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读后感的写作可以帮助读者总结和梳理自己的思路，进而更好地理解和吸收书中的内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好的读后感呢？首先，要准确理解书中的主题和思想，深入挖掘书中的含义。其次，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从个人角度出发，用真实的情感来表达。同时，还要注意语言的优美和表达的准确性，使读后感更加生动有趣。写一篇读后感时，我们可以先写一个简单的提纲，然后逐步扩展和丰富内容，最后进行修改和润色。要注意不要纯粹复述书中内容，而是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写一篇读后感时，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主题、人物、情节、语言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表达出个人的真实感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写作过程中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一
一是中唐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受文体、文风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这是文学本身更加直接的原因。(骈文内容的深化，体式上难以满足表达的需要)。
2、简答：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有哪些?
韩愈。
一是“文以载道”到“文以明道”：表明“道”与“文”的关系，韩愈十分强调作家思想修养，作家的人格是文以明道的根本所在。
二是创作上提出“不平而鸣”，出于《送孟东野序》，认为一切文辞与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将“明道”与对现实的批评联系起来了。
三是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观念，不袭蹈前人，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表达要流丽畅达，合乎语法。
四是创作技巧方面提出“气盛言宜”，注重作家养气功夫，这深受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强调在创作中形成气势。
柳宗元：大体与韩愈相似，不如韩系统、简明：
一是密切联系现实，“辞令褒贬”“导扬讽喻”。
二是强调古文创作还应尊重文学自身规律。
三是更加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
3、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是并非单纯的文学复古运动，更多的推动了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二是散文代骈，创造了一种题材广阔、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将诗赋情韵风神以单行之气运之，形成散文，这是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最为成功之处)。
三是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直接影响到了北宋的文学革新。唐宋八大家。(将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视作一体，故不应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四是文学理论上的影响。
4、论述：韩愈散文的成就。
一是在各类文体创新上有突出贡献，以碑志作品为多，将议论、感情、技巧融于一炉，“一人一样”的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此外，还有赠序、杂记、杂说等新体，诗韵入之，抒情、记事、议论，如《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
二是韩愈古文简洁精炼、清晰流畅，富于美感与艺术表现力，在文体革新上为散文开辟了新天地。并且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的融合贯通。用辞赋之押韵对偶;题材广阔，什么都写，发挥文章功用;比喻、议论、感情;口语、古语、僻语、奇语。
四是灵活应变，适可而止，风格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5、论述：柳宗元的艺术成就。
柳之主要成就在于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寓言散文的创作。
一、人物传记。
二、山水游记。
a.为其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开拓了散文反映现实、人生的新领域，体裁独立地位。
b.愤怒、悲哀、抑郁，曲折反映了对现实世间的不满与批评，如《始得西山宴游记》。
c.“心凝形视，与万物冥合”，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景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永州八记”(名词解释)。
d.艺术上，把握事物情态，生动再现，虚实、动静转化，重于传神。但境界稍显清冷寂寞。
e.风格：骨力峭拔、色调清冷，旷境、奥境的结合对比。
三、寓言。
a.体现出柳的创作独创性。
b.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
c.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形象完整，寓意深刻。
四、总体上说，柳文沉郁凝敛、冷峻峭拔。色彩凄幽，诗意浓郁，讽喻象征。并且为平民立传、山水游记天人合一意境的创造高出韩愈。
6、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内外)。
7、晚唐讽刺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a、三十六体(名词解释)。
b、晚唐小品刺世之作，篇幅短小，批判性强，匕首、投枪，皮、陆(《笠泽丛书》)、罗隐(《谗书》)。
唐传奇、变文、俗讲。
1、名词解释：唐传奇(唐文言短篇小说，在志怪基础上，融史传、辞赋、诗歌与民间说唱为一体的新小说文体。开始为单篇作品名称，至宋始称“传奇”;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传、记的区别)。
2、唐传奇兴起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有了文化娱乐需要。二是受科举行卷之风的影响。三是受古文运动影响。四是佛道盛行。五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3、唐传奇的发展阶段。
a.兴起：志怪的过渡，张鷟《游仙窟》。
b.繁盛：单纯志怪到描摹人情，是成熟的标志。
爱情：陈玄祐《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女娃传》、元稹《莺莺传》(对后世影响较大)、蒋昉《霍小玉传》(中唐传奇压卷之作)。
c.衰落：传奇而兼志怪的集子开始出现。杜光庭《虬髯客传》(晚唐游侠小说出的代表作;“风尘三侠”：名词解释)。
4、唐传奇的意义。
一是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虚实、情节传奇与现实性、想象与艺术性等结合。
二是文言小说文体的完全独立。
三是艺术手法上的多方面的进步。语言、想象、文采、风格。
四是文体的相融，诗词歌赋入小说。
5、名词解释：变文(p181)、俗讲(p184)。
补充：
1、南开名词解释：气盛言宜(出处、含义、与孟子的联系、作用)。
2、南开名词解释：不平则鸣。
3、南开：简述韩柳古文思想之异同。
4、南开：鲁迅先生为何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比之志怪小说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注重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
一是答一下唐传奇的名词解释(总)，简单介绍下三个时期重要作品。
二是运用虚构手法。
三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了人物形象。
四是唐传奇的地位影响。
5、论述：韩柳在散文文体上的开拓。
一是理论指导实践。
二是形式自由，突破传统，扩大了散文功用。
三是诗化的情感。
四是艺术的成熟：骈散交融。
五是创新，散文创作新天地。
二十四、唐至宋代词。
1、名词解释：《云谣集杂曲子》(p186,敦煌曲子词、唐末、反映早期民间词的感情与风格);“诗余”(词：音乐、诗歌);《花间集》、花间词派(p193)、花间鼻祖、温韦。
2、简述：唐五代词发展概况(民间词——文人词——士大夫之词)。
a、初唐出现民间曲子词，主要是敦煌曲子词，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大多出自民间。
b、中唐，文人词普遍，占据一定地位。学习民间，形式较短小，显得清新、明朗、活泼，题材广泛。如张志和《渔夫》、韦应物《调笑令》，刘白的民歌风味更加明显，如《忆江南》。这一阶段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无专门作词者，较多以诗法作词，有绝句风格。
c、晚唐是词体手法、风格的定型时期，内容发生变化，民间词特点渐失。追求藻饰，香艳、纯情、唯美，“词为艳科”，这一时期代表作家有温庭筠、韦庄。《花间集》最早的文人词集诞生于这一时期。
a.温庭筠(飞卿)。
一是“花间鼻祖”，诗与李商隐为唯美诗风的代表，晚唐第一大词人，“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晚唐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二是词人之词，营造深美闳约的意境，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三是其词以静态描绘代替抒情，着力于细节，装饰，暗示手法，意象跳跃，效果含蓄。
四是在开创词境，出诗变词，注重文辞声律，却有不为辞藻所累的自然之作。如《更漏子》。
b.韦庄(端己)。
一是韦庄(端己)以词名世，“温韦”(名词解释)，但风格不同于温飞卿，端己词疏朗、显直。
二是(飞卿开词为艳科，注重藻饰，浓艳见长)，端己词则是对民间抒情词加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
三是其词以抒情为主，比较直接，主观，风格自然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
四是在成就上，韦庄将民间词的抒情带到文人词中来。写法上大力运用白描，摒除香艳气息，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l温韦词异同对比，简单而言：
温含蓄客观，韦直接主观。
温深美闳约，浓艳唯美;韦直抒胸臆，自然清丽。
温意象温柔，韦分明叙述。
温韦两人在“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d、五代以《花间》分前后，后期词以南唐为中心，代表词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正中，《阳春词》)。多重抒怀，疏淡、深厚，雅致。这一时期词开始表现人生遭际等真情实感，曲调清雅，声情谐和，“伶工”到“士大夫”的重大转变。词成为了抒情诗创作，对宋词产生重大影响。
a、冯正中：着力表现者，非情事的直接描述，是雅致优美的意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胃口，花间转向士大夫的重要枢纽。代表作有《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b、李璟(伯玉，《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c、李煜(重光)。
一是大作家应有的遭遇，前后期生活的强烈反差。阅历虽浅，但不失赤子之心，创作虽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宫廷享乐、离愁别绪、亡国悲痛。
二是他的早期作品沉溺声色，纵情逸乐，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真切率直。
三是重光后期词已由对外界事物的描绘转入内心情感的表白，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最感人的篇章是亡国悲痛之作，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四是艺术上，其后期词，白描写极度悲痛，旧事新境，时空跨度大，引发联想，感情容量大，又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引起共鸣。
l推荐阅读叶嘉莹先生《论温韦冯李四家词》。
3、晏殊(叔同、元献，《珠玉词》)。
一是宋初词坛影响最大，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主要以词名世、专攻令词。
二是“富贵词人”，消遣，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节制：富贵而不鄙俗，艳情而不纤佻，情之深厚转化为理之深远，哲思化的倾向。如“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三是善于营造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闲雅的无可奈何情调，些许敏感而旷达的惆怅。
四是语言明净雅致、构思曲折精巧，表达了对人生的眷恋之情。
4、欧阳修(永叔)。
一是尚未脱艳词传统，上承五代南唐，下开东坡疏隽与少游深婉。
二是风格多元，主要是深婉含蓄和清新疏隽。并将人生感受写进词中，提升了格调与扩展题材。如《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
三是赏玩的兴趣使其词显示出豪放之气，将诗词的抒情功能等同，欧词开风气之先。
四是也写情词艳曲，或细致，或泼辣。其作品中，小令、慢词;文人之雅与世人之俗，手法多样。
5、柳永(三变、耆卿、柳屯田，《乐章集》)。
一是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大变，教坊新声、歌谣俚曲制作长调慢词(名词解释：柳永是慢词体制的开创者，p298)。
二是创体创调密切关联，柳永慢词多用新调。(词的体制至柳始备)。
柳词以俚俗色彩著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俗与雅词分庭抗礼，题材内容描写城市生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歌妓(带有才子佳人的情调，追求灵肉统一)，如《倾怀》，其写法开古代市民文学先声。
三是柳词亦有雅处。一是以赋为词，融合曲辞与辞赋长处，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发挥慢词铺叙之长，扩大了词的言情空间;二是羁旅新行役词不减唐人高处，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6、苏轼。
以诗为词：将词家“言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
l“以诗为词”的意义：一是突破“词为艳科”，士大夫化;二是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三是并非简单地视为诗词合流。
扩大词境：走向现实，面向社会。
采用词题小序交代所写的内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风格多样，不能以豪放囊括。
北宋亡后，分为南北二派。
7、秦观(少游、《淮海集》)。
晏欧“诗庄词媚”之格局至秦观登峰造极，婉约。
寄情深微，造语精巧，重返花间的倾向，突出男女情事，变病态描写为真情歌颂，如《鹊桥仙》(纤云弄巧)。
“专主情致”，融合小令慢词形成。但非一般的离愁别绪，气格与东坡相近。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踏莎行》(雾失楼台)。
抓住词体特质，抒情为主，情景兼胜。
8、周邦彦(美成，《清真》)。
北宋词之集大成者：
一是词调搜求、审定、考证，有集成创制之功。
二是写法上体物言情，描绘工巧，融化诗句，练字妥帖。
三是创作风格的集大成，总结。
慢词：知音律、备法度、风格醇雅。
一是发展柳永以赋为词手法，兼取各家词风，典雅工丽。
二是题材与柳词相似。
三是成就于咏物与羁旅行役词。如《六丑·中吕·落花》。
四是以思力安排取胜，将情节化引入，慢词之中。
五是语言流畅、声韵悠长，四声入词，浑厚和雅。
六是影响于姜夔、吴文英的词创作，一是骚雅清空，二是丽密质实。
10、李清照(易安、《漱玉集》)。
一是理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名词解释)，创为“易安体”(名词解释，并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
二是前期女性，后期感伤情绪。
三是寻常语度入音律，语言流畅，善用白描，化俗为雅，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11、辛弃疾(幼安、稼轩，《稼轩长短句》，今人邓广铭先生有《稼轩词编年笺注》)。
一是生平思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首先是个战士，其次是位文人。
二是题材内容：英雄、农村、艳情、咏春。
其英雄词写爱国情怀，显英雄本色，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其农村词构成清新朴素的词格，扩大表现范围，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其现实生活中实有牢骚语，如“味无味处求吾乐，猜不猜建国此生”。
其咏春词六十余首，婉约妩媚，表明辛之才能，寓刚于柔，如《祝英台令·晚春》。
其艳情词并非一味地艳情，而显得情致凄切、率真质朴，如《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三是艺术成就：
以文、赋、经、子、诗为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创新精神。
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为两宋词人不能比。
“稼轩体”(名词解释)：豪放格调出之(词境开拓)，却不是温婉本色(词体特点)。
语言运用自如，效各体，用各种语言，民间口语，形成“深雄雅健”的语言风格。又善用典故。
12、姜夔(尧章、白石，《白石道人歌曲》，今人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一是生平落寞，布衣终身，流浪江湖。
二是其次往往清越高旷，摆脱轻浮，作冷处理。如《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情调伤感，无热烈语。
三是以表现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志趣为主，追求言外之意，不执泥于物，故“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家国情怀，开拓了婉约词的表现。
四是“清空”为风格：清雅的人品、清刚的笔法、清虚的情韵，如《扬州慢》(淮左名都);“骚雅”可理解为风格的材料，诗骚比兴、以江西诗法入词，清刚瘦硬。写法上单行散句，用宋调铸辞，是其新创造。
五是可说是豪放、婉约、清雅之刚柔并济之清雅派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姜精通音律，取法美成，而别成一派，影响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直到清代浙派词人。
13、吴文英(君特、梦窗)。
一是清真词的继承者，而转向质实一路。
二是“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时空跳跃，意识流。如《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
三是内容为酬酢赠答(人品受到争议)、哀时伤世、忆旧悼亡之词。早年模拟花间、柳永，但后来情词移情于物，外延广泛，语言痴迷，有如梦幻。
四是艺术上讲究用事、修饰，语言打破正常语序，显得深幽密丽，好用僻典。有晦涩堆垛之嫌。
14、了解辛派词人(名词解释，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陆游(兼具激昂雄快、清逸流丽)、王沂孙咏物之词(社交性、喻托性的双重性质)、周密、张炎(《词源》p368)、蒋捷以及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词人。
宋词补充。
1、名词解释：《白石道人歌曲》(对词律研究的重要意义);“七宝楼台”(出处张炎《词源》);“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对东坡词创作特点的描述)。
2、南开简答：简述唐五代词的发展历程。
早期民间词与文人词——花间词——南唐词。
3、谈谈梦窗词的主要特征49。
4、北大：谈谈宋代以赋为词。
柳永、美成——稼轩——姜夔、梦窗。
5、简要评述稼轩词63。
6、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慢、开拓、赋、雅俗。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二
两个怪圈。一是中华大一统观念，实际上中华民族传统来源不一，非常包容。二是社会发展规律被当成历史，需要绕出来。
学读天书。鬲是解读古文化的一个密码，鼎鬲不同源，鬲消失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代。
解悟与顿悟。仰韶是探索中华文化的一个起点，探究历史要对文化遗存做具体细致地分析，搞清发展过程，国家如何形成等。
条块说。文化六大区块：燕山以北，青铜文化交错；山东，斧形鼎、陶器；关中与中原，含有细石器；环太湖，石斧、陶斧；洞庭湖与四川，楚式鬲；鄱阳湖与珠三角，印纹陶文化。
满天星斗。仰韶后期氏族制度被破坏，社会分化形成，夏商之前一千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文明起源以裂变、撞击和融合为主要形式。
三部曲与三模式。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红山、夏家店；次生，夏商周；续生，鲜卑、契丹、满族。
双接轨。中国历史传统是天下国，自古与中国通的都要包罗。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中南美。开放与交流是中国历史总趋势。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尊敬是传统信仰最高、最集中的表现。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三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四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2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3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中国的土地由《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五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中国的土地，由《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因此，此书应当与其《国史大纲》合读，才能深刻领会著者写作的意义所在。钱穆在93岁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由此可见，该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六
读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该书写于抗战时期，面临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险，钱穆在西南联大执教，关心时局，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放弃以往考据学术方向，转向到义理，此时遂有《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著作。钱穆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钱穆的学者将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民族文化史观,即以民族、文化、为历史线索来贯穿他的史学研究，并将这三者融为一体，这一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民族文化史观也是钱穆一生的坚持，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钱穆出生于1895年，而这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四万万同胞同苦台湾的割离，由此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迫大开。中国门户破开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文明和文化涌入中国，中国人视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着深处农耕社会的国人，于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欧风美雨来洗涤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然而钱穆却选择了以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一、钱穆选择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内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国。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多处将中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从而得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钱穆从文化的起源将文化的类型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游牧和商业文化则是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按照这种说法农耕文化指的是中化文化，游牧和商业文化代指西方文化。因为钱穆论述道：“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这一句也就暗含着钱穆处在中西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把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上升为西方商业民族文化对中国农耕民族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本质高度。在大的类型背景下的不同，钱穆又具体论述了中西方的不同，如“中国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从钱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钱穆是把中西方文化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所以钱穆的主张不是革命性的移植西方文化，正如其所说：“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张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
2、中国的文化内在的维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程来看，钱穆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化都能很好融化外域文化的冲击，正如其所说：“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外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就使得中华文化不曾间断，中华这种内在的维新力量可以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中国古代史虽有王朝的更迭，可是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可是到了近代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时局中的国人主张以西方的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于是钱穆就感到有“亡天下”的危险，因为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因此面临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钱穆也是主张同前面三个时期一样以中国文化融化西方文化。正如钱穆在谈到“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文化传统呢”这个问题时，钱穆对中华文化的融化力量是十分自信的，他说：“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3、中国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钱穆看来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钱穆所举电影在中国放映可以进一步看出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他说：“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但“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科学就大大落后于西方。
二、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钱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区分，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来说，一方面让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之处在于科学文明，明确了努力方向，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自信应对，不妄自菲薄。在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下，钱穆提出以西方科学文明补中国之不足，促中国之富强。钱穆在当时感受到“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这样的民族自信。
2、中西方碰撞时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实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仍然没有进行实质性有效的沟通。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产生相互交叉性的影响。中国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中国人自己极端的排斥中国文化的现象。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学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于是一股劲地去赶追西方文化，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于是就出现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的现象。有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然而这种近代化的进程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的，把西方东西引入中国，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很多畸形的产物；另一方面造成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和对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困难。
钱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争论之中”,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观来思考“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了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中国是有厚重的历史作为积淀的，不能抛弃历史文化传统，钱穆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论述道春秋战国之际的各国变法时把秦国的变法和鲁国的守旧作出对比，二者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时代选择在于秦国所受历史积淀没有鲁国的深厚。而中国文化的丰富是需要后人去悉心整理的。
钱穆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待当时中西方碰撞这一时代命题,这一视角是独特的，因此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其弟子余英时先生称其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以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份继续将中华文化传扬远播。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七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由于中西学术之间的隔阂，此时倡导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刘志琴、李长莉等人对于西方己经繁荣发展的所谓新文化史几乎毫不知情。她们倡导社会文化史，是出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相继兴起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而又各自有所不足，因此才产生了结合这两种新兴的分支学科，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愿望。初创时期，大家的想法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出于对日渐兴盛的社会史研究的回应，希望引入社会史的维度来使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精英文化范围内，同时也能以文化史的深度来给社会史的叙述增添思想深度和文化蕴涵。这种本土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己经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在国内史学界己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承认和肯定。
大约本土社会文化史兴起十年之后，国内史学界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了解到这是一个在国际史学界己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潮流，加上先行一步的台湾学者的推波助澜，新文化史迅速在国内流传开来。由于新文化史在理论体系、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规范、成熟，因此，资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学者在初步了解其特征之后，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是吸收其合理成分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表述和研究实践，另一方面也对其不适于中国实际的若干方面提出了疑义。更年轻的一批学者，似乎对新文化史热情更高，径直将新文化史作为主攻学术方向，不过，他们鉴于国内新文化史是社会史的自然延伸，往往以“社会文化史”这个在西方学术界局部使用的名词来指代新文化史。
目前，这两种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在学术路径上的差异比较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青年学者刻意撇清与本土社会文化史关系，认同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倾向。
本文主要从理论方法上总结概括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其中当然也包括学者们选择性吸收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之后取得若干新认识。
一、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主要收获。
从1988年刘志琴呼吁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向开始，到1998年3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之前，除了社会文化史兴起时刘志琴、李长莉的提倡与大致界定范围以外，10年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探讨比较少。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问题的40余位学者，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尽管当时可资参考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多，但学者们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向的意义、特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的意见仍然比较成熟。这对于以后社会文化史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如有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互动，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识等。这种意见对于社会文化史既深入社会领域同时又注重对社会现象作出文化解释的特色，把握得相当准确。对于社会文化史这种学术特色的追求和坚持，使得这门新生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整体把握，避免了盲目猎奇、鸡零狗碎的流弊。“所以礼虽然起源于俗，却高踞于俗之上，成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其涵盖面之广，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同义语，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与‘礼’相似的语词，这是有别于西方，从中国社会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理应成为本土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特有的礼治秩序之下，衣食住行、百姓日用无不具有伦理的意义，有的己经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从礼俗互动的视角可以考察中国的国情和民性，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属独一无二。
这些新认识的取得，大多与学者们个人研究实践的积累有关，并非凭空立论;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新文化史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刺激有关，面对较为成熟的西方理论方法的进入，中国社会文化史学者必须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对西方新文化史的选择性吸收。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普遍使用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概念，社会文化史学者也不例外。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二书里，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梁景和对此也有专文论述。不过，专长于社会史的常建华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吸收了匈牙利哲学家奥尔格·卢卡奇、法国学者昂利·列菲伏尔以及我国学者衣俊卿等人的意见，更加倾向于以‘旧常生活”来取代我国学者最为常用的“社会生活”;他还批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生活与文化的研究层面并未有效展开，心态史研究没有太多的进展”，其原因在于对新文化史理论吸收不足、学术理念转换迟钝。他呼吁在西方新文化史的关照下将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现在的中国社会文化史或许到了需要突破自身的时候，即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进一步调整研究策略，将文化作为能动的因素，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研究路径的差异。
黄兴涛坦言自己关于“她”字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勿，但他认为对于新文化史应该采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他理想中的文化史，“固然可以置重‘叙述’，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其根本旨趣“或在于更为多样生动的叙史方式，更为广泛灵活的材料使用，更为自觉的意义寻求和反思精神，更为浓烈的语言兴致……还有对于展示‘过程’高度看重，对于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呈现’，等等。而归根结底，其基础不外是对于文化‘主动险’作用的极度重视，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透视、把握、反思各种范围历史的空前自觉。”他明确指出“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仍是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不过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们有可以改进、发展的必要和空间。
三、结语。
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己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来说，二十余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至多可以算是开局阶段。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地带用力，甚至将社会文化的触角伸向政治、经济等领域，在传统学科起初不屑顾及或无力顾及的薄弱环节，以社会文化交叉视角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尽管在形式上显得边界不清晰，但确实有其明确的研究重点所在，并非漫无边际，无从把握，它的独到之处也不是其他传统学科能够取代的。另外，它不能也不必取代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但它的交叉视角所打开的新视野所体现的是一种史学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深化的综合化趋势，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补充了传统学科的不足之处，甚至对传统学科的某些结论加以颠覆。本土社会文化史在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知识人社会、生活质量、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理论创新意识。像这样的理论探索，还应该继续下去。一个脱离时代语境，无力参与时代理论创新的研究领域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史学者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提炼出了多少有生命力的概念、命题息息相关。
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本土社会文化史缺乏分析形象建构、权力关系等新文化史所擅长的手段，因而对于传统史学理念和方法冲击力不够大。这种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国内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索的主要收获是在结合中国实际，以现代化史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适度地采用分析形象建构、权力关系的研究路径并不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八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地球的污染已到了我们人类忍受的极限了，造成的后果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污染来源多种多样，有生活上的居民垃圾堆放；有工业上的污染，废气污水的排放；还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污染，毒大米的来源——农药的污染等等等等。
我们每天对地球环境的破坏都是非常深重的，同学们平时在学校里随地乱扔垃圾的时候可能在想——我就扔了这么一点东西，校园这么大，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学校里有多少同学，这么多的同学每天足迹遍布校园，如果都和扔垃圾的同学一样的想法，那我们的校园将成为什么样子，你们有思考过吗?再想一想平时各个家庭生活上产生的一些垃圾，要是在大街上随意乱扔，我们干净美丽的街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至于其他种类的垃圾就不一一叙说了。
总之地球环境的污染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它使人类各种疑难杂症增多，死亡率直线上升，对人们身心健康也造成极大的影响，而减少污染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肩负的任务。
地球环境与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让我们每个人团结起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共同的家园——地球。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九
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与以往讲述历史、揭秘自然的主题记录片有很大的不同，它触及了人类最根本、最共同的本能――吃，一下子激发了观众极大的热情，把纪录片的“窄众”变为了“广众”，然而《舌尖上的中国》成功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用现代传媒形式――微博，它具有巨大无比的传播力量，可以大大提升产品的符号意义。记住：今天明星、个人、企业等纷纷开设微博，究其原因就是在今天注意力稀缺的年代，真正能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的是有众多粉丝的明星。
明星粉丝们一般消费趋向是相同，对明星忠诚度高，接受意见领袖的意愿强烈。今天的微博和网购现象火热就是高消费能力、高文化素质的目标消费者的写照，微博传播成为品牌营销传播最快速而宽泛的终端阵地。可以说《舌尖上的中国》火热与成功，微博与网络是重要的推手，很多人在微博上发表评论，并不断被转载，且微博粉丝中许多人又是名人，这样进一步提升了它的知名度。
据此最新的研究认为用微博传播符号意义上呈现出新的特点（2012）：
1快速、准确的积累大量信息：每个人都是一个微博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简洁方便，入门槛低，通过“关注”和“转发”可以与关注人群实现有效互动，达到信息的快速传播。企业可以设立专门人员管理企业官方微博，从信息传播、动态新闻和市场动向进行把握，认真地与消费者做互动，累计粉丝群体，定时定量的发布企业消息，为企业品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这是目前任何一种传播形式（媒体）做不到的。
3内容的不确定性：网络上并未制定出相关的言论限制机制，任何信息的发布没有经过审核、编审和严格把关，一些不利于企业品牌谣言的传播会给企业网络舆情埋下了很多伏笔。当网络上散播出不利于企业的言论时，企业自身不能慌张，先自查，确定问题后利用微博平台，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及时认错，让消费者看到自己的态度，从而让企业化危为机。企业面对媒体时很盲目、被动，对危机的发生没有任何的预见性和策略性。
在微博或自媒体时代，网民可以自发的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因此企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前期，做好充分准备、中期与消费者互动，后期的跟踪报道，形成事件前、中、后期的传播链。
微博深度互动的要点：让消费者对品牌的塑造有足够的发言权，让消费者自身组织起来，开发和维护好“意见领袖”，从而形成印象深刻的品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品牌所要做的，仅仅是“轻轻一推”而已，这可以说它是网络时代营销中费效比和可控性最强的方式之一。
从消费者心理角度解码《舌尖上的中国》，能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在信息与网络时代下品牌营销成功的本质。市场经验告诉人们：成功的品牌营销就是如何确保企业或商家所做的要与消费者所想的一致。要想获得最大利润，经营者需要去预期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让我们从消费者心理解码《舌尖上的中国》成功。
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经营者目的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消费者所想、所渴望心理。《舌尖上的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舌尖上的中国》采用国际化的包装，以bbc纪录片的模式，传递浓浓的乡土气息、故乡情怀，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其次，该片摒弃过去中国式纪录片的表达方式，变讲知识为用美食讲温情故事，这一创新的拍摄手法，使它更具有好莱坞大片的味道。这正是今天观众（消费者）所渴望的、所想要的。透入一个个细节的细腻画面，高清的画质，使它更易获得观众（消费者）的青睐。如影片在表达“双低”卷烟内容上，表现今天的香烟虽焦油含量降低，但使消费者满足感下降，在未来可以从配方上进行技术创新，重新提高吸味的满足感。电视画面则从滤嘴、包装、烟丝等方面着手，提高“双低”卷烟的附加值，以高品质来赢得消费者的喜爱。这一切说到了这些消费者的心坎上，正是他们所想的、所渴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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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十
这本书主要讲了如何让我们的祖国越发的人杰地灵。想让祖国变得更加美丽，不仅要建设城市、建设农村，而且还要保护环境、创造和谐社会。
首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在美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忽略的发展危机，如堵车、缺水、乱扔电池等。只有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建设美丽的城市。
其次也要建设农村。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村都是脏兮兮的，随处可见垃圾。但是现在农村被改造的像城市，井井有条的让人不敢相信，可是环境问题还是不容小视的。如果大家能够保护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就能建设出欣欣向荣的新农村。
接着，还要让祖国的山水更美丽。祖国有许多的名山大川，景色秀丽宜人，可我们却在不停地破坏这些美景。为了保护祖国的山水，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做个环保小志愿者，一起去挽留祖国的青山绿水。
让家庭和学校也更加美好吧！它们就像成长的乐园，哺育着我们，可美中不足的是，这两个“乐园”里也有烦恼，比如父母对孩子出手大方的危害、不文明现象等。让我们要纠正这些错误，还孩子们美好的“乐园”吧！
最后，我们要像徐秀娟、杨善洲、姚明以及王君婧等，做一个心灵美好的中国人，不要做心灵灰暗的道德败类。认真学习，按时完成功课，将来就是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因为少年强，则中国强。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十一
读罢《舌尖下的中国》，掩卷沉思，思绪万千。执教“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我期待有更多深入反思中国食文化的著述问世久矣！诚如此书作者所言：“要彻底搞清中国的口腔文化，也许需要100个形形色色的持证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
与欧洲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不同，纵观中国历史，呈现出明显的循环往复和停滞性。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撰写了《停滞的帝国》一书，在这本书中，佩雷菲特的结论是，中国千年未变，“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多少次以最伟大的口号呼唤起来的革命，最终以改头换面的老一套猥琐地回归而告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此类的悲剧一再上演。
停滞的历史背后是停滞的文化，停滞的文化背后是停滞的人格。那么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在那本曾经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以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经验为基础，诚实而仔细地分析了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他为中国人归纳了26种性格特征。除了那些好的品质，负面的有：好面子、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我们不无伤感地发现：首先，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这些性格直至今日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中大行其道。其次，这些性格特征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口唇人格有很大的相似性，似乎隐寓了中华文明的某些不成熟性。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把人的一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0-1岁）。在这个阶段，婴儿欲望的满足主要是通过口唇的吮吸、咀嚼和吞咽等活动。婴儿即使不饿，也喜欢含着奶头不放，喜欢吸自己的手指也是常见的婴儿行为，所以婴儿的快感多来自口唇的活动。如果人格发展停滞在这一阶段，就会形成口唇人格，其最大特点就是自恋，是一个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人。这种人往往贪吃、抽烟、酗酒，过于依赖，总希望被照顾（被喂养），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自恋），强求别人，缺乏耐心，贪婪，多疑，悲观。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体会不到足够的爱，口唇人格的人难能有爱别人的能力。为了近乎掠夺性地取得储备，他们对待他人的基本方式是敌对、抗拒，而这种敌对，由于他们内心未能完成的成长过程，不是以成熟个体的方式体现出来，而是“咬”（如口出恶言）和“哭”（如自怨自艾），还包括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出于生物本能，他们也会打架，但做不到打完就了结，而是“打一架结一辈子仇”，他们也会有性和婚姻，但性冷感和性无能的比例会很大，婚姻也就难以幸福。与口唇人格的人相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获得安全感不是遵守规则和自我控制，而是通过“吃”“占有”甚至“掠夺”，长大之后他们也不习惯遵守实际的规则，尤其是那些妨碍他们满足口唇期欲望的规则。所以从法制到法治的过渡显得很难，“潜规则”盛行成灾，人们办事遵循的大多是“他不吃这一套”“给他点甜头吃吃”和“吃了人家的嘴软”。尤其当这样的个体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时，亚瑟・史密斯笔下那种“顽固的灵活性（inflexibleflexibility）”就在所难免。尤其对于那些企望摆脱或已经摆脱口唇期人格的人，这种“顽固”就显得更令人绝望了。口唇人格总是受到一种人的欢迎，即统治者。“父母官”称呼的发明绝非偶然，而恰好是人们发自潜意识对现实最绝妙的形容。口唇期的孩子依赖父母，服从权威，不敢反抗也不会有怨言，前提是能保证他们欲望的满足，即“吃”。这样的人管束起来是容易的，只要控制生存资源就可以。不难发现，弗洛伊德的以上分析和《中国人的性格》中描述的那些性格弱点不谋而合，而这些人格特质造成的社会后果相信读者都已耳熟能详。
如何从口唇人格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认为，在具体实行的`层面上，首先要逐步改掉自己贪吃的毛病。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的心理对应着行为，如果能把行为加以改变，那么对应的心理特质就会变化，例如著名的系统脱敏疗法。口唇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注意力集中于“吃”，而广义的“吃”又以对吃喝的喜好为基础，甚至对烟、酒等的过份依赖也是吃喝的一种扩展。婴儿要长大，就必须学会离开妈妈的乳头，学会用嘴之外的身体触碰世界；我们也必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馋，变“活着为吃饭”为“吃饭为活着”。素食吃得饱，就不必非得吃肉蛋奶；吃得到鸡鸭鱼肉，就无需为了“猎奇”而非要尝尝果子狸炖水牛鞭。也许这会让你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别人能吃而你不可以，但你一定不可以吃，就因为你试图长大，而别人还是个孩子，大人和小孩子比吃是很没有水平的。
其实嗜食贪吃是原始人类的通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生追求，普遍存在于屠夫、海盗、盗匪、杀人越货者、奴隶贩子、妓女、贪官、好勇斗狠者、虐待狂、暴君等人群中。但凡伟大的文明，无不和贪吃正面作战，以图提升国民性，走出口唇人格的陷阱。
以西方为例，古希腊第一位卓越的素食思想者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被称为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毕达哥拉斯认为动物也是有灵魂的，因此主张避免伤害动物，也不吃动物的肉，代之以植物性食物，并以此来要求他的弟子们。毕达哥拉斯认为“只要人不停止摧残低等级的生灵，他就永远得不到健康与和谐。只因为人大规模地屠杀动物，所以他们将互相残杀。播种杀戮和痛苦的种子是绝对不可能收获爱和欢乐的。”毕达哥拉斯的道德规范起初作为一种哲学伦理流行于公元前490至430年，旨在创造一种包括禁止杀生在内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以禁止粗暴的流血，特别是动物祭祀，以及倡导“永远不吃肉”。直至19世纪“vegetarian”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前，“毕达哥拉斯派”一直是素食在欧洲的代名词。公元前五世纪的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安培多克勒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倡导素食是因为相信灵魂可以轮回。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深刻揭示贪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剧性影响。柏拉图记录了一段苏格拉底和葛罗肯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说：城市应该简单，居民应以大麦和小麦为食，附以盐、橄榄油、奶酪和“农家风味的煮洋葱和卷心菜”，还有“无花果、豌豆、大豆”做的餐后甜点，烤番樱桃和山毛榉果，饮酒要适量。苏格拉底说：“这样做的人很可能能够平静健康地度过一生。”但是葛罗肯回答说，这样的一种膳食可能只适合“猪一样生活的群体”，人应该过一种“文明”的生活。他说：“人应该睡在软床上……享受当代的菜式和甜品。”换句话说，人应有权享受“奢华”的肉食。苏格拉底回应说：“让我们设想一下疾病流行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我们还要给需要吃肉食的人饲养各种各样的牛群，不是吗？”葛罗肯说：“我们当然得这么做。”苏格拉底说：“那么这种膳食会让我们更依赖医疗，不是吗？”葛罗肯不否认这点：“是的，的确是这样。”苏格拉底继续说，在这个奢侈的城市中，土地将会十分紧张，因为畜牧业会占据大量的土地。而土地短缺会导致市民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并由此引发暴力和战争，需要公正的裁决。而且，苏格拉底说道：“当肆意挥霍和疾病横行城市，法庭和手术室就会遍地开花，有才华者会争相进人这些领域，导致从业者的数量大量增加。”换句话说，在一个疾病和瘟疫流行的奢华都市，律师和医生将随处可见。在这篇文章中，柏拉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动物为食，实际上是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摄入动物膳食不能带来真正健康和富裕的生活。相反，以肉食为主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只能产生一个充斥着疾病、痛苦、土地纷争、诉讼和医生的人满为患的社会。
早在15前，希腊神学修道士庞义伐观察到当时的人们逐渐变得自我中心和骄傲，他草撰出8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是贪食、色欲、贪婪、伤悲、暴怒、懒惰、自负及傲慢。6世纪后期，教宗额我略一世将那8种罪行减至7项，将自负并归入傲慢，伤悲并归入懒惰，并加入妒忌。他的排序准则在于对爱的违背程度，依次为：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饕餮（暴食）及色欲。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调整了七宗罪的顺序，并再次强调其重要性，称之为“不可饶恕的罪行”（deadlysins），“deadly”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恶行属于原罪，例如盗贼的欲望源于贪婪。各种罪行其实环环相扣，所以各种各样的动机也被假设成是与各种罪行相连。例如骄傲（过度迷恋自己）其实暗示了贪食（过份消耗或浪费食物），其余各种罪行亦有相同的联系。与七宗罪相对立的是七美德，其中与贪食相对的是节制。
但丁在《神曲》里将贪食排名七宗罪的第二，并给予进一步的解释。现代的观点认为“贪食”指浪费食物，或是过度放纵食欲、酗酒或屯积过量的食物，但是在过去，任何因轻率而剩下的，都包括在贪食的定义中。而贪食也可以包括一些破坏性的行为，尤其指运动上争强好胜、物质滥用或酗酒。贪食的定义中包括了“沉迷”，所以，贪食除了指食物外，也包括对任何事物的过份沉迷（但丁的观点是“过份贪图逸乐”）。1589年peterbinsfeld把每种罪行和恶魔联系在一起，代表各种罪行的恶魔会引诱拥有相同罪行的人。贪食对应的是别西卜（beelzebub），又称“苍蝇君主”，圣经中以“鬼王”相称呼。“贪食”在地狱所承受的惩罚是：强迫进食老鼠，蟾蜍和蛇。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认为，贪食的惩罚是饥饿。
如果说，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数千年宗教信仰的训诫，已经慢慢走出了贪食的泥潭，走出了口唇期文明的婴幼儿状态，那么中华文明的出路何在？是否要全盘西化引进“七宗罪”的信仰？答案是：任何一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其自我更新的种子早已深植在其文明的底部。
正如王康指出的，中华文明有两条互相对立的发展脉络，一条是崇尚“世智，力可以。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十二
曾记否？白云悠悠，雄鹰自由自在的在高空飞翔；一道道青山横贯中华大地；一座座雪山披着那金霞光；中华好儿女在北疆、在森林牧场放牧、御马长鞭；绿水长长，难忘那九曲黄河、滚滚长河偕同百川奔流向海洋；烟雨村庄，小桥流水，硕果青黄，还飘荡着稻花的芬芳。
看如今：雾霾汹涌，ph2.5危害环境,青山不在，五十年不遇的泥石流、八十年不遇的沙尘暴、一百二十年不遇的大地震犹如下山猛兽，无情地将美丽的山河撕毁得面目全非；可爱的动物面临濒临灭绝的险境；稻花香愈淡。
忆往昔：“游过小河的白鹅红掌爱拨清澈，撒欢山坡的小鹿犄角舞动蓬勃；宝石蓝的天空里星星闪烁秋波，翡翠绿的大地上花蕾绽放羞！还有，还有蔚蓝的天空、梦一望无际苍黄的大地回荡着传奇、翠绿的春天、蓬勃着生机。
望未来：春雨轻声敲打着新绿；深秋幸福地收获金黄；河快乐甜蜜地流淌；星光闪烁璀璨的梦想；山水温暖地相依。山美、水美，山如画，秀丽多姿。
美丽又锦绣华南、神奇高原、风雪塞外，还有沃土中原，所以我们爱河浩荡、惊魂气魄，爱万里千山、沃土辽阔。
这本书讲述了，我们现在生态的美丽、校园的美丽，小区的美丽、动物的灭绝、不可忽略的危机、农村的美……现代生活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方便。现在的交通工具让我们出行更方便了，超市让我们买东西方便了。说到交通，虽然让出行方便了，但也经常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交通事故，像撞车啊、追尾……然而由于拥有交通工具的人越来越多，也经常发生堵车。农村，现在人人过去都不禁称赞上几句来夸奖现在美丽的农村。说到跟家有关的，我们的小区也难免会有不文明的现象，比如：经常有主人溜走的时候偷偷上了厕所也不搞掉，还有随地吐谈的人……特别多。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徐秀娟的女孩，她热爱仙鹤，在1987年9月16日在江苏省盐城市海滩丹顶鹤越冬地既然保护去，她为了寻找两只鹤时，不幸陷入沼泽，就再也没回来了……姚明，篮球火箭队的得力队员，在上海，人人都知道鱼翅是“高档”的东西，而姚明却拒绝吃鱼翅。实际上，姚明早在20xx年8月，就在新闻上发布并郑重宣布今后拒绝吃鱼翅。大家也许常常看到一个广告，是号召我们保护长海豚的，几年前，地球最后一头白鳍豚在孤独中离我们远去。现在，灭绝的警钟又为长海豚敲响……大家知道吗，有一个活动，叫“熄灯一小时”。这个活动号召大家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关灯，并做出一个环保改变。
这本书告诉我，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不让大自然母亲受到伤害。同时，我们也要像姚明、徐秀娟她们学习，好好保护动物，不让更多的动物失去生命。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现在优良的生活环境，努力学习，好好报答祖国。我们还要养成好习惯，不让别人觉得我们的习惯不好。还有，我们也不能整天都开着电，偶尔我们也要省电，让生活环保一点。我们也要好好保护环境，不让更多灾难发生在我们的附近。
中国文明文化史读后感篇十三
作者李录是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在这本书中，他试图通过一个更高瞻远瞩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文明与投资的关系。参考伊恩·莫里斯教授创建的社会发展指数，作者把人类的文明史分成三大跃升阶段，即1.0狩猎采集文明、2.0农业文明和3.0科技文明。这种分类完全根据莫里斯指数曲线增长的不同阶段来区分，体现的是莫里斯指数曲线增长的情况。
作者认为2.0农业文明的发展依赖于地理优势与作物丰富，因偶然因素出现。中东地区最后一次冰川季结束，正逢两河流域出现了一些野生植物可以被食用和野兽可以被圈养，所以出现了农业文明。2.0文明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文明，受到土地资源制约。
作者重点讲述了人类从2.0农业文明向3.0科技文明跃升过程中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的演进。作者认为3.0文明的本质是，出现了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经济后，这两者的结合造成经济出现了持续性的、累进性的、长期复利性的增长和发展。3.0文明的现代化，就是当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所产生的经济无限累进增长的现象。
知识的自由分享不需要交换，结合在一起就开始出现了复利式巨大的交换增量的增长。每次交换都产生增量，社会才会迅速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因此要拥抱3.0文明就必须加入自由市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
这样在相互竞争的不同市场之间，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企业、社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
接着，作者对于现今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了探讨。由于没有如大西洋贸易一般脱离管制下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中国无法自主的过渡到3.0文明，只能在自由贸易体系建立以后加入这一体系。中国今天的情况基本上是介于2.0文明和3.0现代科技文明之间，差不多处于2.5文明的情况。作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离开全球共同市场的几率几乎为零，中国要改变市场经济规则几乎也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所以，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大概率将持续保持在全球市场里、持续进行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按作者的观点，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要实现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作者认为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将对全民开放，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有企业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最终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过程。
作者又对于中国文化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和儒家、道家、法家文化的平衡，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厚而久远的。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将逐步进行传统文化的复兴，但是作者也认为，传统中国的道德伦理只突出强调了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如君臣父子、朋友夫妻等。中国需要建立起对于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准则，才能够更好的使得中国社会更适应现代生活。
本书的第二部分记述了作者的多场演讲，主要讲述在大趋势下的价值投资。作者认为，投资股票，其实是在投资公司的所有权。投资首先帮助公司的市值更接近真实的内在价值，对公司是有帮助的。投资不仅帮助公司不断地增长自己的内在价值，而且，随着公司在3.0文明里不断增长，造成的公司内生价值的不断增长，投资者分得了公司价值的部分增长。
只要对在安全边际内的那部分真懂，就可以有效建立安全边际。其次，股票的本质是一种公司的所有权，它的长期价值终究会向它代表的公司本身价值回归。最后，求知的路是无极限的，对于真知的追求也是无极限的，要永远对知识抱有好奇心和敬畏心，永远准备学习新的东西。
作者还在一次讲座中分析了他投资timberland这一家公司的经验。他从财务情况入手，提出自己的疑点，然后提出几个可能的情况，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进行验证。作者认为，投资研究应该像调查记者。凡是创立公司的人一般都有强烈的个性，都有历史可供考证，必须实地考察，并且密切关注这些细节。在做完一切研究后，所有的疑点都被理清，确定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以后，此时投资者就可以确定标的有了安全边际。这个案例的深入分析颇能给人以启迪。
纵观全书内容，作者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使用量化的指标去定性历史的发展进程，是非常有创意的分析方法。虽然有时作者概括程度过大，试图用过于简单的准则去统一规定社科方面的现象，容易被反例击穿，因此在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上有待于商榷，但总体来说可给人以一些另辟蹊径的启示。对于中国文化的分析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本身的儒道法家，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人格与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核心的作用。而科举作为阶层流动的传统实践，在今天也应该择其精华继承。
对于中国的信心便是对于在中国进行长期价值投资的信心。中国的市场并未像发达国家市场一般成熟而完备，而这也意味着长期的价值投资仍有很多机会。挑选优质的公司，与社会发展一同成长，方为长期价值投资的正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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