是自然条件的改变都有可能造就富有个性的思想。这些改变不但给哲学发展以动力，同时也在引导哲学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某一哲学体系中看到它身后的时代烙印，甚至还能从哲学思想的斗争中看到其他社会矛盾的影子。
又如，葛教授还认为思想史“推陈出新”的模式值得怀疑，它和“道统”的意义一样了，这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因此他首倡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只做加法，还要注意那些被历史和历史学家减去的东西。一些东西是历史中渐渐减少的，还有一些则是史家们有意识地渐渐少记了的。而后人只能通过史书来了解历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确不能说真正接近了历史原貌。
从史学的“减法”维度出发去重塑哲学史的脉络有特殊的意义。虽然至今还没有哲学史家从这一维度去开展研究，但是问题却是明摆着的。西方哲学历史之丰富毋庸置疑，所以每一个史家都必须用一个筛子去筛选他需要的东西，如果筛子的漏洞越大，那么历史所剩下的东西就越少。一旦史家们所用的筛子具有了普遍性――就如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为筛子一样，那么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也许就会人为的消失在后世的史书当中，结果是一些历史被永远的漏掉了，余下的渐渐变得单调。如果史家们选择了形式各异的筛子，别人筛过的我们用不同的筛子重新筛一遍，那么，我们收获的就是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较之另一种思想与米和米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别人筛下的米糠也许我们不屑于理会，而如果这些米糠换作一些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对于恢复历史全貌而言，它们的价值就不是米糠所能比拟的了。且把这些形式各异的筛子当作不同维度的西哲史脉络去重塑它们，那么历史原貌保留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对于那些已经被筛选掉的或者即将被筛选掉的思想，那些在今天看来是过时的、没落的、甚至反动的哲学观念，也许应该引起哲学史研究的注意。
西哲史的脉络除了从以上两个维度去追寻和重塑之外，还可以从更广泛的维度来探索。各种脉络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支持，只有这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意义才不会落空。从不同的维度去寻找脉络使哲学史具有无限的重塑性，哲学史研究的创意空间和意义深度才得以大大开拓。我们研究哲学史，除了原著也就只能从史书到史书，有时候，越是通行越是普及的脉络就越有可能成为我们思想的障碍物。而对西方哲学史脉络进行开放性重塑就要走出传统模式的限制，多视角的诠释西方哲学史，拓宽它的研究视野。历史不能做成万花筒，它再好看也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就在一个筒子里，这不是历史。
笔者认为人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这一点在文德尔班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哲学历史进程之所以形形色色，是由于“观念的发展以及一般信仰成为抽象的概念，都只有通过个别人物的思维才能完成；而这些个别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深深地扎在该历史时期的逻辑联系和流行观念之中，然而他们总用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生活行为添上某种特殊因素。”〔6〕因而在哲学概念的发展中会打上个体因素的烙印。他还特别强调在哲学史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人物的独立特性对他们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因素值得重视的原因。尽管哲学家们的思想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限制，但他们总有自己的个性，有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这使得他们的哲学思想又独树一帜。哲学史的世界也就是哲学家自己的王国，他们通过思考一些人类无法回避的共同问题来展现自身。没有一种哲学体系能够脱离其哲学家来考察，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个性的创造物。大哲学家们毕竟不等于哲学概念、问题或者哲学体系，他们是思想者，不是思想本身。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唯一的，在某一无法定义的点上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他们通过自身的展现而与时代紧密相连，形成了永恒的客观形象，他们超越了由他们所塑造的时代精神，他们可以在以后对所有时代都产生影响。
从人的维度来讲其实还不够具体，因为从人的维度还可以有许多取向。不同的取向得出的内容相差很远。在这一问题的探索上，笔者认为有几本书颇值一提。一是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以哲学家为线索，并不突出其概念、体系，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去阐释他们的思想，描绘他们鲜活的形象，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二是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这虽然算不上是一部严谨的西方哲学史，但它却做到了将读者置身于哲学史之中去直接面对哲学家。他像是在讲一个侦探故事，实际上他已经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他的脉络去穿越西方哲学史，与众多的哲学家们对话。这是许多哲学史家所没有做到的。三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在导论里，他很明确地说了，这只是三卷书的第一卷，遗憾的是雅斯贝尔斯生前只完成了他哲学史计划的第一卷。他把历史上众多的哲学家分成许多大组、小组，如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等等。雅斯贝尔斯从人的维度出发，借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无限性，并设法把人的这种无限性从各种理论的践踏中解放出来。另外，雅斯贝尔斯还研究过从其他角度去把握哲学史脉络，比如实用的角度、动力学的角度等。
史无定法，但有成例。真正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史并不在于其没有缺点，而是以其独特的视野去理出哲学史的脉络，去诠释和描绘历史。因为任何一部哲学史都有史家的取向，史家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们只能在众多的线索中进行选择。就如文德尔班的“忍痛割爱”――确定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能够对哲学家的品格做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就不得不牺牲赋予哲学史更广泛阐述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也如罗素的“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在他所讨论的人物中，他只提到与他们的生平以及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对于那些他认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他就完全掠过不提。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部哲学史是绝对完美的，也正因如此，对西方哲学史脉络的多维度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
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篇十六
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矛盾是人类存在的一对根本性矛盾，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类的“生活”方式同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区别开来。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生存;生活;马克思主义;异化。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则把人的精神分为了四个境界，认为人在超越了本能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后，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今，在社会巨大竞争和强制分工的压力下，人类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许多人的低层次需求和境界尚得不到满足，其创造性和能动性无法被激发出来，陷入了只“生存”、不“生活”的僵局。因此，人类必须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摆脱异己力量的奴役，达到马恩设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的“|生存”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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